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居民幸福指数测度-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论文

合肥居民幸福指数测度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

丰光华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 ：目前，以居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从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5个维度构建居民幸福指数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测度合肥居民幸福指数，并与长三角中心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2011—2015年，合肥居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前列，其中环境满意度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的贡献最大，但其余指数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将合肥建设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政府在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应重视其增长质量，以居民幸福指数最大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 ：幸福指数； 经济增长； 层次分析法； 长三角城市群

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及社会转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繁荣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阶段，这一现状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其中，居民幸福指数日益受到关注，成为衡量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新标准。目前，合肥作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正在加速建设发展，努力缩小与沪宁杭的差距。安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1—2015年合肥GDP保持两位数增长，2015年以10.5%的增速位列长三角副中心城市首位。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合肥居民幸福指数有多高？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什么水平？影响合肥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哪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合肥在建设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公司层面与业务层面的不同点。公司层面与业务层面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控制的执行主体侧重点不同。公司层面控制执行主体侧重于决策层和管理层，业务层面控制执行主体侧重于管理层和操作层。如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政策主要是由董事会制定，物资采购主要由供应部门来实施；二是控制的角度不同。公司层面侧重于宏观要求，业务层面侧重于微观执行。如风险评估要求企业要全面分析、评价可能存在的风险，资金管理重点是如何控制财务风险；三是控制结果的影响不同。公司层面失去控制有可能导致企业全局性的失败，业务层面失去控制往往造成局部的损失。

一 、文献综述

最早从政府层面对幸福进行量化的国家是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从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构建国民幸福指数，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美国经济学家卡尼曼和克鲁格通过日重现法来确定人们的幸福指数，该方法引导被测试者回忆一天中有关快乐和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1]。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发布的幸福星球指数则由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三部分构成^[2]。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对幸福的评价逐渐被量化，并受到政府重视，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国内也开展了对居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3]。随后，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省市统计局结合学术界研究成果，相继发布各类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从指标体系上看，涉及生产总值、社会健康、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和主观感受等方面^[4-6]，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如综合指标法、变异系数法、距离综合法、因子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等^[7-9]。这些成果为研究居民幸福指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和研究目的不同，结果往往差异较大，且大多偏重社会学视角，更未见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本文拟从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5个维度测度居民幸福指数，试图弥补上述不足。首先，生活质量对于人民幸福程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单纯认为收入和幸福呈正相关是不可取的，通过Kenny的研究可知，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幸福程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低敏感程度^[10]。其次，社会公平、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涵盖了整个社会大环境，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人的幸福感当然和社会紧密相关。陆铭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确实能降低人们的幸福感^[11]。最后，环境满意度指数考虑到人类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 、居民幸福指数测度模型

(一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国内外居民幸福指数研究成果，根据可行性、指导性、相关性原则，构建居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为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及富裕程度，选取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项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是居民幸福的物质基础，选取GDP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3项二级指标。社会进步指数考察与居民幸福相关的居民健康状况，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来衡量，选取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和婴儿死亡率2项二级指标。社会公平既是个人幸福追求的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选取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2项二级指标来考察。环境满意度指数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3项二级指标来考察居民生活环境状况。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表1是以5个一级指标为例构建的判断矩阵，其中，X ₁代表环境满意度指数，X ₂代表经济发展指数，X ₃代表社会进步指数，X ₄代表生活质量指数，X ₅代表社会公平指数。计算判断矩阵，得出其最大特征值为5.06，且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75，0.42，0.37，0.26，0.22)。计算其一致性比例小于0.1，不一致性在其允许范围内，说明可以用其特征值向量作为权重。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由于各指标的数量级和量纲不同，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对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采用公式(1)和公式(2)计算。

(1)

(2)

在标准化过程中，需要对每个指标的极大值和极小值进行定义，定义的法则是极大值高于原始数据的最大值，极小值低于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并取整数。以城乡收入比为例，原始数据的最大值是2.86，最小值是1.70，将该指标的极大值定义为4，极小值定义为1。

二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如下：

(三 )计算方法与步骤

通过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各指标赋予权重，计算各城市的居民幸福指数，具体见公式(3)：

