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意的猴子”：论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盖茨论文,修辞论文,猴子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路易斯·盖茨是早期美国非洲裔重建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在早期的批评理论中，把文学视为一种“自律的文化领域”，简化并歪曲了六、七十年代黑人美学，淡化文化认同和黑人性特征，主张发展一种表意研究话语，认为表意问题是超文化的和表现性的，表意只是一种“习语”形式，是普通黑人话语潜在的构成因素。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盖茨理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或分水岭。他说：“我曾一度认为，精通批评经典，模仿并应用它，是我们最重要的姿态，但是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转向黑人传统本身以发展我们文学所固有的批评理论。”他意识到黑人后结构主义中存在的危险，提醒人们“分析当代批评本身的语言，特别要认识到阐释学的系统并不是普遍有效的、无种族歧视的、非政治的、或者中立的……。不加鉴别地用西方理论来占有我们自己的话语的企图就是用一种新殖民主义模式来取代另一种新殖民主义模式。”[1] 这期间，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黑人形象：词语、符号与种族性的自我》和《表意的猴子：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是他建构修辞性批评理论的核心著作。盖茨重新强调黑人文学的文化基础，把其理论框架建构在“黑人土语”（Black Vernacular）基础之上，从一个对黑人土语批评的指责者变成了这种批评理论的皈依者。
盖茨主要依靠黑人土语和文学传统自身来阐释黑人文学的本质和各种功能。他认为每一文学传统都隐含着怎样解读文本的观念，黑人文学批评理论是由黑人传统自身所产生的。文学批评离不开其语言模式的形成和对发展的考察。黑人土语的修辞结构不仅可以在理论建构中对主流话语模式加以修正，而且可以表现出话语的特殊复义性。盖茨的理论认为表意研究不仅仅限于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注重其修辞性形象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盖茨主要通过两个典型的神话形象的阐释来表明非美语言运用的特征和文学阐释的基本原则。其中一个是源自约鲁巴神话中恶作剧之神伊苏-伊勒巴拉（Esu-Elegbara），另一个是源自美国非裔传说中的神祇形象：“表意的猴子”（The Signifying Monkey）。约鲁巴人把世界分为尘世（aye）和天堂（orun）。尘世是世人、巫师、动物以及河流和山脉的王国，而天堂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Olodumare）和其他较小的神灵（orisa）的神圣领地。这些尘世和天堂的存在物构成宇宙的等级体系。神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在，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伊苏-伊勒巴拉主要负责将天神的旨意翻译并传递到人间。根据世人遵守和违反神意的行为，运用神力保护和惩罚他们，并决定世人的命运。美国非裔民间故事中爱恶作剧的猴子（Esu:the Signifying Monkey）由此演变而来。它的一只耳朵倾听着世人的各种声音。它承袭其原型形象的表意功能，又具有复杂的喻指功能，或者说是一种转义（trope）功能。可见，盖茨对这两个形象的阐释旨在描述美国非裔文学传统的独特性与连续性。他以美国非裔的历史文化为基础，以模仿修正为手法，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美国非裔文学自身的话语理论，即一种“元话语”（metadiscourse）。伊苏的形象打破了美国非裔文学理论话语中的“沉寂”或“失语现象”，代表了非裔美国人的话语权。伊苏的力量在于运用“修辞语言的模糊性，以建立解释的不确定性”。盖茨说：“在这类故事的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模式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2] 盖茨通过对黑人性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对黑人文本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依据差异性来建构和深化黑人文学的理论话语，从而使黑人文学的理论话语成为更富有包容性的文学理论。
一、修辞性批评的理论蕴涵
在盖茨的修辞学批评理论中，表意（Signification）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种修辞游戏。盖茨认为：
尽管在标准语中，修正比喻性语言与某种特殊用法相关，而在方言土语中，修辞性比喻是一种言说的样式。方言性的“表意”（signifying）所强调的是一种“重新比喻表达法”（re-figuration），或是“重复及差异”（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或是“作为对话的转义”（troping）。方言土语中的表意关注的是含义的延续以及由此产生的混杂。……“表意”与形式和内容等同，其作用是表明二者的历史语境，在艺术与政治两个方面介入到主流公共领域。它作为一种“元评述”而成为艺术生产的集体主义样式。[3]
