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词识别过程的形、音、义编码作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作用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记忆是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过程。人们接受外界的信息要能在大脑中贮存，首先要对信息进行编码。编码旨在使输入的信息得到适当的表征。编码既是信息的具体表征，也是信息的组织过程。我们可以将编码看作是一种内部加工过程。
不同的记忆系统要求不同的编码方式，而不同的记忆材料也会产生不同的编码形式。双重记忆理论认为，短时记忆多以语音听觉储存，而长时记忆则以较高水平的语义加工形式储存。但是Wiekens(1972)通过实验证明，字形和字音、字义一样参加到短时记忆的编码储存中(1)。对于非语言材料的短时记忆的编码，Cooper等(1973)通过以"R"为刺激的心理旋转实验，证明了在此种条件下，人们是利用视觉表象进行编码的(2)。因此，可以认为人们在进行记忆的信息加工中，是按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编码策略的。
汉字词是属于一种表意文字体系，文字本身是没有一定发音规则可循的，识别汉字词时，语音似乎不起着中介作用。汉字不存在形—音对应规则，它与汉语语音的联系不十分直接（曾志朗，1988）(3)。在汉字中形声字要占80%以上，它既有标音的声旁，也有表意的声旁，而有的汉字甚至没有表音的声旁，这和拼音文字只有标音而缺乏表意是不同的，汉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是否有别于英文拼音文字？汉语词的音、形、义的编码过程有着什么特点，这三者的编码是不是处于同等水平或有所差异？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汉字虽然是一种表意文字体系，但是在对汉字识别过程中，语音的作用也已为一些研究者所证实(4-6)。对汉字词的形、音、义属性在识别、再认等任务中的作用，虽然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对这三者作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在本文中我们对这三者的编码特点作了比较研究。
2 实验一：在速示条件下对汉字词的识别中的形、音、义编码作用的研究
2.1 实验设计：采用3×3×2三因素完全被试内设计。因素1是词的使用度，分高、中、低三种水平；因素2为三种不同水平加工（形、音、义）。每种水平上的各词的频率、笔画数平衡，采用“是”或“否”进行回答的问题均各占一半，各类问题均随机呈现。不同的被试用同一组词进行测验，但变化各词的加工水平和反应类型组合：因素3为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即作“是”或“否”的回答反应）。
2.2 实验材料及被试：为避免单字的形符、声符和义符的启动效应，本实验采用测试的刺激词为中性、双字名词，如关节、冬天、地球等等，共90个。被试为30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年龄17-22岁，男20名，女10名。
2.3 实验程序：实验由计算机控制，被试是个别地进行实验。正式实验前让被试进行实验性操作及程序性练习，目的是使其了解如何进行对字词的物理形状、音节特征及语义属性等问题作反应。实验时，在屏幕上呈现问题并持续1500ms。该问题是有关词的物理形状、音节特征或语义属性的，如“含有‘艹’吗”（形）或“与‘团结’押韵吗？”（音）或“它是动物身上一部份吗？”（义）。间隔500ms后，呈现一个测试词（如“关节”、“冬天”等）持续250ms。要求被试用同手的食指、无名指分别放在小键盘的←和→键上，对所提的问题作出又快又准的“是”或“否”的反应。反应时从刺激呈现起至按键止。本实验用于形、音、义的测试刺激词共90个，形、音、义各30个，其中一半为标准刺激，一半是干扰刺激（被试应作“否”反应）。形、音、义的刺激词是随机排列呈现的，因此，被试回答问题可能这一次是要求对“形”作出回答，下一次是对“义”作出回答，但整个实验，对形、音、义的刺激及回答次数均是均等的。全部实验完成约20-30分钟。
2.4 结果与分析
对实验数据进行了重复测量MANOVA统计。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见到，三种不同使用度的水平下的反应时分别为778、749、753ms，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识别正确率分别为30、28、24，虽然平均数表现出识别成绩有随使用度增高而增加的趋势，但统计处理未达到差异显著性水平(F(2,58)=3.3,P=0.44)。
被试回答形、音、义三类问题的反应时分别为705、857、718ms，F(2,58)=15.43,P<0.001；经过形、音、义属性加工词的识别成绩分别为14、14.52,F(2,58)=246.91,P<0.001，这表明人们对提取词形及词义的信息要比提取词音的信息较为容易，对词义进行加工有利于我们对信息的贮存和提取。从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词的表音性较差，词音的信息加工时间要比词义和词形为长，识别的正确率也明显比词义为低。
3 实验二：在非速示条件下变化问题和目标词的呈现顺序对形、音、义特征作用的影响
实验一发现汉语词形、音、义特征的加工时间以音码为最长，而对音码加工的词的识别率也最低。究其原因是否是由于汉语的表音性较差，而表意性较强，在速示条件下对其形、音、义特征的加工，受到呈现时间及刺激与反应程序的影响，如果将实验程序改为在非速示条件下先呈现目标词，然后再给出问题，让其作出识别反应，结果是否会不同？实验二对此作了探讨。
