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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国内就有人撰写网络外交的文章。这些文章围绕着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某些变化，指出网络外交在外交决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和扩大。据称，美国在2003年成立了归属于美国国务院信息管理局领导的“网络外交办公室”，专门招募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才和相关项目承包人”，其任务主要通过网络社区帮助外交官信息沟通，提高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力。
不过，笔者专门查阅了美国国务院网站，也进入了国务院信息管理局的页面，没有发现专门称之为“网络外交办公室”的页面或介绍，或许这是一个“秘密机构”。从信息管理局的构成与功能来看，它属于美国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由专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担任。信息管理局负责出版一些多国文字的电子刊物，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参考》。这些刊物调子温和，似乎“不偏不倚”，使得外国公众对美国外交持有正面的看法。因此若有这样一个“网络外交办公室”，也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从“公共外交”到“网络外交”
美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公共外交完全建立在网络平台上，从而催生了一个新概念“网络外交”。
希拉里入驻国务院后，在其基本外交理念的驱使下，公共外交获得格外重视，被认为是“巧外交”的重要内容。而当下非常成熟的网络技术，特别是以Google为代表的网络搜索技术发展与Facebook为代表的网络社区开发，为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公共外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网络外交日渐被人重视。
然而，在学术层面上，网络外交尚未成为独立的概念或范畴，它至多是对网络上开展公共外交的一种描述，尽管有些学者试图这么做。在维基辞典里，网络外交是一种七人玩的在线互动游戏，模仿20世纪初期欧洲主要大国争夺欧洲控制权的博弈。查询联网的加拿大UBC图书馆，也没有发现专门论述网络外交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倒是发现有Intranet Diplomacy专著。此外，即使在网络外交逐渐成气候的美国，它仅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即建立在网络平台上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由来已久。据维基百科介绍，“公共外交”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56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直到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建立了“公共外交中心”，“公共外交”才开始在学术圈和外交决策部门流传开来，其基本含义就是研究如何影响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在后工业化时代，“公共外交”主要技术平台建立在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上。“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都是美英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进入信息社会后，美国的社会基础发生重大位移，从实体社会转向虚拟社会，转向网络社会。所以美国也更多地通过Email、电子刊物开展“公共外交”。《美国参考》中文版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推向中国的外交学术精英。
另一方面，奥巴马上台后，其外交班子在希拉里的统领下急于修复被小布什损坏了的美国公共形象，大力推广“巧外交”，因而公共外交获得格外的重视。从目前状况看，美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公共外交完全建立在网络平台上，从而彻底颠覆传统，网络外交由此而来。
美“网络外交”渐露山水
网络外交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在于，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轻易地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
网络外交的基本特性就是借助于强大的搜索引擎和活跃的网络社区，把美国外交政策的信息充分传递到网上的公众，并与其密切互动，促进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问题的另一面，美国吸取小布什外交的教训，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除了胡萝卜加大棒之外，又多了一张网络。比起传统外交政策工具，网络外交退可守，进可攻。受众群体更为细小，目标焦距更为精准。针对国内外网友的各类问题，美国政府可以耐心地解释外交政策行为，或使其产生良好印象，或使其改变以前的坏印象。
以前公共外交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官员或发言人的记者问答会，不仅传递资讯有限，而且“外交辞令”颇多，公众困惑挥之不去，因而拉大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之所以如此，除了认知原因外，技术限制也是重要因素。非互联网时代，政府容易控制公众的外交资讯，实施“秘密外交”有客观基础。互联网时代，公众的知识面和参与度远远超越旧时代。Google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搜索技术把公众了解外交政策的知识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Facebook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技术又为公众提供了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舆论平台。奥巴马、希拉里对Google和Facebook非常熟悉，也很推崇。竞选期间，奥巴马曾到Google总部发表演讲；Google的捐款名列前茅，远远超过共和党候选人的捐款。奥巴马支持者的主体就是那些活跃在网络上的年轻草根。希拉里多次召集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巨子到国务院做客，商讨这些网络企业如何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美国国务院也开设了官方博客，并把Dip Note B10g、Twitter、RSS Feed、Facebook、Flickr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链接放在国务院的首页上。
在美国政府和网络企业巨头的支持下，网络外交在政策层面已经渐露山水，并在最近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发挥巨大的影响，使人们对网络外交刮目相看。小布什挥舞着飞机坦克，未能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而在网络的轻轻推动下，中东地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突尼斯一青年自焚抗议城管，不料酿成全国动乱，总统被迫流亡国外；后是埃及发生革命，老总统穆巴拉克黯然下台。据凤凰网介绍，是一个名叫戈宁的青年利用Facebook吹响埃及革命号角。戈宁也非等闲之辈，他是Google中东地区营销主管。所以“Google之子成为埃及革命英雄”、“互联网改变政治面貌”等惊人之语在互联网媒体上流传。以后，也门、巴林、利比亚甚至沙特阿拉伯相继发生国内骚动，利比亚陷入内战，目前正遭受西方联军的军事打击。没有硝烟的网络外交一旦山水显露，原来也是可以转换成血流成河的实体战争的。
