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与偶然、自然与人为的互渗互动——试析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契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契机论文,自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76.3；K2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6-0210-05
历史传说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历史传说追本溯源，找出它的生成根据。各种历史传说的生成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又体现出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历史传说的生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要从多个方面对历史传说的生成进行探索，而不能只关注某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
历史传说有时产生于对历史的朦胧记忆，是用联想和想象对以往历史所作的叙述。由于所间隔的历史时期年代久远，后人已无法对当时的历史事实有确切的把握，所以，不得不用联想和想象加以补充，于是产生一系列历史传说，这以《尚书》中《尧典》、《舜典》所记载的尧舜传说最为典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这是反映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有合乎历史实际的因素。同时也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联想和想象的成分。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否历时七十年之久，未必真的如此。尧先是通过四岳了解舜的为人，然后对他进行考验，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观察他的行为人品。如果按年龄推算，尧当时已在位七十年，应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其女儿亦当年高龄长，很难再是待嫁之女。由此看来，把尧在位说成长达七十年经不住推敲，是后人的附会和夸大。尧在以政务考验舜的能力之后，又把他“纳于大麓”，而舜则“烈风雷雨弗迷”。这种对于人的生命力的考验放置在最后阶段，实在有悖事理，令人无法理解，因此，后人往往曲为之说，以证明它的合理性。这可能是舜的一次人生历险，与尧对他的考验并无关联，但在历史传说生成时期被整合到尧的考验项目中，造成舜的神异性。尧舜时期的历史对于后人来说只存于朦胧的记忆，可是，人们又要尽可能具体详尽地再现那段历史，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也就应运而生，朦胧的记忆和真实具体再现历史的愿望形成一种张力，导致这个历史传说的生成。
《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史前时代的歌舞传说，也是缘于对历史的朦胧记忆：
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以上文字叙述的是从黄帝到虞舜时期各部族歌舞的制作情况，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咸池、承云、九招、六列、六英、大章等乐章名称，散见于先秦多种典籍，其中《庄子·天运》篇对咸池之乐的描写极尽铺张渲染[1]502～508。尧出自黄帝系统，以野兽为图腾对象，其乐“致舞百兽”，表演的是图腾舞。帝喾是东夷部族首领，以鸟为图腾对象，“令凤鸟天翟舞之”，同样是表演图腾舞。帝喾、虞舜同是东夷部族成员，所以，舜和帝喾在歌舞制作方面一脉相承，都以九招、六列、六英为名。上述记载具有历史真实性，是比较可信的。不过，其中仍有许多想象的成分。黄帝时期是否已经开始金属冶炼，并且能够铸钟，无法加以验证。黄帝时期是否已经有严密的历法，也是一桩悬案。把黄帝演奏咸池之乐的时间精确到具体的月份、时日，其可信程度更是令人怀疑。颛顼的乐倡鱓究竟是由人扮演还是由水族动物充当，展示的是恍惚迷离之象，无法得到确解。从黄帝到虞舜都是史前时期，因此，后人对那段历史依然只能有朦胧的记忆，而不可能有确切的把握。可是，在追溯古乐的历史生成时，又要尽可能对它作全面具体的描述，这种矛盾导致一系列古乐传说的出现。
由于对历史的朦胧记忆而又要具体地再现历史所构成的张力是早期历史传说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的传说，更清楚显示出它得以生成的这种契机。
历史传说的生成，有时缘于历史记载的简略和缺乏。历史记载往往过于简略，而人们却是希望更详尽地了解历史；历史记载经常出现某些空白，而人们却期待系统而完整地把握历史。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历史传说应运而生，它对历史起着补充作用。
《尚书·尧典》记载，舜当政期间，“流共工于幽州”。为什么舜要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单从《尚书》本身找不到答案。到了《史记·五帝本纪》，这个问题开始明确起来：
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
在这则历史传说中，共工被流放的原因很清楚，他为人貌似恭敬而行为怠慢。尧勉强任命他担当工师之职，结果是不遵法度，胡作非为，犯下过失。司马迁之所以把这个传说写入文中，为的是增加历史的透明度，追溯共工被流放的原委。如果不把他的过失交代清楚，就无法说明他被流放的合理性。至于共工是否真的犯有上述过失，那不过是历史传闻，找不到其他根据。
《史记·殷本纪》对伊尹归商有如下记载：
或曰，伊尹处世，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
这是关于伊尹离夏归商的一种说法。那么，在夏、商之间，伊尹为什么选择的是商？他对夏究竟有哪些憎恶？文中都没有指明。后来出现的伊尹传说力图提供问题的答案，《韩诗外传》卷二写道：
