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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概况
“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作为学科名称，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世界政治”（worldpolitícs ）通常同义，并且与“国际研究”（ internationalstudies）相通。（注：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1999),Vol.43,p.214.）在国际学术界，这几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是可以互换的。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关系”侧重强调的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世界政治”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而“国际研究”则强调对各种国际问题的研究，当然其中也包括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各种跨学科问题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国际研究”有一个正式的学会性组织，即国际研究会（ISA——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该组织十分庞大， 下设有19 个分会。
它们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Active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 多学科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外交研究（DiplomaticStudies）；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Ethnicity,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Feminist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 ）；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全球发展（Global Development）；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 ）； 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Education ）； 国际伦理学（International Ethics ）；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 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Post —Communist State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对国际进程的科学研究（ScientificStudy of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 国际研究的妇女小组会（Women's Caucu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研究会的分会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子学科或是子领域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中的交叉和重复部分很多。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
然而，尽管国际学术界在这个广阔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直至今天，“国际政治学”还不能说已形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 （注：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9),Vol.43,p.214.）人们都承认这个研究领域，但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 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却始终众说纷纭。在该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现实主义（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 Realism）、传统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Traditional and Neo — Institutionalism ）、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 ）、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新理想主义英国学派（the English School of Neo—Idealism）、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世界体系论（ World System）、 女权主义国关理论（FeministIR）、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等流派。 在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众多学派本是一件好事，但正如Michael Brecher 在国际研究协会1999年年会的主席致词中所指出的，由于一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时髦和新奇时尚，结果划分出许多不必要的学派，提出了许多不适当的两分法。尤其是，这些学派缺乏相互的宽容，有时在争论中甚至诋毁对方。由于不注意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知识的积累性，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注：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9),Vol.43,pp.214～217.）
当然，不管这个学科有多少缺点，它毕竟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它的不足恰恰为广大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了机遇。
理论之争
（一）新现实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争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与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之争仍然是一个热点。 （注：关于新现实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争论的综述，见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and Neo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Robert Keohane认为，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政治，就是讨论国际制度，讨论支配世界政治要素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实现这些规则的组织。但他也承认，对国际制度的新研究采纳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的相对权力和竞争性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他的理论也得出了制度对过程影响的新结论。（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 110:82～96(1998).）