居民幸福指数=生活质量指数×α ₁+经济发展指数×α ₂+社会进步指数×α ₃+社会公平指数×α ₄+环境满意度指数×α ₅

(3)

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公式(3)，计算出11个城市的居民幸福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需要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其中，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为环境满意度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公平指数。首先，长三角地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存的根本，所以将环境满意度指数放在第一位；其次，社会不断进步才能保证居民的幸福，将社会进步指数放在第二位；再次，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幸福感，所以将社会进步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放在同等地位；最后，将社会质量指数和社会公平指数一起排列在后面。

(3)一次水洗中锌的含量可以富集到60 g/L再排入系统，约循环洗涤3次，可减少水用量，有效控制系统体积。

(1)生活质量指数各指标重要性排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2)经济发展指数各指标重要性排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3)社会进步指数各指标重要性排序：婴儿死亡率>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4)社会公平指数各指标重要性排序：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5)环境满意度指数各指标重要性排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了计算合肥居民幸福指数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排名，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中的11个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包括中心城市上海，副中心城市合肥、杭州和南京，以及二级中心城市苏州、无锡、扬州、宁波、嘉兴、马鞍山和芜湖。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5年各城市统计年鉴。

采用先进的水性配方Penguard E33 WF、Jotatop AY20 WF、Penguard E99 WF以高品质水性树脂为原材料，VOC含量极低（小于80 g/L），可有效避免涂装过程中对现场施工人员的健康损害。

表 1归一化后各一级指标权重

三 、结果分析

(一 )各指数计算结果及分析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11个城市2011—2015年的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进行计算，由于篇幅限制，仅列出生活质量指数的得分，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苏州的生活质量指数连续5年排名第一，且数值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合肥的生活质量指数则较低，虽然2015年比2011年略有提高，但仍然排名第9。从各项指标看，合肥的人均GDP不仅远远低于沪宁杭，甚至低于长三角城市群所有中心城市。苏州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2011年就已达到81.56岁，合肥在2015年才刚刚迈过80岁门槛。2015年，合肥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3.2和36.7，均高出沪宁杭5个百分点以上，生活富裕程度不及沪宁杭。

以2015年经济发展指数为例，得分排名依次为合肥、南京、芜湖、杭州、马鞍山、扬州、宁波、上海、苏州、嘉兴、无锡。合肥的经济发展指数连续5年排名第一，后发优势明显。2011—2015年，合肥GDP增长率均保持两位数，其中2011年达到了15.4%。合肥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在2011—2015年，合肥的高新技术企业由443户增长到828户，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由620亿元增加到1136.3亿元，年均增长16.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大幅提高。2011年，合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7.9%和18.7%，均位列11市之首。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合肥GDP连续7年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2012年的《经济学人》官网发布数据显示，合肥人均GDP增速排全球第一。2013年1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合肥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表 2长三角 11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数得分及排名

以2015年社会进步指数为例，得分排名依次为杭州、宁波、嘉兴、苏州、无锡、南京、扬州、合肥、上海、芜湖、马鞍山。合肥的社会进步指数排名有所提升，在2011—2015年，从第9名提高到第8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医疗条件的改善。2014年，合肥每万人拥有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排名第4，仅次于嘉兴、杭州、宁波。社会进步指数表现最好的是杭州，连续5年排名第一，其婴儿死亡率一直是11个城市中最低的，每万人拥有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也仅次于嘉兴，位列第2。杭州在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14年，中国智慧健康谷项目落地杭州湾信息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医疗网络就诊中心、医疗数据信息中心与智慧健康产业集聚中心。

当前，我国依旧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地矛盾明显，为保障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土地资源无法避免的会被利用。现如今，在耕地数量不断缩减的环境下，考虑到耕地质量改变造成的耕地存量损失，保障土地资源质量，改变耕地使用方法，加大耕地产量与生产能力等，对确保社会粮食安全及农产品质量是非常关键的，而耕地质量级别监测为满足上述要求奠定良好基础。

