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不平衡——兼析美、日、中贸易地位与汇率作用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汇率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客观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一百多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发展和变迁，既有经济的发展与复兴，也有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的危机；既有战乱、危机和衰退引发的重大制度变革与创新，又有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在这些发展与变迁中，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在国别间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轮回中向前发展。事实上，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轮回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资本运动使然，而且平衡是相对的、短暂的，基本平衡或不平衡是绝对的、长期的。
世界经济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评判标准和结论随着分析的角度、利益的关注点以及选取的变量不同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历史、客观地分析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带来的经济不平衡，继而阐述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形成的原因，并辅以美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贸易地位变化规律为实证，进而分析在世界经济新的均衡发展中，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不平衡的内涵及其背后“双输出”的实质，提出了“世界经济没有不平衡，不平衡的是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双顺差只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和表现之一，是内在经济原因的外在货币表现。在发挥汇率对国际收支自动调节作用的同时，必须从市场化改革入手，加大上游管理体制改革与上游政策法规的调整力度，逐步建立起市场调节国际收支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注重发挥协同调节作用”的结论。
1 规律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新的均衡
经济全球化是国别产业升级继而产业全球转移的具体表现，也是资本进行要素套利、政策套利和制度套利的必然结果。这种跨境套利造成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这种看似失衡实则是一种新的均衡，而且这种新均衡是结构性的，具有规律性、长期性和趋势性，可以说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这种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失衡，或新的平衡的实质、发展趋势、调整方式以及对各国经济影响的讨论，在全球的学术界、政府和企业部门有着不同的看法，基于对失衡的不同看法而提出的失衡调整方案各不相同，其对各利益相关部门的影响也截然不同。从根本上理解和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合理的、共赢的失衡调整方案，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如果从分析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逐利（要素套利）而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入手，不难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甚至说只要存在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国别和产业差别以及由此形成较大的要素价格差别，以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与调整以及资本跨境流动与逐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的发展潮流。其具体表现则是“发达国家或富国消费享乐，故弄玄虚；落后国家或穷国劳作加工，生产物品”，形成了看似悖逆、实则常规的“穷国帮富国”，“穷人储蓄，富人消费”的现象。基于这一特征的世界经济发展，从政治情绪上看是一种不平衡，从经济理性上看则是一种新的均衡，实际上正是发达国家企盼的那种新均衡经济分工格局。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分工和经济地位的变迁也足以说明这种新的均衡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性。
再者，从全球经济的总量论，不平衡只能相对于具体国别、地区、集团、产业和企业而存在。这就要求像中国这样新兴的、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客观冷静地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由规律性和趋势性造成的世界经济所谓失衡既不能归因于具体的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民族，更不能归咎于某一因素如汇率，或者怪罪于某一微观主体如跨国公司。事实上，德国和日本的年度贸易顺差远高于中国，不过其贸易顺差的内涵所反映出的内部经济失衡问题远不如中国的那样严重，而且其贸易顺差的自主性和可控性较强，真正表明了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社会担心持续的巨额赤字会给美元和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汇率的重新安排和对经济失衡的调整等问题的重要性才凸显。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失衡的内在深层原因，认识其必然本性和新均衡的实质。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放眼世界，盘算自己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多少，如何更多地从中获利，谋求积极和科学的参与决策。但更为关键的是应该眼睛向内，立足国内，深究自身存在的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改革体制、完善管理和调整政策，寻求富民强国之战略。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博弈中，中国在认清美、欧、日所大肆渲染世界经济严重失衡背后的同时，还必须冷静对待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一现实，既不能因与主要大国的经济金融博弈和贸易摩擦日趋尖锐、复杂和频发，而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入世战略和外向型经济的积极作用，也不能把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完全归因于发达国家和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其内因为根本，即国内经济失衡决定了对外经济的不平衡，进而提出一些居中合理的看法。
2 世界经济结构性不平衡根源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
按照IMF的定义，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形成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从冷战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由跨国公司主导，以市场经济体系和规则为制度条件，由科技和金融创新为推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要素配置的规模经济运动。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前者使其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进行要素套利，同时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后者使其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在全球布局，将分支机构按照职能专门化的原则组成一体化的国际生产网络，通过关联交易和关联融资，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销售以及研发等活动，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
可见，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范围内的要素大融合，或者说要素的套利。全球化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通过资本主义原始扩张、经济多边和双边合作以及金融资本流动等形式，使生产相关的各领域和环节跨越国界在全球布局，产业也在全球转移，实现最合理的生产格局。这种以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自然会强化国际分工的深化、细化、专业化、协作化和广泛化，进而固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其结构性特征明显。
