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教研，你准备好了吗——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幼特教部主任黄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教论文,上海市论文,准备好了论文,教育委员会论文,主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物小档案：
黄琼，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幼特教部主任。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十几年来与整个上海幼教第二期课程改革风雨同舟，一直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学研究、课程教材研究工作。主编的专业书籍主要有：《幼儿园教育活动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幼儿园探索型主题活动的实施与案例》《走进新教材——上海二期课改新教材培训读本》《0～3岁婴幼儿教养活动的实践与案例》等。
教研需要大爱；教研需要大智慧！
——黄琼
思考，并实践着；忙碌，并快乐着。这是我采访黄琼老师以后最深的感触。无论是召开各区县的教研员工作会议，还是组织中心组、课题组的讨论活动；无论是幼儿园的园本教研研讨，还是现场看课、评课；无论是和园长们交流，还是与老师们互动；无论是准备各级各类教育教研工作的发言稿，还是撰写自己的专业文章；无论是主持全市的教研现场活动，还是思考并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苗琼老师总是极其认真而灵活地、专心地把它做好，而且不断地从这忙忙碌碌中体会和体验着工作的快乐。她是个实在的人，说话做事从不务虚。她常说：“尽管教研员没钱、没权、没荣誉，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为别人服务，但我们也要快乐教研，在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教研员的角色定位就是为教师服务，为幼儿园的发展服务。如果因为我们的努力，教师能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成长，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能不断提高，能给孩子带来可喜的变化，我想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黄琼老师自1997年从上海南林幼儿师范学校调到市教研室至今，已经十年了，可以说她与整个上海幼教课改风雨同舟。十年磨一剑，谈起十年来从事课改的经历，从事教研的感受，黄老师感慨良多。她说：“十几年来我的思想、我的专业都在不断地成长、成熟，如果说最深的感受，那就是这样两句话——教研需要大爱，教研需要大智慧。”
谈起教研需要大爱这个话题，黄老师说：“‘孩子的眼睛里能看得见天堂。’泰戈尔这句有名的诗句成为我终身从事幼儿教育的精神支持。在工作中，我体会到教研员的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要爱孩子，构建科学的儿童观。教研员对孩子的爱不是直接体现在和孩子亲密接触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儿童的认识和理解上，体现在对幼儿园课程的评价上。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地为孩子谋快乐、谋幸福、谋发展了。为了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让孩子走得更慢一点，充分感受到成长的快乐。我们更要去掉许多知识化、小学化的东西，要理解现在的‘快慢’与将来孩子们走得‘远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主流的价值取向，真正为了让每一个儿童能在学前教育阶段，获得终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由此对教师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这才是教研员在构建科学的儿童观时所应有的作为。其二是爱教师，确立民主的教研观。教研员应该思考教师的思考，体验教师的体验，并由此出发为教师提供可能的帮助。在教研实践中，要有服务意识，支持意识。教研员与教师们是合作者，是共同成长者。在教研过程中如何发现老师没有发现的亮点，梳理教师没能清晰概括出来的理念，解决教师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困惑，或者发现教师们尚未发现的问题等等，我想，这都是对教师的一种专业支持。其二是爱事业，树立有意义的人生观。教研员每组织一次教研活动，一线教师们在与你互动的过程中解决了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获得成长；一个幼儿园在教研员的长期引导、帮助过程中，保教质量不断提高；一次课改，能够给一代孩子带来变化，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我想这就是一种快乐，是自身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的快乐”。