与此相反，新现实主义认为，制度对于国家行为只有最低限度的影响，因此对于促进后冷战世界的稳定几乎没有什么承诺。（注：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19:5～49(1994～1995).）作为主要代表人物，Kenneth Waltz1998年在一次访谈中， 在再次确认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首要地位的同时，对新制度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新制度主义根本不是理论。他指出，在理论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不能区分一种理论和它的应用。Keohane说他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核心是结构现实主义。 这是自由制度主义中的惟一理论，其他的东西都是应用。在一般的政治学中，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学中，试图应用一种理论的人实际上认为他们正详细阐述一种新理论，或者在扩展一种理论。理论就是理论。不管它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它都不得不满足某些标准。除此之外的东西，我将称之为解释、 哲学、历史等等。（注：Waltz,K.N.,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Conducted by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4:371～386.）
关于新制度主义研究，John G.Ruggie 1998 年出版了《构筑世界政治组织》（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一书。 该书以后冷战的世界秩序为关注点，论述了国际组织和国家体系。该著作特别强调了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有怎样的不同，论述了规制（regime）、认识上的共同体和多边主义，论述了世界政治组织中的政治结构、领土空间以及制度在国家体系变革中的作用。（注：John G.Ruggie ( Columbia University),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Routledge,1998.）
关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比较，Robert Jervis 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国家谋求安全的前提下，这两个学派的争论点不在于冲突的广度与范围，而在于冲突是否必要。他认为，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国家需要的是推动更大的国际合作。文章阐释了在如何看待制度重要性上两个学派的不同观点。（注：Robert Jervis(Columbia University),"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 Issue 1(Summer 1999).pp.42～63.）
（二）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再讨论
1998年恰逢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50周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再次对摩根索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热烈讨论。（注：该讨论见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Vol.24,No.1,(1999).）
Thomas C.Walker认为，摩根索的研究具有两重性，人们过去对他的评论往往只强调他研究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摩根索的理论既有强调权力平衡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一面，又有强调规范、道德的一面。摩根索认为，维持和平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权力平衡为表现的社会力量的自我调整机制，二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为斗争形式的规范性限制。对摩根索来说，权力平衡是需要某种知识和道德基础的。Thomas C.Walker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对摩根索的再评价问题。
John Vasquez认为，摩根索对国际关系研究有四大贡献：一是坚持把现实的东西与我们热望达到的东西区分开，实际上就是明确了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区别。二是告诉我们什么理论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且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三是给了我们现实主义的模式，其中有三个最基本的假定：（1）民族国家及其决策者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 （2）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天壤之别；（3）国际关系就是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四是有关救世主的思想是危险的，必须审慎。John Vasquez认为，摩根索早就看出了美国外交被注入了十字军精神，想要把它的民主和幸福观推向全世界，所以这一个贡献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有特别的意义。
（三）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
在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近年来最有趣的发展是出现了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与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之别。 （注：区别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早期著作， 参阅Jack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12.近期的论著参见：(1)Michael
C. Desch,"Why Realists Disagreeabout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Studies 5(Spring 1996) ,esp.365.(2)Eric J.Labs,"Beyond Victory: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Expansion of War Aims,"Security Studies 6(Summer 1997) .( 3)Stephen M.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 ManyTheories,"Foreign Policy 110(Spring 1998) .( 4) Stephen VanEvera,"Offensive, Defensive, and the
