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历史档案论文,地域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5.1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并留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面貌，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及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利用档案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致，大量历史档案流散于世界各地，严重破坏了中华文化传承信息链的完整性，阻碍了科学、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以下笔者借鉴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与档案自身的特性相结合，深入分析我国历史档案在国内外各地区的分布状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1.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概况 我国历史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且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等的第一手资料。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及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历史档案得以发掘整理，现主要收藏于国内外档案馆、博物馆、科研院所及社会其他组织或个人手中。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存世的历史档案当属商代甲骨档案，该类档案主要出土于中原、河南西北及华北等地，其中大部分收藏于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国内各级文化机构，还有部分流散于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国内外共计15万余片)。[1]32-33同时，商代已出现有青铜器，但具书史性质的铭文尚不多见。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被广泛用于记录当时社会的重大史实，即金文档案达到极盛，至春秋战国以后日渐式微。“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金文档案约三四千件”[2]，其出土“以陕西的关中地区最为集中，其次是河南的安阳、洛阳、北京等地”[3]，主要收藏于北京、天津、上海、陕西、湖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北、台湾等地的文化机构，及日、美、英、法等国的文博部门。此外，商代还形成有以竹木为书写载体的简牍档案，但迄今尚未得以发现，后至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简牍档案大量形成，目前我国有18个省份共计出土约25万枚，其中以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省份出土较多，北京、河北、陕西、青海、山东、江苏、安徽、广西、广东、四川等地亦有发现。[4] 秦代档案工作发展迅速，主要以石作为书写材料，即石刻档案大兴，至明清历代皆有，多分布于高山峻岭之间。秦汉以后，在简牍大量使用的同时，一些贵重文书逐渐书写于丝织的缣帛，其出土多分布于甘肃、湖南及山东等地。东晋末年，纸张完全取代简牍成为国家正式文书的书写材料，至唐代大兴，其出土分布多集中于新疆、甘肃等地，宋元时期则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西藏等地，英、俄、日、法等国家和地区也收藏有我国的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及黑城文书等。明清时期的历史档案主要集中在北京、辽宁等地，特别是清代档案大部分保存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分藏于全国各级地方档案馆，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亦有保存。民国档案主要集中保存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余分藏于全国各级地方档案馆，及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2.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历史档案的地域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2.1 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的相对集中性 档案是伴随着人类活动自然形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人类活动主要分布于某些特定的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档案地域分布具有类似的特征。 首先，从全国大范围来看，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历史档案分别集中于南北部或东西部的某些地区。从南北分布来看，商代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故其历史档案多分布于河南、河北及山东等地；西周建都于陕西，分封天下诸侯，人类文明活动已扩展至长江流域，其档案分布也延伸至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汉代人类文明进一步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特别是汉及两晋南北朝战乱的频发致使文化重心南移，故这一时期的简牍档案在两湖及江西等地也有大量发现。 就东西分布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朝的衰弱，天下诸侯各自为政，并形成了强秦雄霸西部陕西关中地区与东部的六国对峙局面，客观上致使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我国第二阶梯及第三阶梯区域，从而造成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历史档案的地域分布也呈现出类似特征；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出土分布继续向东扩张，主要为第三阶梯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隋唐及至宋元时期，历史档案的出土分布则主要集中于新疆及甘肃等地；明清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其历史档案主要分布于第三阶梯的华北及东北等地。 其次，从局部地区看，各时期的历史档案主要集中在都城、大邑及一些经济文化中心等。如商代甲骨档案主要集中出土于商后期都城所在地，即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区；金文档案则大多留存于当时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即今陕西省境内。另外，“居延汉简的出土分布，也很能说明问题。从简文中我们知道，汉代张掖郡所属的居延地区设有两个“军分区”，分别是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驻地称城，设都尉府。都尉府内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僚属。都尉直接的下级机构称候官……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统计，甲渠候官、肩水会关、肩水候官和肩水都尉府遗址，是居延汉简出土最集中的几个地点，占汉简总数的90％左右”[3]。