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离职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北京市827名农民工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北京市论文,最低工资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出现了较快上涨，但农民工的离职率并未因此消减，反而出现了更加频繁的离职现象。过高的离职率是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损害，于企业、农民工自身、劳资关系都不利。为探寻农民工离职率上升的原因并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离职率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基于Stiglitz-Salop离职模型，通过引入行业工资适应性预期假设，本文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产生分离均衡：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最低工资制度监管乏力的部门，虽然工资也会“自觉”提高，但其幅度低于行业工资预期，从而导致工资与农民工离职率同步上升的“悖论”；而在最低工资制度监管严格的部门，工资增幅超过行业工资预期增幅，农民工离职率随工资上涨而下降。但是，这种状况是政府强制干预的结果，偏离了生产者均衡状态，企业缺乏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在动力。
其次，利用北京市82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本文分两步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了检验。第一步，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民工离职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在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子样本（第二类子样本）中，工资对农民工离职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而验证了在最低工资制度监管严格的部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离职率的假说。但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子样本（第一类子样本）中，工资并没有对农民工离职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没有验证在最低工资制度监管乏力的部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离职率上升的假说。第二步，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民工离职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在剔除因为发展原因和其他原因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后，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子样本（第一类子样本）中，工资确实对农民工因收入原因而离职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子样本（第二类子样本）中，工资对农民工因收入原因而离职发挥了负向作用。因此，上述理论命题都得到了验证。
（二）政策含义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干预，它不仅造成了价格扭曲，实践中也很难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其原因在于：首先，“诺斯悖论”使政府作为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方，倾向于与企业合谋，并导致监管失效。例如，政府对企业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最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其次，即使政府超越“诺斯悖论”，具有严格监管最低工资制度的动力，其监管能力也会受到限制。中国农民工主要在体制外部门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部门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政府很难监控其雇佣行为。无论如何，只要最低工资制度得不到严格的监管和执行，工资就会按照小于行业工资预期的幅度进行调整，农民工离职率与工资同步上升的“悖论”就在所难免。
如果政府不希望农民工出现频繁离职、四处游走的情形，就必须解决好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动力问题，使企业将遵守最低工资制度内化为自身的最优选择。这就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设计上做出配套安排，通过利益诱导来引导企业选择，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加强监管。例如，政府可以设计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或就业补贴政策，对企业雇佣工龄超过一定期限的农民工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这样，对企业来说，农民工离职会带来更大的机会成本。为避免这种情况，企业会更加注重提升自身工资的竞争力，并有更大的动力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调整农民工工资，使农民工工资与行业工资预期的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的离职冲动将由此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