Causes of
Wa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Spring 1998).(5)Charles L.Glaser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ive —Defensive Balance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Spring 1998).）
按照进攻现实主义观点，国家最初具有的是防御性动机，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不得不作进攻性打算，因此，追求安全的理性国家倾向于采取可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国内因素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按照假定，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是强大的和直接的，足以使国际处境相似的国家采取相似的行为，而不论其国内特征如何。进攻现实主义观点认为，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人们应该检查的是它的相对能力和它的外部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将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推进其利益的方式。进攻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 国家必须考虑掠夺性修正主义强国（ revisionistpower）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会冒险一战以实现其目标。 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力量，原因就在于没有国家能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修正主义强国。
与此观点相反，防御现实主义者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通常是比较仁慈的，换言之，安全常常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正常的国家可以理解这一点，或是通过经验学到它。因此，追求安全的理性国家常常是可以放松的，只有在对付外来威胁时才需振作，但这种威胁是稀少的。即使在对付这种威胁时，国家也是以一种适宜的方式，即以“进行平衡”的方式威慑威胁者，以便消除对实际冲突的需要。防御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对军事征服几乎没有内在的兴趣，因为扩张的代价往往大于得益，因此，出现有关大国战争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国内集团夸大了对威胁的感觉，并且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的功效。
（四）关于“民主和平”论
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最有趣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有关“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讨论。 （注：关于“民主和平论”， 见Bruce M.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 R.Oneal and Bruce M.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Democracy,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 —1985,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l.41,No.2(June 1997),pp.267 ～294; 还可见Michael E.Brown,Sean M.Lynn—Jones,and Steven E.Miller( eds.)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6.）西方学术界认为，民主国家是不是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少走向战争，这个政治科学家已讨论多年的问题，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策制定圈子里，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亨廷顿认为，民主和平的论题是近10年里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命题之一。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内政治对国家安全政策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认为尽管民主国家像其他国家一样也经常打仗，但它们之间却极少打仗。基于这个理论，他们主张以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为样板，向全世界输出民主，以此来造就永久的和平。有人甚至使用了类似“霸权和平”的提法，
即“民主治下的和平”（Pax Democratica）。（注：James Robert Huntley,Pax Democratica—A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这一理论现今已成为克林顿政府推行扩展民主区域政策的主要理论根据，但它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命题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是最好战的，因此输出民主可能使事情更糟。
在理论上，民主和平论与理想主义可说是一脉相承。 ErrolA.Henderson的研究就把民主和平论与新理想主义（Neoidealism ） 结合了起来。他认为，多种因素的结合，诸如两极格局、核威慑、盟国身份和贸易联系等，有助于在主要民主大国和它们的较小民主盟国之间构成一个国际安全体制（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me）。（注：Errol A.Henderson (University of Florida,USA),Neoidealism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Issue 2,(March 1999).）
（五）关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派。 （注：关于建构主义的较新文章， 见Ted Hopf,"The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 1998),pp.171～200.）这个学派被认为向新现实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两个主流学派都提出了挑战，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思想观点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一点与强调权力与贸易等物质因素的学派明显不同。建构主义者把国家利益与认同（identity）看做是一种有高度延展性的特殊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们密切关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说教（discourse）， 认为说教反映并构成信念与利益，并确立可接受的行为规范。因此，建构主义者特别专注于事物变化的根源。这种方法，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已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在国际事务中突显的激进观点。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后冷战的中心问题是不同群体怎样思考他们的认同与利益。尽管与权力不无关系，但建构主义者强调的是观点与认同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们怎样构成了国家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对之作出反应的方式。
