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基于系统论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论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4)04-0030-09 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比较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问题是一个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能避免民族分烈主义的困扰。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带来了一体化，也带来了民族的分化和碎片化，更带来了民族的复兴和张扬，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独立，一些学者称为20世纪的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新疆和西藏事件、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与全球化有巨大的关系。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民族矛盾的根源主要是经济矛盾和争夺生存空间。但民族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并且经济属性寓于政治属性之中，经济问题只是民族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认同的获取和政权的合法性是民族矛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是民族矛盾的南极和北极，犹如车之两轮。并且经济发展和经济矛盾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特别是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获取政治合法性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实现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忠诚向民族国家忠诚的转变，实现民族社会人向公民政治人的塑造。 一、现代化与政治的关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一直纠缠于是经济的现代化推动了制度建设，还是制度创新推进了经济现代化。但事实证明，经济机遇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但只有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协调发展，社会具有一定的法治基础，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个人的私有财产和契约执行安全可靠的社会才能实现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之前首先必须有一个集权的过程，建立一个独立、统一、集权的政府，减少内部的冲突和内耗，加大整合的力度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体的，因为帝国太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碎片化而没有足够的内聚力，宗族、族群、城邦等又太小而没有足够的抽象性和包容性，只有民族是最合适的现代化载体，时间和实践证明只有民族具有抽象的包容和容纳能力获得公民的忠诚和认同，具有持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的能量只有过去的宗教能够相媲美。其次，必须要打破王权专制主义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为资源的配置构建一个稳定、高效、开放、流动、公平竞争、轻松自由的环境。最后，还要实现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实现科学主义等现代理性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政治上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二是这个国家是独立自主的；三是这个国家克服个人专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政治[1]。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看，革新创举大多来自社会和经济，政治起了一种推动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因为有一种需要发展经济和工业的动力，但是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光荣革命后的新制度营造出一种宽松、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发动工业革命打开一个窗口，制造了一个理性、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启动都是通过制度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的发展，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能够最先建立相应的商业“霸权”是因为他们最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国家的统一和集权是现代化启动的第一步和必须的条件之一；而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体系是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建立了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通过政治力量获得相应的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英国的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所以，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不一样，在各个国家当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而已，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欧洲大陆西部第二批现代化的国家中，政治力量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后来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如苏联和日本，政治的作用往往占了主导地位。”[2]政治与经济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现代化既是体制创新的结果，也是推动体制变革的关键因素。所以，发展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体制的发展和创新，英国最先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他们自身最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正是在光荣革命后不长的时间里，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是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3]。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作为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政治现代化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普遍性。在我国少数民族现代化历程中，一直以来都比较注重追求经济现代化，认为经济发展决定政治现代化的程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获得发展，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政治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下则自然会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同样认为，经济发展是决定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对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现代化有相应的重点和目标顺序，追求经济的发展无可厚非。但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并不是一一对应，政治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所以，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的必需品，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是天生的孪生姐妹，没有政治现代化的相应推进，经济也难以实现现代化。因为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用经济手段就能做到的，必须辅助政治手段。现实世界中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经济运行的结果总是对政治环境产生某种促进与变革作用。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这是经济与政治的实质关系[4]。