网络外交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在于，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轻易地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当其政治热情抒发通道被堵塞后，立即转化为愤怒力量，足以改变现存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当政府有效地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公共外交，通过网络社区与公众个体建立密切的政治互动，骤然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使其对本国外交政策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印象，从而增加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网络外交”在中国尚付阙如
网络外交在中国尚未上升到政府层面，也没有明确的网络外交战略。
网络外交在中国也是个新鲜事物，尽管学术圈、新闻界开始提到甚至研究网络外交。但是，网络外交在中国尚未上升到政府层面，也没有明确的网络外交战略。一个确切的证据是中国外交部没有自己的官方博客，也没有网络社区平台的链接，更没有专门的网络外交办公室。虽然中国已经重视公共外交，并且有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公众可以参观外交部；开放外交部档案资料；每年两会期间，人大政协都设立了发言人制度，由资深的公共外交政府高官担任；外长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阐述中国外交；胡锦涛、温家宝两位领导也通过互联网络与网民对话，探讨外交问题。
而外交部发言人每周两次的例行记者招待会，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要标志。这些举措虽然比以前进步，但仍然难以满足当前国际形势的迫切需求。公众对中国外交政策还是心存疑惑，没有足够的信任度。外交部发言人则高度紧张，如履薄冰，因为其官方身份；因为其授权有限；因为面对一群无冕之王，有些提问尖锐棘手，暗藏陷阱。这样，本来应该是公众了解国家外交的公共平台，结果演化成发言人与记者斗智斗勇的“角斗场”，公众无法从中了解国家外交的更多真相。而海外记者也可以随意解读发言人的解答，实际上也控制了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外交的真相。
中国实施网络外交也存在体制上的纠缠。狭义网络外交的核心即是在网络平台上开展公共外交，通过政府外交决策部门与公众的频繁互动，建立互信关系，争取公众成为支持外交政策的积极因素，并且塑造良好的国家公共形象，但在这一点上关系没有理顺。在中国，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工具，接受宣传部领导。以前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分属两个不同部门，井水河水各管各。但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部门边界打破了。外交与国内事务相互交织，外交政策也向意识形态延伸。自从学术界提出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这样的概念，国内也确实做了调整，在宣传口子上增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作为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这就与外交部在职能上出现了重叠，制约了外交部公共外交的功能，外交部无法利用互联网建立公共外交平台，通过网络社区与海内外公众进行密切互动，建立互信关系，进而更好诠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也就是外交部始终难以开展网络外交的制度之因。
从当前发展势头看，网络外交是大国输出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建立公众互信，及时传递政策信息，协调外交资源，促进国家利益，达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与宣传部、新闻办或工信部等职能部门相比，外交部在解释外交政策的背景和内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这就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记者会备受公众关注的原因。反过来说，如果外交部和公众之间没有那种互动和互信，中国的公共外交不能说是成功的。
开展“网络外交”赢得奥妙无穷
如果外交部建立了专司网络外交的机构，就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在指定的公共场合孤军奋战，而是有一个密切合作的团队相互配合。
其实由外交部来主导公共外交，并设法将其建立在网络社区平台上，变成名副其实的网络外交，其中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改变发言人以一挡百的窘迫局面。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素质再高，反应再快，再怎么伶牙利嘴，都抵挡不了记者群体的轮番攻击性提问，不仅没有让公众获得充分的外交政策信息，反而给人以官僚僵硬或巧言令色等负面印象。如果外交部建立了专司网络外交的机构，局面将大为改观。原来外交部的线性结构的公共外交变成非线性公共外交，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在指定的公共场合、在规定的时间内孤军奋战，而是有一个密切合作的团队支撑着他们。他们通过外交部博客、通过活跃的网络社区，充分传递外交政策的信息，耐心解答海内外公众的疑问。他们的语气亲切，他们的反应敏捷，因而拉近了外交部与公众的距离，与公众建立了互信。于是，一旦需要在第一时间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资讯，公众除了登录新华社网站外，更多地从外交部主导的网络社交圈里获得。网络社交圈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这里引用一个数据。在希拉里政策规划办公室任职的、负责网络外交的官员贾雷德·科恩，他在社交网站Twitter的粉丝将近32万。另一位官员也有27万。这些粉丝都会在第一时间在网上和手机上收到国务院的更新信息。
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展网络外交的技术基础。中国也有自己的Facebook和Twitter。除了网络博客外，最近兴起的微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网民，包括很多社会精英。在他们的讨论和互动中，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外交政策。这里以笔者的亲身经历证实这一点。新浪微博是国内微博的领头羊，两岸三地的一些名人如邱毅、吴稼祥和阮次山都开设了账户，经常看到他们对国际时事的点评。美英法联军空袭利比亚后，微博上正反两面意见都有，对中国在安理会的两次投票纷纷议论。有个博主还做了一个网络投票，结果76％的网友支持轰炸利比亚。我在新浪微博上还看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账户，使馆展示了胡锦涛赴日使馆吊唁时的亲笔题词，向中国人民援助日本灾区表示感谢。这也是日本政府借助于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巧妙开展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
总之，美国因为积极利用网络外交的优势，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全球战略的主动态势。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更需要利用网络外交，释疑外交政策，改善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海内外公众成为支持中国外交政策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