按照Emanuel Adler的说法， 建构主义哲学是这样一种观点：“物质世界是由人类的行为和互动构成的，物质世界的这种构成方式取决于 有关物质世界的规范上的和认识上的动态解释。”（注：EmanuelAdler,"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3(September 1997),p.322.）Jeffrey Checkel注意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有两个作为基础的假定：（1 ）行为者或国家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环境是社会的，同时也是物质的；（2 ）这种环境能够为行为者或国家提供有关其利益的理解和认识，即可以设定（institute）它们。Jeffrey注意到，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不是分析层次本身，而是有关社会界和政治界怎样运作的基本观念。它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对当代许多国际关系学识以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和方法上的个人主义进行质疑的社会调查方法。（注：Jeffrey 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Vol.50,No.2(January 1998),pp.326～327.）
Matthew J.Hoffmann认为，物质世界并不决定或构成行为者所从事的行为。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 这个世界包含了行为者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乃是一个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 ）——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世界——而且这种相互联系的意识决定社会制度并使它们区别于物质世界。通过意识相互联系的一致，社会界的事物就成为了“真实”。建构主义者有这样一种共有的承诺，即理解共享的知识与期望是怎样产生的， 以及这样的“社会事实”怎样影响政治行为。 （注：Matthew J.Hoffmann,"Constructivism and Complexity Science:TheoreticalLinks and Empirical Justification,"paper for ISA meeting 1999.）
（六）关于文化理论
一些战略文化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物质力量平衡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被高估的理论，而强调观念因素的文化理论在解释世界如何运作方面要做得好得多，因此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ies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人甚至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物质结构的变量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义是现实主义研究的补充还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注：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gic Cul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4(Spring 1995)等。）
哈佛大学的Michael C.Desch认为， 后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主义浪潮，涉及了诸如军事学说、大战略和外交政策决策等广大范围，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论（从实证主义到反实证主义），并且应用了各种解释变量。支配这股文化浪潮的文化理论有四个分支：组织理论、政治理论、战略理论和全球理论。例如：Jeffrey Legro认为， 军队所有的不同组织文化会导致它们的不同的战斗方式。Elizabeth Kier认为，国内不同的政治文化会采用不同的控制其军事力量的手段，这种控制是基于国内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外部的战略利害。 PeterKatzenstein,Noburo Okawara和Thomas Berger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相似的国家，
国内对于使用暴力的政治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Stephen Rosen认为， 国内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将产生不同水平的军事权力。Iain Johnston认为， 对国家大战略作出最佳解释的是国内战略文化而不是国际体系的规则。Martha Finnemore认为，是全球文化规范而不是国家的内部利益决定大国干涉的模式。 Richard Price 和NinaTannenwald认为，禁止使用特定武器的全球文化规范最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没有被使用。Robert Herman认为， 苏联之所以退出冷战就是因为它受到西方的规范和文化的吸引。Thomas Risse—Kappen认为，像北约这样的联盟是基于全球规范结合的，并不是对相互威胁的一种反应。Michael Barnett认为，对联盟模式的最好解释不是共同面对的威胁，而是认同。Dana Eyre和Mark Suchman认为， 所有国家都要拥有类似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并非因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这些武器乃是国家的化身（stateness）。 （注：以上学者的观点均转引自Michael C.Desch,"Culture Clash,"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42～143.）
对战略文化的探讨，无疑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注：关于文化主义的较新文献， 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9,chap.6;Keith Krause,ed.,Culture andSecurity,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 Kevin Avruch,Culture andConflict Resolution,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8.）
国际问题研究
