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波[1]2006年在《美台矛盾研究（1949－2000）》文中认为自国民党集团逃到台湾之后,美台关系的发展合作与斗争并存。而对美台双边关系中矛盾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寻求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就美台双边关系中的矛盾方面而言,其大致发展轨迹为: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美方曾经积极策划台湾的“自治”乃至“独立”,阻止国民党集团败退到台湾,甚至考虑要抛弃蒋介石。而国民党集团逃到台湾之后,杜鲁门政府决定采取与其“拉开距离”的政策。即便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仍然决定采取与台湾当局保持“一臂之遥”距离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台关系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期,通过《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美台结成了正式盟友关系。但即使在此时期,先后爆发的两次“台海危机”使得美台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台湾当局企图依赖美国的支持实现“反攻大陆”的迷梦,而美国政府则要压迫台湾当局从外岛撤兵、努力促成台海地区的停火、实现所谓的台海“中立化”,以避免被卷入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军事冲突。此外,美台间围绕美援的使用、台湾当局的独裁统治、以及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分歧。进入肯尼迪政府时期之后,美台一如既往地围绕台湾的“反攻”计划发生了激烈争吵。此外,此一时期的美台矛盾还沿着肯尼迪政府企图调整对华政策、美方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准备抛弃“延期审议”手段转而采取“重要问题”案、是否应该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等叁条主线展开。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台矛盾的大框架并未发生改变,相对集中于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约束台湾当局的“反攻行动”、美削减对台军援,以及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斗争等几个方面。然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台矛盾既有对以前时期继承的一面,更有深化的一面。虽然矛盾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变化,但性质上更难调和,对抗上更为激烈。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台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反攻大陆”这个长期困扰美台关系发展的因素基本消失,美台矛盾相对集中表现为美国政府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采取切实的步骤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逐渐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应地,美国就要“断绝”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里根政府上台时,美台关系进入了发展“实质性关系”的新阶段。这种“实质性关系”把美台间一些原先被共同的反共目标所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美台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经济领域内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台湾当局不满里根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八?一七公报》及美国限制其发展进攻性武器、美国政府压迫台湾进行“政治改革”、要求缩减双方的贸易逆差、开放岛内的农产品进口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台矛盾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内在逻辑连贯性。台湾当局认为克林顿政府1994年对台政策调整远未达到其期望值,反而施加了新的限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1994年公布的政策调整结果的不满,台湾当局开始挑战克林顿政府的新政策。为“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以及为了挑战克林顿政府对台湾领导人施加的旅行限制,李登辉努力要挤进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门。然而,李登辉的访美却引发了“第叁次台海危机”。受“第叁次台海危机”的刺激,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更加平衡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提出“全面接触”的口号以修补中美关系,另一方面约束台湾当局的挑衅性行为。由此,美台围绕两次“江克会晤”、“叁不政策”及“两国论”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导致美台矛盾的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从内部因素来说,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美台对发展双边关系的目标期待不同是导致矛盾产生的根本因素。而从外部因素上来说,中国大陆的对美、对台政策,以及美国的国际盟友对其外交政策的牵制,都是导致美台矛盾产生的重要因素。美台矛盾实际上分别沿双边关系和两岸关系两条主线展开。在双边关系范畴内,美台矛盾的实质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在两岸关系范畴之内,美台矛盾主要体现为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这种斗争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即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美台矛盾的核心是两岸间是否应搞“两个中国”,而在第二阶段――即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期,矛盾的核心则转换为如何搞“两个中国”的问题。然而,不管在哪个阶段,美台在两岸关系上的斗争都具体表现为维持现状与打破现状之争。虽然美台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充斥着矛盾与争议,但毕竟美台双方都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存在巨大的利益,因此双方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管理双边关系,使双边关系不致因这些矛盾的存在而破裂。美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安抚与施压并重。而台方采取的措施则相对复杂一些,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尽可能地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设计,寻找可资己用的操纵空间,迫使美行政当局采取于己有利的政策;通过使用威胁手段,迫使美国政府做出让步;部分顺应美方要求,不断调整内部统治方式,以拉近与美方的认同感。对美台矛盾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主要表现为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加大,紧迫性增强。机遇则表现为我们可以在充分了解美台矛盾的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手段来促成美台矛盾的产生,从而达到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目的。
