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之争论文,路径论文,地区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贸易安排（RTAs）①的迅猛发展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舞台上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也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新特点。从1948年到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仅仅收到了124项关于地区贸易协定的通报（notifcation），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5月15日，已有489个地区贸易协定向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其中358个协定的通报基于《1947年关贸总协定》和《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第24条，36个协定的通报基于授权条款（the Enabling Clause），另有95个协定的通报则是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第5条。其中的297个协定已生效。截至2012年1月15日，地区贸易协定的通报和生效数量又进一步上升到511个和319个。②
一、问题的缘起
理论上，全球贸易的最佳形态是所有国家消除一切形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领域的“世界大同”。但显然，这是一种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为此，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一种次优的选择，即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这一多边体制，在这一体制内部通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实现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然而，这一初衷与实践之间又在非歧视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客观上的矛盾与对立。③
《1947年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阻止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阻止通过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定”，但同时强调“各缔约方认识到，宜通过自愿签署协定从而发展此类协定签署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以增加贸易自由。它们还认识到，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增加其他缔约方与此类领土之间的贸易壁垒”。④此外，在有关差别待遇及优惠待遇、互惠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的授权条款中，关贸总协定还对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区域性关税减让安排作了规定。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中，各方达成了《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在这一谅解中，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重申了上述原则，同时提出，世界贸易组织“认识到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制定以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重要性大为增加，目前已涵盖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认识到此类协定参加方的经济更紧密的一体化可对世界贸易的扩大作出贡献；同时认识到如果成员领土之间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法规的取消延伸至所有贸易，此种贡献则会增加，而如果排除任何主要贸易部门，此种贡献则会减少”；“同时确信需要通过澄清用于评估新的或扩大的协定的标准和程度，并提高所有第24条协定的透明度，从而加强货物贸易理事会在审议根据第24条作出通知的协定方面所起作用的有效性”。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第5条中，世界贸易组织也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区域自由化协定作了规定。
整体而言，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对地区贸易协定的规定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这些协定必须“实质上涵盖所有的贸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必须防止对非成员方实施新的壁垒；必须在合理期限内（一般自生效日期起不超过10年）实现成员方之间的自由贸易。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参与了至少一个地区贸易安排，因此关贸总协定第24条饱受批评，甚至被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中被滥用最多的一项条款。例如，2005年由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等学者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提交的研究报告就认为，关贸总协定第24条“是一条空洞的纪律，不仅没有界定清楚，而且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⑥更有学者批评指出，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泛滥的地区主义已变成一个无所作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innocent bystander），而那些小国和穷国受其侵害尤甚。他们甚至断言，如果对地区主义不加限制的持续扩散袖手旁观，将可能扼杀曾在战后为世界带来富足的多边贸易体系。⑦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地区主义的抬头日益重视。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之初就由其秘书处在1995年4月发表了题为《地区主义与世界贸易体系》的研究报告，对贸易地区主义进行了较为正面的评估。⑧为了更好地协调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于1996年2月成立了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CRTA）。⑨这一委员会成立之后在以下三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重新组织和完善对地区一体化协定的监测进程；规范对地区一体化协定监测的信息通报要求；确立更为简化和高效的方式，以评估各个地区一体化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条款之间的一致性。⑩在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宣言》（Doha Declaration）第四段中，各成员国重申将世界贸易组织视为全球贸易决策和自由化的唯一论坛，同时也再次承认了地区贸易安排在推进和扩大贸易以及促进发展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11）
巴格瓦蒂在1991年提出，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地区贸易协定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载体的多边贸易协定的“垫脚石”（building blocks）还是“绊脚石”（stumbling blocks），即地区一体化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多边贸易自由化。（12）对于这一“动态时间—路径问题”（the dynamic timepath question）（13），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二、地区贸易安排：多边贸易体制的“绊脚石”？
悲观派认为，层出不穷的地区贸易安排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主要障碍，其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数轮多边谈判，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农产品等更为棘手和复杂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多哈回合长期陷入僵局就是一个明证。由于地区一体化涉及的国家数量较少，相比多边贸易谈判能够更好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面临多边谈判的僵局时倾向于双边和区域层次的谈判，从而造成“注意力转移”（attention diversion）。（14）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转变尤为令人瞩目。一方面，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其领导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能力和意愿目前都出现了衰退。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从多边层次向双边和区域层次转移，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
此外，诸多非经济因素在地区贸易协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5）加拿大学者约翰·沃利（John Whalley）认为，地区贸易协定可以巩固和推进国内改革，增加在多边谈判中的集体力量，以国际承诺的形式确保小国在大国的市场准入，加固一体化成员之间的安全协议，并能成为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一个杠杆。在特定的场合，这些非经济因素甚至起到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作用。（16）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地区贸易协定有助于减少邻近国家之间的敌对和不信任感，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增强地区安全。（17）基于以上原因，世界银行于2000年发布的报告甚至认为，地区贸易集团首先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18）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实践中，各国领导人有可能过度关注于外交、政治和军事等非经济因素，或满足于地区贸易协定带来的非经济收益，而越来越忽视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够实现的巨大经济收益。（19）