2.1 资本逐利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并进一步跨越国界进入帝国主义生产阶段。回顾一下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一次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由此人类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英国凭借其工业生产积累起来的资本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当时大的技术和自然条件下生产力水平提高很快达到了极限，必须向全球扩张掠夺廉价的资源进行生产。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经济全球化形式了。
随后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各国也出现类似英国的发展模式，首先进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然后很快进入向外扩展的阶段。迅速扩张使得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很快在1919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英国向全球扩张带来地区冲突，到欧洲各国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德、日、意企图瓜分全球的二战，这足以说明战争后面是经济利益的驱使。
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技术不断创新，技术革新又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使现有的生产空间很快达到饱和，这又推动了产业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出现，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着。在新的替代技术出现和生产力得到提高以前，逐渐缩小的生存（利润）空间必然导致冲突和危机，通过扩张来获取廉价资源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战争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但是战争实现的新市场开放、通商贸易和开业权却带来了经济合作的加强。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输入使产业得到升级，发达国家将其不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使落后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2.2 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鉴于战争的破坏性之巨大，战争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少。但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过经济全球扩张由原来的武力入侵发展为更加有效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同时，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走上了政治独立的道路。这些政治民族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仍然是未独立的，其工业产业和技术十分落后，资本严重缺乏，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而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这样，发达国家在加紧进行自身之间合作的同时，也逐步注重南北合作。在此背景下，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和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与冲突的多边经济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以关贸总协定（后为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从制度层面上纠正大萧条以来关税战、贸易战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治理与协调的缺失；从经济层面上通过贸易自由化来扩大生产与交换，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与福利，为战后经济重建注入动力。WTO通过几轮多边谈判建立了合理的国际贸易治理与协调机制，实现了关税减让、市场开放、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合理的争端解决，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合理转移分布，深化了国与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WTO这种市场层面的全球资源配置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发展的空间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政府层面的双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则突破了上述的资源利用和市场层面的合作，更进一步地提供了诸如产业链对接、产业甚至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支援与合作，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产业内分工和国际生产网络形成提供政策和制度的保证。比如欧盟的成功除了资源合作和贸易市场开放外，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动是很重要的，政府在统一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方面的统一行动是很关键的。
由上可见，经济全球化是在微观层面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组织生产和进行产业转移；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政府层面的合作，为微观的、企业层面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配置提供宏观上的政策和制度保证。可以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当前条件下阶段性的具体表现，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终方向。
因此，通过市场开放和国家间的充分合作，从市场微观层面和政府宏观层面相结合，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在全球的合理转移和有层次的分布，成为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2.3 金融全球化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润滑剂
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产业资本转移带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反过来，金融资本流动又进一步便利了产业资本转移。产业资本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基础，决定着金融资本的最终流动方向、流动速度和流动量大小。但是，当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在全球市场流动，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配置时，即出现金融全球化趋势时，由于其流动迅速、具有放大效应，将大大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金融市场存在着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发射性”，如果失去合理的引导和监管而任其发展就可能走向极端而不是均衡。因此，有一个合理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来保证资金在全球的安全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
当然，科技创新与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便利。概而言之，资本逐利性、国际贸易有效治理以及金融全球化的润滑，致使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全球化必然是一种客观的、长期的、不以任何国别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基于这一规律形成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或新的平衡发展自然是结构性的长期趋势。