（一）关于世界格局（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阅 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5～41.）
冷战结束之初，一些学者认为单极时代到来了。 （注：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Vol.70,No.1(Winter 1990/1991),pp.23～33.）1992 年五角大楼甚至起草文件提出了新的大战略，即保持单极状态，防止出现新的全球竞争。但这个草案很快就引起了争论。很多评论家指出，这种想法是唐·吉诃德式的和危险的。（注：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A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and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Summer 1997),pp.86～124.）此后，类似“首位”（primacy）和“优势”（predominance ）等语言就被避开了，取而代之的是“领导者”（leader）和“不可缺少”（indispensable）等提法。
在国际关系学者中间，尽管对后冷战国际政治的其他方面多有不同看法，但在否定单极的问题上却日益取得一致。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的卓越地位能否持久是有疑问的。（注：Charles A.Kupchan,After Pax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Fall 1998),pp.40～79.）他们认为，单极只是想像的或片刻的东西，是不会持久的，最终将让位于多极。有的学者甚至对单极是否存在都提出了疑问。讨论中比较广泛的认识是：单极是危险的和不稳定的，因为任何大的权力中心都会威胁到其他国家，并且会导致这些国家采取行动恢复均衡。而当其他国家谋求平衡骄傲自大的领导国的时候，是容易发生冲突的。 （注：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December 1997),pp.915～916.还可见Charles A.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Fall 1998) ,pp.40 ～79.关于现实主义与单极政治的问题， 可参阅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Realist 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4(Spring 1997),pp.44～98.）
Samuel P.Huntington认为， 现今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单极—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 system）。他说：“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单极体系应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和许多较小国家，而没有其他重要的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可以独自有效地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也不能阻止它这样做。”“多极体系则有若干实力相当的主要大国，它们在变动的格局中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他认为，当代的国际体系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他称之为“单极—多极体系”，由一个超级大国和若干主要大国组成。解决关键性国际问题需要惟一超级大国的行动，但也需要某些其他主要大国的联合。（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ch/April 1999.）
Richard N.Haass认为，世界正日益多极化，美国应当谋求符合自己利益的多极体系。他指出，单极、多极只是一种描述，它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权力的分配，而不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特性和品质。一种多极世界可能是这样的，其中是若干敌对但却大体相当的国家彼此对立；另一种多极世界是由一批各自拥有重要权力的国家组成的，它们可以共同工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适当的目标就是促进一种以合作与协调而不是以竞争与冲突为特征的多极体系。（注：Richard N.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
当然也有学者继续坚持单极观点。William C.Wohlforth认为，国际体系仍然是明白无误的单极，因为美国享有远比其他强国大得多的优势，这表现在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等所有方面。把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质和量的权力集中描述为容易消失的“瞬间”是根本错误的。William C.Wohlforth认为，多极倾向于战争，而单极则意味着稳定。美国的天然权力优势意味着不存在为争夺国际体系领导权而进行的霸权竞争，因为没有国家会采取步骤与美国为敌，或是通过战争取得对于美国的优势； 而且单极也能使其他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最小化。 （注：William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5 ～41.）
（二）关于新干涉主义
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国际关系中干涉行为的日益增多，有关干涉主义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一般来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学派在原则上都不反对干涉主义，但它们往往有不同的利益选择。现实主义通常主张为了利益和权力可以进行干涉，而自由主义则赞同为了所谓的“道德原则”进行干涉。当然，多数学者在论述干涉问题时，都主张谨慎行事。
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指出，尽管绝对的不干涉原则经常受到破坏，但不干涉原则还是重要的。对例外的判断必须个案考虑，必须看动机、 手段与结果。 （注： 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 Longman,1997,p.140.）针对美国干涉越南是所谓“轻率但却道德”的说法，约瑟夫·奈指出，即使动机是正确的，手段也是必须考虑的。他认为必须问这样一些问题：有没有替代办法？干涉是最后手段吗？那里存在保护无辜者生命的效果吗？惩罚与犯罪是相称的吗？或者说它是不是过分了？结果怎样？ 成功的前景如何？ （注： Joseph S. 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 Longman,1997,pp.139～140.）
从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所引发的舆论反应看，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它不但遭到了现实主义者的批评，而且亦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大师，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漠视国际均势和美国的传统利益，犯了战略性错误，破坏了美国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同时也使北约处于危险境地。（注：[美]《新闻周刊》，1999年5月24日。）《民族》作为代表美国自由主义观点的杂志， 其主编卡特里娜·霍伊维尔也撰文指出，北约的战争行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克林顿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目的背道而驰。文章认为北约破坏了联合国的权威，违反了联合国全体成员签署的国际条约。（注：[美]《华盛顿邮报》，1999年5月31日。）