以2015年社会公平指数得分为例，排名依次为嘉兴、宁波、芜湖、扬州、杭州、无锡、苏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合肥在社会公平方面有所进步，2014年和2015年均位列第8，但提升的空间仍然较大。尽管排名并不靠前，但合肥的社会公平指数得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1—2013年，合肥的社会公平指数得分仅为45，而在2014—2015年，合肥的社会公平指数已经达到了65。2015年，合肥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比都在2以上，高于11个城市的平均水平1.99和1.84。社会公平指数位于11个城市之首的是嘉兴，连续5年排名第一。2015年，其城乡收入比为1.69，城乡消费比仅为1.45。嘉兴如此优异的表现，与其城乡协调、共享的政策实施分不开，嘉兴是全国第一个出台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的地级市，也是第一个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地级市。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修建和升级高速铁路网。我国的高速铁路网总里程已达2.5万km，最高运营速度为350 km/h，北京与上海之间的运行时间已缩短为5 h左右。高铁的运营速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到400 km/h，以适应大国如俄罗斯以及与空运竞争的需要。

图像中目标物的边缘周长可以定义为其所占的像素点个数，如图像大小为M×N的二值图像，目标物为1，背景为0，则目标物的周长可表示为：

以2015年环境满意度指数得分为例，排名依次为合肥、马鞍山、南京、无锡、扬州、苏州、芜湖、宁波、杭州、嘉兴、上海。合肥的环境满意度指数较高，其中3年排名第一。早在1992年，合肥就成为首批三座中国国家园林城市之一，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辖区)连续5年排名第一，2015年达到46%，远高于11个城市的平均水平41.53%，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也达到70%，高出其余副中心城市4～6个百分点。同时，合肥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也远远低于沪宁杭。合肥较高的环境满意度指数，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环境优良，也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体现。

(二 )居民幸福指数计算结果及分析

式中，α ₁、α ₂、α ₃、α ₄、α ₅分别代表各指标的权重，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首先，通过对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5个一级指标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对5个一级指标分别对应的二级指标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共构建6个判断矩阵。其次，分别计算6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则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

表 3长三角 11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得分及排名

表3的数据显示，合肥居民幸福指数从2011年的第7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1位和2015年的第2位，提升速度明显。究其原因，环境满意度指数贡献最大，其次是经济发展指数。此外，2015年幸福指数排名第一的是杭州，另一副中心城市南京则位列第三，可看出三个副中心城市的居民幸福指数排名均靠前。幸福指数表现较好的还有无锡，有两个年度排名第一，但其各项指数的贡献度与合肥不同，除经济发展指数外，无锡其余4项指数均位列中上等。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5年来幸福指数得分一直位于末位。从上海的各项指标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辖区)仅为38.5%，是11个城市中最低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却高于其他城市，导致环境满意度较低。尽管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不低，2014年分别为35%和40.5%，这可能与上海高房价、高物价导致的高储蓄率有关。此外，高人均收入水平还与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相伴，2015年上海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消费比都位于11个城市末位。可见，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的确存在，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

以2015年为例，做出合肥与长三角11个城市平均得分的对比柱形图，如图1所示。

图1 2015年合肥与长三角11个城市平均得分对比

图1显示，从2015年合肥与长三角11个城市的平均得分对比中可以看出，合肥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均高于11个城市的平均值，而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及社会公平指数落后于11个城市的平均值。

四 、结语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生活质量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5个维度的居民幸福指数评价模型，并对长三角11个城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2011—2015年，合肥居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排名位于11个城市前列；从各个维度看，合肥环境满意度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位于11个城市之首，其中环境满意度指数对合肥的居民幸福指数贡献最大，但生活质量、社会进步、社会公平等方面与其余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基于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对比可知，居民幸福感并不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步提高，生活质量、社会公平、医疗服务水平以及生态环境都是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中国以GDP增长衡量经济社会发展，这样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指出，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参加经济增长竞赛，而是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当前，合肥正处于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政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居民幸福来衡量发展的政绩观，以提高居民幸福指数为终极追求目标。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2］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取得、掌握、强化话语权，不仅要努力提升话语表达、传播的方式和技巧，还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学、真信、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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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19)01-0019-05

收稿日期 ：2018-05-28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招标项目“环境规制下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REUD2016010)

作者简介 ：丰光华，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责任编辑 戚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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