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与立业：胡风编辑出版活动的价值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价值论文,立人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风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一生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都与编辑出版工作密切攸关。绿原先生说：“胡风不是一个单纯的编刊物的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①这句话可做如此解读：胡风编辑出版活动关联着其文艺思想，二者具有同构关系；作为现代媒介的报刊，于胡风而言有着实现某种价值诉求的“中间物”性质。报刊“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心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在文学方面，则更有助于新作家的培养，与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这个制度在过去，已有过良好贡献”②。朱光潜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③编辑出版之于胡风，俨然已非某一技术性工种的选择，而是有着近乎疯狂性质的醉心痴迷。直至建国后，国家文化大统，编辑出版高度规范化，胡风仍然不改编辑刊物之心。作为从中学时代有过编辑经历，并在鲁迅指导下取得不俗实绩的胡风，深谙报刊的传播功力和影响效应以及对于实现文学社会效应的巨大推动力。所以，唯有编辑出版，方能实现文学能量辐射的高效率，充当践行知识分子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建立不世之功的重要载体。 一、立人：鲁迅遗产的继承与知识分子使命 由《呐喊·自序》可知，“幻灯片”事件是鲁迅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即由科学启蒙转向人文启蒙。鲁迅回忆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④但影片中国民众精神的麻木以及民族自尊的受损，使其思想有了新的转向，“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⑤。由医治病体到医治精神，“幻灯片”事件是一个推手，推动着鲁迅思考救人的方式；更是一种修辞，充当两种不同启蒙方式的转换界点。胡风没有类似事件的促动，他以文艺启蒙作为编辑出版的方向，一是源于作为知识分子感时忧世集体无意识的植入，二是对精神导师鲁迅启蒙思想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追随。 胡风认为：“启蒙的思想斗争总是在一种‘赶路’的过程上面，刚刚负起先锋的任务，同时也就引出了进一步的新的道路……这样说，并不是看轻了思想发展的重要，而是为了加重指出，思想的发展只能在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斗争里面真正地达到，而且也只有那些明确了自己历史任务的‘思想战士’，才能真正地去执行。”⑥彼时落后挨打的中国，需要疗救病体，根除淤积与沉疴，但更需要基于现实环境之上的思想启蒙。换句话说，我们的启蒙需要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唤醒民众抗战热情。促成救亡洪流是现时目的，国民思想的更新与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八·一三”事变后，战争形势空前严峻，上海地区的文化出版事业濒临瘫痪，文艺刊物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思想战士”胡风意识到改变现状的迫切性，“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⑦，遂与朋友凑钱，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他在《七月》发刊词中说：“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战争已经走向全面展开的趋势。如果这个战争不能不深刻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个战争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任务也是不小的……不错，在今天，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融合在抗日战争的意志里面……意识战线的任务就是从民众的情绪和认识上走向这个目标的。”⑧抗日救亡系全民性任务，民族解放与独立成为压倒性的中心工作。在“启蒙”与“救亡”两种现代性话语实践值域里，文艺界和思想界基本上达成共识，抗日救亡成为文艺工作的唯一目的。胡风作为有着革命性认同的作家，其刊物的主色调是进步、革命、支持抗日的，“胡风当时的刊物和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冲在前线的最前沿，猛冲猛打，不是躲在后方，寂寞孤独那种形象”⑨。