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是“亚洲”呢?_炎黄文化论文

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是“亚洲”呢?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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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时下人们乐于空泛地谈论“我们亚洲”,但如果对亚洲文化和亚洲经济稍加考察,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之风愈吹愈盛,亚洲之歌越唱越响。亚洲、东方,这昔日与愚昧、贫困、落后相联系的名称,今天似乎已有了完全不同含义,成为与繁荣发展分不开的充满荣耀与自豪的称号。“我们亚洲”现在是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是各种媒体争相报导的热点。人们甚至断言,古老的亚细亚将成为正在光临的新世纪的宠儿。

与此同时,一种泛亚洲主义的意识也在潜滋暗长,亚洲,这呼唤东方奇迹的新咒语,正在成为一面集合东方各民族的大旗。

不过,人们对亚洲谈论的越多,它背后所掩盖的问题也就越多;人们加在它身上的花环越大,它就越令人疑惑:亚洲真是一个能够聚集在同一屋檐下的东方大家庭,以致人们可以方便地以一个简单的名词来概括存在和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吗?

对亚洲文化进行一番概括性的考察

与欧洲、美洲和澳洲不同,亚洲各国自古就没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上也从未形成一个共同体,它只是个地理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无论是就其名称本身,还是其实际的地理分割而言,都是西方人强加的,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和武断性。在欧亚大陆上,文化不是沿着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和黑海海峡泾渭分明地分为欧亚两洲或东西两方而发展的。人为划定的地理分界线显然不具备文化上的规定性,不能带来一体化的亚洲文化。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像这个被称为亚洲的地区这样复杂,在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方面有如此的多样性。大而言之,在这一人为划定的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存在着四大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俄罗斯文化圈。当然,很显然,尽管俄罗斯的大部分国土在亚洲,它却是一个欧洲国家,在文化上也属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所以,我们在谈亚洲文化的时候,可以撇开俄罗斯不论。不过,即便如此,在亚洲也有三大异质的文化圈,它们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或者,不妨说,它们各是一个独特的文明世界。

三大文化圈的划分有助于说明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但仍不足以展示其复杂性。因为,在这三大文化圈之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就印度文化圈来说,除印度以外,还包括东部的孟加拉、西部的巴基斯坦、北部的尼泊尔、布丹以及南部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这些国家虽有大致相同的历史传统,但民族和语言各异,宗教信仰也不一致,尼、不、斯三国佛教的势力还很强大,巴、孟则是伊斯兰教国家,而印度的国教是印度教。其实,仅仅印度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了。首先,南方的达罗毗荼人和北方的雅利安人在种族和语言上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而每个系统内又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它们各有自己的语言,据说,整个印度有近850种语言!

印度文化圈以西的亚洲伊斯兰世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统一体。这个广阔而干旱的地区不仅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其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十分复杂。历史上的闪未特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迦南人、希伯莱人、腓尼基人,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曾在这里建立国家、创造文化,历史的变换沉积造成了今日人种和文化的多元性。这里在文化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由伊朗和阿富汗组成的波斯文化区,其居民是古雅利安人的一支,以波斯语为共同的语言;二是阿拉伯文化区,西亚的阿拉伯诸国皆属此区,虽然其历史和居民的种族成份未必完全一致;土耳其及刚刚获得独立的原苏联的几个伊斯兰教加盟共和国则构成了第三个文化区——突厥文化区。

这三个文化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种族和语言各异,使它们归入一个大文化圈的纽带只是共同的宗教信仰。然而,伊斯兰教在这里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伊朗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宰着人们的精神和社会生活;而在土耳其,自本世纪初期的凯末尔革命以来,伊斯兰教的影响就在减弱,社会的世俗化程度比较高。这就使得亚洲西部的伊斯兰世界在文化上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像那里的沙漠一样只有一个色调。

中国文化圈大致包括中国及其邻近的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东亚国家。除日本外,中国周边的上述国家历史上都或长或短地受过中国的统治,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自不待言,就是没有受到中国统治的日本,也曾长期自觉以中国为师。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才被划归同一个文化圈。不过,过高地估计这些国家文化上的共同性仍然是很危险的。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一般被认为是自明治维新以后才与我们分道扬镳,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但实际上在中古时代,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日本的“封建制”类似西欧的封建制,而与我们中国的所谓封建制不是一回事。

广义上说,东南亚包括从缅甸到印度尼西亚这一广阔地域的大大小小十个国家。该地区地处亚洲的边缘,文化上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文化圈之间,因而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十三至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伊斯兰文化也在一些地区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以来,这里的多数国家又长期在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西方文化也给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于是,我们看到,在欧亚大陆的东南一隅,亚洲的三大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交织在一起,各展风采,形成了一幅独特的、色彩斑斓的文化马赛克幕墙。

从宗教上说,世界三大宗教在这里都有分布: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伊斯兰教国家,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其余则都是佛教国家,但又有大小乘之分,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信奉小乘佛教,而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和受中国文化浸染较深的越南则信奉大乘佛教。从语言上说,这一地区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十分突出。在汉藏、孟—高棉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三大语系下还有众多的语族,至于各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多得难以统计,据说,仅在印度尼西亚就有300种。

泛亚洲主义的情绪所造成的影响

作者的这番不厌其烦的介绍大概已使读者们疲倦了,不过,它至少可以让人们对亚洲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面对这种差异,为什么有许多人会视而不见,竟乐于空泛地大谈“我们亚洲呢?”

