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及其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进程论文,规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5.02.001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326(2015)02-0001-05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往往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所谓理论创新，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扬弃或发展原有理论而产生的新理论并且指导实践、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系统过程。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是整个创新思想的核心，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理论创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是其它一切创新的理论基础，这已经被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所证实。 因此，我们认为理论创新是实践的需要，而社会实践是有规律的，这就决定着理论创新也是有规律的。掌握规律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如果能够认识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规律和过程，对于我们驾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社会实践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把努力满足或维护不同时期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理论创新的轴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 《共产党宣言》明确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83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本色和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永恒主题。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提高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摆脱列强的凌辱、剥削和奴役，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一批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进到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反复的革命实践，最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卓有成效地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和赶走了在中国大地作威作福的西方列强，建立了新政权，为彻底改造旧社会提供了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和政治上切实成为国家的主人，使得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有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基础而且有所扩大。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的需要写入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形势、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内具体情况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通过周密论析得出精辟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顺应时代主题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终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中，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与落实。这是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验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者有机互动，相互促进、制约、影响。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都要以人的发展为长久之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进步既以人的进步为手段，又以人的进步为目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具有高素质的人；要获得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必须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都体现在要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要，体现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这是历史的告诫、现实的需要，也是未来处于不败之地的前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这表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目的就是实现好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虽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迁，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条不变规律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来考察历史、把握现在、展望和规划未来，从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执政党只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地发挥首创精神，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围绕实践对原有理论不断进行修正、提炼和深化的过程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284而这些形式或内容更新的动力是实践。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而实践又不断地检验和提升理论，从而促进新理论的诞生。恩格斯在1872的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序言提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248。只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善于结合具体实践；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又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良性互动，推进两者共同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应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中国新的实践基础上，及时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提出新的判断，形成新的论断。所以，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纪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境界，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由于“左”的思想把这种探索引向了歧途，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失误，致使这种“结合”未能很好实现。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现成的答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别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仅从马列著作中认识社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社会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迷信“本本”，突破了过去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在实践中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阶段。 在跨世纪的千年之交，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领域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一系列关系到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如何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如何抵御种种风险?如何继续使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等等，这一切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跨世纪发展的伟大实践相结的过程合中做出新的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深刻地回答了这些重大问题。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断发展。正是在时代不断前进、实践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际运用的不断探索，从而在跨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世纪发展的新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的新特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的实践过程中我国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世纪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全面发展问题、协调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谐发展问题等等，都是在实践中应运而生，而且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解决。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始终坚持这一与时俱进的实践本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充分证明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一种西方思潮，它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创新。然而，任何一种创新及其实践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试图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重重阻碍下，最终却发现此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加之，党在幼年时期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因而在现实斗争中曾经犯过或“左”或右的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例如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代表者陈独秀，其之所以实行机会主义，是基于一种离开中国特点的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错误认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者王明，无视中国国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和个别结论，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总结这一历史经验，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扩大)，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942年，毛泽东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到了彻底清算，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1957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错误理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清，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这段惨痛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单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 以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樊篱的禁锢，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143正是由于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独特道路。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反复之后，终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性思维下开始了又一次飞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将进一步改革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紧密结合，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确定了航向。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讲到：“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6]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境界。 当今世界，“发展”成了社会的重心、时代的主题。然而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自发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反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人类在解决发展问题的时候由于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够科学，长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或对峙状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要求，强调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要在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同时，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只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才能促使当前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以缓解和逐步解决。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发展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要求，体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断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指导思想。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便是与各种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在斗争和切磋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之一。这一规律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不要害怕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出现，又要敢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作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签：理论创新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