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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历史剧的创作比较活跃，单就电视剧来说，上了屏幕的就不少。在众多的节目中，大致有两类情况：许多反映各个不同时期历史内容的历史剧，在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认识作用，即帮助大家掌握相应的历史知识，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对其中有缺乏艺术加工、因而感染力不强的，也有人发表批评意见。另外，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制作各式各样娱乐片的积极性颇高，其中也有不少把目光投向历史。这些带有某种艺术趣味而笑谈历史的所谓“历史剧”，确也有一定的收视率，但也经常有人提出质疑：不是觉得娱乐片不可以搞，而是为其对历史知识的误传，并导致对历史曲解的做法感到担忧。
各种意见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历史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本来，这个问题说起来是再明确不过的：既然历史剧是以历史为创作素材，当然同时就具有历史和戏剧这两种因素，而且缺一不可。那么，为什么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上，又总是产生歧义呢？纵观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透过上述不同创作现象去考察事情的本质，就不难发现，关键是要解决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历史剧作为一个文艺品种，其生成和发展的规律，在同一般文艺的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应该是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在一般的文艺创作中，我们坚持必须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出发，那么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就应该强调以正确地观照历史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创作者的艺术虚构为出发点，去任意编排和伪造历史。坚持历史真实这个出发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历史剧的本质特征，不这样就不会有历史剧。
说历史真实是历史剧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把历史作为创作对象的历史剧，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和把握历史，那种不讲历史真实、纯属虚构的作品，不能称做历史剧。
前些时，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放映时，看的人不少。它那特有的嘻笑怒骂的喜剧风格，博得许多人的笑声。该片的创作者是认真负责的，在每一集的片头郑重声明：这不是历史，内容纯属虚构。然而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议论：历史上有这样的皇帝和宰相吗？有人写文章发出疑问：这是同历史相“融通”，还是相“分离”？与此相类似，针对一些“戏说”历史人物的电视剧，有的史学工作者发出慨叹：史学研究和“大众文化”能找到“契合点”吗？既然一再声明是“纯属虚构”，在片名上就声称是“戏说”，为什么还不断有人提出“是不是历史”、“怎样对待历史”的疑问呢？答案很显然：这是对我们民族光辉历史的一种责任感，也是对历史剧的一种合乎科学含义的期望。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神州大地哺育出无数中华英才；他们扮演过许多威武雄壮的话剧，书写出许多瑰丽夺目的篇章。历史，总是激励着现在和昭示着未来。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用毕生精力考察和研究历史；而一代又一代的担当“大任”者，又总是懂得要“以史为鉴”。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珍贵的历史传统，推动并且促使大批历史剧的诞生。历史剧从元代杂剧算起，至今有600多年的发展史；它们既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时代历史的有力见证。历史的责任感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振兴我们的民族负责。对历史剧的真正渴望，既是审美需要，也是求得学习历史的一种途径，这是近年来随着一再提倡学习历史而带来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历史剧满足这种期望，较之那种仅仅为了娱乐、甚至迎合某些趣味而随心所欲的“创作”，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对历史剧的创作，人们一直给予关注。将近四十年前，即本世纪60年代初，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光报刊上的文章就发表了几百篇。这里只举出两位代表人物的看法。历史学家吴晗的观点是：如果要严格地写历史戏，那就不能不受历史的约束。同时，作家也有创造人物和故事的自由，如果不做某些突出的夸张、渲染，而是和历史事实一模一样，那就变成历史，不是戏了，写历史的人，不能用百分之百的真实去要求艺术，但艺术所反映的历史基本事实，总要和客观存在的史实大致不差（见《灯下集》）。文学家茅盾的观点是：历史剧不等于历史书，因而历史剧中一切的人和事，不一定都要有牢靠的历史根据；但要求凡属历史重大事件基本上能保存其原来的真相，凡属历史上真有的人物，大都能在不改变其本来面目的条件下进行艺术的加工。不能对历史事实任意斩割装配，乃致改头换面（见《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达到一种共识，它被概括为一种似乎人人可以接受的观点，即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历史剧创作的得与失，归根到底就是看怎么解决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说“统一”，也可以说解决了这种关系，也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于这统一体中两个方面，何者属于主导地位。