第二，由于地区性的特惠贸易安排势必在内部加强政策一体化，而对外部的非成员方实施歧视性待遇，因此从理论上说，各种形式的地区性特惠贸易安排至少在短期内是对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一种阻碍。（20）有学者甚至将20世纪30年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分崩离析视为之前地区贸易协定爆发性增长的恶果。几位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如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21）、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巴格瓦蒂把激进的单边主义（要求别国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和特惠贸易协定视为“世界贸易体系上的毒瘤”。（22）大量事实也佐证了他们的观点。例如，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为了应对比索危机，大幅提高了503种产品对非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关税，导致这些关税的税率从不到20%提高到35%。（23）由于提高后的关税仍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因此此举从法理上而言并未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又如，以色列在相继与美国和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后，也提高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进口关税。（24）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大量双边互惠协定即使地区贸易环境复杂化，也对非成员经济体的福利造成了负面影响。（25）
建成之后的地区性特惠贸易安排往往对非集团成员实施高额关税，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尽管这些地区贸易协定有助于使内部成员福利最大化，但会降低全球福利。由于关税同盟比自由贸易区在福利上帕累托更优（Pareto-superior），因此，自由贸易区相比关税同盟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干扰更大。（26）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在建立三个地区集团时，其对全球福利的负面影响最大。（27）杰弗里·弗兰克（Jeffrey Frankel）等学者更为谨慎地指出，总体上看，如果沿着自然的大陆边界，组成某种形式的特惠贸易安排，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或欧盟进一步扩大吸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东欧国家，对增进全球福利是有利的，但前提是这一协定不能是100%的特惠贸易安排，即不是完全削减对邻国所有产品的关税，而是保留特定产业的若干特殊待遇和豁免条款。这一判断在涉及某一大陆所有国家时更为明显。如果相邻国家组成地区性的贸易集团造成世界贸易的分裂状态，那对于最终建立所有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或许是不利的。因此，地区一体化的最佳路径是在两个国家实现相互间的完全自由贸易之前，将这一双边特惠贸易安排逐渐拓展至次大陆（sub-continental）层面、大陆层面，并最终达到全球层面。（28）
上述歧视性待遇势必会促使特定地区贸易安排的非成员方做出应对。一方面，在一个简化的三国模型中，两国建立的贸易集团将对第三国的福利产生负外部性。即便该第三国最终加入扩大后的贸易集团，其收益仍小于三国直接建立贸易集团时的收益。（29）另一方面，约拉姆·哈夫特尔（Yoram Z.Haftel）等学者认为，随着地区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深化，越来越多的集团外国家面临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条件恶化，这些国家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政治反应”。当加入已有地区贸易集团或组建新的贸易集团的成本高于收益时，这些国家增加了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上述地区贸易集团提出诉讼的频率。对于这些第三方政府而言，多边贸易机制成为其应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共同市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颇具吸引力且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不论争端判决结果如何，这一行动显示了第三方政府对本国经济部门的积极回应，得以确保其政治支持。相对而言，当现有贸易集团增加其成员、拓展其范围时，上述诉讼呈下降趋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突出了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但在哈夫特尔看来，这实际上造成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争端数量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使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及其有限的资源不堪重负，也减少了多边贸易体制对更为弱小、更为贫穷的那些国家的关注。其次，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巨型贸易集团之间的争端持续增加，而世界贸易组织又无力有效解决这些争端，农业补贴、关税减让等棘手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损害和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可持续发展，也危及正在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回合。（30）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国内政治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权衡将向前者进一步倾斜。当决策者面临两者的选择时，下列三个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策过程的扭曲程度、有组织工业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贸易壁垒的范围。（31）在这一派观点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民主国家选举政策中关于“输家游说更甚”（losers lobby harder）的假设。普拉温·克里什纳（Pravin Krishna）假定生产者在选择减免关税的贸易安排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那些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的特惠贸易安排在一国国内更易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这是因为一个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到另一个成员国，易于同时得到这两个成员国的支持。因此，如果多边贸易自由化提供的非成员国市场准入不足以抵消取消特惠安排所产生的租，两国政府将偏好特惠贸易协定而非多边自由贸易。进而言之，特惠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越大，多边贸易自由化在政治上就越不可行。（32）吉恩·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的研究也认为，当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创造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并增加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时，这些协定将得到更大的国内政治支持。（33）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Panagariya）和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从院外游说的视角对特惠贸易协定的内生保护做了考察。他们认为，由于关税同盟实施统一的对外关税，因此在关税同盟内部的院外游说将出现“搭便车”现象，所有游说将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由此使关税同盟的共同对外关税通常要低于自由贸易区的对外关税。从理论上说，关税同盟内部国家数量越多，其共同对外关税的水平就越低，成员国福利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由于利益集团院外游说的作用，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抵制关税同盟的不断扩大。（34）
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将私人企业投资的沉没成本与贸易谈判的摩擦程度作为分析多边主义的两大要素。他认为，地区贸易安排中各国内部的私人部门如果预期到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则会积极投资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最终使所有国家都达到高度的专业化。但在特惠的地区贸易集团中，上述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仅仅加强本集团内部的专业化，而非遵循全球范围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了参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动力及其潜在收益。此时，若多边自由化的谈判摩擦比地区自由化的谈判更为激烈，则地区主义将取代多边主义。（35）菲利普·利维（Philip I.Levy）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基础上运用了中间选民（median-voter）模式，即任何贸易协定都需通过简单多数原则通过，而选民的效用完全取决于资本—劳动力比率。由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中间选民提供的收益将大于损失，这部分选民对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保留效用”（reservation utility）将上升，该国将倾向于双边协议而无意致力于多边贸易自由化。（36）
