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林论文,称号论文,过程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嵇康、阮籍先后于曹魏景元三年、四年谢世，“竹林之游”只能发生在曹魏时期，这是学界共识，但关于“竹林之游”与“竹林七贤”的研究却存在误区。学界一般都以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中的记载为研究起点，或者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讨论名号的来历，殊不知其研究的基石应是仔细甄别关于他们的材料出自何处、产于何时，而不应用刘义庆《世说新语》、唐修《晋书》中的材料来讨论“竹林之游”与“竹林七贤”的出处问题。仔细梳理这些材料，辨明编撰时间，会发现魏晋士人对于嵇康、阮籍等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可并给予极高评价的，而是有一个认识与接受的过程。
研究“竹林七贤”应先立足于“七贤”自己的作品，其中王戎、刘伶、阮咸三人无一字言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主要需考察嵇康、阮籍、向秀、山涛的作品。
嵇康并不讳言与朋友的交游。《与山巨源绝交书》显示出他与山涛的深厚友谊，“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常谓知言”，“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①字字体现出山涛对嵇康不愿出仕的了解与欣赏。嵇康写此文，意在与司马氏政权绝交，向山涛托孤。该文还称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驰之阙”，说明嵇康与阮籍深识深知。该文还提及公孙崇、吕安，虽然他们没有进入“七贤”之列，但也真实反映出当时嵇康的朋友圈。《与吕长悌绝交书》清楚交代了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从相识相交到要与吕巽绝交的全过程。除这两篇外，《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文章，也反映出嵇康曾就当时热点问题分别与向秀、吕安、张辽叔进行辩难的过程，说明与他们有过往来。嵇康的赠答诗不少，有《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酬郭遐周、郭遐叔《答二郭》三首，《与阮德如答》一首，却没有一首他与“七贤”其他人相往来的诗作。
阮籍作品中明确标明对象的有《与晋王荐卢播书》、《答伏义书》、《为郑冲劝晋王牋》、《辞蒋太尉辟命奏记》，这说明他曾与司马昭、卢播、伏义、郑冲、蒋济之间有往来，但其中没有一篇是与“七贤”相关的。阮籍存诗很多，却没有一首像嵇康那样明言与某人作，更找不出他曾与“七贤”其他人往来游晏的痕迹。虽写及交友，但往往抒发的是知音难觅的孤独情怀。
向秀《思旧赋》专为伤悼嵇康而作。文中不仅交代了自己与嵇康曾经一起往来游晏的关系，而且在抒写自己深沉悲愤之情时还给予嵇康一定的评价，“不羁之才”、“志远而疏”、“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尤其写到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②的坦然。
山涛《启事》有一则曰：“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史曜出处缺，散骑侍郎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③这表明山涛对阮咸的赏识以及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魏诗》较为完备，除郭遐周、郭遐叔、阮侃三人与嵇康赠诗外，再没有任何与“七贤”相关的作品。当时流传的歌谣不少，却没有一首是关乎嵇、阮等人的。严可均辑录《全三国文》，除前面提及者，还有伏义《与阮嗣宗书》、嵇叔良《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相阮嗣宗碑》两篇与阮籍相关。前篇除写阮籍不拘礼节的种种任诞行为外，还反映出当时对于他的“善”、“恶”的两种评价：“英才秀发，邈与世玄，而经纬之气有蹇缺矣”；“智不出凡，器无隈奥，而陶变以眩流俗”。④后篇碑文主要以颂赞为主，称阮籍“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和光同略，群生莫能属也；确不可拔，当涂莫能贵也。或出或处，与时升降；或默或语，与世推移。望其形者犹登岳涉海，荡然无以究其高、测其深；览其神者，犹旁璞亲珪，肃然无不钦其宝而伟其奇也”。⑤
显然，以上所引诗文只能反映出嵇康与山涛、阮籍、向秀以及山涛与阮咸的联系。时人作品中没有一字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竹林之游”。当时虽有关于阮籍、嵇康的评价，即使撇开贬抑不说，单从褒赏而言，不管是向秀评嵇康，还是嵇叔良赞阮籍，都没有落在“贤”字上，更不用说“竹林七贤”的称号。
“竹林七贤”之号不见于曹魏文献，并不是因为政治残酷、资料缺失。嵇康既然能写与山涛、吕安、吕巽、公孙崇的交往，敢与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诗文唱和，那当然也能写其与阮籍等人游于竹林、饮酒谈玄之事。再者，嵇康死，向秀写文悼念，明言他与嵇康的关系，还高度赞扬嵇康，同理其他五人也能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有两种可能：一是七人的“竹林之游”纯为后人所造，正如东晋庾亮所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⑥二是七人齐聚竹林是事实，只不过在他们本人以及时人的心里并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忆与影响，因此不加记载。但不管哪种情形，当时并没有出现后人所关注、推崇的“竹林之游”，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竹林七贤”之称。再者，士人的称号一般源于他人的褒贬，或自己的标榜。如汉灵帝时袁秘、封观、陈端、范仲礼、刘德、丁子嗣、张仲然七人曾获得来自朝廷的“七贤”称号，⑦旌表他们为保护其主赵谦而死节的忠义行为。但嵇、阮他们与当政者格格不入，嵇康还死于司马氏之手，朝廷不会将“七贤”之号加于他们身上。在汉末曾出现过士人之间的标榜，像“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名号一时风起，但党锢之祸后，士人已厌恶了这一切，不再以君子型人格来对抗社会，因此也不太可能有来自嵇、阮他们为标榜自己的“七贤”之称。再说当时的人伦识鉴早已超越旧时的道德伦理，而着眼于才性，像当时刘邵《人物志》、钟会等人《四本论》，品人主要热衷于形上研究，在流目中没有孝廉、贤德这类道德极浓的名目，而是出现了此时特有的名目“英雄”。嵇康他们品人，一般也不用“贤”字，如嵇康评阮籍“至性过人”，山涛品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并且嵇、阮他们追慕的理想人格也不是“圣贤”，而是超越世俗的“弘达先生”、“大人先生”。因此曹魏文献中没有“竹林七贤”之号，也在情理之中。
