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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K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3887(1999)02-0061-64
三、吉祥文化的角色转换
吉祥文化是一种历史概念，它会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某一时期，某一事物是一吉祥的象征，然而到了另一时期，这一事物可能会改变其吉祥之性质，成为普通事物，甚至会走向极端，成为不祥之物。反之，一些原本不是吉祥的东西，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而成为吉祥的事物，同样亦不胜枚举。
换言之，这种吉祥文化的角色转换有两种基础形态，一为吉祥可转变成非吉祥，二为非吉祥可转变成吉祥。正因如此，吉祥与非吉祥之间的转换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在这中间，人们的思想意识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思想意识往往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
吉祥向非吉祥转换，我们称之为逆向转换，这是人们对某种吉祥物形成固定的看法后，随着社会或现实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原有看法的结果。例如秋千，本来叫做“千秋”，原是取“千秋万岁”，祝人长寿之意。唐人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载：“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湘素杂记》载：“秋千，汉武帝后庭之戏也，本云千秋，祝寿之词也。语讹传为秋千，后人不审本义，乃旁加革为鞦
字。”由此可知，秋千原有吉祥之意，由于时间的推移，其原来的意义逐渐消失，而只注重其娱乐因素，因而成了“半仙之戏”。（注：《开元天宝遗事》。）
这里所说的逆向转换的结果，不是吉祥转换变成为不吉祥，而是属于中性性质的非吉祥，这可视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然而亦有例外的，说得更明白些，那就是原本吉祥可以转换成不吉祥。所谓吉祥的事物，是一定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定性，是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集团所共同认可的对象，象征着幸福、好运、喜事、长寿、平安、如意、富贵、美满、加官、厚禄等一系列理想化的东西。
在我国，历来有收藏寿衣的做法。许多中国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寿衣，绝大多数人则请未婚姑娘或很年轻的妇女为他裁剪缝制。他们很聪明地考虑到她们年方少艾，未来寿命很长，她们长寿的性能肯定会有一部分传入她们制作的寿衣，因而将使它延迟多年才能真正用得着。另外，凡寿衣都选择在有闰月的年份里制作。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闰年时日长，选此年份做出的寿衣显然也具有延年益寿的功能。这类衣服中，有一种长袍制作得更为精致，目的在于赋予它这种最珍贵的品质。“那是一种深蓝色的长丝袍，上面用金色丝线绣满了‘寿’字。中国人认为，向上了年纪的父母献上这样一件豪华的‘寿袍’，是子女敬爱和孝顺亲长的行为。由于这寿袍能使主人延年益寿，所以老人经常穿着它，尤其在喜庆节日穿着它，庶几这闪耀着金色寿字的长袍所具有的延年益寿的功能在老人身上充分发挥作用。特别在他的寿诞那天，老人总是记着穿上它。中国人通常祝福一个人在生日那天蓄养大量精力并在其后的一年里转化为健康和活力。穿着华丽的寿袍，全身都吸取着它散发的福气，愉快的老寿星心满意足地接受亲友们的祝贺。”（注：丽莉·弗雷泽：《金叶》，汪培基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9～60页。）
这种将寿衣或寿袍视为长寿的象征的风俗，至50年代以后已逐渐消失，虽说偶尔农村中有见，但已属遗迹。如今人们早已不会以穿着寿衣或寿袍作为荣耀的象征，更不会轻易接受子女呈献的寿衣或寿袍。因为此时人们更多地将寿衣或寿袍与死联系在一起，成为亡人的象征。在殡葬物品商店里，寿衣亦包括其中。由此可见，寿衣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已一扫其象征长寿的功用。
这种寿衣由吉祥之物转换为非吉祥之物，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过去人们在寿衣里赋予着延年益寿的神秘力量，这是一种巫术观念，由于寿衣的缝制出自年轻姑娘的手，因此会将青春的气息附着于其中，老人穿了就能带来吉祥，会从中得到生命的延续。如今，这种巫术观念逐渐已被人们所遗忘，寿衣再也不会成为延年益寿的象征，相反人们更看重其实用价值，而不再理会其象征意义了。