黄家亮[2]2018年在《美国国会与“一个中国”政策的“负向”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形成起就成为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但通过分析“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容及其限制性因素可以发现,该政策正不断偏离于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呈现出“负向”演变的趋势。“一个中国”政策的“负向”演变有其深刻的国内政治因素。本文将以“国会——‘一个中国’政策的‘负向’演变”为分析框架,论证美国国会是推动“一个中国”政策“负向”演变、导致“一个中国”政策与“一个中国”原则反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文的论证过程一共分为叁个章节。第一章将简要分析美国国会影响“一个中国”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第二章将对比分析“一个中国”政策与“一个中国”原则的差异性,突出“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第叁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将结合叁个案例着重分析国会推动“一个中国”政策“负向”演变的具体方式,即:弱化“一个中国”政策的“正向”基础;强化“一个中国”政策的“负向”基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美国国会长期扮演着相对负面的角色。随着美国国会推动“一个中国”政策的“负向”演变,该政策可能演变为美国隐性保护“台独”的代名词,而不是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政治基础。
李成功[3]2001年在《论美国国会对美台关系之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台湾问题本不该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然而，由于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因素，却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美国直接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是在1949年年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居台湾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对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脱手”政策。然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对台湾组织的进攻采取的默许态度却招来了国内以国会为首的保守势力阻挠和抵制。一方面，国会通过立法来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批评行政当局的对华对台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反共的意识形态大旗下，国会对华政策更趋于极端化。可以说，美国立法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以后二十多年的对华“遏制”政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处理对台关系的基本策略是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永久化。 70年代，中美两国出于国家利益的深层考虑，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全球扩张。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随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它不仅肯定了美国同台湾保持事实上的半官方关系，而且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设置障碍。 冷战结束后，随着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美国认为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为此，美国调整了对台政策，试图提升美台关系，以致中美关系自 1989年以来，多次出现危机。1992年从布什政府开始向台出售F16型高性能战斗机。1994年，美在一年之内通过的有关改善美台关系、提升台湾地位的方案就有8个之多。同年9月，美政府有宣布同意台湾驻美机构一‘叫【美事务协调办事处”．＞． （Coordination Counci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改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T由W1ECOllOOC ldcalalR甲fCSchD！IVCOffice n the Uited States），提高与台湾接触和交往层次，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台湾的独立倾向。1995，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悍然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从而打破了美国16年来不允许台高层官员访美的承诺，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倒退。但纵观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要远远大于美台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在追求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时，将力求不过分刺激中国。 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对中国对美政策制定是一种艰巨的挑战。中国古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孙子曾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机制，以及影响对华政策制定过程的各种因素非常必要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机制是建立在叁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在国际事务中，人们通常将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决定者，认为它不仅美国政府和政治，还代表美国政策。其实，美国政府是一个由立法，行政和司法叁个相互争权制衡的部门所组成，其间并非铁板一块。历史上国会多次对中国发难，为北京对美政策的制定平添了许多难度。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中的频频参与，以及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分歧与协调，使得研究美国政府内部运作机制的问题成为一个很必要的课题。本文重点分析美国政府政治运 作特点及历史上国会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本文首先在第一章里分析了美国国会在对外决策机制中的角色， 权力范围及其对行政当局的制衡作用，并介绍了越战后国会对外交决 策的影响有所增强的现实情况，由此提出了一种思考分析美国对外决 0 策机制的模式一“多角色决策模式”则ulti刊时er Model卜简单地厂 讲，该模式认为在美国叁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对外诀策机制中存在一 个以上的，彼此相互独立的决策者，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权力大小不 同，影响决策的程度不等而已。 第二，叁章从分析国会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起源及 其发展历程。重点放在1949－1950，1978－1979及19941995这叁个美 国对台决策转变阶段。在这叁个阶段，国会都通过立法的手段对行政 当局的对台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制衡。通过这些法案的分析，可以 看出：门）建立在叁权分立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使得国会可以制衡行 政当局的对台政策；（2）立法与行政在处理对台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而产生冲突；（3）基于以上两种因素，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种 妥协；（4）鉴于美国国会曾多次向中国发难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台湾 与大陆抗衡，立法机构对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很