3 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新的均衡）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全球产业转移基于市场基础配置资源的内在规律，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行为，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具有客观性、结构性、趋势性。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落后产业的不断转移不断变迁的规律决定了全球经济出现失衡的必然性和失衡的各种表现，包括目前发达国家极力渲染的各种形式的世界经济不平衡。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产业转移以及相应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方式等也必然不断变化，这客观上要求金融以及政治政策等制度安排能与之相适应。而不合时宜和失衡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规则，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化的各种失衡，使各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相差很大。
3.1 全球化的本质决定了不平衡的规律性和趋势性
经济全球化的深层原因是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资本为追逐更高利润而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落后的产业由于利润低而被转移到生产要素比较便宜的地区进行生产，而保留在国内的是可以创造更高利润的、要求有更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和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的先进产业。
可见，产业全球转移的客观条件要求国家地区间存在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要素禀赋的差别。由于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是客观的、长期存在的，因此全球产业转移和与其相应的经济失衡也自然具有长期性、必然性。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也验证了产业这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再向更不发达国家转移的模式。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领先到欧洲的复苏，再到日本的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的“雁行模式”的发展正是这样一条路线。
3.2 国别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不平衡
全球产业转移规律决定了产业根据层次不同依次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进行生产。发达国家具有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其组织的生产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由于生产力、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的因素决定了主要从事更低级的产品生产。这种相对优势就造成不同层次的产品在不同的地区生产，也就造成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垄断和巨大购买力市场，相比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竞争力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贸易条件的恶化决定了各国在贸易中的获利截然不同。发达国家掌握了先进产品的市场定价权，从出口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不发达国家大都是落后产业，其出口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利润却非常少。而且，就连这么一点利润，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必须分给外资以及支付专利费等。
3.3 全球资金跨境流动的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资本的全球转移。在产业转移的初期，资金流向表现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过程。当产业开始赢利后，贸易收入和资本利得等资金都要回流到发达国家。而东道国的产业也会不断升级，这又需要不断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使获得的加工费等微薄的利润也进一步回流到发达国家。
另外，发展中国家由于惧怕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都比较注重外汇储备的积累，因此赚到的外汇多采用集中管理的办法，实行外汇管制。集中的外汇出于保值的目的又用来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这进一步加重了资金的回流。加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正常的资金往往绕到境外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经常出现大量的投机热钱流入。“大进意味着大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便是出现资本的狂逃，资金流动严重失衡。因此，全球化导致资金流向的规律性失衡，资金和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形成再流向发达国家。
3.4 国际贸易福利分配的不平衡
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后落后产业的剥离和转出，因此，发达国家控制了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同时又是最终的消费场所，必然就掌握了产品的定价权，控制贸易规则的制定，使其有利于发达国家自己。这样一来，发达国家不仅控制生产、制造与加工的源头，如生产工艺、品牌、产权和规则，而且也直接掌控销售渠道和产品标准。发达国家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初级产品的价格压低，进口加工后的最终产品价格故意抬高，从中赚取巨大利润。另外，发达国家从物美价廉产品的进口和大量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流入也获得了巨大利益。
3.5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不平衡
WTO多边贸易谈判已经使得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大降低，因此，通过这种体制来获得更进一步的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收益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可以在区域内组建国际生产网络的结果，形成国际水平分工，能更加合理的综合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和要素，提高效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合作方式可以提供多边体系下难以形成的公共品生产，比如区域内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环境的共同治理和能源合作，甚至共同的防御等。应该说，以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不同形式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实现区域内更高层次的资源优化配置，增加福利。
但从当前区域合作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较快较好的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如欧盟和NAFTA，出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的极度不平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世界经济的失衡状况。而且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参与成员政策、法规和体制上的进一步协调和趋同，在当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地区分布极为不平衡的背景下，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增大，基于市场效益考虑的资源优化配置，特别是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会在一定时间内受阻，进而在某些产业领域固化世界经济失衡。
3.6 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不平衡
贸易规则的制定直接关系到各国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和控制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制定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来渔利。
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失衡的调节机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规则。二战后成立的布雷顿体系，使美元成为了世界通货而美国可以不用任何国际储备，而且当脱离与黄金挂钩后，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必然造成美元的贬值，坐收铸币税。事实上美元从脱离双挂钩再到广场协议，美元一直都在贬值。本来起码应该由失衡双方共同承担的贸易逆差问题，结果在美国的强权下变成了顺差国单独承担的责任。长期贸易不平衡造成货币汇率问题岂能通过一纸协议改变汇率就了事呢？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的物质财富流失啊！