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当前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改革就能完成，最终必然触及到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5]所以，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 (一)改革开放显现出来的东西部经济发展落差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我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铲除了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应有”的平等和“实有”的平等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仍然存在列宁所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6]，宁骚认为，民族的分离和矛盾大部分是因为发展不均衡引起的，在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国家内部，处于落后地区的民族想发展成为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民族则想一直保持发达的局面，因此民族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于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均衡[7]。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取得巨大的成就，虽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曾取得不菲的成绩，但是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用政治力量、通过体制创新推进经济发展。 (二)族际人口流动与族际之间的交流 族际人口流动指的是人们走出本民族聚集地，迁移或流动到其他民族聚集区的现象。在现代世界体系不平衡的关系结构中，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密切就越会感到彼此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和利益意识就会越发强烈，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好，这些矛盾就会激化，演变为民族对立和冲突，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是如此[8]。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庞大的人口使族际之间的社会流动规模和速度日益变得眼花缭乱，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不同，在一个明显的“他者”的刺激下必然刺激他们对“我者”的共同认同，使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张扬。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的便利加强了少数民族内部的交流，必然导致民族意识的自我强化。 (三)少数民族社会过程的变迁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影响下，少数民族的识字率、城市化、教育、社会流动、人口出生率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事实证明，识字率、城市化、社会流动提高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员能力，提高了公民的社会期望值和要求，特别是随着代际更替，少数民族人口出生率逐渐处于高峰期。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11.93‰、自然增长率4.79‰、15岁至39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31.46％，西藏人口出生率15.39‰、自然增长率10.26‰，新疆人口出生率14.99‰、自然增长率10.57‰[9]，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人识字率比较高，公平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比较强，在比较大的人口出生率背景下，年轻人在社会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必然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他们必然要在社会中寻找流动和发展的机会，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分配和政治参与相对不均衡，工业化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较滞后，失业率高于内地，无业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 (四)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的重塑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信息交流的量和质，交流的方式、空间、时间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网络的结构可以比任何其他现有的组织以更快的速度、更节省能源的方式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促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农业社会“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向“上下互动”的方式转变，网络传播排斥和瓦解了等级制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平等的价值观念，淡化了等级地位和身份意识，打破了社会主流对信息的垄断。在互联网、电视等现代媒介的传播下，国外的人权、民主、公平、主义、自治等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快速传播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必然受到强烈冲击。在全球化背景下，去领土化的趋势和社会流动的频繁，都市化的加快，人口流动必然会加大，东部地区甚至外国人也会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流动。戴维·赫尔德认为，“人口流动被证明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载体”[10]。 (五)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冷战结束之后，民族问题、族裔冲突、民族主义不断得到张扬，这一切的发生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的联系，世界处于一个统一与分裂相互交错的过程，两极分化格局的崩溃带来的短暂权力真空为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创造了条件，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于苏联解体并非偶然。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大量社会团体，很多社会团体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协会、商会，社会力量的强大进一步瓦解了传统主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少数民族公民社会的形成成为一股推动政治发展的有效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组织将零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已经成为自下而上推动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股动力。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其自组织的发展和自治的能力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股促进力量。国家统治权力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构成了国家主权的互补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原来完全由国家掌握的权力正在部分地向其他非政府组织行为体转移。 (六)少数民族社会的分层和官员的异化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垄断分配，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而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部分资源游离于国家控制而进行自由配置，社会开始分化，出现了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社会分化和分工本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权运行模式，无论是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商业精英都跟总体性的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有政治背景的人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的行政许可管理制度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形成了政治精英控制决策权、文化精英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商业精英掌握了经济资源，政府官员买文凭(一般是硕士、博士)、商业精英利用“学者”制定对他们有利的舆论，三者联盟形成了“官、学、商”(下海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结合)一体的联动制度。