当然也有学者撰文极力鼓吹干涉主义。Michael F.Glennon的文章认为，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已经过时，国际社会应该探求“正义的国际法”（ajust international law）， 建立新的国际制度（regime）。冷战结束以来的事件充分表明，落伍的反干涉主义制度已不再与现代正义观念同步。科索沃危机已表明了这样的分离和美国想做它认为是正确东西的新愿望。Glenno认为，那些对法治抱有希望之人不愿意以任何形式破坏法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挑战一项法律（Law ）与挑战法治（the rule of law）并不是同义语。 恰恰相反：挑战不正义的法律（an unjust law） （就像北约对联合国宪章所做的那样）就能够现实地强制实施正当或合法的制度（the legal regime）。北约所要确立的新制度承认国内秩序的首要性和国家最初的责任，但它认为在人道主义代价过高的地方（诸如发生了种族清洗），干涉是合适的。新干涉主义者不应因担心摧毁被供奉于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主义禁令中的某些高尚的、被想像出来的法律神殿而气馁。人类已有几百年在逃避更高的、更壮丽的目标——以权力为后盾的正义理想，这个目标不应这样轻易地就放弃。实现正义是困难的职责，实现正义之后才能修改国际法以反映正义。如果用权力来实行正义，法律就会随之而来。
（
注：Michael F.Glennon:The New interventionism.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9.）
（三）战争与冲突问题
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防止战争？多年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世界大战的危险，但局部战争却广泛蔓延。因此，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论问题，仍然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重大问题。
Michael E.Brown 等人主编的《战争与和平的理论》（Theoriesof War and Peace）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比较复杂、也许是更为有用的理论。该书包括的文章出自一批顶尖学者， 诸如Thomas F.Homer —Dixon,Robert O.Keohane,Christopher Layne,John J.Mearsheimer, John
Orme,John Gerard Ruggie,Jack Snyder,Stephen
VanEvera等。 在这本书中，若干作者讨论了有关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特别论述了权力的分配与进攻性战争的可能。另外一些作者讨论了民主和平的假定，即民主制度的扩散将会导致一个和平的时代。鉴于民族主义与种族冲突的明显增加，一些学者就民族主义如何导致战争以及怎样控制这样的战争提出了种种假定。一些作者也就国际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和平展开了热烈讨论。以国际体系为大背景，还有的作者讨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资源的稀缺是不是会影响战争的可能性。（注：Michael E.Brown,Owen R.Cot,Jr.,Sean M.Lynn— 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eds.),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8.）
在探讨国际冲突的原因时，人们注意到，生态政治问题已日益突出。关于生态资源与国际冲突的关系，Nils Petter Gleditsch指出， 涉及稀缺资源的冲突，诸如争夺渔业资源、水资源特别是领土，一直就是武装冲突的传统根源，而环境的退化会导致资源的进一步稀缺，因而会引起更多的武装冲突。然而，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很少进行系统的研究。大多数有关环境与武装冲突的研究都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1）“环境冲突”的含义还未得到澄清；（2）研究忙于界定和辩论而不是分析；（3）重要的变量受到忽略，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因素， 这些因素对于冲突有强大影响；（4）某些模型过于巨大和复杂， 以致无法进行检验；（5）案例的选择是根据因变量的价值；（6）因果关系颠倒了；（7）未来的假定事件被作为以经验为根据的证据加以引用； （8）研究不能区别外交与国内冲突。（注：Nils Petter
Gleditsch(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Oslo(PRIO)& Norwegian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rondheim) , "ArmedConflict and TheEnvironment:A Critique of
theLi■eratur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5 Issue3(May 1998).）
（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促进国际和平还是易于引发国际冲突，这是国际学术界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以往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具有经济重要性的贸易能够降低国家间军事争端的可能。但近来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有人认为相互依存与和平没有关系，也有人通过改变研究方法，得出自由主义结论，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和民主有明显的和平效益。（注：John R.Oneal(University of
Alabama, USA) and Bruce M.Russett(Yale University,New
Haven,USA) , "Assc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 Issue 4(July 1999).）
在有关相互依存和冲突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分歧的，不过它们通常都认为，一旦国家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特别是在爆发战争之后，社会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往来就会停止或是大幅度地减少。自由主义理论的假定是，如果介入冲突会打断贸易或是对贸易条款产生不利影响，那么政治领导人介入冲突的行为就会被阻止。现实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对相对所得的担心至少会导致一个交战国停止贸易，以便阻止它的对手利用贸易所得增进其相对军事实力。对于这样的假定，Katherine Barbieri和Jack S.Levy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事实与这种推断恰恰相反。众多的历史事例表明，敌对国之间的贸易在战时也在继续。他们的文章对这种现象作了系统分析，给出了自1870年以来战争对贸易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7组事例。这些事例表明， 尽管有时战争导致了贸易水平的下降，但多数事例中战争对贸易并没有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事实上，战后贸易往往还会增长。他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关相互依存和冲突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都需要重新进行阐述。（注： Katherine Barbieri(Vanderbilt University,USA)and Jack S.Levy(Rutgers University,USA),"Sleeping with theEnemy: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 Issue 4(July 1999).）