教研员不但要有大爱，还要有大智慧。关于这一点，黄琼老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说，“第一，要有把握主流的智慧。搞教研工作，需要把握主流，把握趋势。不仅要关注全国学前教育主流的价值，也要关注世界学前教育主流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教研员所担负的责任很重，如果主流方向把握不对，上面歪一点的话，下面就会斜一片。因而，每一阶段关注什么，研究什么，每提出一个观点、一个问题都需谨慎再谨慎。2000年，我到美国的6个城市去观摩、学习他们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方式。当时，给我刺激最大的是，在美国的幼儿园，很少有集体的教学活动，大多是有趣的区域活动。每个孩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选择活动。而那时，在我们的幼儿园里，是把所有的学习内容都集中在每天的两个集体教学活动中。我就思考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反思我们的课程缺憾在哪儿。回国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中心组，专门研究区域活动。研究区域活动的意义、价值和定位，研究区域活动中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提供问题，研究教师对孩子行为的观察和分析，以及思考如何使我们的课程真正能顺应每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孩子。同时，我们又不放弃对集体教学活动的探索，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课程模式。把以个体建构为主的区域活动与以共同建构为主的集体教学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顺应世界学前教育改革的主流，也体现中国教育的特点。目前，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尽管还有不少问题，但我想，在把握主流的方向上，我们是在积极地思索着，努力着。还要能把握研究的制高点。对于教研员来说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才能领先一步，才能对教师们有实实在在的帮助。1998年，在上海托幼一体工作尚未全面启动之时，我就和幼儿园的老师开始了托班教育的研究。在这之前，全市还没有一个公办幼儿园办托班的。我们就从探索托班的环境创设开始，一步一步地开始研究，积累了大量有意义的经验与体验，为以后《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的编制，为全市托幼一体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先期的实践经验。
第二，要有价值判断的智慧。科学的、合理的价值判断源于对课程的理解，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在平时的教研工作中，我们往往会碰到无数的价值判断问题，这些判断对教研员是一个莫大的考验。2003年，我去英国考察，在参观他们幼儿园的时候，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就是主题活动。在英国，每个班的孩子都有好几个主题同时进行，有时候是一个孩子做一个主题，最充分地让孩子去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去探索，去表达，去表现。但我们当时做主题的时候，全班孩子是一起做的，大家一起开始，一起结束。于是，我仔细观察揣摩他们的主题模式，了解做不同主题时的环境创设、材料提供及师幼互动方式等问题。但回国以后，我却不急于在全市推广，因为，以我的判断，那时教师们同时开展几个主题的“火候”还没有到，我们的老师好不容易才从分科课程走向综合课程，操之过急，要求过高，会适得其反。于是我就在一个实验班里和老师们一起研究，一起实践。直到在2005年的全市园长培训会上，我才谨慎地提出关于“一个主题和几个主题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开展多个主题活动的价值和实施策略等。尽管如此，我还是再三强调，要因园而异，因人而异，避免‘一刀切’。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出台，都要对它的合理性、科学性甚至地域性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判断。在教研的过程中，会碰到无数的价值判断问题，有“大判断”，也有“小判断”。合理、合适的价值判断，源于教育的智慧，源于对教育使命的理解，对学前教育课程的理解。
第三，要有发现问题的智慧。在课改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教研员要有对问题的敏感性，不断地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梳理症结，找出关键的问题所在，然后不断地给予教师以帮助。比如，对教师的案头工作问题。通过调查，发现教师每天都有大量的案头工作要处理，所以使教师们都疲惫了。上海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一个星期花在案头上的工作时间是32个小时。于是，我们在2000年提出案头工作的改革，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研究教师的案头工作。我们提出，要实现幼儿园教师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减少活动前的案头工作，加强活动中的观察、记录，学会活动后的反思和调整。通过案头工作的改革，既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又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第四，要有合作协调的智慧。在工作中，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单枪匹马地活动，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需要与行政、科研、督导及大学教师、广大园长、幼儿老师等各个方面“左右逢源”、“上下沟通”。做教研员工作，要大度，工作中难免有委屈，有磕碰，要靠真情、真诚，靠能力、智慧，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教研员要有思想，要有想法，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最后，黄琼老师特别指出：教研员要能“上得去，下得来”，“上”指思想境界教研能力，“下”指多到一线观察学习交流。一定要务实，一定要关注实效，关注长效。“我愿意和教研员朋友们一道，做有思想的教研员，干有文化的教研工作，朝着大爱大智慧的方向不断地前进，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