马丁·理查德森（Martin Richardson）曾对上述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他认为，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关税是内生的，随着区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国内的政治支持力量势必寻求降低对非成员国的关税，从而最终使特惠贸易安排的贸易转移效应变为贸易创造效应。（37）但是，正如丹尼尔·科诺（Daniel Y.Kono）所指出的，理查德森结论的前提在于，一国在自由贸易区内部与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只有这样，国内的政治支持力量才会从支持地区贸易安排进而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科诺首先重点考察了由奥地利、芬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案例，（38）其后又对1988～1998年间30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研究后提出，如果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和外部的比较优势相近，则地区贸易安排有助于多边贸易自由化，反之，如果比较优势不同，则会对多边主义发生阻碍作用。（39）尽管科诺的结论对地区贸易协定的作用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但考虑到现实中大部分特惠贸易安排中各个成员国比较优势互补的案例多于相近的案例，我们仍可将其作为悲观派的论据。
第四，地区贸易协定的泛滥还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客观上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更为复杂和困难。例如，在美国、欧盟等强势集团签订的特惠贸易安排中，通常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乃至保障人权等有别于传统的“非贸易议题”。在双边和区域层次的谈判中，美欧等谈判方往往力图以降低本国市场关税为条件，换取谈判对象国在“非贸易议题”上的让步。而在多边层次上，鉴于诸多“非贸易议题”在客观上一时难以推进，这就降低了主要大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降低关税的动力。如，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难以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与发达国家力推的劳工标准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是分不开的。（40）又如，为了防止非成员国的产品通过低关税国家进入到高关税国家，也为了防止低关税国家将非成员国的产品进行简单地加工组装，增加较低的附加值后将其出口到高关税国家，区域贸易协定往往包括原产地条款。由于全球范围内大量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同一产品根据原产地的不同标准面临不同的关税税率，从而使国际贸易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加重了区域合作的运行成本和监管负担。这一现象通常被称为“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 effect）。在巴格瓦蒂较早提出这一概念之后，（41）他与理查德·斯奈普（Richard H.Snape）等不少学者对这一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42）事实上，随着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意大利面碗效应”不再仅仅指涉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倾销、补贴等各个地区贸易安排中贸易法规叠床架屋的现象也同样适用。此外，在地区贸易安排的轴辐（huband-spoke）结构中，处于轮轴位置的国家往往能够比处于轮辐位置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收益。鉴于发达国家通常是轮轴国家的主体，且其辐轴结构对其他国家造成歧视，辐轴国家数量的提高势必对多边贸易自由化产生负面影响。（43）上述现象都大大增加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交易成本和治理负担，其负面影响对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尤甚。
三、地区贸易安排：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
地区贸易安排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这一乐观派的观点，主要是指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地区贸易集团在净收益上应该是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即地区内部和地区外部的贸易都应有所增长。其次，地区贸易协定有助于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并推动整体贸易的增长。再次，地区贸易协定会促进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44）这种乐观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认为，由于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即便没有建立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特惠贸易安排，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也是与其邻国开展的。因此，如果在符合“邻近原则”的前提下，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然的”（natural）的贸易集团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特别是考虑到现实的国际政治因素，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机制问题缠身，难以在短期内真正推动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45）换言之，地区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多边主义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必然是对后者的冲击或阻碍。与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相比，这一“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东亚地区似乎显得更为突出。鉴于多边贸易谈判近乎停滞，一些原先对双边和地区贸易心存疑虑的国家也开始更为积极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投身自由贸易协定等地区贸易一体化进程。（46）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指出，如果从长期来看，少数几个地区贸易集团显然比大量各自为政的国家更容易达成相互之间的协议，并最终实现成功的多边谈判。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少数集团所能取得的各自收益大于为数众多的国家。（47）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实践表明，这些以洲为基本地理范围的特惠贸易安排在其内部形成了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48）
同时，地区贸易协定还会产生一种自发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也被视为是新一轮地区主义兴起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为了减少或缓冲贸易转移带来的压力，各国不得不寻求加入既有的特惠贸易协定，或另起炉灶建立起与之相抗衡的地区贸易安排。而已有特惠贸易协定的成员国数量越多，非成员国希望加入这一协定的动机也就越强烈。（49）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Lawrence）将其称为“加入的压力”（pressure for inclusion），也有学者称之为“边缘化综合征”（marginalization syndrome）。（50）在现实中，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诞生被普遍视为是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反应，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建立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刺激不无关系。就单个国家来看，日本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突然加快自由贸易区的推进步伐，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受到了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自由贸易区进程的触动。表面上看，地区贸易安排的星罗棋布似乎使多边贸易体系更为“碎片化”和“蜂窝状”，但从长期来看，不同机制间的重叠、合并和拼接又为最终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体系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
第二个理由强调地区贸易安排在规模上的扩展和机制上的深化。乔治·唐斯（George W.Downs）等学者曾从机制进化的角度对多边主义作了整体的理论梳理。他们认为，欧盟的发展等案例表明，与涉及大量国家的“囊括性”（inclusive）协议不同，拥有较少成员的国际机制能够根据合作偏好吸纳后续的潜在成员，并达到内生的体系平衡。小型国家组织通常比大型国家组织更能实现深度合作，而无论其后续的发展是否出于战略初衷。（51）在具体的特惠贸易安排中，既有的地区贸易协定有可能不断增加参与方，不同的协定之间也可以相互融合，从而最终形成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默瑞·坎普（Murray C.Kemp）和万又暄（Henry Y.Wan，Jr）是较早提出这一见解的学者。（52）具体而言，这一判断又分为以下两大解释路径。