昔者桀为酒池糟鷿，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至，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至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
夏桀的荒放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新序》的《刺奢》、《节士》都有和上面类似的记载[2]。夏桀确实把自己居天子之位比做天上有太阳，事见《尚书·汤誓》。上面的传说对于和夏桀相关的材料进行整合，把伊尹去夏归商一事置于其中，构成一则情节完整的历史传说[3]。这则传说之所以能够生成，就在于以往文献对于伊尹为什么离夏归商的选择只有简略叙述，无法使人全面了解历史真相。这则历史传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
历史记载有时还会存在空白，从而造成历史叙述出现断裂，这同样是历史传说生成的契机。《左传·成公八年》记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郄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
这里的武指赵武，是赵庄姬之子。赵婴齐通于庄姬，被赵同、赵括放逐，引起庄姬的愤怒，赵家遭灭族之祸。赵武因赵庄姬是晋成公之女得以留在宫中，免遭杀害。《国语·晋语六》有赵文子，即赵武始冠礼的记载[4]，《国语·晋语七》和《左传·成公十八年》又有晋悼公任命赵武为卿、统帅新军的记载[5]。把以上史料相排列，赵氏家族的历史就出现一段空白。赵武怎样由幸免于难的孩子长大成人，又成为晋国的重臣？这是个历史悬案，《左传》、《国语》的记载无法解开这个谜。赵氏孤儿这个著名的历史传说，就在这种情况下生成的。赵氏孤儿传说分别见于《史记·赵世家》和《说苑·复恩》，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出现一批肝胆相照、知恩图报的义士[6]。赵氏是晋国的名门望族，它的兴衰牵动后人的心灵。而史书对赵氏家族相关记载的空白，为人们发挥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设想，如果《左传》、《国语》对赵武的童年经历有明确的交代，那么，赵氏孤儿传说得以生成的几率就很低，即使有类似的历史传说出现，也不会如此丰富复杂、悲壮感人。
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还缘于重大历史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尤其是那些关乎国家兴亡的重大事件，更是引发历史传说的重要媒介。
武王伐纣是商周之间的一场决战，它导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尚书》中的《牧誓》、《武成》对这场决战的叙述都比较简略，尤其是具体的行军经历，根本没有涉及[7]。由于这场战役事关重大，后来陆续生成一些相关的历史传说。《荀子·儒效》写道：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进诛纣。
武王伐纣面临的是敌众我寡的形势，再加上是以一方诸侯的身份讨伐当时尚据天子之位的殷纣王，周军必然存在沉重的心理压力。这则历史传说采用典型化的笔法，把诸多对周军不利的因素集中组织在一起，展示出周军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欠缺。由于这场决战事关重大，所以，它激发后人的想象，努力去推测周军为何能取得胜利，从而出现一系列影响士气的负面事象，以此表现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实属不易。
夏、商、周三代更替是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同样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且也伴随产生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辅佐他获得成功的主要人物是管仲，由此而来，齐桓公和管仲的传说也就不断产生，广为流播。《管子》出自稷下学者之手，许多篇目假托管仲立言，收录的历史传说也极为众多。除《大匡》、《中匡》、《小匡》集中叙述管仲对齐桓公辅佐之功外，其他篇也有众多相关的历史传说。
历史传说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联表明，历史传说在选择题材时，往往更关注重大历史题材，这类题材的历史传说是主流，而其他普通题材的历史传说则处于次要和附属地位。历史传说和其他传说有所不同，主要取材于历史，而那些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则是历史上的亮点，是历史传说首先关注的对象。
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还往往缘于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尤其那些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更是催生历史传说的重要酵母。在早期历史传说中，史前时期的五帝占有较大的比例，尤其是列在五帝之首的黄帝，关于他的传说极为丰富。《韩非子·十过》篇有如下记载：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这则传说已经把黄帝神化。黄帝不但是人间的首领，而且还统辖鬼神，是神界君主。正因为如此，风伯雨师一类自然神充当他的侍从，飞禽走兽也都保护他的出行。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对黄帝的高度崇拜，不可能产生这则近乎神话的历史传说。