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五大社会等级中控制社会资源的上层是由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及大私营企业主组成的上层，中下层是由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组成，底层是由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以及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组成。这些分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如此，其区别只是在少数地区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没有发达地区明显。 (七)全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重置和自治 在全球化背景下，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民族国家解决小问题时显得过于庞大失去灵活性，而在大问题面前又显得太小而势单力薄”[11]。全球化是一种合理的悖论，在某些方面它需要集权，在某些方面又需要分权。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国内的政治冲击丝毫不亚于对国际政治的冲击。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带来了国内政治空间向全球扩张，任何一个政治主体都被整合到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国内社会空间与国际社会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全球公民的出现和跨国社会流动的加大，夺取了原来完全属于主权国家的认同，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认同感的弱化，并进一步造成政治体系权力容量的弱化。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发展趋势之一便是政治的分权化，这种分权化从两个方面对通常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传统国家权力进行分流。其一是纵向的权力分流，即国家权力分层化，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地方的权力加大。在全球化时代，“地方走向全球”，地方与国际接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世界很多民族国家的地区、省、城市直接相互进行交流与合作。其二是横向权力的分流，即国家权力的多元化。这一权力分流主要表现为原来中央政府垄断的一些国家权力开始向公民社会过渡，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大幅度放松。一些学者把国家的这一放权称为“国家权力的中空化”[12]。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泰罗尼亚都一直都是比较发达的区域，在国内一直都是比较繁荣的地区，欧洲联盟成立以后，地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倾向更严重，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优势，脱离国内落后地区的干扰，提出自治的要求，加大地方的自主性，一些民族精英和资本家甚至要求独立，以便更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设立办事处，希望通过加强与欧盟的联系，直接越过民族国家与欧盟进行协商，进行相应组织、经济联系而沟通。随着欧盟与地区政府联系的加强，在布鲁塞尔的地区办事处已经达到一百多个[13]。 社会的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子系统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子系统的变化，进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平衡、协调、健康的发展和运行，否则，社会体系必然会衰退或负荷过重而导致运转不协调走向崩溃。阿尔蒙德认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并不是一回事。国民接触了现代技术和现代化，通常的确会产生世俗化和变化的影响。但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不一定造成政治发展，虽然看上去这些力量到处都在产生强烈愿望，要求改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有时也不是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是在其他的条件下发生的。”[14]导致政治发展的事件可能来自国家环境，来自国内社会，或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精英人物。为了应付环境的变化，政治体系不得不在结构上进行调整，也就是发展新的角色，甚至不得不在文化上进行调整，接受现代化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政治体系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挑战也可能来自内部的变化，比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繁荣、大量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要求参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讯和交通的发展也会使普通民众增强改善其生活的愿望，在相对和绝对的意义上赶上比他们更为幸福的同胞。当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国家政治精英和少数民族精英也同样会为了建设宏伟现代化的目标与国际接轨，他们自己同样会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和挑战。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包括进入政治体系输入流程中的数量和内容的某些最大变化。“当政治体系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来临了。”[15]当政治体系对于信息的输入、整合、输出之间发生不平衡，或者是要求发生某种最大变化，政治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回应现实的需要。因此，政治体系的现代化是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而政治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转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和重点，因为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政治来推动，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更是起到主导性的规划作用。 三、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目标 阿尔蒙德认为，“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所谓依存就是指在一个体系中，当某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其他的所有部分以及整个体系都会受到影响。”[16]一个政治体系就是由相应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组成与环境相对独立的系统和结构，并与国内和国际环境进行信息交流。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是由自我管理的少数民族政治人根据一定的政治规则围绕政治权力运行而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而具有相应独立性的系统。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是一种非国家政治体系，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内的一个次级政治体系，它受国家政治体系的领导与支配，这使得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每每具有双重属性的特点。”[17]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最终获取现代性和合理性不断调整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政治过程。 (一)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18]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对王朝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口号，而且特别强调“民族特性”，将其作为“必须遵守的第一条原则。”[19]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如果一个政治系统要想长期存续，它就必须被公民看做是最合适的政府形式。”[20]民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得到精英和非精英”承认的价值共识[21]。