这其中可能有诸多原因,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所谓的泛亚洲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由来已久。近代以来,亚洲国家作为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在情绪上与西方始终是对立的,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敌对情绪渲泄对象,容易使它们超越其历史和文化差异而产生一种情感认同意识。一战前,日本的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的口号,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当时,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才刚刚起步,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亚洲国家,它还受到西方列强的压制,不能与它们平起平坐。〔1〕

二战后,在一股被称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亚洲国家纷纷独立,亚洲意识空前觉醒,泛亚洲主义的情绪也空前高涨。1955年的万隆会议即此意识和情绪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最高表现。显然,这种情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但是,它却不利于健康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甚至是在文化上,在它的支配下,人们用共同的情绪掩盖文化上的本质差异,以数百年的经验抗拒几千年的历史,以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空谈代替实实在在的研究。结果是,一方面在空泛地在谈亚洲和东方,另一方面是对具体的、个别的亚洲和东方文化惊人的无知。这就像吹气球,你把它吹得越大,它就越空虚,同时也越脆弱。

比如说,提起印度文化,我们似乎觉得很亲切,立即就会想到,它和我们中国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古老的东方文化,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即源于这种文化。可是,除此之外,一般人,包括那些喜欢大谈亚洲的人,对印度的多样性、印度文化的丰富性有多少了解呢?是不是还仅仅停留在佛教和《大唐西域记》的水平上呢?事实是,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如今信仰佛教的人还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而且,他们所信的佛教是由东南亚回输的只尊释迦的小乘佛教,与在中国流传的有众多佛和菩萨的大乘佛教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还应指出另一个事实,即印度民族的主体(北方的雅利安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是西方印欧人的远亲,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伊斯兰文化,不仅空间上距我们更远,文化上也更隔了一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伊斯兰世界主体的所谓中近东地区,与其说属于亚洲,不如说属于广义的西方世界。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皇帝们,西方的统治者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而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亲缘关系则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关于亚洲的著作实际上是不把这一广大的地区包括在内的。

其实,尽管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把伊斯兰教和儒教同列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尽管阿拉伯裔的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大加抨击,但相形之下,西方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宗教等方面来说,比它们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在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反倒是后者距我们近些,更容易为我们理解。令人无可奈何的是,有时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被认为是兄弟者,你并不了解,甚至觉得陌生,而被看作是对手的,你也许更熟悉。不是吗?我们中国有众多的穆斯林,他们一千多年来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的清真寺随处可见,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宗教和精神生活有多少了解呢?

人们常说,西方人不了解东方,这自然不错,不过,如不所述,作为亚洲人,我们中国人对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了解也不比西方人多些。事实上,亚洲诸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都喜欢说自己是亚洲人,但对我们的亚洲“同胞”及他们的文化却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不如西方人了解。

简单地用亚洲或东方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片如此广大的地域和这里如此众多的国家和文化,并在其前面加上“神秘”之类的修饰词,这本是一些不了解也不愿了解亚洲的西方人傲慢和不负责的做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当许多西方人都已经抛弃了这种做法的时候,亚洲人自己却把它拾起来,笼统地大谈什么亚洲和东方,尽管他们把“神秘”等词换成了“有活力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等时髦字眼。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事实是,与亚洲各国相对的互相陌生相比,多数亚洲人,包括泛亚洲主义者们,对西方国家倒是更熟悉些,人们可能不了解文莱的石油,但一定见过瑞士的钟表,可能不知道马尔代夫在什么地方,但肯定听说过夏威夷阳光明媚的海滩。在这里,地理上邻近不一定意味着交往的便捷,同样的情绪也未必导致文化上的互相理解。

万隆会议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们对亚洲文化的研究仍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因此,我们与其空洞地谈什么亚洲、亚洲人、亚洲世纪,不如切切实实地研究些具体问题,在承认并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发展交流与合作,如果我们热爱亚洲和它丰富多彩的文化的话。

经济增长——一个新的咒语

亚细亚这个古老的名字今天再次成为唤醒人们心中的自豪感的咒语。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几大古文明焕发了青春,尽管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都有许多人在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这个咒语本身是被另一个新咒语呼唤出来的。这个新咒语就是被马克思看作是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之关键的经济。

如果说过去支撑人们亚洲意识的主要是一种高昂的情绪的话,那么,现在使亚洲人扬眉吐气的则是亚洲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步履艰难、甚或常常徘徊不前的经济面前,亚洲国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经济像一颗明星一样耀眼。怀有偏见和傲慢的西方人可以对东方文化不屑一顾,但对亚洲不断扩大的巨大市场,以及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却不能不尊重。于是,亚洲人的自豪感和亚洲的经济一起迅速增长。