贺平[4]2005年在《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因素：1979-2001》文中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也最为棘手的问题。美台关系研究是台湾问题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经济关系研究又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对美台关系的全面深入剖析,不但要求对史实的公正回顾和细致梳理,也呼唤着全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参与。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流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将霸权稳定论用于诠释和解读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台湾问题的发展脉络、探究美国霸权的勃兴衰替,不但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也不乏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美台断交到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和台湾是霸权国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是透视美台关系的“霸权稳定”特质的重要媒介。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其主体是美台经济关系。美台关系中经济因素的演变体现了美国霸权能力与意愿的起落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霸权统治方式的转变,而后者又根植于美国对霸权统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霸权的统治能力和意愿经历了由渐次衰落到重新复苏的过程,分别表现为霸权的“间歇性衰落”或“相对衰落”、霸权护持与霸权复苏以及霸权的再度勃兴。美国霸权的兴衰直接反映到美国全球战略、对华政策的调适和变迁,而后者又深刻影响到美台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因素。基于对战略动机和利益设定的研判,美台经济关系在断交后可划分为叁个阶段的演变:由1979年美台断交至80年代中期的“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发展到80年代中期的“在斗争中求合作”,再到90年代前期以后的“平等发展”。在以上叁个阶段中,经济本身的逐利本性及其“低阶政治”的本来面目逐渐显现。与此同时,美台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分别主要表现为“缓冲仪”、“黏合剂”和“助推器”的角色特征。美国霸权能力和意愿的兴衰、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调适、美台经济关系的演变、美台关系中经济因素的角色变迁,这四个层面在美台断交后的叁个时期基本呈现一一对应的格局。前者的更变引起后者的移易,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究其根本是美国霸权兴衰继绝的投射。
雷晓艳[5]2015年在《报道框架、国家形象与新闻生产：《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研究（1979-2013）》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范畴。过去关于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多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探讨中国形象“是什么”,很少从“框架构成”的视角深入探悉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至于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以《华尔街日报》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和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抽取中美建交35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报道,探讨《华尔街日报》在四大议题上报道框架的差异以及由此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生成机制。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理论基础,介绍中国形象和框架研究的现状,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建构。通过对中美经贸摩擦叁个个案报道框架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形象经历了经济维度的认知、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以及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叁个阶段。在经济维度认知时期,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还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时期,中美经贸关系被极大地政治化了,非经济因素渗透进了经济交往领域中,中国经济形象开始出现负面观感；在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时期,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形象的负面感也随之加强。第二章探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与经济形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华尔街日报》在民主、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叁个观察中国政治形象的维度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民主,中国存在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情况,中国公民的言论不自由,建构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形象。随着人权等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逐渐边缘化,美国媒体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越来越淡化,但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仍在长期存在,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性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消除。第叁章考察《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安全形象建构。在美台军售这个观察中国安全形象的维度上,“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华尔街日报》涉华报道的主基调。有关美台军售问题的五个个案中,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威胁、对台湾民主社会的威胁论调交替出现,但美台军售问题始终能在维系中美关系的框架内解决。第四章阐述《华尔街日报》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建构。国家领导人通常被视为一国外交形象的“名片”。通过对中国四代领导人、四次访美报道的报道框架的梳理,发现中国领导人形象发生了四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邓小平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以“政治权威”、“务实”、“亲民”的形象出现,颠覆了美国人自1949年以来对中国领导人形象的负面看法；第二次发生在江泽民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是“诚恳”、“亲和”的形象,但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外交形象的负面因素开始呈现；第叁次发生在胡锦涛访美时期,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是“谨慎”、“务虚”、“个人化色彩降低”的形象；第四次发生在习近平访美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是积极、主动、自信,开始寻求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形象,中国外交形象的正面因素增加。