旧时农村里还有一种风俗，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人虽末死，但却早早地就将棺材准备好了，放置在家中或宗族祠堂里。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就意味着看见棺材是不吉利的，因为棺材往往是与死人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旧时风俗为什么与此相反呢？这是由于那时的棺材有着长寿的象征，故棺材又称寿材；同时，棺材的提早置办，还表示家庭的富裕。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极其贫困的农村社会里会产生视棺材为吉祥的观念。再说，中国人历来强调人死后入土为安，棺材则是必须的又是最好的葬物，因此更加强了人们的棺材象征吉祥的思想。
应该说，棺材象征吉祥是对一部分人来说的，的确如此，如本人或家族中的人。然而对另外一部分（如其他不相干的）人来说则又不同，对他们则表示不吉利。不过，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棺材象征不吉利的观念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吉祥向非吉祥的转换，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的情况则表现为非吉祥向吉祥的转换。这是一种顺势的转换，表示了民众一种趋吉的心理共识，同时也是人们不断创造，不断总结，不断积累的结果。顺势转换的内在推动力，则表现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带来好的结局，因此往往会制造某个吉祥物来，并将理想和愿望寄托其中，这样就推动了吉祥文化的产生，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文化积淀。在这种顺势转换中，亦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普通的事物变化为吉祥物，二是不祥的东西转化为吉祥的东西。
第一种形态里的“普通的事物”，是指某些中性的东西，由于人们赋予其以吉利的色彩，因而使之变成吉祥物。据《新民晚报》1997 年8月7日报道：上海旅游节组委会昨天又发布信息， 本次旅游节的节标已经审定颁布：旅游节的吉祥物，是取材于代表上海传统旅游食品五香豆的“欢乐豆”。吉祥物“欢乐豆”的造型，好似一个天真浪漫的孩子，张开双臂欢迎客人的样子，表达了上海人民真诚热情地迎接四方来客的感情。很显然，五香豆虽是上海颇有知名度的小吃食品，但其决无吉祥含义，为了上海旅游节的需要，人们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吉祥物，未尝不可。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例如，植物中的松、菊、桃、瓜、天竹、长春花、玉兰花、梅、水仙、灵芝、桂圆、核桃、荔枝、菱、葱、藕、芦苇，等等；动物中的喜鹊、鹿、虎、鸡、鹤、鸳鸯、鸟、龟、鸭、鱼等等，这些现实生活里存在的东西，原本没有吉祥含义，而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生物客观存在着，如今人们将其吉祥化，成为构成吉祥图案的重要因素，久而久之，这些屡见不鲜的极其普通的没有任何吉祥含义的生物，就变化成了十分常见的吉祥物。
第二种形态里“不祥的东西”，即为现实中被人们视为丑恶的、阴暗的、晦气的事物。虽说是不祥的东西，一旦转换成功，其亦可能成为吉祥物。当然这种转换，需要心理上的承受力和时间上的磨合期；只有这样才符合变化的条件，从而使之转换成功。
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二记载：“乡中风俗，中户之家皆用藩篱围屋，上户用土筑墙，覆以上草。至元纪年之后，有力之家患盗所侵，皆易以碎石，远近多效之，由是丧讼交攻，不数年凋落甚矣。曾有业地理者与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于塋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杨希茂、漂阳王云龙，皆用石墙围祖墓，以绝樵采。至正壬辰之乱，杨、王全家遇害，其可畏也如此。”
这段文字所说的一个中心意思为：用土石围宅院和墓地，都是不吉利的，会导致家破人亡，至少在元朝人们是这样认为的。
如今农村中的宅院用土石来砌垒的，比比皆是，人们不仅不认为这不是不吉利的，而恰恰认为，这样做可以更好地保护家产，能使家业兴旺。在浙江温州一带，人们更重墓葬，那坐落在山坡上的墓地，坟墓一个连一个，那坟不仅用大块砖石砌就，而且其围墙亦多是混石、水泥构成，沉重庄严，坚固无比。温州人之所以如此盛此葬俗，绝不会有元朝人那种土石不宜修筑坟墓的观念，相反的，他们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祖上荫庇子孙后代，使家业永远兴旺发达。
很明显，这种不吉祥向吉祥的转换，经过了数百年的历史。虽说《至正直记》记载的是四明（今浙江宁波）的所见所闻，（注：见《至正直记》。《校点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 ）与温州同属浙江，风俗习惯方面有相近的东西，但以两地对土石砌墓的绝对相左的看法来分析，时间的变迁是改变人们观念的最好办法。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石砌墓”从不吉利到吉利，时间的推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人们的观念改变、客观的自然条件、经济地位等各种因素，亦起着不可低估的辅助作用。