首先，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等学者提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路径被认为是解决地区贸易安排与全球贸易体系兼容性的核心方式之一。自1989年成立之后，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为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重要代表，其宗旨和目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伯格斯滕认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包含以下五大要素。（1）开放的成员资格（open membership）。任何愿意接受既有机制规则的国家都可以被邀请加入这一机制。（2）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所有贸易成员方遵循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不建立新的特惠和歧视性条款。（3）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现有成员允诺向非成员方降低贸易壁垒，如果后者也同意采取类似的政策。（4）全球自由化。现有成员在追求地区目标的同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单边自由化和多边谈判等方式降低其贸易壁垒。（5）贸易便利化。通过非关税和非边境（non-border）改革促进贸易的便利化。（53）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特例。尽管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被认为相对封闭和正式，但欧盟从1951年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仅仅6个西欧国家起步，已经发展到今天的27个成员国。亚洲的一体化更是非正式的、包容性的网络结构的代表。（54）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2年时的6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东南亚10个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意与南方共同市场共同缔造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克里·蔡斯（Kerry A.Chase）进而从企业和产业的微观层面进行论证，认为只要地区一体化为成员国的生产厂商提供了制造业布局重组的机会，地区主义就有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通过地区一体化，这些生产厂商在地区内部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也加深了生产分工的网络，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自然也减少了对本地区以外的竞争者实施歧视性措施的必要性。换言之，只有那些无法有效利用地区规模优势或参与生产分工的企业才会要求贸易保护主义。（55）
除了本地区内部协议成员的持续拓展之外，开放的地区贸易集团还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外部的自由化。不少学者指出了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在关税减让中的“互补效应”（complementarity effects）。（56）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Antoni Estevadeordal）等学者对1990～2001年间10个拉美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特定部门互惠关税的降低有可能导致该部门对外关税（即最惠国关税）的下降。（57）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Lawrence）则强调了由此产生的政治和外交因素。他认为，一个地区相比单个国家对于贸易自由化往往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如，《罗马条约》之后欧洲一体化的加速与欧洲降低对外贸易壁垒是同步的。反过来，如果没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无论是法国、意大利还是德国恐怕都不愿单独或率先在肯尼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58）
其次，鉴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大部分重要的地区贸易协定事实上都包含了贸易政策以外的条款，这一“更深的一体化”（deeper integration）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的主要政策范畴。同时，在服务贸易、环境保护、政府规制、透明度、贸易便利化等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所涉及的诸多议题中，地区贸易协定也往往比世界贸易组织有更明确和严格的规定。（59）换言之，地区贸易协定呈现出一种“超越世界贸易组织”（WTO-plus）的特征。（60）因此，这些超国家的但又次于全球层面的地区经济安排可以被视为是有关国家政策协调的试验场（testing grounds），从而为最终形成完善的全球性政策机制奠定基础。（61）拉里·克拉普（Larry Crump）提出，鉴于涉及贸易促进、投资、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的“新加坡议题”等诸多议题还无法在多边层次上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不妨将双边和地区贸易谈判与多边贸易谈判视为并驾齐驱、彼此促进的“双轨制”。（62）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对各国国内政策的监控和调节日益加深，贸易地区一体化对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诸多新生的非贸易议题上。（63）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担任欧盟贸易委员期间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对欧盟而言，尽管奉行“多边优先”的政策，但仍将致力于通过新的、更好的规则率先实现内部的“深度一体化”。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路径也与欧盟类似。（64）
与巴格瓦蒂有所不同，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认为，“意大利面碗效应”未尝不是通向全球自由贸易之路的“垫脚石”。他认为，随着生产分割（production unbundling）或日分散化（fragmentation）、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价值链切割（slicing up the value-added chain）等进程的发展，一些原先“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受益者将成为受损者，由此产生推动地区主义多边化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逐步实现“地区主义多边化”。一是如1997年的“泛欧累积制度”（Pan-European Cumulation System）一样，将某一地区内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合而为一。二是如世界贸易组织于1996年达成的《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一样，在某一特定部门内率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65）
第三个理由则强调地区贸易协定对各国市场开放的“锁定效应”或“固锚效应”。多边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限制原先追求政府保护的各国国内利益集团，也极大削弱了各国政治领导人提供贸易救济的能力。拉奎尔·费尔南德兹（Raquel Fernandez）与乔纳森·波兹（Jonathan Portes）等学者在分析地区贸易协定的“非传统收益”时曾指出，地区贸易协议有助于降低成员国对未来经济政策与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其可信度，发挥“承诺（credibility）、信号（signaling）和保险（insurance）”机制的作用。（66）对于国内决策者而言，地区贸易协定也有助于以国际协议和国际机制的形式赋权（empower）给特定的国内行为体，从而推进自由贸易。（67）同时，各种特惠贸易协定内部程度不一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推动成员国采取更为互惠的战略，增加违约行为的声誉成本（reputational costs），从而加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68）
不少案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例如，罗伯特·劳伦斯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只有3个成员国，但是对于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加入地区贸易协定使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贸易自由化进程稳步向前，很难再走回头路。（69）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也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通过条约规定使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政策固定下来，变得不可逆转。对于美国而言也是如此，无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尽管美国国内的相关法律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新生的国际机制也无力对美国的违约行为实施制裁，但美国的行政部门仍愿意通过国际协议“自缚手脚”，目的之一就在于借助国际机制的制约力量，在与特定保护主义集团的博弈中获得新的杠杆，限制国内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势力。（70）同样，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使这些国家回到军事独裁的统治变得难以想象。（71）布莱恩·汉森（Brian T.Hanson）曾在1998年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内部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并没有形成一个原先许多人担忧的“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欧盟的对外贸易政策不论是在各个部门还是在对第三国的进口数量限制、监控措施、反倾销、补贴等领域，贸易政策工具中都出现了显著的自由化趋势。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单一欧洲法令》（SEA）和内部市场的建立严重腐蚀了国别贸易措施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新的贸易安排需要欧洲部长理事会的特定多数表决，这一决策程序和规则本质上偏向自由贸易政策，使相关国家和产业又难以在地区层面寻求保护。汉森敏锐地指出，这并不是欧洲一体化刻意寻求的结果，无论是各国政府、商业利益集团还是欧洲部长理事会都关注于共同市场建设的内部问题，但由此产生的机制性变化却造就了上述“意外的”后果。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代表，欧盟的实践恰恰证明了地区主义的超国家架构对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72）上述作用对于那些原先市场较为封闭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明显。这对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无疑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理查德·鲍德温从利益集团等国内政治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做了补充。他认为，绝大多数地区贸易协定将削弱进口商品竞争者等反对自由贸易的力量，加强出口商等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从而最终与多边自由化形成相互促进的态势。他不无乐观地指出，鉴于当今世界上几个主要贸易大国已经采取了相当自由开放的政策，除了南方国家相互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等极少数例外之外，很少有地区性的贸易协定能够形成实质性的反自由化力量。（73）
