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民族文化观及相关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3-0164-08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保护、开发和传承民族文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单就多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而言，如何在保护、繁荣各个民族文化的同时，形成统合国家的共同文化，也是各国执政者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100多年前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且被列宁着力驳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化”思路又被重新提起。比如，俄罗斯民族理论界重新评价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并颁布了《民族文化自治法》；用“民族文化自治”的思路与机制替代现行民族政策与制度的观点，也出现在我国有关民族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我们在关注和讨论这些问题时，重温一个世纪前列宁的相关论述或许是有益的。 1913～1914年间，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需要强制性国语吗？》、《论民族自治权》、《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等著作中①，曾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相关问题，阐释他的基本态度与看法。 一、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理论 列宁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关注“民族文化”，是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俄国国内各种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密切相关的。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指出，“现在，关于民族，关于祖国，说的、议论的、叫喊的实在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先进的’政论家(他们实际上和反动的政论家毫无二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的和进步党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痞，都异口同声地赞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赞美民族独立原则的伟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② 针对俄国的情况，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即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地主的政策中，充斥着黑帮民族主义。……同时，其他民族(波兰族、犹太族、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在抬头，竭力用民族斗争或争取民族文化的斗争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伟大的世界性任务。”③他们“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④。 可见，20世纪初，以所谓保卫“祖国”、保护“民族文化”为借口，反对、分化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一股重要社会思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明确提出：“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⑤ 从这一时期列宁的相关论述来看，列宁所讲的“民族文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一般理解不同，列宁反对在“笼统的”、“空洞的”、“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民族文化”。 首先，列宁认为，“民族文化”具有复杂性的构成，笼统地提“民族文化”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容易模糊“阶级鸿沟”。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不加区分、空洞地来谈“民族文化”，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就是按照“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此，列宁强调，“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⑥ 其次，列宁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高喊“民族文化”的口号实际上执行的是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任务。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这一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它的字面解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当民族还没有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可以作为号召向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作斗争的统一而完整的口号的。但是后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白热化起来。‘统一的’民族分裂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而且，“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以便贯彻反对无产阶级的意图。因此，“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⑦。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列宁强调，“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⑧ 既然“民族文化”的口号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因此，列宁倡导“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⑨ 列宁多次提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列宁看来，这种文化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正在形成，“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⑩“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正在创造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它使一切民族在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中打成一片，而且“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标志着各民族之间完全的、真正的、真诚的平等，才标志着民族压迫不复存在和民主已经实现”。(11) 针对列宁的上述主张，崩得分子李普曼认为，不具民族特征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只有通过民族文化，才可能参加到所谓“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中去。(12) 对此，列宁给予了明确的回击：“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文化”，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13) 纵观这一时期列宁围绕民族文化问题所阐发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在批判“民族文化”口号时，并没有在地域形态上否认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统一的民族已经分裂成为对抗人群的普遍事实。“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的论断，是列宁在民族文化问题上对马克思、恩格斯“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运用与诠释。而列宁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倡导与期盼，则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对民族文化发展趋势作出的一种合理的逻辑研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4)因此，列宁强调，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15) 二、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剖析与批判 列宁之所以特别关注民族文化问题，与“民族文化自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列宁曾讲过，“‘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16) “民族文化自治”是由奥地利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在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后经奥托·鲍威尔、卡·伦纳等人著书立说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政策主张。按照他们的思路，就是每个民族不论其成员居住在哪里，他们都将组成一个统一的得到国家承认的联盟，管理各种民族文化事业，其中主要是教育事业，而政治和立法权力则交由帝国议会统一管理。尽管这一纲领在奥地利从未真正实施过，但却受到一些人的推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由奥地利著作家杜撰出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17) 对这种否认民族与地域、阶级和物质条件的联系，无视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将“文化”诉求置于首要、甚至唯一地位的民族纲领，列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首先，列宁认为，以“民族文化自治”代替民族自决，不仅无视历史事实，也是对党纲的背叛。