3.1 实验设计及材料：同实验一
3.2 实验程序：准备信号发出后，间隔500ms，呈现测试词并持续2000ms；随之在屏幕上给出问题并持续2000ms，要求被试以“是”或“否”回答；其余同实验一。
3.3 被试：30名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参与本实验，年龄18-23岁，男女各半。
3.4 结果与分析
对使用度、加工特征、回答类型等指标对反应时和识别率的影响，采用重复测量MANOVA统计。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见到，高、中、低三种不同使用度的目标词水平，其平均反应时分别为2297、2270、2324毫秒，经统计处理，三者无显著性差异，F(2,58)=0.89,P=0.416。但在识别正确率上则达到显著性水平差异，F(2.58)=3.41,P<0.05。表现了使用度越高，则识别成绩也越好，反映了使用度的熟悉性效应。
熟悉性在记忆组织中的作用体现于识别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此，对字词的形、音、义特征编码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提取记忆内容时，熟悉性既可以提高目标项目的提取速度，但有时也可能干扰相近目标项目的提取，在没有近似的目标时，熟悉性是会有利于信息的提取的。在记忆库中提取信息进行比较并回答问题时，语义信息较易，其次是字形信息，而字音信息最难。这可能是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的表音性能较差之故。
表2中的结果还表明，对问题的回答方式（如作“是”与“否”的回答）在反应时上存在明显差异。作“是”回答的平均反应时为2126ms，作“否”回答的平均反应时为2469ms,F(1.29)=24.4,P<0.01，达到明显差异水平；作“是”回答的识别成绩也略高于作“否”回答的成绩，但二者未达到统计性差异(F(1.29)=3.0,P>0.5)。
4 讨论
根据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可以认为在加工汉字词的形、音、义特征信息时，音码的信息提取在三者中是属最难的，而词义信息的提取则较为容易。这种难易程度也表现在加工后不久所进行的语词识别中。经过语义加工的单词识别再认率最高，经过语音加工的词的正确识别率较低。Craik等(1975)发现对形、音、义三类信息加工的反应时是递减的，而识别再认率却是递增的(7)。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反应时和识别正确率两项指标上与他们的结果均有所不同，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实验材料上的不同所致。Craik等所用的材料为英文与字母单词（如brain,crane等），本研究采用的为汉字双字词作为识别再认材料。在形、音、义三类特征上，这两种材料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英文单词和汉语双字词在形、音、义属性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的，前者由字母组成音节，再组成单词，作为拼音文字其字形的表音性较强，但表意性则较弱；而后者则是由笔画、部件组成为汉字，再由汉字组成词，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形符的表意功能较强，而表音性则较弱。这种实验材料在形、音、义属性上的差别，可能是造成汉字词和英文单词在识别反应时及正确率方面的差异原因。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不同实验程序均得出了相同趋势的结论，说明实验程序上的变化——问题结出的先后——并不影响单词形、音、义特征在识别、存贮和提取中的相对关系，影响的只是反应时的长短和识别正确率。这种情况表明对于词的形、音、义特征的识别加工是个相当自动的、同时进行的过程，250ms以上的时间便足以完成。
本实验所采用的特殊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字词的形、音、义特征的编码和提取过程。对不同类型问题的回答，需要以对不同类型特征的提取和编码为基础。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一致表明汉字词的形、音、义信息的提取和编码有着不同的时间特点，这种特点直接影响后来对相关存贮信息的提取。
汉字词的独特形体特征，并不能使形码信息加工得最快、最好。但汉字作为一种意符文字，其语义信息与字形的特殊关系在此也得到了体现。尤其是相对语音而言，字形加工确实存在着相对的优势。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加工水平”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类信息之间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汉字词、音、形、义三者无疑是统一地联系着起作用的。虽然在汉字词识别中，语义的优势作用是明显的，但是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语音的作用也已被实验证实存在着，因此，不能忽视语音在汉字词识别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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