西晋文献有魏史、晋史所载以及时人相关作品。曹魏史书虽多，但除《三国志》外，《魏书》、《魏志》、《魏略》、《魏氏志》、《魏国统》等都残缺不全。而关于嵇、阮的记载只见于《三国志》卷二十一：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记载简略，且无一字言及交游，关乎评价、称号。而其他魏书则连这样的记载也不见。虽有资料残缺的问题，但这不是根本。因为裴松之、刘孝标在给曹魏其他人物作注时还引了《魏书》、《魏志》、《魏略》、《魏氏春秋》、《魏氏志》等书中材料，说明这些书当时还在。而不见有关嵇康、阮籍的材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书中根本没有关于嵇、阮的记载，二是其记载也像《三国志》那样简略，没有注引的必要。也有学者强调这是政治严酷的结果，⑧其实不然。嵇康是被司马氏诛杀的，但阮籍不是。而且其他如曹爽、夏侯玄、王凌、诸葛诞、何晏等死于司马氏屠刀下的人物，他们的传记也并没有像嵇、阮这样简单。再说陈寿撰《三国志》也不在政治斗争最残酷的正始年间，而是在西晋太康时期。这时司马氏早已一统江山，晋武帝也一改以往态度，善待那些葬身于禅代之路上的名士后代。如太康二年，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陈寿撰书时应不会有太多的顾忌。
还有一部《魏纪》，其书不存，却存有一则材料：
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⑨
这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关于“竹林七贤”称号的记载。《隋书·经籍志》载：“《魏纪》十二卷，左将军阴澹撰。”阴澹在房玄龄《晋书·张轨传》中被提及：“永宁初，(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轨永宁初为凉州，在州十三年，在那里他重视文教，阴澹为其“股肱谋主”，《魏纪》或撰于此时耶。
晋史有多种，成于两晋之际的有干宝《晋纪》、王隐《晋书》、虞预《晋书》。他们经西晋而东晋，其西晋史实大多亲身经历或从父辈处来，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晋时的看法。山涛、王戎、阮咸、向秀、刘伶活到西晋，在这些书中有他们的记载是理所当然的。而嵇康、阮籍终于曹魏，按常理不应入晋史，但其中也保存了关于他们的资料。如：
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⑩
父康有奇才俊辩。(11)
籍母丧服未除，于大将军司马文王坐噉完，时何曾在坐，厉声谓籍曰：“卿任情恣性，伤化败俗，如卿之徒，不可长也。”又言于太祖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纵阮籍如此，何以刑于海内？宜投之四裔，无令汙辱华夏。”籍都无所言，而噉完也。太祖曰：“此贤素羸，卿其忍之。”(12)
阮籍宏放旷远，居丧不帅常检。(13)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无检，皆类此也。(14)
不仅有记载，而且比魏史更具体，如关于阮籍吊邻家处子、以重丧于晋文王席饮酒食肉的行为，嵇康“奇才俊辩”、数千太学生请命、豪俊随康入狱的记载都非常生动。尤其是关于阮籍的任情恣性行为，魏末何曾嫉之如仇，干宝却没有视为“败俗之人”，而是评为“宏放旷远，居丧不帅常检”，在叙及晋文帝的话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称阮籍为“贤”，这肯定不是晋文帝当时语，而是后来语。
时人作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如刘琨《与卢谌书》、应詹《上疏陈便宜表》、陈頵《与王导书》这样的奏表、书信；二是在史书外单为七贤所作的传记，如嵇喜《嵇康传》、无名氏《康别传》、《向秀别传》、《秀别传》。《与卢谌书》是刘琨在穷途末路时写给朋友的书信，对自己以前慕老庄、效阮籍的行为不无感伤与批判，即“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15)应詹、陈頵的上书批判之意更加明显，他们将西晋的衰败归为元康的“贱经尚道”、“玄虚宏放”的世风，认为“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16)这类文章虽以批评、反省为主，但从侧面反映出嵇、阮与西晋士林的关系，即曾经被士林追慕、推崇，从另一方面彰显出嵇、阮的影响力。另一类文章虽然残缺，但从现存的部分看，与上面所列的晋史一样，主要是对其传主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以及时人评价的记载。如《世说新语》所注引的《康别传》、《向秀别传》：
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17)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18)
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已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19)
这里明确记载了向秀与嵇康、山涛、吕安的关系，并且在评价中突出其才性气度。出现“拔俗之韵”、“龙章凤姿”、“非常之器”这样的评语，当在嵇康、向秀被人广泛推崇之后。
总之，有关嵇、阮的文献记载在西晋前期与后期完全不同，前期以《三国志》为代表，极为简略，根本不言及他们的交游及评价，而后期则较具体、生动，以众家晋史及时人作品为代表，重点记其言行爱好、朋友交往以及不同评价。其实这一变化过程就是“竹林七贤”的生成过程，干宝《晋纪》中的“贤”字以及阴澹《魏纪》“竹林七贤”就是标志。而分水岭应是在元康时期，原因应是贵游子弟的追慕、放达之风的盛行引起士林对他们的关注与推崇。
不管贵游子弟的放荡是“有疾而颦”还是“无疾而颦”，也不管这种世风是否与西晋的衰败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嵇、阮的追慕与仿效：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20)