再如，目前存世的清代档案大部分保存于当时清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即今北京；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各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则主要保存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即南京。 2.2 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的不断变异性 由前述不难发现，我国历史档案在地域分布上同时具有不断变异的特征。商朝时期，我国历史档案的分布重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如河南省安阳等地出土有大量甲骨档案。西周时期的疆域较之商朝有所扩大，该时期甲骨档案的出土范围也随之变化，陕西、北京、河北等地均有发现。[3]同时，金文档案的形成者与记事范围已突破了甲骨档案的范畴，“它不象甲骨档案多数是占卜活动的产物，也不是某一个王的活动的记录，而是王、诸侯、卿大夫都有这类铭文。因而总体看，是西周王朝整个统治阶级活动的记载。因此它的出土尽管以周族发源地岐山、扶风、西安、临潼一带最多，但在内蒙古、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四川也有窖藏的金文档案出土”[5]。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致使人口大规模扩迁，间接造成了历史档案的流散，进而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南、湖北、浙江、安徽、上海等地亦有简牍档案或金文档案发现；秦统一六国，至汉代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历史档案分布较之前更为广泛，如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山东、江苏、安徽、陕西、河南、两湖、两广等大部分地区均出土有简牍档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不休、政权频繁更替，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宋代与辽、金、西夏的连年争战等都造成了历史档案的大量毁坏与遗失，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呈现出存留于相对偏远、战火较少地域的特征，如新疆、甘肃等；元代疆域辽阔，在内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也有历史档案发现；明、清处于我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封建文化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历史档案的分布范围明显增大，如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南部的福建、广东、台湾，东部的上海，西部的云南、贵州、新疆、西藏，中西部的四川、青海等均有出土或收藏。 2.3 我国历史档案收藏机构的多样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历史上各时代的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生产、生活的代表性实物；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具有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6]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发现的具有记事性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物品既具有档案的属性也符合文物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二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档案馆与上述单位应当在档案的利用方面互相协作。”[7]因此，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等大多保存于文博部门；而纸质档案、音像档案等则大多保存于各级各类档案馆，如“中央档案馆收集、保管建国前我党、政、群中央机关、派出机构(包括中央局、分局、边区政府等)的革命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集、保管明、清两代中央机关形成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保管北洋、国民党、汪伪时期中央机关形成的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收集、保管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等军事机关、部队、院校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地方各级综合性档案馆收集、保管建国前本地方革命历史档案及旧政权机关和其它单位形成的档案”[8]。 3.我国历史档案地域分布影响因素 历史档案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其分布状态与国家的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而中国地貌类型多样、气候变化各异，不仅具有适合历史档案书写的丰富自然物质资源，而且有其产生的深厚人文沃土。以下笔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战争及地理等方面具体阐述影响我国历史档案分布的因素。 3.1 政治因素 《史记》中记载：“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9]由此可以看出，控制宗庙的九鼎宝器和文书图籍对成就“王业”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历朝统治者多设立史官对档案文献进行编纂并用其编修史书，汇集成册、设库保管，寄希望于以史为鉴，从而更好地维护其政权统治。如：“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9]1133；“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3]。隋唐时期国家一统、社会稳定，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同样，统治阶级为了汲取前朝的治世经验，对档案文献编纂及修史工作极为重视，并成立史馆替代私人纂史。明清时期，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由于封建政治统治的相对稳定和统一，以及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使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无论从编纂成果数量的浩大，还是选题内容的丰富，以及公布形式的多样化等方面来看，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11]。尽管统治阶级实施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其专制政权，但在客观上使大量历史档案得以留存下来。 3.2 经济因素 从历史角度来看，文化传播媒介总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档案介质也不例外。夏朝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但其信史性尚需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商代畜牧业较为发达，祭祀所用牛的数量甚多，其肩胛骨被保存下来供占卜之用(还有一些刻于代表神灵之物的龟甲)，即形成了所谓的甲骨档案。