所以，民主与民族国家从开始就是一体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存在则需要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共同的价值观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二)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结构合理化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分工出现的，在近现代社会，社会分工不仅仅出现在经济领域，政治、司法领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分工化的趋势。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最大功能并不在于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分工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改变和推进社会的进步，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存在下去的根源，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22]。同样，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存在必须完成相应的功能，而完成相应的功能必须实行相应的分工，分工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和履行相应职责和功能的必然要求。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的专门化，出现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级体系”[23]，分工不仅仅指横向的分工，还要求纵向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只有权责分明才能保证政治体系的高效、灵活，才能履行相应的职责和功能。所以，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必须进行政治结构的分工和细化，使不同的政治机构承担不同的专业职能，形成层次清晰、权责分明、运转协调的合理结构。但是，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24]，沃德拉斯托在《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中认为，政治体系不仅仅有结构的分工，还需要政治结构之间相应的协调和合作，需要政府结构内部的高度一体化，即政治职能的专门化不得妨碍政治上的统一。 (三)提升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治理能力 政治体系的能力是指政治共同体把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转换为现实的能力，即政治体系治理的有效性。在政治生活中，我们不仅仅追求制度的建立和设计，还必须追求制度的效能，实现善治，获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必须建立拥有权威、充满活力、高效、透明、迅速、回应的政府体系，能够有效地处理和解决少数民族社会和多民族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并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四)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权威理性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国家的权威和权力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主要集中于统治中心的城市，而对于离城市比较远的边陲地区则鞭长莫及，即使像官僚制比较典型的中华大帝国也难以垄断暴力，强盗、土匪、宗族、秘密帮会也要有武装和暴力组织。而对处于国家权力中心边缘的少数民族首领拥有极大的自治权。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信教，有的少数民族全民信教，宗教团体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分享着国家的权力。在乡村地区，传统习俗还具有巨大的整合力量，中华帝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则基本上处于少数民族领袖和乡绅治理下的“自治”状态，个人和家族、部落之间经常存在血仇和其他现实的暴力，地方部落和宗族甚至对居民拥有违反地方传统和风俗而处决村民的权力，国家的权威和暴力被很多机构和部落所分享。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封建特权，实现了形式上的人人平等，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社会等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少数民族历史传统仍然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和暴力机关的控制完全处于代表对内和对外至高无上的民族国家之中，任何一个部门和单位的行为都不能与代表国家主权和意志的法律相抵触，它的一切法律和意志都代表民意和主权，公民以平等个体对民族国家表示忠诚和认同，国家的一切权力和权威代表民意，所有垄断的暴力和权力规则的制定和行使完全属于民族国家以及其组织机构，民族国家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国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 (五)少数民族政治生活运行制度化 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指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25]戴维·赫尔德认为，“制度化指的是交往模式的规范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复制。”[26]社会发展具有曲折性和反复性，政治运行制度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也可以失去，只有政治体系所具有的价值观念、规则、程序获得绝大部分公民长期、稳定的接受和支持，制度建设才算完成。没有制度进行规制或者没有获得公民尊重的、稳定的公民参与行为很多时候民主政治只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无序的参与而导致民主的歪曲和滥用，并不能获得理想中的善治。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民主政治的运行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只有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内化为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价值观念，才能维护政治运行的制度化。而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是一种舶来品，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民主是一片贫瘠的土壤，它需要慢慢的熏陶和培养。 四、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面对很多的风险和陷阱，我们必须对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对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远景进行规划。 第一，树立开放与改革的全球意识。国家的行为由什么因素决定，一个是国内因素，即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世界秩序(是以国际体系与世界经济来界定)，两者是有联系的[27]。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孤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经济、保证国民福利的增长，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间接和直接的影响。在当前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广泛利用的条件下，国外的文化和信息可以非常便利地传播进来，可以极大地改变国民封闭的信息状况，塑造国民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只有通过少数民族国民素质和心态的改变，才能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开放与改革之间，开放更重要，只有开放才会有改革，只有在开放的情况下，通过外部世界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8] 第二，实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元多线”渐进变革模式。世界是多线复式发展的，相应的生产力对不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和弹性也不一样，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29]。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中明确提出“多元的现代性”，现代性与西方模式并不是一个概念，现代化与西方化也不是同一的，只不过是西方的现代化走在前面，充其量不过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参照系，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都与他们的历史、传统相结合，并且现代性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的。