贵游子弟的种种越礼行为是嵇、阮昔日行为的再现，这样自然让人忆起他们，重新审视其容止、精神、人格等。当时放达之风的盛行并非只是贵游子弟的个别行为，而是整个时风的变化，于是引发了士林对嵇、阮的关注，因此才会有人为他们作传，他们的故事才会流传。伴随关注与仿效而来的是推崇与评价，贵游子弟名自己为“通”、“达”，他们给嵇、阮名号，就只能是圣贤一类更高的名号。
当然，元康放达之风的盛行以及“竹林七贤”的生成也与王戎相关。在“竹林七贤”中王戎一直活到了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在元康时期，他地位高，以尚书仆射领吏部，主管选举多年，虽然不曾进、退、理、杀一人，随俗浮沉，但获得以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而且惠帝亲自下诏给予极高评价，如《书钞》注引王隐《晋书》曰：
惠帝元康元年下诏曰：尚书仆射、光禄大夫王戎，清虚履道，谋猷冲远。历外任，宣力四方，入掌风俗，显一群望，宜崇其职，乃可赞顾王化。以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20)
这种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必然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士人的追慕与效仿，从而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可以说王戎对元康放达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贵游子弟对嵇、阮的推崇，王戎当然以其时能与嵇、阮交游而自豪，为此他也会有意无意地加以宣扬，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他与嵇、阮的相关故事。如：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21)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22)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23)
这些记载不仅都以王戎的口吻出之，而且其言语中都表现出能与嵇、阮结识而自豪，在谈及“竹林之游”时亦不无炫耀的色彩。
东晋时期的史书主要有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邓粲《晋纪》，谢沈《晋书》，习凿齿《汉晋春秋》，徐广《晋纪》，这些著作大多残缺，但从仅存的记载中还是能反映出修书者及时人的态度。如：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24)
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25)
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至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26)
何曾于太祖坐谓阮籍曰：“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谓太祖：“宜投之四裔，以洁王道。”太祖曰：“此贤素羸病，君当如恕之。”(27)
竹林诸人阮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28)
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裈衣，诸君自不当入我褌中，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29)
显然，当时并不是偶然将嵇、阮并称，而是将七人视为一个整体，或称“七贤”，或名“竹林诸人”。而且所谓“竹林”并不是如陈寅恪所认为“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30)而是因他们“游于竹林”之故；所谓“贤”也不是就儒家伦理道德而言，而是就他们“自任”、“通简”、“通伟”、“朗达”、“旷达”、“俊才”的才性来说。因此在记叙其任诞行为时，语气及态度与王隐、虞预、干宝不同，不再强调其无礼、伤风败俗，反而加以维护，认为其无礼只不过是不拘于常礼、俗礼而已，强调他们的至性、至孝。
东晋时期与他们相关的作品有两类：一是关于“贤人”的品藻论文，二是专门吟咏“七贤”的作品。前者有李充《九贤颂》，谢万《八贤论》，顾君齐《八贤论》，孙绰《难谢万八贤论》、《道贤论》，王敬仁《贤人论》等。这类文章虽没有很好地保存，但从残存的材料可以见出：当时关于“贤人”的品藻已成为热门话题，参与者不只是名士，且波及佛门僧人；论辩内容也并不局限于嵇、阮等人，而是从对具体贤人的赞颂到理论的阐述，从互相辩难到贤人的优劣标准等皆有。另外从“八贤”、“九贤”所论看，所谓“几贤”纯从人数上说，并没有特别含义，因此“七贤”中的“七”也应如此，并不是“取为《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31)。
后者有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袁宏《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前两篇出自女性之手，极为难得，亦可见七贤影响之大。后两篇则是最有分量的作品。关于袁宏的《名士传》，《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曰：“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嵇、阮他们七人生活于正始、中朝时期，但袁宏却在正始名士、中朝名士中独标他们为“竹林名士”，将他们视为整体，突出他们的不同。具体材料虽不全，但对七贤的赞扬、推崇却是明显的。嵇、阮则不用说，如关于刘伶、山涛：
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32)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33)
“土木形骸，遨游一世”，“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就足以见出其态度，庄子说过只有无己、无功、无名才能逍遥游，如此评价显然是将他们与庄子笔下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等同。