第五章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分析。运用新闻生产过程影响阶层模式分析了影响中国形象及其报道框架的个人因素、媒介组织层次因素、媒介组织外部因素、社会系统因素。《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一、《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综合体。在中美关系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内涵及构成也不尽相同。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领域,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个体一媒介—社会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
杨建国[6]2014年在《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双轨制”政策研究（1977-1981）》文中研究指明卡特政府对华推行“双轨制”政策,既是美国当时对抗和制衡苏联对外扩张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迫切需要,更有着演变和改造中国的深层次考虑和谋划。卡特政府对华“双轨制”政策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性质,它是在前几任政府对华政策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调整,经过自身的调整和初步运行,同时又为未来的美国政府推行连贯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法律框架,积累了教训,影响深远。卡特政府对华“双轨制”政策源起是在直接承继尼克松、福特政府对华推行“双轨制”政策原则遗产,同时还接受了美国外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扩张意识与天命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外交传统、引领和改造中国的梦想与神话。同时又和卡特政府初期推行的人权外交、对苏缓和战略遭受严重的挫折密切相关。这使得卡特政府的外交风格由早期的追求道义和价值观的理想主义,过渡到后期的追求实力均衡和国家现实利益的现实主义。卡特政府对华“双轨制”政策的基调是在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华前夕,由总统发出的“5·17”指示中正式定下的,并经过双边建交谈判的斗争和妥协,特别是以1978年12月中旬公布的美中《建交公报》和1979年4月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从法理层面上来说已经正式定型,“双轨制”对华政策调整基本完成。1979—1980年,卡特政府从事实上公开推行对华“双轨制”政策,即一方面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制衡苏联对外扩张以及把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现存国际社会体系中的双重战略性目的,既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和中国政府积极进行对话、协调和合作,又在经贸文化以及人员往来领域大力推动。另一方面在《与台湾关系法》划定的非官方民间交往关系掩盖下的、美台“断交”前原有的实质性关系保持不变,从来没有公开正式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为了实现防范和牵制中国,以及通过成功的台湾(包含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作为示范和跳板,影响和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道路与方向的双重战略性目的,既在军事安全领域和台湾当局藕断丝连,主要是通过对台军售政策和行为为台湾当局武力拒统、对抗中央政府不断撑腰打气,又在经贸文化以及人员往来领域大力增强原有的密切关系,施加影响,增强美国对台湾的吸引力。这样,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实质上就是在走钢丝,或者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美中建交以前两年,特别是建交谈判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服从和服务于两国建交,在不根本损害台湾当局利益的前提下,对台湾当局和美国会均采取隐瞒或拖延的态度。建交后两年美国对华政策重心是试图使得大陆和台湾并重,但是稍微偏向于安抚和补偿台湾当局在“断交”事件中遭受的所谓“损失”。卡特政府利用其国会中的反共亲台保守势力、台湾当局的不满和控诉,以及美国国会对白宫、国务院的制约传统,通过和批准《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其调整对台政策的典型表现。可以说,美中《建交公报》为两国未来发展全新的双边关系打开了大门,开辟了一条安全航道,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却又把大门关小了,在航道中设置了巨大坚实的暗礁,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和不安定因素。表面上来看,卡特政府在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搞不稳定的动态平衡外交,对海峡两岸均推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企图从两边捞取好处和实惠,对美国来说似乎就是最有利的对华政策选择。其实不然,因为“双轨制”对华政策的动态平衡的度实在是难以准确把握,常使得美国在中国,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使其自身深陷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出力不讨好。最终结局必将是,美国既保不了台湾当局的永久太平,又完全彻底地得罪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这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邱永丰[7]2004年在《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台决策中的国会因素（1989-2001）》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官僚政治外交决策分析模式，本文认为美国的对台决策受其国内政治的极大制约与影响，而美国国会是反映美国国内政治角色相互影响的平台，台湾问题一度卷入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会是美国对台决策中的主要角色。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明显增大。鉴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美国国会介入对华对台决策的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国会成为影响美国政府对台决策的主要变量，并且常常扮演非常消极的角色。正文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为本文提供理论分析的背景。重点阐述美国国会外交决策权的宪法和政治依据，并结合美国总统与国会在美国外交权限中的消长变化对美国国会的外交权作一历史归纳与理论概述。 第二部分侧重考察美国国会参与美国对台决策中的作用和表现。主要以国会法案、决议、立法议程及议员言论为依据，进而阐明，国会的这些亲台行为引导并牵制行政当局的对台决策，构成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第叁部分深入探究美国国会积极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动因。认为国会发挥的重要作用既是国会长期以来一贯亲台的历史后果，同时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外的变化在美国对外决策机制里的逻辑反映和制度安排，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与难点。 结束语部分主要是政策建议。根据前述分析，提出加强与改善对美国国会游说工作的政策建议。