同样，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和东部地区的差别巨大，同样的生产力能承受的生产关系的弹性和适应性也是不一样的。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目标与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一样的(“一元”的实现现代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其政治现代化注定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是“多线”的。 第三，坚持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平衡。考克斯认为，人的行为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物质力量、意识和制度，三种力量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须是三者之间的协调和适应。物质力量、意识、制度历史而具体的结合体现出社会秩序[30]。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经济发展需要政治改革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不断推动政治制度化建设，进而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 第四，实现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他们自己不能选择创造的条件，而只能从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创造。那些已经离去的先辈们创造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现世人的头脑中。”[31]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受到社会风俗、习惯、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形塑，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和补充，在规则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原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还是存续下来，犹太人、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很多族群，尽管他们的正式制度受到无数次的打击和变换，但是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仍然得到延续，制度渐进变迁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32]。王亚南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其所以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度内，我们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33]，少数民族历史上流传和运转的制度和文化会由于历史的惯性流传下来。波兰尼认为，“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存活得比它的功能更长——当它看起来活得更长的时候，那是因为它正发挥着其他的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必然包括它原有的那些功能。”[34]历史文化传统对政治现代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冲突——整合——发展——调适的过程，当然适应和发展并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明白文化的由来、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不盲目排外、不带有偏见，在保持民族特色的情况下主动有选择地吸收文化精髓，实现政治文化现代化。传统是必需的，也应该坚持，因为它给生活连续性并形成秩序，但“为了控制将来，我们必须使自己从过去的习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35] 第五，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改革开放，建立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中国建立了相对比较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实现了相应的机会平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但应该承认，个人生产能力高低跟人的身高一样有高低差别，市场经济平等的竞争机会必然会带来竞争的失败者，机会的平等必然难以保证结果的平等。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永恒目标，我们找到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实现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而不仅仅是法朗士所讽刺的在自由资本主义理想下“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3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公民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经验上都处于弱势，公平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维护少数地区稳定和改革的必要条件。 第六，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对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方面，经济现代化比较受到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亦然。但是，仅仅追求经济的现代化，而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注定经济的现代化也难长久和实现，经济现代化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得到解决。勒纳评价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时说，“他们所要的只是现代的制度，但不要现代的思想；所要的只是现代的权力，但不要现代的目的；所要的只是现代的财富，但不要现代的智慧……”[37]金耀基认为，“严格地说，现代化运动是‘多面向’的工作，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内在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所有科学的通力合作。中国现代化运动长则一百年，短则一个年代，认真地说，并没有达到该有的成绩，而更不幸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工作常常陷入了大小恶性循环的命运。此何以说呢?往往一个单一的因素害于其他所有的因素，譬如政治不能进步，往往是害于经济、思想、学术等的不发达；而经济的不能进步，又往往是因为政治、思想、学术等不够健全，任何一个单一因素的进步之果实与努力，都可能为其他因素之辐辏而被吞没”[38]，这就是我所说的“点”的进步为“面”的落后所吞吃。 第七，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现代化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平等是我国民族政策一直坚持的原则和追求，民族平等是减少民族矛盾的关键因素，民族平等不仅仅包括群体的平等，还包括个体之间的平等，因为群体的平等最终要通过个体的平等来实现，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同化政策具有本质的区别；民族平等不仅仅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还包括文化的平等。所以，我国应该坚持遵循多元的民族文化政策，而不是“熔炉”政策或强制同化政策，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保证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谐的关键因素。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地区之间合作的扶持政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团结互助的优越性，并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初步形成上海支援云南、新疆，江苏支援江西，山东支援青海，北京支援内蒙古，全国支援西藏的格局，大家庭团结互助，东西经济优势互补，形成一个有效的经济共同体，而这一切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政治体系下是难以做到的。费孝通认为，“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起点上只有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也就是说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方面会逐步萎缩。”[39]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