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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外资扶贫的途径及策略
（一）资金渠道分析
在全球共同发展的框架下，许多国家政府、国际合作机构、金融组织、民间组织都在不同的领域设立了专门的基金，用于支持贫穷国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发展。因此，研究国际扶贫资金的资助渠道和项目特点，对于我们更多地争取、利用国际扶贫资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三个方面。
1.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援助机构
贫困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联合国在国际反贫困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调加强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努力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推动发达国家实现每年拿出GDP的0.7%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承诺，特别是由联合国确定的对48个最不发达国家支持的承诺。1997年联合国还正式启动了“联合国特别助贫基金”项目，这笔总额为50亿美元的联合国特别助贫基金主要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经济，重点是基础工业。
2.国际贷款
国际贷款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交流，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形式和特点归纳如下（表1）。（下页见表）
3.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援助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都设有对外经济援助机构，包括：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合作局，法国财政部国库司（重庆市涪陵化肥厂曾经获得法国政府的援助），日本的海外经济协力会、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瑞典国际开发署，英联邦开发公司，荷兰国际合作总局，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等。这些机构每年都有一些援助计划专门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些对外经济援助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形式和特点见表2。（下页见表）
此外，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都有对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计划和项目。
表1 国际贷款的主要形式及特点
表2 国际经济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特点
（二）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扶贫策略
1.韩国
1960年，韩国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公布了第一个《外资引进促进法》。1966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新的《外资引进法》，在注重国外借款的同时，开始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到1978年，韩国废除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免税的特殊优惠待遇，开始有选择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8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某些限制，同时大大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审批程序。1993年6月，为了适应乌拉圭回合关贸总协定谈判以及“韩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韩国政府发表了《开放外国人投资五年计划》，再一次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到1997年，禁止和限制外国人投资行业减少到92个，外国人投资自由化率提高到93.4%，到2000年将进一步提高到97.2%。
韩国政府利用外资的来源具有随国际经济形势变动而改变的特点，利用外资的投资方向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阶段性。
2.印度
印度是农业大国（全国10亿人口70%居住在农村），也是贫困人口大国（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3.75亿，占总人口的37.5%）。由于贫困形势较为严峻，印度十分重视利用外资扶贫，在1961-1981年的20年间，印度一直是国际开发协会十大受援国之一。
1991年6月印度拉奥政府执政后，进行全面经济改革，对外国投资体制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程度的调整，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允许特股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51%，并取消了过去附加的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规定等。1997年上台的联合政府大体上继续了这些改革。总的来看，印度在农村扶贫利用外资方面主要依靠世界银行的援助，积极争取优惠贷款。同时，十分注意外资来源的多样化，以有效避免因过分依赖于一两个国家而受制于人的情况，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前苏联等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贷款。印度还十分注意对外资的有效利用，把国际援助多集中用于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巴西
巴西幅员辽阔，但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贫困人口较集中。巴西是拉美国家中最早开始大力引进外国投资的国家之一，1962年就颁布了第一个外国投资法，巴西的外资法是拉美国家中最为完备的法规，其基本特点是对外国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邮政、通讯、保险、新闻、民航、运输、公益事业、购置农村土地和某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外，任何生产和商业领域都允许外资进入。外国投资企业按照巴西企业的标准缴纳税收，巴西在利用外资扶贫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政府允许并鼓励外国企业到巴西贫困地区垦荒，荒地售价合理，对开发贫困地区获得的利润减免税收。通过这些优惠政策，巴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另外还利用了各种商业贷款和国外政府及国际组织的贷款。
巴西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利用外资开发贫困落后地区的主要项目有：一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有组织地进行移民，开发亚马孙河流域。二是与日本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开发稀树草原，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三是给予外资企业许多优惠措施，鼓励开发新的农业基地，巴西利用外资开发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日本、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成效。
（三）我国利用外资扶贫的现状及案例
1.我国利用外资扶贫的现状
我国利用外资扶贫主要是国外贷款和国际援助，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项目的比较多。近年来，我国争取的国外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落实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重大项目。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青海海东地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安徽皖西南山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欧盟援助的中欧农业合作项目等，项目金额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