“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8)“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正是指的政治自决，即分离权，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重申已经确立的民主原则时(代表大会确立的原则当然不限于此)，所指的也正是政治自决，而决不是什么‘文化’自决。”因此，“民主派如果不经常用俄罗斯语言向大俄罗斯的群众宣传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自决’，他就不成其为民主派了(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了)”。(19) 第二，列宁认为，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榜样表明，“只有建立全国性的彻底民主的设施，才可以保证各民族最和平最合乎人道地(不是野蛮地)共同生活，而不是人为地、有害地按民族来割裂教育事业。”“民族文化自治”是违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经济条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未设立过的制度，是某些人的一种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问题(‘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人为地加以隔绝，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20)既然不能和睦相处，那就“在学校教育上用纯而又纯的彻底办法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民族隔开，分成‘民族集团’吧！——这就是产生糊涂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心理”。“文明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真正民族平等和彻底的民主制条件下，‘民族文化自治’是多余的；而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文化自治’就是空想，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就等于宣传精致的民族主义。”(21) 第三，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这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22)因此，“从国家手中接过教育事业，再按组成民族联盟的各个民族把教育事业划分开，从民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有害的办法，这只会使民族的隔绝加深，而我们应当极力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这还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23)。 第四，列宁认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换句话说：‘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计划或纲领，其实质就是按民族分学校。”从民主观点看，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来看，“在一国之内按民族分开办学是绝对有害的”。针对“犹太学校民族化方案”，列宁指出，方案“除了对犹太人的虐待和压迫以外，最有害的就是力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使国内各民族彼此隔绝，使它们进一步疏远”。(25)而在民族间存在不平等和发展水平不齐的情况下，“按民族分学校的做法实际上必然会使那些较落后的民族更加落后”。“一个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熟悉，阶级斗争的心理最强的城市工人，他从自己的整个生活中，甚至可能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自然会考虑而且必然会考虑按民族分学校不仅是害人的花招，而且简直是资本家行骗蒙人的花招。鼓吹这种思想，尤其是按民族分国民学校，就会分裂、瓦解和削弱工人的队伍。”(26)列宁同时强调，“把用母语教学同‘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混淆起来，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来，同‘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的做法混淆起来，是绝顶无知的表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否定用母语教学。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采纳过‘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27)因此，只要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国之内，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经济生活使居住在一国家之内的各个民族结合在一起，那么，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问题方面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和反动的”(28)。 第五，列宁认为，“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29)“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会把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民主派(即那些不是要求隔绝，而是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把各民族的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人)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在一起。”(30)因此，“民族文化自治”是“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31)，是一种“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32)。 总之，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的机会主义分子杜撰出来的、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存在的一种“绝妙的市侩思想和绝妙的民族主义思想”(33)，它“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会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从而无法保证民族间的和平。(34)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民族和平的条件只能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35) 三、列宁关于民族语言平等的理论主张 任何民族文化总会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因而作为民族文化具体表现之一的民族语言常常与民族文化纠缠在一起。这一时期，列宁在论述民族文化问题时，围绕民族语言平等、“强制性国语”等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首先，列宁认为，各民族语言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民主要求，应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和国语地位平等”。(36)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承认民族和语言的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也要求各民族的最完全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视。完全平等其中也就包括否认某种语言的任何特权，包括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37)。而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38)。因此，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摒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39) 为了切实保障民族语言平等的权利，列宁强调，应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采取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40)。在《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中，列宁更是明确提出：“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某一地区或边疆区的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何种语言处理事务，由当地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议会确定”，“各个少数民族根据平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要求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来访来函的语言作答复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当局等等不论在财政或行政、司法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破坏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措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可以提出抗议”。(41) 其次，列宁认为，通用语言的确立与使用有其内在的规律，从根本上讲，是出于“经济流转的需要”而逐步稳定下来的。列宁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42)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育的条件下，“由于经济流转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43)。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44)。 第三，列宁认为，推行“强制性国语”毒化民族关系，有损统一语言的进步作用。基于当时俄国的现实，列宁指出，强制性国语就是“强迫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仅占俄国居民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每个学校都必须教国语课。