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的理论缺陷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社会矛盾论文,缺陷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这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曲折，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无法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重新认识和分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出具体的论述。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 但是列宁并没有亲眼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也未能对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矛盾做出具体分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是第一个直接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现实的革命领导人。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论断，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
对于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给予了科学的阐述。1956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明确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这两对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们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性质与状况，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 326在这里，运用“仍然是”一词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离开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大道，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仍然服从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而其中，相适应是主导的方面，相矛盾是非主导的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有着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的特点，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2] 326
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它反映到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必然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两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2] 318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必然有一种是当时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只有准确把握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工作，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积极而又有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决议当中。中共八大全面研究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作出了正确的估量，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直到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 这说明，这段期间全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中国主要矛盾已经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以及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的认识是一致的、正确的。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动的科学分析，党的八大才能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泽东是第一人。他开了时代的先河，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为我们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方面，由此带来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上的理论缺陷。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上的理论缺陷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有侧重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的倾向
毛泽东说：“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4] 这样就容易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主观地人为地去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具有能动作用的，但这种能动作用是受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制约的，离开这一点，我们在实践中就可能出现主观随意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沉重的，离开生产力的实际情况，认为所有制形式越公越纯越完善就越好，因此，无条件地追求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把它看成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灵丹妙药，最后反而使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受到限制。所以，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得出“最重要的一条，是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5]
(二)“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具有双重性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手段过于单一，最终导致两类矛盾的混淆
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成两类不同性质，并且把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创造。但是也由此造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双重性质：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但在局部上又有个别对抗性的现象；从总体上说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在局部上又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许多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问题，既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这个客观事实。显然，在实践中要真正处理这些矛盾时，需要一个客观准确的标准，但毛泽东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而导致其不够严谨和不够完善。这也为以后改变党的八大和他自己曾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埋下了伏笔。同时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是民主的说服教育，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这一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忽视了经济手段的运用，未能明确揭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调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突出政治而忽视了经济利益的调整，忽视了经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方面的努力，手段显得单一和陈旧，对于本来应该主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弥补制度上的缺陷而加以解决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却一直认为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并从思想上划分了阶级。当这些矛盾日益严重之时，必然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阶级斗争的思路来解决这些矛盾，结果导致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
(三)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
在八大召开之后仅仅一年，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中，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6] 至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时，他又把这一看法加以概括，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基本路线，执行这条基本路线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的逆转，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始终未能实现，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因而在20多年间，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理论缺陷的成因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误区，导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侧重了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实际上这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结果，所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成果，就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选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调整，重新走上了正轨并且迅速发展，并没有出现一个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无从得到。这个现实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独自发展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割断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先进的物质文化条件的联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自然变得片面、简单和主观化，只能用生产关系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什么是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把生产关系看做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力量，单一地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正如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文件中提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所以尽管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从理论上做了突破性的探索，但党还没有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不是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地方，而是希望加快改变生产关系，巩固公有制成果，结果造成生产力无法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7]
(二)对阶级划分方法的错误认识，导致毛泽东最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来是一个经济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而阶级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所以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导致了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它“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阻碍。”[8]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阶级和阶级划分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几十年阶级斗争洗礼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再加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的影响，使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原则，提出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9] 292。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方法使毛泽东在实践中把大量的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阶级矛盾来处理，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依据被夸大的事实，认为两个阶级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7年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提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个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0] 同时他还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反右派的范围，这种认识背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正如邓小平后来回忆的那样，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9] 609应该说当时大量的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由于毛泽东使用了错误的阶级划分方法，不仅导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而且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为地将阶级斗争视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认识模糊，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逆转
虽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从总体上讲，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明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将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并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学说，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大阶段包括小阶段的新预见，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11]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学说考察中国实际，制定了中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是，中国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有所不同，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起点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过渡时期的起点是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国过渡时期的终点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从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偏离了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观点，不断延长“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八大后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立足点，就是认为过渡时期没有结束，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正如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这样一个表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实质上忽略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过程，是一种急于求成、急于过渡、超阶段发展的冒进理论，从而否定了前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认识。正是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模糊，难以针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才会导致忽左忽右的错误，中国其后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束语
我们分析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充满着不同的社会利益调整和冲撞，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凸显。而能否准确把握和处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和前途。为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分析矛盾、勇于解决矛盾的精神和对社会主义本质深入探索的决心。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才能避免走弯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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