西周青铜冶炼技术的逐渐成熟及其广泛应用，使得在青铜器皿上记录文字蔚然成风；至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及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社会交往更加复杂，此时人们多记事于简牍，从而增强了信息交流的便利性；当历史走到秦及汉初，铁器日益得到普及，促成了石刻档案的大量出现，正如有学者所言：“殷周时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而增益，秦以后形成了压倒优势，看来这是铁器时代的必然结果”[12]；汉代的丝织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和应用，使得缣帛用于记事；东汉造纸术的出现推动了纸质档案的形成，并在其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中得到了普遍应用；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使得以胶片、影片为新载体的音像档案随之产生。当然，不同载体的档案并非是截然断开的，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交替出现的特征。具体情况是：商代和西周，分别以甲骨档案和金文档案为主体，西周兼有甲骨档案。春秋战国时期，载体比较丰富，有金文、简牍等载体档案，战国时期以简牍档案为主。秦汉时期，载体以简牍为主，秦代兼有石刻档案，汉代兼有缣帛档案和铁券档案。魏晋南北朝时期，载体的过渡性明显，三国西晋以简牍为主，东晋南北朝以纸张为主。隋唐至明清，档案进入纸张时代，以纸张形式为主，历代兼有石刻档案、缣帛档案和铁券档案”[2]。 3.3 文化因素 文化的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使得记载和反映历史活动的档案也相应地集中于各种文化繁荣区域。例如，“商周时期有铭文的铜器，绝大部分在中原地区，少量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中原地区当时已经是奴隶社会，文字已经成熟，文化相当发达，而其他地区基本上还处于氏族文化时期。所以，虽然在东北、西北、东南沿海、台湾地区等边疆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但是没有文字。此后，我国文化的中心虽然经历了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南移的趋势，但内地文化比边疆发达这种格局基本上保持下来”[3]。再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逐渐兴盛，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因此楚国就形成并保存了大量的简牍档案。秦统一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焚毁了大量的档案和书籍，因此，中原地区的历史档案保存到现在的自然是少之又少。……汉代以降简牍档案的分布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与当时文化重心的南移直接相关，而东北、西南和东南基本上没有简牍档案出土”[3]。 另外，历史档案的内容也深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如胡忠良在其《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基本情况调查报告》中指出：“东北三省的清代档案主要以反映满族社会生活的档案为主，而内蒙古地区的档案则以反映清朝蒙古各旗社会生活为主，西藏地区的档案则反映了清代西藏地区的农奴领主制社会制度。租界、海关档案主要集中在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清朝开关的城市，江苏、安徽、浙江清朝时期民间商业发达的地方则以民间商约档案大量留存而著名”[13]。 3.4 战争因素 自国家产生以来，时有战乱发生，致使档案被毁弃或流散于社会。例如，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兼并战争中，战胜者对战败者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1]65；再如明代，“它与清代相距不远，同样建立了完备的文书工作制度和众多的档案库房，据史载，仅中央的档案库房，就有大本堂、皇史宬、后湖黄册库等，但明代保存下来的档案远不及清代的多，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明代档案资源的损毁也是最惨重的一次，明代档案在战火中绝大多数被损毁、焚劫，仅存5000件左右”[2]。而且，战争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作为人类文明诞生物的历史档案也随之流散。例如，随着周朝的衰微，拥有各种知识技能的人员四处流散，也相应带去了典籍档案。[1]78此外，清末欧美等列强入侵后，不仅损毁了我国大量历史档案，还屡次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其巧取豪夺。如1858年广州清代档案遭抢事件，1900年至1916年斯坦因系列盗窃案等，法国、美国、日本、俄国等也对我国档案进行了大肆掠夺。[1]344-348近年虽经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部分历史档案已回归祖国，但仍有大量珍贵档案尚流散于世界各地或迄今下落不明。 3.5 地理因素 在我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档案介质往往就地取材。如西周时期“甲骨、青铜尽管是书写材料，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不易。对于王朝国家机关来说，大量产生的公务文书必须有一种来源广泛、制作简易的书写材料。……我国南方产竹，北方产木，所以竹木自然成为公务文书主要书写材料”[1]47。目前在我国南部的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及北部的甘肃、河南、山东、陕西、青海等地都发现有大量的简牍档案。另外，地理位置对历史档案分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通常在相对封闭、受外界影响小的地区，其档案保存的数量相对较多且较为完整。例如，“巴县档案是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清代地方政权档案，其保存之完整、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在全国首屈一指。还有四川南部县的档案，是南部县衙门行政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记录，特别是该县衙门档案是按形成时的原始形态分类保存，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档案完整，极具原始性、系统性，保存状况如此完好，在全国是罕见的。……这些档案的出土或遗存，应该与巴山蜀水的地理环境造就的封闭性文化圈有一定关系”[3]。再如，古徽州山高路险、战争鲜有波及，使得大量的徽州文书档案得以保存。据刘伯山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当至少不下于25万件。还散落在民间，可资研究利用的徽州文书又该有10～13万件，两者相加就是35～38万件。这是不是徽州文书在今天的全部留存，无法肯定，但至少是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上下限”[14]。 综上所述，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战争及地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历史档案的分布具有相对集中、多层面变化及收藏机构多样化等特征。近年来随着我国历史档案的对外开放，其价值已逐步为人们所认知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仍有大量历史档案尚未得到有效挖掘。深入分析我国历史档案的地域分布特征、详细探讨其影响因素，对于今后档案部门在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中充分利用、借鉴历史、地理及考古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文化机构的交流与沟通，共同促进历史档案价值的充分发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