在早期历史传说中，黄帝被描绘成无所不能、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完人和神灵。而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某一方面的优秀表现，催生出相关的历史传说。成汤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吕氏春秋·顺民》篇有如下记载：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磿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这是流播甚广的汤祷传说，《淮南子·主术训》也有相关记载[8]。这则传说显然是由于对商汤体恤民情、关爱百姓的美德充满景仰而生成，用以歌颂他以身相祷的牺牲精神。其中的“剪其发，磿其手”，是指剪掉头发，磨短指甲，使自身洁净以充当人牲，取悦于神灵。这则传说生于商汤的仁政爱心，是以当时遭遇的大旱作为历史背景。
缘于英雄人物的事迹而生成的历史传说，往往是对英雄人物特殊经历格外关注的结果。其特殊经历主要有两类最容易生成历史传说，一是传奇经历，二是苦难经历。
伊尹作为商汤的辅佐，他与汤的遇合就带有传奇性。《史记·殷本纪》写道：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司马迁对伊尹遇成汤一事的记载比较客观谨慎，同时叙述两种不同的说法，上面引录的是第一种说法。伊尹作为有莘氏的陪嫁人员，以厨师的角色出现，向成汤陈说美味，最终得到重用。这种经历带有传奇性，并且饶有兴趣，激发后人编写出与此相关的历史传说。《吕氏春秋·本味》的传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皟火，衅以牺獜。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
以上所录中间删去的大段文字，叙述的是伊尹向成汤介绍烹饪之术、天下的美味佳肴，写得洋洋洒洒，铺张扬厉，仿佛是一席聚天下美味的盛宴。这则传说以夸张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伊尹怎样以滋味说成汤，他列举的美味都是什么，以哪种方式取得这些美味。整个传说围绕美味展开，伊尹这个人物的传奇色彩十分鲜明。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经历，这个传说就无由产生。
再看由苦难经历而生成历史传说的情况，这以孔子的陈蔡绝粮最为典型。《论语·卫灵公》写道：
在陈蔡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有关陈蔡绝粮最原始的记载。孔子在这场人生磨难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随遇而安的精神，与子路的躁怒形成鲜明的对照。到了《庄子·山木》，陈蔡绝粮作为历史传说出现：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
这则传说后面还有大段文字，是孔子对自己所说四个命题的具体解释，继续以对话的方式展开。《论语·卫灵公》的记载显示出孔子随遇而安，不因困境而消沉愤怒。《山木》篇的陈蔡绝粮传说则进一步强化孔子的乐观精神，描绘出虽困犹乐的击木而歌的场面。他对颜回所提出的四个命题，则是用以具体说明如何安时处顺。孔子陈蔡绝粮的苦难经历，为道家阐述学派的处世之道提供了素材，于是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加工改造成道家认可的历史传说。《山木》篇还有一则陈蔡绝粮的传说[1]679-680，完全是采用寓言化的写法。大公任前往看望处于困境中的孔子，经他一番开导，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这已经不是历史传说，而是地道的寓言故事。
由于人生苦难经历而生成的历史传说数量较多，如商汤囚于夏台、周文王囚于羑里、晋公子重耳流浪、伍子胥逃亡，都生成一系列相关的历史传说。人生的苦难经历之所以具有催生历史传说的功能，就在于古代先民具有深重的忧患意识，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生痛苦体验中去汲取动力和借鉴。
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有时还缘于对某些特殊器物的崇拜。由于某些器物在先民那里具有神异和崇高的属性，因此，往往把这些器物加以神化，产生出相应的历史传说。
律管是定音的器具，关于它的由来，《吕氏春秋·古乐》写道：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
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日“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
在前半部叙述中，砍竹制律管的情况基本是可信的，合乎律管的制作实际，是以后代通用的律管为参照加以陈说。至于后面的听凤鸣以别十二律的说法，则是把律管加以神化的产物，是出自联想和想象。首先，凤凰这种飞禽的有与无，根本没有得到验证。其次，即使真的出现凤鸣，也不会那样整齐，并且合于乐律。乐有十二律，故以十二只凤凰的鸣叫加以附会。律有阴阳之分，六阴六阳，于是出现凤凰“雄鸣为六，雌鸣亦六”的传说。
《国语·周语下》有如下记载：
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周景王将铸大钟，向朝廷乐官伶州鸠询问乐律之事。伶州鸠把乐律的由来说得很神秘，并且提到合于天道的高度。乐律对于古代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对它带有好奇心和神秘感，黄帝令伶伦制律的历史传说，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这个传说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把音乐与生命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九鼎传说也是器物崇拜的产物。九鼎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镇国之宝，夏、商、周三代都把拥有九鼎作为天子之位的标志，有关九鼎的历史传说也就应运而生。《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东周王朝大夫王孙满在回答楚庄王问鼎时有如下话语：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王孙满叙述周鼎在夏、商、周三代的迁徙情况，符合历史事实。他对九鼎最初铸造及功用的叙述，则带有想象和夸张成分。九鼎究竟铸的哪些图像，王孙满没有指明。为什么有了九鼎百姓就可以入川泽、山林而安然无恙，王孙满只用“民知神奸”一语简单带过。这则历史传说把鼎说成德的载体，是理想化的总结，和鼎的实际功能并不相符。