关于影响贸易的因素，现今的理论研究都把贸易所得看做是外成的，即贸易伙伴从贸易中所得的利益会受到若干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外援、 关税、邻近程度以及国家的相对大小等。 Solomon W.Polachek,John Robst和Yuan—Ching Chang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把外援、关税、邻近程度等因素合并为一个冲突—贸易模型，特别检查了这些因素怎样影响贸易利润。文章认为，外援和邻近度会增加利润，而关税则会减少利润。小国同大国贸易会有较大利润。这个模型的预测是，如果国家谋求保护它们的贸易，那么外援和邻近度会减少冲突，而关税则会增加冲突。 （注：39 Solomon W.Polachek and John
Robst(Binghamton University,USA) and Yuan —Ching Chang( ChineseCultural Universit,Taiwan),"Liber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Extending the Trade —Conflict Model,"Journal of PeaceResearch,Vol.36 Issue 4(July 1999).）
在有关贸易与冲突问题的讨论中，Han Dorusse 的研究提出了有关贸易与冲突的多国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一般情况下，贸易会减少冲突的动因，但在多国的情况下则需要作重大修正，因为贸易降低冲突的功效，在多国的情况下会大大降低。在对冲突作不同假定的情况下，贸易对冲突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冲突之前的自由贸易国家在冲突后承诺不再贸易，而且冲突并不导致输的一方被消灭，那么贸易就有最强的威慑作用。无论如何，国家对恢复贸易都是有兴趣的。如果国家联盟相对较弱，那么不与敌手贸易的承诺就会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紧张，而联盟内的贸易则不得不变得更加有效。（注：Han
Dorussen ( Norwei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way),"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A Multi—Country Model of Trade and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 Issue 4(July 1999).）
（五）战略问题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99年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年鉴》（ SIPRI
YEARBOOK
1999 ——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认为，尽管1998 年只有少数几场较大的武装冲突，但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安全并没有重大进步。一方面，某些国家不能对其人民提供基本的管理与保护，使得国内陷入流血冲突，并因而破坏了世界不同区域的安全；另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危险技术的传播对全球的稳定与安全也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威胁。这一切都需要国际社会研究新的安全体系和确立未来军控与裁军的新议程。
关于冲突，年鉴指出，在1998年的27场冲突中，只有两场，即印度与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是国家间冲突，其他都是国内冲突。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对阿族人的镇压以及和平努力的失败，导致北约第一次在区域外采取干涉主义行动，从而加剧了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巴在克什米尔的争夺和核试验，使得南亚的战争危险与核危险加剧了。非洲错综复杂的冲突的蔓延，特别是在冲突密集的中非，突显了和平进程的必要。联合国在50年中，共派出75万军人和文职警察执行了49个行动，在1998年又新增了两个使命，即在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北爱尔兰问题和巴斯克问题都出现了和平的转机。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争夺，使得里海地区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个热点。以色列新政府的上台使得中东和平进程再度开始。英法1998年12月的联合声明提出了未来欧洲防务的新思考。有关美国在欧洲的非霸权态势的讨论也再度出现。
关于军费，年鉴指出，按照1995年的不变价格和汇率，1998年的世界军费是700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价格是7450亿美元。自1987年以来的军费下降趋势在1997年被一度打断之后，在1998年再度下降了3.5%。 这一下降主要归功于俄罗斯大幅度削减军费（1998年削减55%），以及美国减少军费4%。
年鉴指出，世界武器生产主要集中于少数工业化国家，美国差不多占了一半。10个最大的武器生产国大约占武器生产的90%。从1995年到1998年，常规武器的交易是比较稳定的， 比20 世纪80 年代低得多。 1998年约219亿美元，比1994年的200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略高。1994～1998年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是美、俄、法、英、德。沙特阿拉伯是这一时期的最大武器进口国。
（六）全球化、区域主义与全球性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Ian Clark的研究认为， 全球化产生于演进中的国家政治实践。没有国家的政治意愿，全球化就不存在。全球化的成就与分化的效果是共存的和互动的，因为国家将因相互依存而受到外来的挑战，并且会因国内支持者的原因而受到内部挑战。地区集团的形成可以被视为一种分化，这些趋势代表了走向全球化的另一步。Clark认为， 全球化与分化之间的平衡将得到怎样的调节取决于国家能否稳步前进，并取决于它们能否成功地调停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和国内不满情绪的高涨。 （注： Ian Clark, Globaizationand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7.）