近些年，我国农业外商投资项目增长较快，农业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农业部统计，1979-1997年间，我国农业（包括林业、水利设施）利用外资项目按资金来源划分，国外贷款占48%，外商投资44%，国外援助8%，这说明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但我们应看到外商投资的区域70%集中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而我国贫困落后的中西部利用外资仍侧重于无偿援助项目和优惠贷款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脱贫解困的拉动效应极其微弱。我国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8%，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占全国70%，水能资源可开发量占全国的72%，而目前实际农业产值却只占全国的36%，利用外资发展该地区农村经济的空间和潜力都十分巨大。如何进一步制定优惠的吸引投资政策，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将成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扶贫的关键问题。
2.案例分析
中德合作沂蒙山区粮食援助项目区综合开发工程，由德国政府援助18.4万吨小麦和695万马克，山东省地方政府投入与德方援助总额相当的配套资金及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包括人畜饮水工程、治理水土流失、发展农田灌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道路、通电等），此项目覆盖了沂蒙山区的11个县、241个乡镇，总面积18678平方公里。
澳大利亚政府无偿援助重庆市黔江开发区综合扶贫项目（简称澳援项目），于1996年开始申报，在四川省和重庆市外经贸委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国家外经贸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及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简称澳发署）考察获得初步通过；1999年1月，澳发署组织的包括社区、教育、经济、卫生、基础设施、小额信贷专家组成的代表团深入黔江开发区五县进行考察和设计工作，经过中澳双方在黔江20余天的艰苦工作，使澳援项目的支持金额由原定的35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亿元人民币，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援助以来数额最大、影响也最大的项目。该项目拟向黔江开发区5县乡村公路、人畜饮水工程、卫生防疫防治、扶贫创收、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领域提供一个完整的5年援助计划，总援助金额全部由澳大利亚政府无偿提供。
世界银行秦巴小区扶贫项目继1995年一期项目实施以后，1997年初，世界银行秦巴山区二期扶贫项目又获批准开始实施，这个项目总投资4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援助资金2亿美元。项目实施后，可以解决四川、陕西、宁夏三省区26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260万人的温饱问题。同时，世界银行西部扶贫项目作为世界银行的第三期项目也开始积极准备，届时，世界银行援助资金总规模可达6.1亿美元，预计可以解决西南、西北9个省区、90个左右贫困县、8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以日本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6月宣布，该开发银行从2000年起的3年时间，将向中国提供总额为35亿美元的援助性很强的开发援助资金。这种援助资金的利息是6%多一点，比政府开发援助的有偿援助利息略高一点，但是还债期限是20年，而且在项目完成前的4-5年期间，还可以推迟还债等。这次提供的35亿美元将投入以下项目：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的建设；改良水资源，包括防止各河川的污染及增加城市的上下水道设施等；保护农业和自然资源，如改善灌溉设施及防洪等；扩大水利发电。此外，据说该开发银行还把由日本出资设立的“救济贫困日本基金”共9000万美元中的约2300万美元，以及经济运营指导费1300万美元，作为2000年度的无偿援助提供中国。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国外资金市场中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是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的，我国利用扶贫资金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大前提下，我们更应该重视对国际资金的利用。
（四）国外经验及我国利用外资扶贫的策略
1.加强立法建设
大多数利用外资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比较完备的外国投资法，其中对可以鼓励或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或产品都有比较详尽的说明，还制定了严格外债管理和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另外还有许多与外商投资有关的配套法规，如税法、海关法等。这样能使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软环境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并对投资充满信心。
2.以官方借款为主，多方面利用各种国外资金
我国在利用外资中，应积极鼓励各方面的资金来源，但主要还是以利率低、偿还期长的优惠贷款为基本构架，商业贷款主要用于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的部门，以免造成贫困地区严重的债务负担，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贫困特点以及国际资本的趋势及特点看，今后我国利用外资扶贫的主要渠道仍将是官方融资。
3.农村的综合开发是农村利用外资扶贫的重点
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农村利用外资扶贫的重点放在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利设施等方面），农村的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引进等方面，这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且有效地引导了农民走商品生产的道路，推动了贫困地区农业科技进步，有助于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提高其生活质量，从总体上改善农村落后的局面。我国利用外资方面亦应将重点放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新技术引进，以提高贫困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使贫困农户通过资金的启动，来参加到商品交换活动中去，以满足个人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要求。
4.应加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倾斜力度
70年代，巴西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发亚马逊河流域，利用日本直接投资开发稀树草原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改变了这些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贫困地区与巴西这些落后地区有许多共同之处。目前，国家吸收外资的投资政策向中西部倾斜已经多次提出，但尚未有实质性的内容，尤其是当前，中国加入WTO在即，获得国际投资的机遇也将会越来越多，使得吸引外资发展扶贫事业的政策作用越来越显得至关重要。在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上，给予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一定的倾斜，积极鼓励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上，将是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有力政策。
5.应强化集中管理，减少多头对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用集中统一的外债管理办法，所有的外国机构，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不管是贷款还是援助，都必须和有关的外债主管部门一家打交道；需用外资的项目，均统一安排筹资；而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对所借债务、借贷成本、渠道进行统一调配。集中管理可以优化债务结构，使用款单位减轻还款负担和减少风险。主管部门对不同利率、不同币种、不同使用年限的贷款混合使用，统一调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抵消风险，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同时避免多头对外产生的扯皮和重复引进。