在标准英语中，Signification意指meaning，而在方言土语，它表现为Signifyin（g），相当于标准英语中的修辞性语言（figuration或figurative language）。盖茨根据美国非裔土语的特殊发音将Signifying中的g用括号括起来，这实际上表明盖茨从黑人语言入手来证实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与白人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性。盖茨在这里借鉴了德里达关于“延异”（differance）的表述方法。德里达通过把" difference" 中的" e" 改为" a" 创造一个新词differance（延异），表示与索绪尔" difference" （差异）之间的区别。盖茨的类似表示还有：将" Signification" 中的" S" 大写以示黑人文本表意的独特性。
盖茨从差异的角度探讨了美国非裔表意符号的本质，包括能指与所指（Signifer and/Signified）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黑人性”使黑人土语隐含着更加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无意识。就美国非裔文本而言，在符号结构理论的对比中，“修辞学替代了语义学”[3]，人们直接依靠事物本身或指示物本身，因为指示物表示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任意性的。使用英语表达自我意识的非裔美国人从本体论上界定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而且，通过这种自我界定，或自我命名，他认为在表意过程中，英语本身就界定了它自身。在标准英语中，表意（Signification）可用能指与所指来表示，而这种所指是一个或几个概念。在黑人土语中，这种语义学关系被修辞学的关系所取代，表意（Signification）与黑人土语的修辞结构直接联系。盖茨分别用了两个公式表达：
在标准英语中
Signification（表意）=Signified/Signifier（所指/能指）=Concept/Sound-image（概念/声音形象）
在黑人土语中
Signification（表意）=rhetorical figures/signifier（修辞形象/能指）
盖茨关于语言的表意理论解构了西方传统的语言学思想。传统的语言文化思想完全基于逻格斯中心主义，认为语言中有某种中心决定和支配着语言，这种中心就是逻格斯或超验所指（a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它是事物的终极意义或理念，是人们用来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它直接与人的灵魂交流对话，所以人只有通过人的精神灵魂和理性才能认识它。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的意义在于符号的概念与声音形象之间的联系。符号并不代表其他事物，符号是实体性的存在。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所组成。能指是符号的声音形象，所指也并不是与能指相对应的外界事物，而只是其概念。那么所指和能指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索绪尔提出他的所谓差异性（difference）和任意性（arbitrariness）理论，认为符号的能指是在它与其他能指的差异关系中生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结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原初一种概念与什么样的声音形象搭配也完全是任意的。索绪尔主张把符号系统与客观世界分开，而盖茨则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盖茨虽然认为表意（signify）就是一种修辞游戏，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是说概念（concept）与能指（signifier）毫无关系，任何能指符号（Signifier）都绝对不能完全脱离它所被赋予的意义或概念，无论这种概念具有怎样戏剧性的变化。事实上，这些同形同音异义的表述都是由与能指符号相联系的所不在场的概念决定的，也就是说它包含了与表意符码相联系的修辞关系和语义关系。拉康把这种表意过程中所悬置的关系称为“相应语境的完整表达”[4]，即某一符号从其他语境所带来的联想都应被悬置或重新审视，因为Signifer所表达的意义都是独特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状态总是一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美国非裔文学的传统意象就是非裔美国人生存智慧和智慧生存的结晶。
另一方面，从“他者”理论的观点来看，在场的语言结构意义是由不在场的“他者”所产生的。美国非裔的表意是一种“他者”话语，但它也构成了黑人“他者”作为修辞的话语。也就是说，黑人话语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白人的标准话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象征关系以及黑人与黑人之间的话语的关联性。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语义拨用（appropriation）现象就是“双声语”，即根据黑人的意图，给某一话语注入了新的语义倾向。对于双声语的听众来说，他们好像听到了体现说话者语义倾向的原初声音以及另一说话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所作的评述。因此，双声语应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重写文本，这种文本隐含着对其先前文本的一种评述，读者（或听众）只有通过体悟这种隐含的评述，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本。