刘冰若[8]2011年在《21世纪初期美国国会影响对华决策机制的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经历了许多变动。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立法、监督、财政拨款等多项权力,因而国会在参与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享有发言权。近十年来,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许多重要事件上大有与总统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趋势。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主要方式,然后分析了21世纪初期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的发展变化,并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阐述了其成因。最后笔者提出了21世纪初期美国国会影响对华决策机制的新特点,共体现为叁点：第一,“自主的国会”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国会的议员领袖们掌握着决策“风向标”。第二,“自制的国会”具有内部制衡机制,国会委员会的内部斗争十分激烈,不少重要的决策甚至因此夭折。第叁,“国会蓝军”发挥着幕后推手的作用,议员助理们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对华决策的进程当中。
刘源[9]2008年在《《中国军力报告》与美对华安全战略》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军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美国防部根据美《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向美国会提交的年度性评估报告。每年《报告》的出台都会引发中美两国的政学两界和社会舆论对《报告》的内容、框架、出台过程,以及《报告》所传达的意图,进行多方猜测。根据对学术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报告》对中美关系及美对华安全战略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但《报告》本身对美对华安全战略的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报告》的出台过程体现了美对华安全战略范畴中怎样一种决策机制等问题都处于该研究领域的核心,而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论文通过对《报告》出台的动因、内容和结构进行线性分析,并对《报告》与美对华安全战略的联动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报告》在美对华安全战略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进而提出我在如何应对《报告》的出台与内容方面的政策建议。美对华安全战略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形势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在美全球战略中的作用的变化,美对华安全战略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归根结底,美对华安全战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虽然美国防部在美对华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出上升的势头,但其在美对华安全战略决策机制中只是作为一个环节而存在,美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对华政策中的主导性共识决定了国防部的意见必然受到其他相关部门的制约与修正。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中国军力报告》的出台过程中。受美对华安全战略决策机制中各相关部门政策考虑有所不同的制约,《报告》在具体内容与措辞方面都要经历一个修正的过程。特别是当《报告》与美对华安全战略严重背离时,被迫修改与推迟公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军力报告》对美对华安全战略的影响作用有限。与此同时,《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报告》的要求决定了《报告》对美台关系、特别是美对台军售政策造成了较大影响,《报告》对两岸军力的评估结论每每促成美对台军售的新政策出台。论文的初步结论认为,根据希尔斯曼的政治过程模式分析,决策的最终出台是决策机制中各组成部分相互博弈的产物。对中美关系具有较大影响的美对华安全战略的最终形成也是美对华安全战略制定相关各部门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力报告》作为美国防部根据美国会的法案要求所颁布的主要报告之一,体现了美国防部及美国会中亲台势力试图影响美对华安全战略的途径和手段作用,也必然对美对华安全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对美对华安全战略的影响作用有限。因此中方对每年《报告》的出台不必反应过度。在对美国利用《报告》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中国威胁论”进行必要谴责的同时,中方应该进一步加强其军事透明度和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从现实上抵消《中国军力报告》的负面影响,从而根除“中国威胁论”发挥作用的市场。
邵育群[10]2003年在《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1979-2002）》文中研究说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其敏感性和特殊性使我们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治体制中叁权分立的重要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论文主要考察了从卡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的23年中，美国国会对台湾问题产生的影响，试图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产生和影响。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代表的利益不同，看待外交问题的角度、视野也不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因为选举政治的需要，选民利益始终被放在首位，这点在众议院中尤其突出。在台湾问题上，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台湾当局、美国的军工企业、台裔美籍华人等对国会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游说，国会最终对台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游说的影响。国会和行政当局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游说、互相妥协的关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政治的干扰因素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政策制订过程提供了缓冲的机会，保证了美国外交政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从卡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虽然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如果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健康的发展。从国会与台湾问题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基于以上考虑，本论文首先对美国国会的制度运作及其与总统的关系进行了介绍，然后分别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国会对台湾问题产生的影响做了介绍和分析，主要采取的是个案分析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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