《七月》具有鲜明战斗性，“闯将”引领作用也凸显无疑，成为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重要战斗性文艺刊物，因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胡风对抗日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在这种“全面展开”的状态下，激起死塘中的“浪花”固然重要，可是涤荡死塘中积压的“污垢”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胡风对救亡的漫长性深信不疑，但在持久战中更重要的任务是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⑩。正是考虑到战争的曲折性及抗战给予民族优化与民众革新的重要性，胡风不愿借媒介呼号鼓励民众走上前线。撇开军事斗争，他将抗日战争认定为一个文化环境，也即“意识战线”，编辑刊物的目的意在进行意识战线领域的启蒙，启民之弊，化民之愚，涤民之浊，使民众思想意识现代性能与民族现代性进程相同步，并能推动其向前发展。甚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胡风对启蒙依然矢志不渝，在1 948年给阿垅的信中说：“已经到了作文等于作战的情形了……无论如何，要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11) “描写封建势力的黑暗和对于人民的压迫、剥削，现在依然有大的意义”(12)。胡风反对封建及批判民众“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立场，接续“五四”启蒙传统，使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致于断裂。鉴于此，《七月》刊登一些歌颂光明、进步以及民众翻身解放、投身抗战的有“亮色”、有希望和有战斗热情的文艺作品与纪实作品；也经常刊登与抗战生活相去甚远的作品，剥离“阴惨惨的世界”，曝光“幢幢的鬼影”，揭发战争中的黑暗与疾苦。如路翎《黑色子孙之一》就描写矿主唯利是图，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及矿工之间一盘散沙和相互倾轧，既批判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也表达了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 胡风固然“感激”拥有“但丁的伟力”者能够把民众“由地狱一直引进天堂”，但更多期望那些地狱“诅咒”者。在胡风看来，前者有些乌托邦式空想，后者才是值得期盼的具有“现代的思维方法”的“文化先锋队”。作为编辑的胡风，意图通过现代媒介聚拢一个群体，最后能促成以抗日救亡为内驱力的文化运动。运动轨迹是“从民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诱发并且养成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由这参加战斗，同时又会从战斗里面涌出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继续成长，‘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并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这结果，是活的战斗力的养成……也就是，迎头赶上现代文化，‘使自己的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获得更进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潘梓年语)”(13)。胡风对文化运动的阐释，实则与康德的启蒙观较为接近，可以引为知音。启蒙导致了现代性的产生，而现代性是一种与现实状态和群体心性结构紧密相连的思想方式。换言之，胡风之所以坚持启蒙，意图彻底洗净民众灵魂深处的污垢，使之成为干净的有勇气的民众，进而以其现代性思维与智慧认识、解读现实世界，从而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浪潮中去，最终形成了民族解放与个体解放双赢的“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 二、立业：自我的不朽之业 将编辑出版的功用上升至服务民族解放与繁荣民族文艺高度，足以看出胡风对于现代媒介的重视和偏爱：“我景仰能够以拿破仑比拟的用笔的英雄，因而愿意替这样的英雄将坛搬运一点泥土；我相信新文艺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将来，因而愿意架起一道通到这个将来的，虽然太小但也许可以是聊胜于无的暂时应急的桥梁。”(14)正是基于编辑出版事业而非职业的体认，我们才能理解胡风在坎坷颠簸编辑出版道路上的执著与坚毅。正如牛汉所说：“编刊物丛书，是工作，不是空话，不是号召、美丽的语言。”(15)牛汉所言非虚，为了这个事业，哪怕是孤军奋战、惨淡经营与遭受口诛笔伐，胡风仍能岿然不动，保持编辑出版较大的自由度与自决权，同时，也保证了所出刊物与丛书的较高质量与艺术水准。其实，他的编辑伟业的筑建可用三个“一”来概括：一种思想；一个编辑；一个作者群体。 在胡风看来，编辑出版要想有序统一格调，需有明确的办刊思想。无论是《七月》，还是《希望》，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即为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有人称之为主观现实主义或者说体验现实主义等)。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指出前者具有脱离现实生活，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与口号化的创作态势，后者呈现出现实生活的表面化和无情感化，缺乏思想与情感的内涵。