二、完善我国扶贫资金管理的建议
（一）新时期完善扶贫资金使用及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指导思想
坚持邓小平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扶贫开发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伟大构想的重要组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特征，必须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先富带后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特定的时段，先富者可以与后富者有较大的差距和分化，最后多数成员再逐渐稳步地富起来，即实现共同富裕。
扶贫资金的使用及分配必须要符合“共同富裕”理论的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阶段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仍然是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扶贫主体应当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去认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一步明确国家的政策取向。第一，在扶贫工作中，必须坚持以贫困村和贫困户为扶持对象，绝不能贫富一起扶。第二，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贫困户的自我发展问题，绝不能搞与解决温饱没有直接关系的项目。第三，必须保证扶贫工作进村入户，绝不能浮在上面一般号召。扶贫资金的投资方向应当以解决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中心，以贫困村为主战场，以贫困人口为对象。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扶贫工作要从“扶贫到县”向“扶贫到户”和“扶贫到村”转变；中央政府的扶贫对象不应再是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而应是贫困人口。
2.基本原则
理想的扶贫资金使用及管理必须满足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瞄准性原则，它要求扶贫资金必须使真正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受益；二是充足性原则，即通过多渠道的资金筹集，使资金投入能满足贫困人口对扶贫资金的需求量；三是效率性原则，它要求投入的扶贫资金能实现最高的扶贫效率，不存在运行上的浪费，管理成本最小，所投入资源能惠及更多的穷人；四是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扶贫贷款资金贷出后能按期限还贷，以便用于扶贫资金的新一轮放贷。
（二）继续运用政策手段，加大农村反贫困力度
我国自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扶贫方针以来，扶贫攻坚绩效明显而巨大，但最近几年，从反贫困实践效果来看，脱贫速度与过去比较，明显减慢。其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扶贫对象越来越集中于深山区、石山区、地方病高发区和生态环境特别脆弱地区，这里的群众商品意识差，加之条件艰苦，不易实现与外界的商品沟通，使扶贫难度越来越大。
二是随着发达地区农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狭小；由于贫困地区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制约，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越来越弱；随着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
三是农民负担有加重的趋势。随着乡镇行政机构的膨胀，临时工不断增加等因素，导致乡镇政府支出不断增加，使农民负担加重，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第二条对农民负担的范围作了规定，1996年12月30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5%的政策稳定不变”，但在执行中时有突破；在执行中导致农民负担增加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如因为自然灾害（如水毁、山地灾害）的影响，或由于工矿建设、交通建设征地等因素的影响，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但农业税和村提留乡统筹费并没有同步得到减免，变相加重了农民负担。客观上看，贫困地区区乡财政确实十分困难，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但农民负担的加重，从另一方面抵消了扶贫资金投入的成效。
政策建设应着力加强这样几项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村、贫困户扶贫资金的支持力度，使贫困村、贫困户能藉扶贫资金而与外界联系，互通有无，发展产品生产；二是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小城镇和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三是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和基本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为贫困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四是实施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五是引导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盘活优势资源，尽早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发挥扶贫资金的循环作用。
（三）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实施持续性扶贫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下个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首先要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同时还强调扶贫工作必须同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表明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任务。不能认为2000年中国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现象之后，就不再需要扶贫了。实际上，扶贫行动不但需要，而且要持续。况且相对贫困永远无法消除，在农村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之后，农村的相对贫困现象又将突出，农村仍然是中国反贫困（指相对贫困）的主战场。在相当长时期内，开发式扶贫仍将是中国农村缓解贫困（包括相对贫困）的重要举措。
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要把扶贫工作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与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要充分利用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在实施东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实现东西部地区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交流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把到村、到户的扶贫与培养贫困户的再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完善扶贫资金使用及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1.扶贫资金投资政策方面