寿堂，又作母亲的称呼，其实本来的意思并非如此。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名讳寿堂”记载：“又称人之母曰寿堂，以谓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处乃寿堂也。按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
魉。注曰：寿堂，祭祀处也。言既死于祭祀之处，独相处魑魅耳。林逋有《寿堂》诗曰：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对禅书。观此可知矣。今皆背义而言，可发一笑。”文中所说陆士衡，即西晋陆机；林逋，北宋诗人，字君复，钱塘人。这就是说，无论在晋代，还是到了宋朝，寿堂一词的原意未变，然而到了明代其意已大相径庭，成了母亲的尊称。
寿堂的转换，属于一种顺势转换，由非吉祥场合的名词变成对母亲的崇敬的称呼，其时间的变迁是一重要原因，同时寿堂中的“寿”字也为词义的转换提供了心理上的基础。
在吉祥图案中，有不少现实里并非吉祥的动物，但因被人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其吉祥的意义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例如蜈蚣，在生活中是一毒虫。《广东新语》卷二十四载：“蜈蚣，短者也，其长者节节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黄。有双须，尾歧，螫人最毒。”然而，就此毒虫，被列为“五毒”之一。江南民间所称的五毒有蛇、虎、蝎、蜘蛛和蜈蚣。其图或缝制在衣兜上，或画在小纸扇上，取以毒攻毒之义。民间认为，瑞午节时期以此图案可以辟邪趋福，象征平安无事。
除了事物由非吉祥向吉祥的转换外，在行为上同样亦有这种角色的变换，就是说原来十分常见、极其普通的行为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就改变其原有的性质，成为吉祥的行为。
在黑龙江等地，传统婚礼中有许多象征吉祥的行为。例如新娘出嫁时，搂一把斧子到夫家。因“斧”谐“福”音，取有福之意。其行为亦表达了同一意思。踩高梁口袋，表示新娘下轿（或车）时踩在事先准备好的装有高梁的口袋上，取登高意，象征着日后生活蒸蒸日上，步步高。同时，新娘还要踩在事前备置的马鞍上。因“鞍”谐“安”音，象征平安。如此这些行为放在平时，不是大喜的婚嫁之日，就会觉得十分平常，更不会使人感到有吉祥的内在含义。正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有特殊的事物相伴，其行为象征吉祥的意义就显露无疑了；而正是这种包含民众情感的吉祥意义，亦使得人们熟视无睹的普通行为进一步升华，成了一种固定的吉祥模式，世世代代，不断沿袭，反映了人民群众共同的趋吉文化心理。
同样，有些看来不甚吉利的事情，由于人们主观的感情色彩，硬是将其与吉祥搭起界来，企图使之向吉祥方面转变。招魂是一民俗活动，早在战国时期已十分流行，用于对生病者的巫术疗法。然而这一对病人的招魂仪式，看似不吉利，但在上海农村却有个吉祥的名字，称为叫喜。家中有病人，夜于大门口执香高叫病人名：“某某，归（音居）来！”内有人应：“归来哉！”或者深夜，四人分四方高处，一人到病家屋顶抱住烟窗。四人轮呼：“某某，归来！”抱烟窗者回之：“归来哉！”其声凄厉慑人。这些活动均称之为叫喜。随后，病人家在神庙烧香礼拜之后，执香回家，边走边呼，至病人床前，家人应之“归来哉！”这一仪式又称为领喜。明明是生病求助神灵护佑，却美其名曰叫喜、领喜，它表明了人们强烈地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愿望。
此外，在语言中表现出的非吉祥向吉祥转换的例子，亦举不胜举。如过去上海人称猪舌头为门腔，就是因为“舌”与“蚀”相谐，生意人怕蚀本，故趋吉称之为门腔。在许多地方，人们称死为老了、不在了、走了；称杀为伏，如杀猪说成是伏猪，杀鸡称之为伏鸡。称生病为不舒服，称耳聋为耳朵背，等等。
其实，这由非吉祥转换成吉祥的习俗由来已久。明代陆容《菽园杀记》卷一就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筷子在古代称为箸，因箸与滞音近，而江南船民讳忌船行不快，故将箸改称快子，后逐渐成了现今所说的筷子。这是比较典型的趋吉转换的事例，透视出中国传统的民俗心理。
如今，吉祥文化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领域，并越来越显示其诱人的魅力，有的早就体现出无限的经济价值，特别是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一个吉祥如意的产品名字，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人们在交往中，亦十分讲究吉祥内涵。假如一个人访友时，以钟为礼，一定会遭到责难，因为“送钟”谐“送终”。不了解这种文化背景，交往肯定会失败。
为此，必须加强吉祥文化的研究，使古老的吉祥文化焕发青春的光辉来。
收稿日期：199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