此外，美国还可以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技术优势，制定一些技术性和非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办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百般刁难，获取不公平的贸易利润。
3.7 全球货币定价体系的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过程必然伴随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在不同货币体系的国家间开展，而货币作为国家间经济交往介质，其定价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各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收益大小。在当今没有黄金做担保的信用货币制度下，强国完全可以依仗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或直接操纵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制定，或间接干扰国际金融市场如债券、股票和期货等活动，来影响其货币的定价。
美国在战后依靠其占全世界75%的黄金储量以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手操办建立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世界通货和国际储备货币。这样，美国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国际储备的情况下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扩大境外投资，获取贸易和投资的双重利益。当美国负债累累和美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美国又通过贬值即弱势美元来减少债务和获得贸易和投资的优势。可见，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世界通货地位和灵活、成熟、发达的经济体系，根据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对比来调节美元与其他货币汇率，即货币的定价，实行交替使用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的策略来获得竞争优势。
此外，美国依靠其经济和货币优势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
战后欧洲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出口强劲，对美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使美国难于维持其对美元兑黄金的承诺，频频出现货币危机，并最终放弃布雷顿体系。随着美欧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美元开始持续走软，欧元也逐渐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手段，获得了部分世界通货的地位和相应的竞争优势。因此，国家经济实力对比不平衡决定了国际货币定价体系的不平衡，并将影响相应国家货币的竞争优势，这又加大经济不平衡的发展。
4 经济全球化与美、日、中经济结构调整变迁分析
美国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发源地和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引领着产业的全球转移。日本在战后通过贸易立国积极赶超，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升级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但最终摆脱落后产业转移的宿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材和范例。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还存在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产业结构落后，盈利能力差，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突出，应积极借鉴美、日经验制定科学的发展路线。
4.1 经济全球化中美国“双赤字”背后的“双输入”战略
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巨大的摧残，德、日、意是战败国，经济陷于崩溃，英、法等国家的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唯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经济得到空前发展。1945年美国GDP占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60%，黄金储备相当于世界黄金储备的75%。相反，其他国家的重建任务繁重，食物、原料、设备等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只有美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为了使各国能够购买重建的物资，避免出现一战后的竞相贬值、美元荒进而出现贸易保护，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发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在1944年建立了。
布雷顿体系规定了美元的双挂钩制度，实际上奠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币的基础，美元具有等同黄金的国际结算和储备的地位。这其实也就形成了美元“双赤字”的基础。
由于美元就是结算货币，美国不用储备外汇，这给美国的赤字提供了条件。其次，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坐享铸币税而不用担心美元的贬值。这样，美国一方面可以大量进口廉价原料，通过各种对外援助、投资等方式大量输出美元，形成贸易赤字；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使得美国不用为货币的贬值担忧，美国可以大肆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财政赤字。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账户上世纪60年代以后基本都是逆差，到70年代，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勉强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上世纪的80年代则处于不断下降的通道，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开始下降，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接近-6%的水平。
货币政策方面，美国从肯尼迪总统时代开始继承了罗斯福新政的政策，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宽松货币政策又使美国长期处在低利率周期中，这样美国政府就可以很轻松的从货币市场上获得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财政支出。这就是美国财政赤字的现实基础。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又为美国的低税率提供了可能，美国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减少税收。这种低利率、低税收的金融环境显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为了对付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使美元不至于由于巨额的逆差而出现过度的贬值，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为后盾，采用大量发行国债和吸引国外资金来美国投资的方式，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这样贸易逆差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维持美元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美国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将大量的落后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即通过美元的输出换取资源、商品和大量的真金实银，满足国内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利用其资本市场使花出去的钱又流回美国，使得美元得以维持。美国还可以将从海外赚取大量的利润和铸币税，用于支持国内的产业升级、技术研发以及教育等，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继续推进产业升级和转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大量的商品进口和资本的流入，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便转变成了“双输入”，这就是美国的赤字战略。
4.2 经济全球化中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被动转型为内需主导的艰难调整
