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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1979年，从那时起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分权改革阶段；其二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与这三个改革阶段的相对应，中国的经济理论发生了三次重大突破：第一次重大突破是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理论；第二次重大突破是提出利用市场机制的理论；第三次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一、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理论
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巧合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底1979年初席卷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改革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经济效果，使得中国最敏锐的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中国进行分权改革的必要。
这一阶段在经济思想上主要是从批判极“左”理论逐步转向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本身缺陷的认识和批判。这种模式的缺陷，被认为是经济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因而改革自然以放权、搞活起步。在实践上主要是农村联产承包制的产生与普及，城市企业简政放权的改革，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
当然，这决不是说当时在经济改革理论上没有严重分歧。在经济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要改变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指出国有制形式使企业成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企业领导人成为行政官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企业决策的经济合理性。遣憾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在国际上也属前列的改革思想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
但是，按照这一分权理论思路改革的结果，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企业的资金占用、地理位置、产品价格等等都是由国家决定的，这些在统收统支体制下不成问题，在企业有了一定的独立利益后，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另一方面，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企业的各项计划指标都只能按照“基数法”即在上年实际完成数的基础上经过讨价还价确定，因此又进一步产生了所谓“鞭打快牛”的问题。这就很实际地产生了一个放权搞活和苦乐不均的矛盾，使政府与企业间的分权改革变成了各级政府间的分权改革。改革并末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关于利用市场机制的理论
针对这种情况，一批颇有胆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利用市场机制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以期摆脱已经变态的分权改革的困境。这一思路最后被上升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中国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重大突破。这次重大的理论突破集中表现在对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上。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新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较早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相互渗透的胶体，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板快；同时提出了改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并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思想。党的12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前后，这一思想曾遭到一些人的严厉批评，但是它在改革的实践中继续发生影响，并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接受和赞同，终于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我们党对于在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对计划和市场相统一的体制，又有了新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计划和市场不相容的观念。(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要以间接管理为主，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计划调节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的观点。(3)计划和市场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4)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债券、股票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来为自己服务。
这一改革新模式的要旨是：第一，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仅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第二，通过价格体系的改革来启用市场机制，这既是为了给企业改革的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为了遏制愈益膨胀的地方势力，并逐步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来取代各级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控制。第三，转变政府的职能，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变对企业的直接计划控制为间接调控。
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仍然存在着某些局限，这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调节当作只是一种“补充”的、从属于计划调节的一种经济调节方式。
第二，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强调的仍然是“两权”分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变。虽有人提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业已开始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试点，但由于它们有“私有化”之嫌，而末被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所吸收。从财产关系入手，并且用股份制的形式重组中国的国有制企业，这个思路最初是由世界银行专家在1984年提出来的，他们建议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划成股份，分别由各政府主管部门持有。当时的建议并没有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共鸣。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受传统的影响，大多数人把股份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认为是一种现代的企业制度。
第三，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不仅没有着手建立全方位的市场体系，而且对于市场价格体系的改革亦采取计划价与市场价并存的改革方法。
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存在以上这些局限，因而它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中引发了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从而产生了两种调节并存的矛盾，并由于它们的相互渗透而导致了各自的非规范化。这种改革的“双轨制”现象的出现，为“官例”、“腐败”等问题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土壤，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通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第二，企业对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依赖，以及企业改革的相对停为滞，使企业改革在承包经营责任上搁浅。企业并没有成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第三，各经济主体利用双重体制的非规范化特点，大规模地开展“寻租”活动，或是利用计划价与市场价的离差，或是利用国家政策的差异来膨胀各自的经济利益，于是出现了所谓“短期行为”问题。这类“寻租”活动不仅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性，而且也造成了各经济主体间的不公平竞争。
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双重体制的以上矛盾迫使经济学家们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以便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使得双重体制下的矛盾能够得以解决。
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研究深化。现在，我们是需要在已经走过而且证明是正确的道路的基础上，把改革引向深入，大胆地提出应该否定和应该肯定的看法了。总起来看，我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就改革的核心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总是把由国家自上而下的靠行政指令计划配置资源，纵向推动经济的运行，与自觉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协调发展混为一谈，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否定；而对市场经济又冠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进行批判，这样，中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好像现在已经走到了通向改革目标的门口，却似乎又找不到出路。经济理论界的探讨陷入徘徊之中。
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一语中的，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东方风来满眼春”，“两个不等于”的提出，打开了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大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作了高度评价并加以吸收，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完成了第三次重大突破。
这次突破无论是在改革的理论方面还是在改革实践的方面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从改革的理论方面来说，其意义在于第一次把市场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因素而非异已的力量来看待。于是，把市场当作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而非辅助措施便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当人们把市场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因素之后，对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看法也就完全改变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各种经济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运用计划与市场，把市场作为主要经济机制，计划可以在必要时加以运用；把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那么市场就会削弱，甚至会弱小到不能有所作为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央计划机制必然会阻碍和损坏市场机制。
从改革的实践上来讲，其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改革已由机制的转换走向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第二，寻找突破口的改革已被当今全面配套改革所取代，即除了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之外，金融、财税的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亦已全面启幼。第三，由于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必须以明确界定的产权为先决条件，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第四，由于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法制经济，因而在现今阶段的改革中我国已开始加快经济立法的工作，并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些法律陆续出台。第五，国际惯例不断被引进，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开始具备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这将对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真正参加世界经济体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