第四个理由强调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设计，地区贸易安排的蓬勃发展并未从机制上腐蚀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架构。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等学者认为，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建立特惠贸易安排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作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各轮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各国参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败诉等众多因素都促使各个国家竞相建立各自的特惠贸易安排，从而提高在多边机制中的谈判实力（bargaining leverage）和话语权。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一国而言，当多边体制的发展损害本国国家利益时，如谈判长期难以达成协议或执行机制软弱无力，建立特惠贸易安排能够起到一定的抵消和缓冲作用，从而增强该国对其他国家的谈判地位。鉴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除了追求福利和效率之外，仍需关注公平和正义，这一暂时的停顿反而有助于多边主义更为有序、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其次，特惠贸易安排能够提高成员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声音和市场力量，这对于那些较为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小国家带来的收益更为明显。（74）由15个小国组成的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在与欧盟关于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贸易谈判舞台上均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就是这方面的例子。（75）何塞·坎帕（Jose Manuel Campa）和蒂莫西·索伦森（Timothy L.Sorenson）等学者则从经济学的角度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们构建了一个由一个主导型大国和数个小国组成的模型，并假定各小国组成的贸易集团在总体规模上能够超过大国，且两者进行关税减让的过程是无穷反复博弈而非单次博弈，则该贸易集团能够对大国偏离自由贸易的行为形成有效的且可信的惩罚，从而最终有助于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76）
在爱德华，曼斯菲尔德等学者看来，尽管有一些国家通过建立特惠贸易安排来抵消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也不乏国家在无法在多边层次实现更大程度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寻求通过地区层次的特惠贸易安排“先走一步”。（77）也有学者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指出，每一轮多边关税减让都会伴随新一轮的地区贸易组织规模与数量的扩张，除了上文提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外部关税水平的降低，在激励相融的条件下，地区性贸易组织更易维持。（78）
最后，也有学者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角度，将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比喻为“飞转的齿轮”，即两者之间是一种以互惠效果为特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成为某些类型的地区目标的“监护人”或“标兵”，多边手段也有助于澄清地区贸易协定内部或不同地区贸易协定之间的模糊地带或填补其空白，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通报机制等手段，强化对地区协定的多边监督。（79）例如，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促使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了更为全面、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服务贸易条款；多边层次的农产品谈判尽管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仍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压力。（80）反过来，地区层面的特惠贸易协定也能够对多边机制起到有益的补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朱迪斯·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莉莎·马丁（Lisa L.Martin）曾提出，过度的法律化（legalization）或许反而会破坏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81）彼得·罗森多夫（B.Peter Rosendorff）也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设计应该在稳定性（stability）与严格性（rigidity）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促进让步妥协，也必须挽留和吸收更多的成员。（82）大量地区性特惠贸易协定的出现有助于各成员方实现法律化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为相关国家“择地行诉”（forum shopping）提供了机会。出于对特定争端结果的偏好以及判决惯例对今后诉讼的影响，各国可以战略性地在多边机制以及若干个地区机制内选择符合本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83）此外，除了议题领域的拓展之外，上文提到的地区贸易协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征在强化自由贸易立法、严格贸易救济措施等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塔尼亚·芙恩（Tania Voon）通过整理发现，截至2010年分别有8个地区贸易安排（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议定书）包含限制反倾销措施的条款，4个地区贸易安排（如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含限制反补贴措施的条款，30个地区贸易安排（如安第斯共同体）包含限制贸易保障措施的条款，而其中欧盟是唯一一个限制所有上述三大贸易救济措施的地区贸易安排。尽管这些为数不多的案例并不能直接导致多边层次贸易救济措施的减少，但从长期来看仍有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减少对这些措施的依赖。（84）
四、结语
纵观上述论争，对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争鸣体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这一论争涉及体系、国家、社会三个层次，不同观点各有侧重，强调的行为体各异。对外经贸政策分析通常分为两个视角：国家视角（statist）与社会视角（societal）或多元视角（pluralist）。国家视角注重国家利益和国内机构，强调政治家、政府官僚等决策者的偏好和作用。与国家视角不同，社会视角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不同利益集团各自要求的相互博弈。在社会视角下，国家（state）是“基本被动的；仅仅作为各个相互竞争的集团的公正无私的裁判，并为那些成功的国内行为体提供满足其要求的政策”。（85）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提出各自的政策要求并相互博弈，通过声明、请愿和提案等多种形式，将自身的利益呼声集聚汇总并借助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进行表达和传递。因此，包括关税在内的“内生保护”（endogenous protection）成为社会视角的分析重点。探究贸易地区主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既要分析国家与国际体系和已有地区体系的互动，更有必要深入国家这一“黑箱”内部，探究利益集团等社会因素对于前者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正如巴格瓦蒂所指出的，对于这一“动态时间—路径问题”的回答必须从以下三大行为体展开分析：地区贸易协定的成员国政府、成员国内部的各利益集团、非成员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政府。（86）相应地，对于上述三个层次及其主要行为体关注程度的差异，使不同观点的阐述和交锋出现一定的错位，也往往导致对于同一个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其次，这一论争的不同观点反映出不同研究路径和关注领域的差异。在国际贸易政治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国家视角还是社会视角都涉及三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强调利益（interests）的作用，带有较为明显的结构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色彩。这一路径突出了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其贸易决策的重要影响。对于美国霸权兴衰和贸易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遵循这一路径。第二个路径强调观念（ideas）即共有理念（shared beliefs）的作用。朱迪斯·戈德斯坦认为，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对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都无法完整地解释美国等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动性。政治家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政策选项中面临艰难选择，观点就像路线图一样，将政策导向各种利益的集合，并帮助这些政治家选择和构建政治联盟，将已有实力转变为政治和经济计划。（87）第三个路径则强调制度（institutions）的作用，关注贸易决策背后的政治结构、府院关系、党派政治等国内因素。大部分对于贸易决策中利益集团的研究可归于此类，因为利益集团的运作和权力竞逐势必是在一国现有体制和制度下展开的。