盖茨的表意理论与索绪尔的观点不同，但与德里达和拉康的语言书写理论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书写学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自然的，而是文化的。“事物本身就是符号”，世界就是语言符号中的世界。“从意义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除了符号外无物。”[5] 从此种意义上讲，文字、书写是符号，声音、言说也是符号，甚至连现实事物也是符号。既然所指和能指、言说和书写都是符号，又都同处于一个平面上，它们之间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等级关系，而是平行对等和互补的。它们一方以另一方为存在前提，永远相互依附，相辅相成。在书写学的世界里，“没有那保留在同类中的不同的他者的踪迹，差异将不会运作，意义将不会显现。”“踪迹运动是必要的自我遮蔽，它以自我的掩蔽生成自己”[5]。在踪迹运动中，一种事物借助另一事物显现自己，而第二个事物又借助于第三个事物显现自己。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相互替补的踪迹运动中。所指和能指、言说和书写也是如此。盖茨的理论中的互文性和双声性体现了解构主义的这种基本立场。他反对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所谓声音中心主义，他所建构的修辞性批评，为多元文化批评理论启示了全新的景观。
二、修辞性批评的阐释策略
巴赫金曾经说过：“修饰学不应只依靠语言学，甚至主要不只应依靠语言学，而应依靠超语言学。超语言学……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人之口转到那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那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与此同时，话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它所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6]。“修辞性命名”（rhetorical naming）和“互文修正性结构”（structure of intertextual revision）是黑人文本的典型修辞策略。前者以间接的方式对概念加以修辞性的言说，后者包括对原有文本结构或叙述的转义、修正或滑稽模仿，它往往包含了作者的间接意图和隐喻暗示，其手法多以喻指、转义、滑稽模仿、混合语或双声语的方式对其他作家的文本进行差异性的重复，赋予其新的意义。盖茨针对这种双重叙事指出：
这种叙述其一是理解的叙述（narrative of understanding），其二是真实的叙述（narrative of truth）。理解的叙述是对某一神话进行考察的展示性叙述（presented narrative）。在这一叙述中，侦探（读者）对线索进行阐释或解码。一旦这些符号得以解码，这一理解的叙述就重新对迷失的故事加以重新组构，即我们可称之为真实的叙述。展示性叙述内含了对另一故事的述说、对隐含的故事的编织，其作用也就成为了一种内含的寓言（internal allegory）[7]。
黑人文本总是包含着一种修正与互文性的关系，黑人表意就是黑人的双重声音。Esu的双声性表达对于黑人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喻指形式。差异性的重复正是黑人表意的根基。间接性和不确定性是非裔美国文学修辞策略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作者以各种方式重复另一作者的结构，包括对某一叙事形式或修辞结构所进行的一些不适宜的滑稽模仿。通过间接性所进行的修辞性命名和互文修正性结构是人物塑造、转义和模仿的主要手段。正如巴赫金所说，“并非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直截了当的作者语言，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形成风格；因为风格出现的前提，是必须存在权威性的见解，存在权威性的稳定的思想评价。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时代，只好走仿格体的路子，或者采用非标准的叙事形式（这种叙事方法有它自己一种特定的观察和描写世界的格调）。当没有恰当的形式能直接表现作者思想时，只有设法通过他人的语言，来折射出作者的思想。还有的时候，艺术目的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只有靠双声语才可能实现这种目的”[6]。同时，美国非裔文学的双声性实际上也是非裔美国人双重文化、双重种族、双重意识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仿格体和双声语本身就已成了一种综合性风格。巴赫金曾对叙事话语的三种类型作过精辟的概括：直接指述事物的语言，或表现、或描绘，目的在使人直接了解它，这属于第一类语言。被描绘的言语，作为客体的语言属于第二类，如所写人物的语言。它作为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独特语言，其本身就是需要表现的客体对象。第三类语言是包容他人话语的语言，一种修辞性模拟体或双声语。此类语言的客体性减弱而同他人语言相互关联，形成内在的对话关系。在仿格体语言中，作者的意图贯穿到叙事人的语言中，使其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正是这种新的意图使作者从叙事者内部操纵语言，使叙事人的语言减弱了纯客体语言的性质，而或多或少带上了虚拟的性质。这类虚拟性语言，任何时候都是双声语，使一种话语竟含有两种不同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通过美国非裔文学中的模仿（parody）模式，读者可以发现文本的意象是以某种方式折射出的扭曲意象。这种折射可能隐含着文本内容之间的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盖茨指出，这种“双声语”（double-voiced）可进一步分为滑稽模仿和暗辩体（parodic narration and the hidden,or internal polemic），它有助于把美国非裔文学的表意从总体上视为一种喻指现象。从风格上讲，作者借用他者的话语，但是却赋予了他者话语以完全相反的意向。