戴逵《竹林七贤论》，不但专以“竹林七贤”为题，而且在文中津津乐道于“七贤”的故事，即使叙及其嗜酒荒诞、不拘礼节时，也没有贬词。如：
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34)
在这里，既高度赞扬“七贤”高风，又揭示出他们不为当时士林所推崇的原因——“礼法尚峻”。还强调他们虽然放荡，与元康之徒却有实质的不同，是真正得其玄心的“达”，而不是为“纵恣而已”的“作达”。又如：
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競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35)
虽没有说向秀的《庄子注》如何，但从“读之者”的反响中已显示出该书的魅力，又从魅力中显现出向秀的才情。
总之，东晋时期，士人热衷于“贤人”的论辩，在论辩中更加关注他们，突显他们脱俗、藐世的一面，赞扬他们旷达、通简、自在的品格，重新赋予“贤人”的内涵，在“竹林名士”与“竹林七贤”之评论中将他们推上士人的精神象征的位置，让他们承载这一时代士人的新文化品格，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完成了其生成过程。
①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页。
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9页。
③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9页。
④⑤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6、549页。
⑥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伤逝》注引戴逵《竹林七贤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9页。
⑦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袁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7页。
⑧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⑨祝穆撰：《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别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株式会社)，1989年，第1672页。
⑩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雅量》注引王隐《晋书》，第407页。
(11)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德行》注引王隐《晋书》，第58页。
(12)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二)注引干宝《晋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71页。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第2188页。
(14)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任诞》注引王隐《晋书》，第859页。
(15)(16)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49、956页。
(17)(20)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德行》注引王隐《晋书》，第22、29页。
(18)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容止》注引王隐《晋书》，第716页。
(19)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注引王隐《晋书》，第93页。
(20)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
(21)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22页。
(22)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容止》，第720页。
(23)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伤逝》，第749页。
(24)陈寿撰：《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卷二十一注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6页。
(25)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品藻》，第636页。
(26)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855页。
(27)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与山巨源绝交书》注引孙盛《晋阳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18页。
(28)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任诞》注引邓粲《晋纪》，第859页。
(29)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任诞》注引邓粲《晋纪》，第858页。
(30)(3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48、48页。
(32)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6页。
(33)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识鉴》注引，1983年，第461页。
(34)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任诞》注引，第863页。
(35)余喜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注引，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