需要指出的是，利益、观念、机制这三者并不是相互游离、截然对立的。正如菲利普·蒙多（Philip A.Mundo）所说，经济利益在决定贸易政策时无疑是长期存在的，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涉及的观点，而无论是利益还是观点都要通过政治制度加以调和。（88）鉴于地区贸易集团化本身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全球范围的、全面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在可见的将来尚不可能，不妨加上一个“进程”（process）的路径，而弱化观念的路径。如果把上述正反双方的八个观点做一分类的话，不难发现各自研究路径的差异（见表1）。尽管论证的推理和结果各有差异，但争论焦点和问题指向仍是清晰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问题：贸易地区主义的“先天倾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贸易多边主义的后续发展？各地区贸易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还是相融的？地区贸易协定是缓和还是加剧了一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多边贸易体制与地区贸易安排在多大程度上利益相融？
最后，这一论争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涉及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等多个学科。无论参与论争的学者本身还是其发表论文的期刊属性都充分反映出这一多元色彩。一方面，不同学科和理论范式之间的交流甚至交锋丰富和深化了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研究，也碰撞出诸多思想火花。特别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从其他学科引进和借鉴若干概念表述和分析方法，也使特定议题的分析更为清晰和精确。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分析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代表性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流派的基础假设、理论内核和理论保护带存在差异，也使得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异常复杂，难以形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定论。例如，对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不同偏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方对其成本收益的分析。激进的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谨慎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于一国贸易自由化的适宜力度、广度和速度存在不同见解。又如在国际关系学阵营内部，强调“权力”或注重“机制”的不同学派也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在上述分野中，前者往往强调强势贸易集团对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干扰和冲击，而后者则突出多边和地区机制的互动与平衡。在主流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中，出于模型简化、参数设定等考虑，大量难以量化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因素被排除在外，而即便如此，对于地区贸易集团是否产生自由贸易正外部性等基本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研究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争论不完全是在一个统一平台上的对话，而更多的是各自领域的争鸣。大部分学者的目的在于通过特定的案例分析、逻辑推演或实证研究“证实”本方的观点，而非试图（也无力）去“证伪”对方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上述列举的八个主要观点各有一定的例证支持，并无对错之分，争论本身也并无定论。
正如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所指出的，地区主义的研究往往混杂了地区化（指社会一体化以及通常无特定方向的社会和经济互动）、地区认同与身份、地区内国家间合作、国家引导的经济一体化、地区整合（regional consolidation，主要指地区本身在域内国家与世界之间扮演决定性角色并在本地区内部的一系列议题领域建立政策基础）等概念，需要加以仔细的区分和鉴别。（89）地区本身既是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载体，又作为“极”或“强权”出现；既是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层次，又预示着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特质转变。（90）对于更宽泛意义上的地区主义的这一提示，同样适用于对于贸易自由化路径之争的后续研究。
我们看到，一方面，不少国际组织和学者正试图调和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的矛盾，缓和后者对前者的冲击，促进双方的协同发展。例如，在2007年9月由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等机构联合召开的会议上，理查德·鲍德温等学者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地区主义多边化”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号召，对于新的地区贸易安排和对现有地区贸易安排的调整，由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谈判建立自愿的最佳实践纲领（best-practice guidelines）；区分北方国家之间、南方国家之间以及南北国家之间地区贸易安排的最佳实践纲领；谈判建立地区贸易安排的约束（discipline）水平，使其介于第24条和授权条款之间，各国应声明其所有地区贸易安排服从这一锚定约束。（91）
另一方面，实践的发展又似乎总是走在理论之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不少原有的自由贸易机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俄罗斯等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拉美太平洋联盟的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南部非洲五国共建世界最大跨境保护区促进旅游市场的共同开发，等等。与此同时，新型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涌现。这些“意愿同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与“志同道合集团”（like-minded group）除了在特定议题上争取有别于或高于多边谈判的标准之外，更凸显出“跨地区主义”（trans-regionalism）的特征。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参与谈判方横跨太平洋两岸，接近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一半，其议题又具有明显的“超越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征，涉及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海关手续、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服务贸易、临时入境、透明度、争端解决、战略伙伴关系、行政事业条款、一般例外等诸多内容。又如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政府采购协议（GPA）、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谈判（EGS）等诸边协议和谈判的进展也在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对外经贸谈判战略。面对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与近乎夭折的客观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将地区主义的发展视为一种常态和既定条件。可以预见，对于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之争未有穷期，势必将继续深入下去。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地区贸易安排亦称地区贸易协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定义，地区贸易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的互惠贸易协定，且这些贸易伙伴并不必然从属于同一地理区域。地区贸易协定通常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以及经济一体化协定。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强调特惠贸易安排（PTAs）的单边特性，但在学术研究中并不突出这一点。参见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scope_rta_e.htm.
②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③关于地区主义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非歧视原则等议题领域的张力，参见Robert E.Hudec and James D.Southwick,"Regionalism and WTO Rules:Problems in the Fine Art of Discriminating Fairly",in Miguel Rodrguez Mendoza,Patrick Low and Barbara Kotschwar,eds.,Trade Rules in the Making:Challenges in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Washington,D.C.: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pp.47-80.