二战几乎摧毁了整个日本的经济基础，日本资源匮乏，内需有限，因此只能依靠外向型经济来发展。因此，战后日本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通过在政治上向美国低头换取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重点是煤炭、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实行粗放型高速增长，经济获得了超速发展，在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
日本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世界能源和材料价格的上涨。同时，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冲击很大，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各国对日本产品的排斥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国际原油的价格由每桶二美元上升到了十几美元，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物价飞涨，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
为应对石油涨价带来的困境，日本企业纷纷进行节约能耗、降低成本的调整，在许多能源高消耗的产业都积极采用节能技术。同时，企业大量投入进行技术改造，产业结构也开始进行调整，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企业产品结构也开始升级，向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目标的大规模设备和新产品开发转变，尤其是在微电子技术及相关的技术行业，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
经过50、60年代的原始积累和70年代技术升级和创新的完成，日本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并成功抵御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重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口强劲，对国际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美国的产品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为调整贸易失衡，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对日本进行施压，要求日元升值，并在1985年达成了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汇率升为1美元兑240日元，而后又在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调整为1美元兑150日元。这种脱离实际经济的过大的汇率波动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通过外汇远期、价格转移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是不可能应对过大的升值和波动的影响的，日本经济从此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近20年的深刻调整，最终走向了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巨大影响，日本企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生产向海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佳生产，形成国际生产网络。
由此可见，日本经历了一个被动的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过程，全球化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即资本运动规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就算日本自己不做出调整或者没有意识到需要调整，经济规律也会通过其他的力量——如汇率的调整，以其他的形式——如被迫进行产业转移形成空心化，来促使其改变的。
4.3 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双顺差”与“双输出”并举的缺失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中国实行了30年之久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最终失败了。因此，我国在1978年开始采取了日、韩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地、有步骤地迎接产业转移来发展经济。事实证明我国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成功的，实现了GDP20多年来年均9%的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改革初期中国承接的大多是国外比较落后的产业，在国内政策扶持下，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在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市场环境中发展相当迅速，很快对世界市场形成挤占影响，贸易顺差迅速增加，贸易摩擦不断。
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优势来承接落后产业转移，造成了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的局面，长期下去必然使我们失去赖于栖息的生存环境、不可再生的土地和矿产资源。而廉价劳动力又带来劳工权利和生活的低标准，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劳动力的持续廉价，进而造成劳动力的要价能力为零，即生产安全保障标准极低。劳保与安保的低标准又决定了生产、加工与制造的粗放式经营，出现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大量出口，加之环保标准与要求极低，甚至形同虚设，由此造成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与世界平均价格的巨大背离，致使大量低质量、低端的产业资金涌入国内，寻求高额的要素套利。而且一系列超国民待遇和对内资排斥的优惠政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要素套利”，形成了第二层次的、无法量化的巨额“政策与体制套利”。
中国以牺牲劳工权利、环境的巨大代价换回来的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技术改进有限，产业升级迟滞，市场也未拓宽。而中国大量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带来了汇率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使央行为控制汇率上升而对冲基础货币的成本激增。况且，央行的这种紧缩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而且这种方式将经济中的风险都集中到央行，使央行调控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受限制。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储备美元资产缩水，央行又不得不将辛辛苦苦用出口赚来的美元返回美国去购买国债等低收益的证券，这样正好支持了美元不大幅下跌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我国的“双顺差”就变成了“双输出”，贸易顺差实质就是对美国输出大量的商品、原料和各种不可再生资源，为保值而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又形成资本输出。
因此，中国要更加注重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金融产业，让资本的力量来引导我国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产业的规律性转移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所谓失衡，由于认识的滞后和政策协调不利，在外部的因素加之内部的制约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以美国的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失衡，并且将汇率这一表层现象作为失衡的原因和调整的对象。应该说，中国的双顺差恰恰是全球失衡的受害者和表现之一，是全球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利用世界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世界市场，积累发展所需的资金，并通过技术的引进、消化和改进逐渐过渡到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产权的产品开发，最终走向依靠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促进内需的发展道路。这样，中国才不致被长期固化在经济全球化中落后、传统和粗浅加工的产业分工格局中，继而能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平衡中分享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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