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世界一体化和相互依存正日益发展，因此全球管理问题（global governance）已变得越来越突出。Raimo Varynen主编的《全球化与全球管理》（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一书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应怎样集体地回应这个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工具有助于这样的制度发挥功能？面对国际金融流动、通讯技术、环境威胁、国内混乱、维和与干涉等现象所提出的挑战，该书作者对于加强国际制度的前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注： Raimo Varyne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1999.）
Walter C.Opello,Jr.和Stephen J.Rosow在研究中通过论述领土国家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其著作《民族—国家与全球秩序》（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包括四部分：第一，领土国家的形成与出现；第二，现代领土国家的形成；第三，领土国家的全球化；第四， 国家面对的挑战。 （注：Walter C. Opello,Jr.And Stephen J.Rosow,The Nation —State and Global Order,Lynne Rienner,1999.）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过分强调全球视角。Peter J.Katzenstein 就特别关注介于全球层面与国家层面之间的地区层面。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权力政治现在是在复杂的地区范围内出现，这样就为某些常规的分析范畴划上了问号。如果只关注国家因素的影响，那就过于强调世界政治的异质性了，但如果只关注全球性因素，则又过于突出世界政治的同质性了。作者在讨论“人们在冷战后应如何思考国际政治”的问题时，认为应把它看做是一个“由地区组成的世界”。显然，Katzenstein强调了世界政治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注：Peter J.Katzenstein,Regionalism and Asia,会议论文,CSGR 3rd Annual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Warwick,September 1999.）
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当今的全球性问题已日益突出。研究这类问题的著作很多，涉及民族、种族冲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全球性有组织犯罪问题等。
Emilio Viano主编的《全球性有组织犯罪与国际安全》（ GlobalOrganized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一书认为，有组织犯罪是一种广泛的现象，这种犯罪组织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发展，通过银行、通讯、运输等现代化手段，它们第一次建立起了真正的世界范围的合作。该书认为，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犯罪不单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注：Emilio Viano( ed. ) : GlobalOrganized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Ashgate,1999.）
Michael T.Snarr and D.Neil Snarr主编的《全球性问题介绍》（Introducing Global
Issues）讨论了当代的一些突出问题， 包括：（1）冲突与安全问题，诸如武器扩散的全球挑战、民族主义、 人权和维和问题等；（2）发展问题，诸如人口与移民、妇女、儿童、健康、 环境、自然资源问题等；（3）全球经济，包括国际贸易的争论、 全球资本流动、全球经济中的贫穷问题等。（注：Michael T Snarr and D.Neil Snarr(eds.),Introducing Global Issues,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ishers,1998.）
针对一种以破坏环境为特点的恐怖主义，Daniel M.Schwartz 的研究探讨了“环境恐怖主义”。Schwartz 认为， “环境恐怖主义” （"environmental terrorism"or "ecological terrorism"）近来已成为北美政治家、媒体和学术研究的常用词，对这个概念应提出这样的界定，即环境恐怖主义是：（1 ）在和平或战时违反关于环境破坏的国内和（或）国际法的行为或威胁；（2 ）展示了恐怖主义基本特性的行为或威胁（即这种暴力行为或威胁有特定的目的，而且这种行为是瞄准一个象征性目标）。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而且破坏者是把环境作为一个可信的象征，向广大人口灌输对其行为生态结果的恐惧，才能称之为环境恐怖主义。 （注：Daniel M.Schwartz( Department of
Political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Environmental Terrorism:Analyzing the Concep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5Issue 4(July 1998).）
Thomas G.Weiss的研究探讨了流离失所人口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内部的流离失所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IDPs）乃是内战的牺牲品，这一部分人口或许是难民数量的两倍。然而，国际社会有处理难民问题的机构，却没有专门处理流离失所人口的机构。国际人道主义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缺点现在已被认识到。文章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 （注：Thomas
G. Weiss(Graduate School and University Center,City University of NewYork),"Whither International Efforts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Persons?" Joura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 Issue 3(May 1999).）
结合环境问题与民主问题，Manus Midlarsky 的研究论证了民主制度与环境的关系。文章指出，尽管理论家和决策者们认为民主制度能够对环境产生仁慈的政治影响，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检验了6 项环境保护或环境退化问题之后，作者认为，在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和水土流失方面，民主国家对于环境的可统计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是消极的。尽管在受保护的土地面积方面有积极影响，但在可用淡水和化学品对土壤侵蚀方面，民主制度却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因此，民主对环境有好影响的理论是需要重新检验的。（注：Manus Midlarsky,"Democracyand the Environment:An Empirical Assessment,"Journal of PeaceResearch,Vol.35 Issue 3(May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