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47）》，载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⑤《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载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⑥WTO总干事顾问委员会：《WT0的未来——应对新千年的体制性挑战》，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译，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⑦Richard Baldwin and Phil Thornton,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Ideas for a WTO Action Plan on Regionalism,London: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2008,pp.X.
⑧参见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cretariat,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Geneva: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5.
⑨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和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的研究，参见James H.Mathi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GATT-WTO:Article XXIV and the Internal Trade Requirement,The Hague:T.M.C.Asser Press，2002.从国际法的视角对地区贸易安排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关系的研究，可参见Lorand Bartels and Federico Ortino,ed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WTO Legal System,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⑩Dilip K.Das,Regionalism in Global Trade,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4,pp.103.
（11）"Doha WTO Ministerial 2001:Ministerial Declaration"，Adopted on 14 November 2001,WT/MIN（01）/DEC/1.
（12）Jagdish Bhagwati,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77.也有学者提出，这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从真正全面的贸易自由化角度而言，无论是多边层次的最惠国进程还是地区层次的贸易一体化安排都仅仅实现了有限的部分自由化。参见Michael Leidy and Bernard Hoekman,"What to Expect from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in Kym Anderson and Richard Blackhurst,eds.,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p.246-269.
（13）Jagdish Bhagwa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An Overview",in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2-51.
（14）Paul Krugman,"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Analytical Notes",in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iion,pp.58-79.
（15）参见Chad Damr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in Lorand Bartels and Federico Ortino,ed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WTO Legal System,pp.23-42.
（16）John Whalley,"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5552,April 1996.
（17）Maurice Schiff and L.Alan Winters,"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271-295.
（18）World Bank,Trade Blocs,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3.
（19）Chad Damr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pp.39.
（20）Kyle Bagwell and Robert W.Staiger,"Will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8,Issue 449,1998,pp.1-21.
（21）Arvind Panagariya,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Essays on Preferential Trading,Singapore and River Edge,N.J.:World Scientific,1999; Arvind Panagariya,"The Regionalism Debate:An Overview",The World Economy,Vol.22,Issue 4,1999,pp.477-511.
（22）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今日自由贸易》，海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3）Jagdish N.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Strangers,Friends or Foes? "in Jagdish N.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Washington,D.C.:AEI Press,1996,pp.1-78.
（24）N.Halevi and E.Kleiman,"Israel's Trade and Payments Regime",Paper Prepared for the Regional Trade Group,Institute for Spe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Cambridge,MA,1994,Quote from Arvind Panagariya,"The Regionalism Debate:An Overview",pp.499.
（25）John Gilbert，Robert Scollay and Bijit Bora:《亚太地区新区域贸易的发展》，载世界银行：《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何帆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73页。
（26）Anne 0.Krueger,"Free Trade Agreements versus Customs Unio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54,Issue 1,1997,pp.169-187.
（27）Paul Krugman,"Is Bilateralism Bad?" in E.Helpman and A.Razin,eds.,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1.
（28）Jeffrey Frankel，Ernesto Stein and Shang-jin Wei,"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s:The Natural,the Un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7,Issue 1,1995,pp.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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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Yoram Z.Haftel，"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The Effect of Trading Blocs on Trade Disputes in the GATT/WTO",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 1,2004,pp 121-142.
（31）Giorgia Albertin,"Regionalism or Multilateralism?:A Political Economy Choice",lMF Working Paper,WP/08/65,March 2008,pp.3.
（32）Pravin Krishna,"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3,No.1,1998,pp.227-251.
（33）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The Politie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5,No.4,1995,pp.667-690.
（34）Arvind Panagariya and Ronald Findlay,"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Free Trade Areas and Customs Union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261,March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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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Daniel Y.Kono,"Are Free Trade Areas Good for Multilateralism?: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6,No.4,2002,pp.50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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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Nuno Limao,"Are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Non-trade Objectives a Stumbling Block for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4,No.3,2007,pp.821-855.
（41）Jagdish Bhagwati,"U.S.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nne O.Krueger,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Washington,D.C.:The AEI Press,1995,pp.1-18.
（42）Richard H.Snape,"Trade Discrimination:Yesterday's Problem?" The Economic Record,Vol.72,Issue 219,1996,pp.381-396; Jagdish Bhagwati,David Greenaway and Arvind Panagariya,'Trading Preferentially：Theory and Policy",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8,No.449,1998,pp.1128-1148.
（43）Peter J.Lloyd and Donald MaClaren,"Gains and Losses from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A Survey",The Economic Record,Vol.80,No.251,2004,pp.445-467.
（44）A.S.Bhalla and P.Bhalla,Regional Blocs:Building Blocks or Stumbling Block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p.37-38.
（45）Paul Krugman,"The Move toward Free Trade Zones",Paper Delivered to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Jackson Hole,WY.,Aug.1991,pp.7-42.
（46）Barry Desker,"In Defense of FTAs:From Purity to Pragmatism in 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Vol.17,No.1,2004,pp.3-26.
（47）Lawrence H.Summers,"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in Jagdish Bhagwati,Pravin Krishna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Trading Blocs: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9,pp.561-566.
（48）Ernest H.Preeg,'The Compatibi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Blocs and the GAT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26,No.1,1993,pp.164-171.
（49）Richard E.Baldwin,"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NBER Working Paper No.4465,September 1993.更深入的研究可参见Richard E.Baldwin,"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in Richard E.Baldwin,P.Haaparanta and J.Kiander,eds.,Expanding European Regionalism:The EU's New Member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0）Chad Damr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pp.29-30.