胡风认定这两种创作形态皆非真正的现实主义，只能麻痹读者，损伤读者现实主义的审美感。有鉴于此，他继承五四文学“人的发现”，提出了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强调作者主体与客体之间应有“相生相克”“互相搏斗”的过程，“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16)。胡风的理论与众不同，在于将作者的主观性充分调动起来，以意志与情感深入到客体对象之中，依据个体的“人格力量”“艺术个性”“感受力”“燃烧的热情”“深邃的思想力量”，去掘取能够映射现实生活的素材，将“燃烧着的战斗意志”与“生活内容”相融合，用发自胸膛的热情去认知事件的本质意义。基于此，他在选稿时厌弃那些“空洞的狂叫”和“淡漠的细描”，而中意“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的生活形象”的作品。这也就是他始终不愿刊发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著名作家作品的原因。反之，胡风对艾青的诗作大加赞赏，不遗余力予以推介，使其成为在《七月》上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并一跃领袖“七月诗派”。如艾青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七月》第七期)，胡风认为：“诗人是土地的儿子，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人的形象，使人禁不住伤痛。”(17)艾青的诗，既有对中国旧社会现状的准确而形象的把握，又有主观性认知的投射，显示出诗人深切的现实关怀，“不是分析，说理，也不是新闻记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的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18)。胡风所选的稿件，所出版的文丛，都是以他的文艺思想为判定标准。符合者用之，哪怕作者名不见经传，作品不甚完美；不合者弃之，哪怕作者名声在外或手足好友，作品臻至无瑕。以一种文艺思想贯穿编辑始终，确保了刊物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也形成互证互促效应。 胡风行使一个好的组织者职责，更坚信最好的编辑只能是自己。《七月》从周刊、半月刊到月刊，《希望》从第1集到第2集，其中还有《七月诗丛》与《七月文丛》，虽有妻子梅志在旁协助，编辑出版工作都是胡风一人完成。尤其是在那个战火频繁、生存环境乏善可陈的年代，看稿、跑街、校对、编辑、回信、退稿等，可谓头绪众多，工作量巨大。胡风不辞劳苦，担当繁重的编出任务而毫无怨言。窃以为可作如下解释：其一，在那个生存、生活与生命濒临威胁的环境里，刊物丛书生存空间狭小，文学性刊物尤难存活，被迫纷纷停刊。更何况，胡风办刊经费主要系自筹，市场物价飞涨造成办刊成本提高，战乱也造成发行渠道不甚畅通，且常常有各地图书馆要求免费赠刊。在如此艰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七月》与《希望》尚能运转运作已实属不易，断然无法应付编发团队的薪金开支。其二，胡风挚爱编辑事业，具有泥土般奉献精神。耳闻目睹了鲁迅先生的孺子牛品质，明志继承先生的精神，胡风甘做泥土来护花：“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中产生、长育出来的；没有这样的民众，就没有这样的天才……与其空等天才，不如做使天才能够产生、发育的泥土。”(19)从结果来看，胡风做到了言行一致，为文坛培育、提携了一大批作家便是明证。其三，唯有自己当编辑，方能集中实施自己的编辑策略与理论构想，这应是最主要的原因。胡风立志将刊物办成同人杂志，编辑多了，由于审美观、艺术观的不同难免相互之间出现隔阂与矛盾；尤其是充分利用杂志拓展公共话语空间的愿望就会受阻或变味。这点，胡风是有经验和教训的。有段时间，他与冯雪峰、茅盾等人合编《工作与学习丛刊》，就因编选理念差异闹过不愉快。自己全面负责杂志编出工作，虽然辛苦，却保证了从指导思想、内容安排到装帧风格上的整齐划一。做一个好编辑就是求“心安”。所谓“心安”，对于作者而言是不漏掉好稿子，不看名声看质量。对读者而言，看是否契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胡风认为，编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估定读者要买写什么而编”，另一种是“诚信要给读者一些什么而编”(20)。前者是一种投机式做法，一味地迎合读者的趣味与需要，不管需要是否健康是否有利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后者具有较大主体性，充分把握好读者的审美层次，既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要，“肃清”不良的阅读嗜好，培养健康的阅读需求，更能实现自己不朽之宏愿。1946年，胡风回到上海，目睹了黄色杂志泛滥景象，迅速编辑出版了《希望》第2集共4期，因为：“在今天的上海，革命的新文艺所占的比重是太小了，然而大海总是由细流汇成，开发有抗毒素的清洁的细流，扩大有抗毒素的清洁的细流，将是我们的任务。”(21)由此可见，胡风醒世救人初衷依然未变，只不过其编辑出版坚持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保持“群而不党”的编辑姿态，营造清醒的、自由的、民主的，具有话语权的编辑氛围。 对于作者，胡风要求不仅仅是队伍稳固，更是“同道伙友”。创办《七月》后，胡风表明：“《七月》一开始就发誓不给文豪们作交际的客厅，为新文学接一点元气。”(22)其意在最大范围内集结有志于新文学的同道，为民族解放和文艺繁荣“团结一批作家，形成一股力量”，避免刊物成为文豪们应酬唱和的阵地。