隐含在他者话语中的第二种声音与原先的语言意向产生碰撞，使其直接服务于相反的目的。于是语言成了两种声音争斗的场所。滑稽模仿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人们可以模仿他者的风格，或者模仿他者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而且，滑稽模仿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人们可以模仿表层结构中的话语形式，也可能模仿他者话语行为的最深层的基本原则。滑稽模仿的不同语境决定其滑稽模仿的具体类型，形成不同的表意特征。盖茨具体分析了里德（Lshmael Reed）的后现代主义表意特征与赖特（Richard Wright）的现实主义、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现代主义表意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互文性关系与双声性话语，特别是所谓滑稽话语，在埃利森的《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和里德的《物神》（Mumbo Jumbo）中都可能同时出现。
在暗辩体中，作者的话语指向所指对象，但每一种关于对象的陈述都还要旁敲侧击对此对象的其他态度和观念，作者的话语对他者话语行为或他者陈述给予一种反讽。他者话语本身没有得到体现，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作者语言间接地评述他者语言，好像是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进行着对话。盖茨认为这就是暗辩体叙述的本质。埃利森关于他的作品与赖特的作品之间关系的界定就是这种暗辩体的典型例子。在这种“双声性”话语的关系中，通过不在场和缺席，一种话语间接地影响另一种话语的内在结构。在非美文学传统中，许多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叙事空间来表现一种常见的所指对象，即所谓“黑人经验”（Black Experience）。从布朗（SterlinA.Brown）的地方主义（regionalism）到图默（Toomer）的抒情风格（lyricism），从埃利森的现代主义到赖特的自然主义，我们都可以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感受到一种类似的表现方式。（如下图所示）
附图
图中所示的不同文本之间包括了一种关联和互动的关系，我们可用各种自由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文本。在盖茨的阅读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他把里德与埃利森、赫斯顿与莫里森（Toni Morrison）结合起来了。赫斯顿和里德都写了莫西（Moses）的神话，都运用黑人神圣的和世俗的神话语言作为隐喻性和哲理性的表述，都是关于自我反省的文本，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写作自身本质的阐释。另外，它们二者都采用“在一种叙述中套入另一种叙述”的结构；二者都是讲述式文体小说。这种文本运用了黑人口语的表达形式，被称之为“口语文本或谈话文本”（an oral book,a talking book）。总的来说，里德与文学传统中这些作者的关系就是双声性，这种双声性暗含了一种讽喻特征。弗莱（Northrop Frye）将其称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功能，它打破了原型意象、稳定的信仰、神秘恐惧、花哨理论、学究式教条、不公平的时尚以及所有其他妨碍社会自由发展的桎梏”[8]。里德特别关心写作自身的“自由发展”（free movement）。在他的作品中，滑稽模仿与暗辨体相互交迭，形成了一种“带有讽刺修辞的自我模仿，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防止写作过程本身变成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习惯或理想”[8]。里德的修辞策略体现了文本与文本批评之间的关系形式，也可以说体现了一种“元小说”的特征。里德的《逃往加拿大》是一部典型的滑稽模仿奴隶叙述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小说。主人公奎克西尔是一个比喻性的奴隶，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和评论者。《黄壳子收音机坏了》也是里德最具创新力和吸引力的讽刺模仿小说。里德采用多层次、不连续和片段式时间结构，模仿黑人口头文学的表现风格和流浪汉小说的松散情节结构，运用充满滑稽和讽刺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非现实主义和漫画式的人物形象，讽刺了沙皇、君主，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阴险诡计，并揭开了美国牛仔和西部边疆的神秘面纱。一方面，如小说题目所示，里德借鉴了一度流行的19世纪“黄色封面书”，这类书是东部城里人为西部边陲人写的。另一方面，他借用当代黑人口头祝酒辞创造了一个毫无道德但具有超自然功能人物的荒唐故事。里德的作品一直被盖茨认为是美国非裔文学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盖茨还在《表意的猴子：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中具体描述了这类黑人表意的四种互文关系或文本范型：
转义修正（tropological revision）是指某一特定的转义在多个文本中的一种差异性重复。许多带有双重意识的非裔文学形象被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加以重复。如赫斯顿对杜波依斯文本的修正；莫里森对埃利森和赫斯顿文本的修正，并从中折射出某种间接意图和隐喻暗示。