（51）George W.Downs,David M.Rocke and Peter N.Barsoom,"Managing the Evolution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2,1998,pp.397-419.
（52）Murray C.Kemp and Henry Y.Wan,Jr,"An Elementary Proposition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Customs Un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No.1,1976,pp.95-97.
（53）C.Fred Bergsten,"Open Regionalism",The World Economy,Vol.20,Issue 5,1997,pp.545-565.
（54）Peter J.Katzenstein,"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1,No.2,1996,pp.123-159.
（55）Kerry A.Chase,Trading Blocs:States,Firm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258.
（56）Caroline Freund,"Multilateralism and the Endogenous Form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2,Issue 2,2000,pp.359-376; Emanuel Ornelas,"Trade Creating Free Trade Areas and the Undermining of Multilateralism",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9,Issue 7,2005,pp.1717-1735.
（57）Antoni Estevadeordal,Caroline Freund and Emanuel Ornelas,"Does Regionalism Affect Trade Liberalization toward Nonmemb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3,No.4,2008,pp.1531-1575.
（58）Robert Z.Lawrence,"Emerging Regional Arrangements:Building Blocks or Stumbling Blocks?" in Richard O'Brien,eds.,Fi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5,the AMEX Bank Review Prize Essay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26.
（59）对于“更深的一体化”的阐述参见Robert Z.Lawrence,Regionalism,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Robert Z.Lawrence,"Regionalism,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Changing Paradigm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in Miguel Rodrguez Mendoza,Patrick Low and Barbara Kotschwar,eds.,Trade Rules in the Making:Challenges in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pp.23-46.
（60）Cary P.Sampson and Stephen Woolcock,eds.,Regionalism,Multilateralis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Recent Experience,Tokyo and 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3; T.N.Srinivasan,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From the GATT to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Future,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8,pp.59-64.
（61）Richard Pomfret,"Is Regionalism an Increasing Fea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World Economy,Vol.30,No.6,2007,pp.923-947.
（62）Larry Crump,"Global Trade Policy Development in a Twotrack Syste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9，No.2,2006,pp.487-510; Larry Crump,"Bilateral Negotiations in a Multilateral World: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and Global Trade Policy Development",in Larry Crump and S.Javed Maswood,eds.,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p.166-199.
（63）Valentin Zahrnt,"How Regionalization Can Be a Pillar of a More Effectiv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9,Issue 4,2005,pp.671-699.
（64）Pascal Lamy,"Stepping Stones or Stumbling Blocks?:The E U's Approach towards the Problems of Multilateralism vs 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The World Economy,Vol.25,Issue 10,2002,pp.1399-1413.
（65）Richard E.Baldwin,"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The World Economy,Vol.29,Issue 11,2006,pp.1451-1518.
（66）Raquel Fernández and Jonathan Portes,"Returns to Regionalism: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67）Judith Goldstein,"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Reconciling North American 'Unfair' Trade Law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4,1996,pp.541-564.
（68）Daniel Y.Kono,"Making Anarchy Work:International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rade Cooper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3,2007,pp.746-759.
（69）Robert Z.Lawrence,"Emerging Regional Arrangements:Building Blocks or Stumbling Blocks? " pp.22-35.
（70）Judith Goldstein,"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Reconciling North American 'Unfair' Trade Laws",pp.541-564.
（71）丹尼·罗德里克：《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王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72）Brian T.Hanson,"What Happened to Fortress Europe?:External Trade Policy Liber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1,1998,pp.55-85.
（73）Richard E.Baldwin,"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The World Economy,Vol.20,Issue 7,1997,pp.865-888.
（74）Miroslav N.Jovanovic,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Limits and Prospec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3.
（75）对于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作为，参见安尼科·杰森：《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小型经济体：加勒比地区谈判机制》，载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布莱恩·弗朗兹、谭·罗伯特·阮主编：《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张建新、黄河、杨国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302页；Maurice Schiff and L.Alan 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郭磊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76）José Manuel Campa and Timothy L.Sorenson."Are Trade Blocs Conducive to Free Trade?"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8,No.2,1996,pp.263-273.
（77）Edward D.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29-862.
（78）谢建国：《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一个博弈论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2003年第12期，第25-33页。
（79）巴勃罗·海德利克、戴安娜·塔斯：《地区协定与WTO:飞转的相互依赖齿轮》，载黛布拉·斯蒂格主编：《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汤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431页。
（80）Stephen Woolcock,"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in Till Geiger and Dennis Kennedy,eds.,Regional Trade Blocs,Multilateralism and the GATT,London:Pinter,1996,pp.120.
（81）Judith Goldstein and Lisa L.Martin,"Legalization,Trade Liberalization,and Domestic Polities:A Cautionary Note",International Crganization,Vol.54,No.3,2000,pp.603-632.
（82）B.Peter Rosendorff,"Stability and Rigidity:Politics and Design of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389-400.
（83）Mare L Busch,"Overlapping Institutions,Forum Shopping,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4,2007,pp.735-761.
（84）Tania Voon,"Eliminating Trade Remedies from the WTO:Lesso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59,Issue 3,2010,pp.625-667.
（85）G.John Ikenberry,David A.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7-8.
（86）Jagdish Bhagwa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An Overview",in Jagdish Bhagwati,Pravin Krishna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Trading Blocs: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p.19-20.
（87）Judith Goldstein,Ideas,Interests,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237-238.
（88）Philip A.Mundo,National Politics in a Global Economy:The Domestic Sources of U.S.Trade Policy,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
（89）Andrew Hurrell,"One World? Many Worlds?: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3,No.1,2007,pp.130.
（90）Ibid.,pp.136.
（91）Richard Baldwin and Phil Thornton,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Ideas for a WTO Action Plan on Regionalism,p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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