中国古代早期的器物崇拜是普遍存在的，除了那些特殊器物之外，许多常用的器物往往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并由器物崇拜生成一系列的发明创造传说。《世本》卷一收录大量发明创造传说，如：伏羲作琴、女娲作筐簧、沮诵仓颉作书、黄帝造火食等[9]5-13。这些发明创造传说在初期大多比较简单，有的只是一句话，个别传说稍微具体一些。如“伏羲作瑟”条张澍补注：
《风俗通》引《世本》云：“宓羲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弦。”《皇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9]6-7
这则关于瑟的传说是在流播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的，开始阶段也是很简略。这类发明创造传说一方面表明先民对日常器物的关注，同时也是歌颂历史上那些发明创造家，这就涉及到历史传说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关联。
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有其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对历史故实多有依傍。同时，也有一部分历史传说基本不具有历史的客观性，而是由主观意念出发而创造出来的。如《吕氏春秋·古乐》有如下记载：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解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朱襄氏之名，在先秦典籍中独见于此，没有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虽然后来的《遁甲开山图》、《帝王世纪》、《金楼子》、《三皇本纪》、《路史》等加以沿用，但其真实性大可值得怀疑。其实，朱襄之名，不过是阳气过盛的别称。朱，指红色，在阴阳五行说体系中，红、火、热属于同一系列，都属阳。襄，升、举、高之义。《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襄，指升高。这样看来，朱襄指的是阳气过盛，正因为如此，伴随出现相应的自然灾害。至于说“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气”，同样是由抽象理念衍生出的情节。《礼记·乐记》称“丝声哀”，瑟属于丝竹乐，其基调属阴。按照古人的这种划分，瑟乐招来的是阴气，使以类相动，用以消除阳气过盛所造成的危害。整个这则传说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载体，是由理念生发出来的。
《荀子·宥坐》有如下记载：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川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确实有过观水举措，事见《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是，观水过程中和子贡的上述对话，并未见于《论语》。其实，上则传说同样是从理念出发而生成的，并不具有客观性。所秉持的理念就是孔子的名言警句。具体见于《论语·雍也》：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所说的“知者乐水”富有哲理性，成为得到儒家普遍认同的理念。《荀子·宥坐》的作者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衍生出孔子观水、与子贡论水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仁、智是孔子非常重视的两种美德，但在这则传说中都没有出现。传说的创制者似乎有意回避运用这两个术语，以免显露出是从“知者乐水”理念出发敷衍出的历史传说的蛛丝马迹。“仁者乐山”，儒家后学从这个理念出发，同样生出孔子登山的传说。《韩诗外传》卷九记载：
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击钟鼓者，上闻于天，下槊于地。使由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茝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之冠，为子宰焉。”
孔子与其弟子对话言志传说极其众多。这则传说的背景置于戎山之上，显然是由孔子“仁者乐山”的理念而衍生出来的。关于戎山的具体方位、名称，学界有各种考证、猜测，或谓农山，或谓峱山，都缺乏足够的证据[10]。其实，这里所说的戎山，不过是假托之名。孔子令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子贡、颜渊的回答都围着战争之事进行陈述。既然所述为兵戎之事，因此，所登之山也就以戎山称之。这则传说的主角是颜渊，孔子对他的评价最高，以致甘愿为其作宰。颜渊的志向是行仁政，根除战争，这正与孔子的“仁者乐山”理念相合。孔门师生以论兵戎始，以行仁政终，归宿还在于仁。这则传说的设计很巧妙，并且采用象征、暗示的笔法，把仁者和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显得水乳交融。
历史传说得以生成的契机多种多样，以上只是就主要契机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历史传说生成过程中，往往是多种契机同时存在，多种因素形成一种合力，催生出各种传说。以上对各种契机的类别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导致历史传说得以生成的要素不但极其众多，而且经常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