其实，这个意思，在上引吴晗和茅盾两位学者的话中，已经有所显示，只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是重要历史人物面貌和重大历史事件性质的真实，这是历史剧内容的客观基础和基本构架，也正是历史剧之所以是历史剧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所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能这样去认识和把握历史，而声称要创作什么历史剧，这是很难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史学工作者关心如何让历史和大众文化“契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办法就是：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努力创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历史剧作品。这肯定比随意编造要难，但其审美价值不会只是博得一笑，而将是具有历史性的。
纯属虚构的东西，可以叫做古装戏，而不能称作历史剧。达到这样的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观众把虚假的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从而可以防止有人担心的那种历史同观众的“分离”。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创作者还应多用心思。比如，《宰相刘罗锅》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就不必把其中的皇帝写成是历史上实有的皇帝，搞得模糊一点岂不更好。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无国别，无年代，无姓名，只是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皇帝，而其主要事情也可能并无其事，不是也成为不朽的童话名作吗？区别历史剧和古装戏，并不是抬高前者和贬低后者，历史剧也有平庸之作。古装戏通过大胆、巧妙的艺术虚构，反映出某个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本质方面，即使不硬加上某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也可成为佳作。至于那种以为历史的园地可以随意行走，历史的面目可以任意涂抹，甚至不惜重金，编造历史生活，让某个演员出出风头，那就不仅同历史剧相距十万八千里，就连够不够得上称做艺术作品，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了。说历史真实是历史剧的本质特征，还因为：历史剧的艺术虚构，是在正确把握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创造艺术真实；对历史真实发掘、体验、感受得越深，艺术上就越是真实感人。
在一个电视剧拍摄现场的电视直播中，一位主持人发表了一通议论，原话大意是：历史剧不能搞老一套，要走港台式“戏说”的路子，像《宰相刘罗锅》等那样就很好，要的就是真真假假，打打闹闹，供人娱乐。这段话涉及的历史剧和娱乐片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从历史剧创作上来说，这段话里的“真真假假”四个字，是颇有讲究的，可以就从这四个字谈起。
历史剧创作中的真，首先是历史生活中的真人和真事，即历史真实。历史剧创作中的假，就是艺术虚构，即虚构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人和事，对历史真实进行补充、丰富乃至深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艺术虚构，既不是凭空捏造，也不是随意杜撰，而是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创造出历史上虽不曾有、但却可能有或者应该有的，从而使历史真实更加可信，更有逻辑力和说服力。历史剧艺术虚构的“假”，不是艺术的虚假或伪作，而是艺术的真，是基于历史真实而创造出来的艺术真实。它来源于历史真实又高于历史真实。没有历史真实就没有艺术真实，而有了艺术真实，历史真实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趋势，就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正因为这样，在历史剧创作中，同样可以说历史真实是历史剧的本质特征。说历史剧创作是真真假假可以，问题是怎样理解。如果既不尊重历史真实，又谈不上艺术真实，那就是以假代真和以假乱真，真的弄成“假作真时真亦假”，那历史成了虚无，艺术也就成为伪劣产品了。
要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离不开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的指导。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是在总结和提高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完善的。在此之前，我们的前人虽说不清科学的理论，但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在真假（有人称作虚实）问题的看法上，就有宝贵的借鉴价值。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历史上写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小说和戏剧比较多。小说《说岳全传》的作者这样概括他的经验：“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按他的说法：实，就是历史上“可考的”“忠”与“奸”；虚，就是“有起有伏有变”。意思很明白：第一要坚持岳飞与秦桧忠与奸对立的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发生背谬；第二要通过虚构使情节有起伏变化，否则就不易生动感人。可见，历史真实还是不能占首位。明代的戏剧《精忠记》，真实地描写了岳飞抗金和被奸臣陷害、冤死狱中的悲剧事件。其中也有不少虚构，特别是增添了秦桧在阴间受审这样的情节。这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思想感情。但尽管有描写阴间这种认识上的局限，《精忠记》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历史剧。有一位名叫吴玉虹的，写了另一部戏剧《如是观》，用虚构来改写历史，剧中岳飞对朝廷要他班师的诏令置之不理，打败金兵后，揭露了秦桧的卖国阴谋，最后将秦桧处决。