一切正式公文都必须使用国语，而不是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那些维护俄语作为“强制性国语”的政党，其“理由”无非是：“执政阶级的语言就应当成为强制性国语”，“俄罗斯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强制性国语对“文化”、对“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都是有利的，等等。对此，列宁予以明确的驳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达到兄弟般的统一，我们对这一点的希望比你们更迫切。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我们不赞成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强制的成分。我们不赞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因为无论你们说了多少关于‘文化’的漂亮话，强制性国语总还是少不了强制和灌输。我们认为，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不需要用棍棒强迫任何人学习。我们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正在使各民族相互接近。数以万计的人从俄国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居民的民族成分正在混杂糅合起来，隔绝和民族保守状态一定会消失。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掌握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棒强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而强迫(棍棒)只会引起一种后果：使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45)1913年12月，列宁在致斯·格·邵武勉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俄罗斯语言对许多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不容争辩的……假如不搞强迫的话，它本来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起进步作用”，“国语”是驱使大家离开俄罗斯语言的一根棍子，是对其他民族的一种心理伤害，“只要搞一点强迫，这种心理因素就会破坏和损害中央集权、大国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使之化为乌有”。而“经济比心理因素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正在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取消用“可恶的警察制度”推行的“国语”，能使“保卫和推广俄罗斯语言的自由团体增多十倍(以至千倍)”。(46)因此，“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47)。 四、列宁对民族同化现象的理解与态度 列宁在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中，之所以特别关注“民族同化”问题，是因为“同化”(其字面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果”。他们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叫做“同化的陈词滥调”。(48)对此，列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列宁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在列宁看来，与这两种历史趋势相伴随，在民族同化问题上也有两种现象。“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事实表明，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所斥责的“同化”正是后一种趋势。因此，列宁强调，“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49) 在列宁看来，民族同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只要不是依靠暴力或特权来实现，同化就是一种历史进步，就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做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做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里，列宁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立场上，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合作以及相互吸收、融合的意义上来讲“同化”问题，并非要取消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而这种立场同其民族平等的主张也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同化”无疑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因此，列宁讲，“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而他们这样做是“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对于在美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发生着的民族同化进程，列宁则形象地比喻道，“纽约州活象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他也充分肯定了发生在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之间的“同化”进程：“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50) 从列宁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视野中的“民族同化”不仅是一种历史趋势，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政治诉求，赞成“同化”与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只要不同民族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51)他还讲过，“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52)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民族文化的一系列思想是在当时背景下、针对特定问题而阐发的，社会的发展或许使其带有某种历史的局限，列宁的某些论断也未必完全适用于当前，但他关注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时所持的立场与方法，对于当前研究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关系问题，合理地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方法论意义，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研究与总结。 ①据粗略统计，列宁在1913～1914年间所写的《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民族问题提纲》、《犹太学校的民族化》、《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尼孔主教是怎样保护乌克兰人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再论按民族分学校》、《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需要强制性国语吗？》、《关于奥地利和俄国的民族纲领的历史》、《论民族自治权》、《编辑部对老兵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20余篇著作和致斯·格·邵武勉等人的信件中，曾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相关问题，从而表明了对民族文化的基本看法。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8页。 ③⑤⑩(20)(25)(30)(34)(40)(43)(47)《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39页，第215页，第215、332-333页，第396、333页，第395-396页，第334页，第332页，第332页，第332页，第331页。 ④(18)(23)(27)(31)(37)(39)(41)(42)《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52页，第225页，第73-74页，第154页，第152页，第153页，第73页，第143-144页，第224页。 ⑥⑦⑧(11)(12)(13)(14)(15)(16)(17)(19)(21)(22)(24)(26)(28)(29)(32)(33)(35)(38)(44)(45)(48)(49)(50)(51)(52)《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5-126、134-135页，第126、10、124、247、124页，第127页，第61、11页，第125页，第125-126、135页，第128页，第136页，第140页，第259-260页，第182、369-370页，第138-139页，第180、61页，第181-182页，第180-181页，第138页，第136、236页，第182页，第60-61页，第145页，第122页，第309-311页，第128-129页，第129-130页，第130-133页，第135页，第137-138页。 ⑨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多次使用过“国际文化”、“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国际)文化”、“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文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等不同的提法。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276、114-115页。 (36)《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27页。 (46)《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7页。标签：俄罗斯民族论文; 列宁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国语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