代言文本或“讲述式文本”（speakerly text）是以赫斯顿《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为代表的一种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的叙述方式，其修辞策略是模仿口头叙述模式。口头叙述的传统来自奴隶制时期的口头转述和记忆行为。赫斯顿的这种叙述文本是非常复杂的，它对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重复与修正，这些传统的人物形象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dynamic），其叙述语言是变化的，他们表现了美国非裔声音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这种叙述是一种复合性叙述：文本中的人物是复合性的，叙述者既不是文本中的主人公，也不是文本中隐含的叙述者，而是二合一的产物，而且文本中的黑人用语与叙述者最初的标准英语形成一种双重声音的叙述方式。
交互性文本（Talking Text）是指美国非裔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叙述方式，即有双重声音的黑人文本与其他黑人之间的相互关联。盖茨分析了先前神话中伊苏形象以及沃克（Walker）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里德（Reed）的《物神》，Ellison的《隐身人》、《士生子》、《黑孩子》的叙述方式与传统文学、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效应关系，指出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修正与批判（revision and critique）的关系。
重写讲述式文本（rewriting the speakerly）指改写传统经典的基本形式。如果说赫斯顿表明了黑人小说可以用黑人方言来书写，那么沃克的《紫色》承袭了赫斯顿小说中美国非裔女性主人公寻找身份的主题，通过西莉娅写给上帝的书信再现了她作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历史。虽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获得了自我的觉醒，但《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中的贾妮是通过口头叙述形式，而《紫色》中的西莉娅是通过书信写作（epistolary form）来确认主体身份的。也就是说，沃克小说主人公的书信体叙述，似乎就是赫斯顿小说主人公的口头叙述。沃克小说还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对赫斯顿的修正与回应（revision and echo）。
三、结语
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集中关注美国非裔文学的审美修辞形式、互文性特征、语言表达特征以及想象模式，而黑人文本中表意性方言土语、文学传统及其意象特征体现了这种修辞性叙述的“黑人性”本质，形成了黑人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性，从而产生了批评话语的言说方式，其中包括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观念、概念、术语和文本诠释策略。盖茨认为，既然美国非裔文学的本质特征是“黑人性”，那么针对这一文本的理论也应当是一种“黑人性”的解读方式。
盖茨的批评理论阐述了非裔文学艺术的文化渊源，为多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理论包含了对种族文化的认同及话语权利的渴求，它专注于边缘化的写作空间，在对原有知识谱系的追问中，为在支配性知识观念中如何具体达到对自我文化和自我意识的确认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范式。盖茨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涉及到西方与黑人这两种文化背景和传统，美国黑人的“差异感”及其双重历史、双重传统和双重身份，导致了黑人作家的“双重声音”以及黑人批评家的双重任务：他既要修复、传承和创新自身的传统，又要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在互动过程中决定黑人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方向。
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为非裔美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范式，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一方面，这些修辞性表意、双重声音、互文性、滑稽模仿等叙事策略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性功能；另一方面，这些修辞策略总是依据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具体的语言符号在具体文本中呈现具体的表现情形，它们总是一种联系与差异性的存在。此外，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与西方白人作家在小说的语言、意象、虚构和文体等方面都存在诸多转义修正和相通之处。但是，在这种基于不同文化传统所建构的批评理论中，盖茨并没有具体阐释西方文学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尽管如此，盖茨的修辞性批评仍为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激活美国非裔文学和文学批评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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