这种写法，表现的是一种正义情绪，但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则是不成功、也是不该有的。中国的老百姓有从小说和戏剧中了解历史的兴趣。“杨家将”和“包青天”的故事，传到今天，中间经过多少人的虚构，加了多少史书上不曾记载的人和事，但“杨家将”的忠贞报国和“包青天”的执法如山，却一直是贯穿头尾的情节线索和始终不变的人物面貌。这就是历史真实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象岳飞这样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果把他改得面目全非，故事就是写得再精彩，再让人痛快，恐怕也难于为人们接受。传统的启示和新形势的要求昭告我们：历史剧发展到今天，应当努力增强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形成具有深邃的历史内容和高尚的审美情趣相结合的艺术品格，并以之奉献给人民。过去这类历史剧已有不少，多的不说，清代的《桃花扇》就是一例。现在的则更多了，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在科学地把握历史真实和创造性地进行艺术虚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无疑是历史剧的主流，历史剧创作的主旋律。当然，缺点、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而这正好说明，大家要取得共识，共同
经验证明：对于历史剧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在研究历史上花费心血，能否对所研究和想要表现的历史有透彻了解以及产生真知灼见，是如何解决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从而提高历史剧创作质量的关键。按照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历史不是陈旧的故纸堆，可以被人遗忘，不是有趣的玩意儿、可以供人茶余饭后玩赏，当然更不是奴仆，可以由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早在本世纪初，在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革命先驱李大钊就热情洋溢地写道：“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见《史学要论》认真地理解和把握历史，是忠于历史，又超越历史，既不拘泥历史，又不脱离历史。不仅要懂得去抓住历史上对现实仍有意义和仍具价值的东西，而且要善于在事件和矛盾冲突和人物的行为举止中，发现历史走向和时代变迁的客观性。历史剧要在真正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要深入下去，细致考察事件的背景、起因、变化及其后果；体察人物在其中做什么、怎样做和为什么做；帮助人们在对待历史方面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历史剧遵循唯物史观，不但不排斥艺术虚构，相反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即规定可靠的历史情景，设置广阔的历史空间。而按这样的要求进行创作，又正是正确的文艺观，即文艺科学的创作原则所必需的。
历史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通常是围绕历史真实，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力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然而，常见的现象，却是在两者关系上出现偏离。有的对历史事件作流水账式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平铺直叙，虽能传播一些历史知识，但终究缺乏艺术的吸引力。有的再现革命历史人物的电视连续剧，也有类似情形。也有的以为既然是艺术虚构，就应该以构思情节和刻画人物为主，因而，在历史的选材上带有或多或少的随意性。这种情况，在表现戏剧冲突、设置对立面人物时，最为多见。主人公一定要有与之直接冲突的对立面，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套数”；于是，有的竟把历史上实有、而并非对立面的人物写成对立面。这种为写冲突而写冲突的手法，除了有背历史真实，就是在艺术创作上，由于斧凿的痕迹明显，也容易让人产生艺术的虚假感。这里不妨举个例子：一部反映鸦片战争的电视连续剧，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把林则徐的弟弟有意写成吸毒者，遭到林氏家族后裔的强烈反对，以致该片不能在当地播映。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应该是极个别的，但历史真实不应被忽视，不也从这里得到证实了么？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各方面人士的努力，近来陆续出现了不少好的历史剧作品。最近的例子就有：刚得华表奖的影片《故园秋色》，以及正在上映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战国》、《汉刘邦》等等。《故园秋色》是写革命历史人物的，后两部电视剧反映的则是上古史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正在拍摄的历史剧。无论是创作人员谈经验，还是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历史剧要特别注重历史感。为了历史真实，除了不轻易忽视任何一条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并加以精选外，在向艺术转化，即进行艺术构思过程中，首先以及重要的，也是从历史生活中发现诗情画意，要努力使历史升华为艺术，而不是让艺术去代替历史。凡属艺术虚构的人和事，应该和历史真实融为一体，不要让人感到是创作者的随意编造。同时，历史感又不单是怀古，更不是复古，而是基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关注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的反思。为此，历史剧的选题也应注意重大题材，像弘扬民族正气、激励奋斗精神、启发各种智慧等等的可贵内容，应该放在历史剧创作者的艺术视野之内。表现宫闱秘闻、后妃争斗之类的东西不是不可以有，但毋须太多太滥。倘能发挥高超的艺术才能，献出具有高度历史真实和健康艺术趣味的历史剧以飨大众，让历史剧在帮助人们总结历史、说明现在、启示未来的认识方面产生积极作用，这将是大有益于社会的事。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