第一，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并逐步增加反贫困资金支持。在实行分税制后，应加快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提高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援助比重，稳定保证并逐步增加对贫困地区投资支持。中央财政应将为贫困地区创造与发达地区大体相同的竞争条件作为其对贫困地区扶持的目标，针对贫困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非常落后，以及农田水利资源条件的状况，由国家将发达地区提交的部分财政收入转投到西部主要的贫困地区，逐渐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第二，对贫困地区继续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优惠政策，往往就是变相的资金投入，甚至优于资金的直接输入，它属于一种“软投入”，和反贫困资金的“硬投入”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佳。这些优惠政策包括：(1)对所有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户，免除粮食定购任务；(2)根据扶贫开发的现实和需要，适当延长扶贫信贷款的期限，放宽抵押和担保条件；(3)为减轻贫困地区农民由于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和粮食提价而增加的负担，各省、区、直辖市可使用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对吃返销的贫困农户给予适当补贴；(4)对所有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按照农业税法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继续减免农业税；(5)对在贫困县新办企业的企业主，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第三，坚持扶贫到户的扶贫政策，推广并完善小额信贷方式。借鉴国际经验，一些地区在贫困农户中实行小额信贷试点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现实情况表明，试点区的小额信贷还贷率都在90%以上，项目成功率比其它投资方式要高出许多。因此，中央在政府上可以给予支持，发放乃偿还贷款可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切实保证资金使用到户，项目覆盖到户，效益落实到户。
2.扶贫资金投资选择方面
扶贫开发的投资选择，即在扶贫目标既定的情况下，按照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的准则，以贫困户的优势要素——劳动力（有时也是剩余闲置要素）与其稀缺要素——资金之间的最优配置，实现收益最大化。这是扶贫开发投资方向选择的基准。根据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建议政府反贫困投资顺序可以依次为：
第一，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指对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投资。教育和健康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高的（一般在20%以上），它能引导贫困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学习市场知识，实现商品的交换与出售，以获得货币收入。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拮据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同时由于贫困家庭负担的教育成本太高（约占年人均收入的5%-15%甚至更高），又进一步降低了贫困户对教育的要求，从而制约的贫困农户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导致其依靠自身脱贫的内生性障碍。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在反贫困公共投资中应为首选方向。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贫困地区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改善；能够实现贫困地区同外界的经济联系，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出封闭状态与外界融为一体；能获得较完备的市场信息，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的比较优势，为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能够通过基建基金向消费基金的转移，使贫困户因得到就业机会而受益。
第三，农田改造投资。农田改造投资是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又一重要投资方向，土地是贫困地区主要生产资料，只有提高土地的质量和数量才能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投资收益水平。农田改造投资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工程、土壤改良等方面的投资。
第四，科技投资。科学技术的扩散和推广能够提高贫困地区的单位劳动生产水平和土地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户的收入，通过科技扩散还可提高贫困农户的素质和对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当前，我国在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方面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农业科研经费明显不足，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技术成果真正在农村推广应用的仅占40%左右（刘志澄，1992），贫困地区则更为滞后。因此，政府对农业科研及技术推广予以重点投资，有助于贫困农民通过这一渠道提高收入水平，走出贫困。
3.扶贫资金筹措方面
借鉴国际经验吸收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参与扶贫，充分利用和借助国际援助，广开扶贫资金筹集渠道。这不仅能够增加扶贫资金的来源、扩大扶贫的社会力量，提高全社会扶贫济困的意识，还有助于形成一定外部监督力量，促进政府扶贫资金运作的效率、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加强对援助资金的管理和有效使用上，要有意识地把国际反贫困援助同国内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结合，最大限度发挥援助效果。
4.扶贫资金投资管理方面
第一，制定扶贫投资项目审定的严格程序和科学方法。扶贫投资项目不仅在于保证其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还必须要直接面对贫困农户，使真正的贫困农户受益。这就要求利用严格的项目审批程序和科学方法，堵住项目立项和审批中的“长官意志”和“寻租”行为。为此，应尽快出台明确的《各级扶贫项目审批程序条例》，建立扶贫项目审批监督机构以及最终确定项目的由经济、技术、社会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项目终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直接向相应的各级政府负责，具有对投资项目的建议权。
第二，加强立法和监督，建立贫困资金使用的监督制度。国外的反贫困经验表明，仅有正确的扶贫政策和缓贫措施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反贫困管理监督机构、规章制度和保障，确立的政策措施往往不能真正落实。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反贫困法》，系统规范扶贫治理工作。
在反贫困中，挪用和浪费扶贫资金，以虚代实向国家多要资金、夸大宣扬政绩等现象，甚至贪污腐败现象都时有发生。必须通过立法和法制建设，以良好的制度消除各种贪污腐败以及资金漏出现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减少由于官僚主义造成的无谓浪费；二是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对扶贫资金的挪用、拖延划拨、故意克扣等行为；三是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用于扶贫效益高的项目上，少上“假扶贫”，“扶假贫”的项目；四是建立扶贫资金循环使用的机制，切实通过扶贫资金的预付，能带动贫困户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既能使之及时还贷，还能得到自己所需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
要建立和健全扶贫贷款的检查监督制度。为保证扶贫资金真正用于扶贫，农行及农发行应对扶贫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敦促各地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杜绝资金分配中互挤互挖、假公济私等行为，坚决纠正扶贫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同时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防止资金被转移挪用。各级审计部门应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门审计，并将其纳入正常工作，形成制度、常抓不懈。
参考文献见《中外扶贫资金管理研究（一）》，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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