前期《七月》的主要撰稿者系鲁迅的学生、胡风的朋友，如萧军、端木蕻良、萧红等。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续全面阶段，这些作家要么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及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学习、改造思想，生活得不自在，写也写得困难”(23)，要么远走香港等地，交通不便，交流不畅，组稿尤其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大多是鲁迅的追随者，胡风无法将自己的文艺思想加诸于这些同辈身上，分歧与争论已不新鲜。《七月》重庆复刊时，胡风发出“愿和读者一起成长”的召唤，其实更多是吸引未成名的，而又愿意将自己当作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能够接受选稿原则：“特别希望在前线的，在战区的，在伤兵医院的，在后方民众如农民工人店员中间工作的同志把切身体验到的生活写给我们。但在这个工作里面应特别注意几点：一、得抓住要点，避免冗长的平铺直叙；二、作者的态度应须真实，冷淡或夸张都是不好；三、得有批判的精神，任何黑暗或污秽的东西，都应大胆地揭出；四、须在文字上去掉概念的抽象的议论。”(24)胡风深信，青年作者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给予适当的土壤与温度，便能激发他们的创作潜能，发挥他们的创作热情，尤能随时革除创作中的不良倾向，避免“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侵染。于是，在胡风影响下，一大批作家如田间、东平、孙钿、鲁藜、天蓝、冀访、阿垅、邹荻帆、曾卓、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舒芜、化铁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起来，集个体为群体，对文坛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成为“能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的人”。 时至今日，胡风已经逝世近三十年，可他依然是学界探赜未竟的话题。就其编辑活动而言，围绕着“同人杂志”和“宗派主义”的争论更是歧见丛生。研究鲁迅，提倡“回到鲁迅”，那么，我们研究胡风，自然也应回到胡风那里去。要探究胡风的编辑理想，不是将胡风置于现在的语境下进行审视，而是要还原到彼时那个特殊的时间坐标之上。作家邵荃麟说过：“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辑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进步思想。”(25)用历史思维客观地看，胡风之所以矢志坚持“同人哲学”，是着眼于个体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编辑向度，希冀在一个“民声寂寥、群志幽闭”的社会里，提供有别于政治鼓动与教育宣传、能够“唤醒民众”、介入现实斗争、推动民族进步事业、提供个体精神自由的公共空间。质言之，他就是要凭借报刊这一现代媒介来实现自己立人与立业的人生价值。 注释： ①⑨(15)(23)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②《沈从文文集》(12卷)第6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③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第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⑤《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张业松：《路翎批评文集》第91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⑦张晓风：《胡风书话》第35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⑧(12)(13)(18)《胡风全集》(第2卷)第499、258、542、44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1)(14)(22)《胡风全集》(第9卷)第24、198、46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20)(21)《胡风全集》(第3卷)第523、18、32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胡风回忆录》第1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胡风全集》(第7卷)第5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胡风：《在武汉》，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25)转引自牛汉：《散生漫笔》第8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标签：胡风论文; 鲁迅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希望论文; 七月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