然而,问题是,就像没有一体化的文化一样,亚洲也没有一体化的经济,更没有一体化的经济增长。亚洲各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十分惊人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也相当不平衡。在亚洲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亚洲市场的通栏标题下,亚洲经济的真正增长点和繁荣点实际上只占一小块版面。具体地说,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人们常说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新四小龙都在这里。

仅就我们最熟悉的东亚(即文化上的中国文化圈)而言,这里在传统上属同一个文化圈,现在又被人们认为是亚洲在经济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是,无论是过去的文化传统还是当今的经济繁荣,都不能掩盖这里的巨大差异。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也许更明显,更直观。首先,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人们在谈东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时,实际上是把日本排除在外的,这也许有几分道理,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毕竟已经过去了。但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隐形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一个文化独特,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仅没有成为亚洲的骄傲,反而被看作是异已,正如梅棹忠夫感叹的:“日本是亚洲的孤儿”。

除了日本这只经济大老虎之外,韩国、台湾和香港被称为东亚经济的三只小虎,它们已经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它们是东亚的第二世界。其余的国家可能看作是第三世界,尽管它们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

如果东亚在经济上都存在着三个世界,所谓的亚洲经济又从何谈起?退一步说,即使人们可以用高速增长来概括东亚经济的基本特征,仅仅根据这样的特例就大谈亚洲的经济腾飞和亚洲世纪,不仍然有些勉强吗?事实上,由于亚洲经济的千差万别,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再加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2〕,地理上的严重障碍以及地缘关系的利益冲突,使得亚洲经济不仅今天不存在什么一体化,就是未来的一体化前景也十分暗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增长与文化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而且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增值。关于前者,亚洲的情况尤其复杂,比如儒学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就很复杂,理应专门讨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它显然被海内外的新儒家们夸大了。关于后者,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确为东亚文化的振兴提供了良机,但东亚诸文化不能自动地搭乘经济起飞的班机免费旅行,其振兴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复兴,它们仍需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广泛地吸收其它文化——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精华,以使自己更加丰富和完善。它们也不能仅仅以随经济发展而膨胀起来的自豪感来增加自身的价值。鞭打一个搞恶作剧的美国少年屁股,可以增强民族和文化自信心,但未必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理应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未看待的问题,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是阶段性的,用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不平衡心态看待复杂的文化问题,不免要出偏差。

泛亚洲主义者的逻辑

从理论上说,泛亚洲主义与这几年的一个时髦话题不无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从语义学上看,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这两对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

根据萨伊德的说法,“东方主义”就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扭曲的认识,那么“西方主义”就可以看作是东方人对西方的扭曲的认识。这种扭曲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丑化或美化。从本文的角度看,作者宁愿说它们是一种简单化:都忽视了对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用说,现代的泛亚洲主义者们是不会喜欢“东方主义”的——“东方人”谁喜欢呢?但不幸的是,他们的逻辑却与“东方主义”者们的逻辑如出一辙。在这些人那里,东西方文化的丰富性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或者丑陋不堪,或者美不胜收的东方或西方。

从这种逻辑出发,泛亚洲主义者们走进了一个双重陷井,就亚洲而言,他们的单色镜片抹杀了不同文化的色彩差别;从世界角度看,某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却又被贴上了东方或西方的标签。文化对抗代替了文化对话。亚洲雄风里似乎回响着文化冷战的号角。

号角已经吹响,但文化冷战的亚洲兵团却缺乏一面统一的文化旗帜。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中央之国的人们要用儒家的思想去照亮二十一世纪;优越感不亚于中国人的印度人,对自己的宗教与文化至少抱有同样的信心;而广大的穆斯林自然更不肯让穆罕默德屈居孔夫子或梵天之下。这支文化联军的唯一纽带就是在亚洲这个名称下集合起来的那一点点共同的情绪。可它靠得住吗?

我们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正因如此,才造成了它特殊的多样性。这里有形态不同的异质文化圈,有发展水平相距甚远的不同经济区域,也有利益关系不一致的各种政治集团。这里有属于最发达国家并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与西方相似的日本,有文化上属于西方世界,被称为欧洲的体外心脏的以色列,也有属于第四世界的最封闭落后、几乎不为世界所知的神秘小国,如老挝、不丹;这里产生并且至今仍然活跃着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宗教;这里有数百个民族,这儿的人们说着1500种不同的语言……多样性和复杂性,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亚洲的基本特征。

当人口不足两千万的阿富汗的众多部族武装长期互相厮杀,打得不可开交,当面积仅一万平方公里的黎巴嫩却分布着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的大大小小十几个不同教派的时候,我们却将亚洲一体对待,笼统地侈谈亚洲人、亚洲文化、亚洲观念,不是既滑稽又不负责任吗?

世界在亚洲展开了它最丰富多彩的一角,但愿我们去打开它,了解它的丰富性,使它成为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员,而不是用一面色彩单调的东方旗帜把它包裹起来,使之在世界面前继续显得那么神秘而苍白。

注释:

〔1〕当然,对日本来说,“亚洲一体”的口号还包含着排挤西方列强,独霸亚洲的内容。后来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是其在现实政策上合乎逻辑的发展。

〔2〕文化和语言上的交流成本是影响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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