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玄到刘勰*——关于二者的文体研究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体论文,傅玄到刘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到他论析文体的方法是：
若乃论文序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由这一段话，可知刘勰是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种方法作为文体论“论文序笔”的纲领来看待。在《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短文中，刘勰论述各种文体，始终坚持了这四项原则。
如众周知，刘勰的文体论受曹丕和陆机很大影响，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也广泛涉及了文体的区分和理论。但曹陆二人的论述中没有涉及到文体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挚虞有关文体的理论不齐备，从现存的佚文来看，他只是部分地涉猎了文体的释名和辨析，间或谈及文体的流变，至于在论文中“选文以定篇”与“敷理以举统”则未尝涉及。那么，刘勰的这个文体分析系统源自何处呢？我以为，西晋的傅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
傅玄其人，过去在文学史上人们较少注意到他，兹综合新旧《唐志》与《晋书》本传，对他的生平与著述叙述如下：
傅玄字休奕，晋司隶校尉。北地泥阳人。魏扶风太守干子。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举秀才，除郎中，历安东卫军参军，转温令，迁弘农太守，领黄农校尉。晋国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迁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为子，加附马都尉，迁侍中，免。寻拜御史中丞，迁太仆转司隶校尉，免。谥曰刚，追封清泉侯。玄早岁避难，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至《崇文书目》仅著录五卷二十三篇，可见散佚严重。至明亦仅见《永乐大典》所收二十三篇又六条，此后不复著录。至于“文集百余卷”，《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仅十五卷，亦亡。严可均辑《全晋文》时“遍搜各书，得佚文数百条，重加排比。”为四卷。其中有文集残篇二卷，文类计有文、赋、疏、箴、铭、四言诗、拟楚辞等几种。
今存傅玄的著述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计有《七谟序》、《连珠序》两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由此可以看出刘勰文体方法学与其之间的关系，因此弥足珍贵。
先看《连珠序》：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按：下疑有阙文。）
文中关于连珠体兴于汉章帝之世有误，刘勰、沈约、任昉等均认为连珠起于扬雄，今扬雄仍存连珠两篇，可知傅说不妥。抛开这点不论，傅玄的这段序文在论说连珠体特性的时候有四点值得注意，下面分而叙之：
一是他采用了“释名以章义”的方法来说明文体之名的由来：“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呢？扬雄的连珠文仅存两篇，且不完整，我们来看陆机的《演连珠》。其十三：
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俊骃之臣，屡抱后时之悲。其十八：
臣闻览影偶质，不能解独。指迹慕远，无救于迟。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机。
陆机的《演连珠》共有五十篇短文连缀而成，上面所录为其中的两篇。这五十篇中的每一篇文字都很短，诚傅玄所谓“易睹”也；而文辞明润朗丽，又所谓“可悦”也；短小而明润的文字相连，正可谓之连珠。傅玄由连珠体的“连珠”二字切入，分析连珠体的特性，对刘勰“释名以章义”的做法应有直接影响。
二是他在论述连珠体时采用了“原始以表末”的形式。尽管傅玄所说连珠一体兴于汉章有误，但他的思路是在“原始以表末”。比如说连珠兴于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将连珠体的起源、继承与发展予以简略的说明，是典型的“原始以表末”。
应该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文体史的观念并非自傅玄起，推源以溯流，原始以察终，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发达在文体研究上的一种表现。早在汉人有关诗、文、赋的序言中，已经有了这种“原始以表末”的萌芽，其中较著者如郑玄的《诗谱序》论述诗的源起：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这段文字虽然旨在表述诗的起源、《诗》的内容与政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但也稍稍涉猎了“原始”一义，而“表末”则未尝涉及。班固《两都赋序》论赋之源起，情形与郑玄之论诗大略相同：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杼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抑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班固之论赋，与郑玄之论诗，其形式与出发点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从社会隆污、政教是否昌明入手去探究文体之起源。遗憾的是他们在论述各种文体的时候，只是注意到了源，而未涉及流，只是做了“原始”的工作，而没有进入“表末”的程序。在这种情形下，傅玄的“原始以表末”虽说简略，但毕竟有首创之功。
三是他还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摘评来说明连珠一体所宜具有的风格特征。这一点，也启发了刘勰的“选文以定篇”。所谓“选文以定篇”，就是通过对所选诗文的评析，来确定某一文体所宜具有的特性（关于这一点，笔者与有些学者的看法不同，详后）。傅玄之文云：“班固喻美而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文中举了四个作家的连珠文予以说明，旨在由此而确定连珠体的体性特征，其中包括一要喻美，二要辞壮，三要弘丽。四个人中，只有班固的连珠文体最符合连珠一体的文体要求；而其他三人虽各有偏胜，终非体要。傅玄通过对以上几个作家作品的评析，达到了说明文体特性的目的。
四是他通过“敷理以举统”的形式来说明连珠体的统系。文字如上引：“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在这一段文辞中，傅玄是以结论性的表述来说明连珠体所宜有的特性和理论要求（统）。比如在文体体性上要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假喻以达旨，使读者自悟；在理论体系上合于古诗劝兴之义。这种做法，与前面的“选文以定篇”相为表里，互为印证。一从理论上说明，一从实际中印证。刘勰的文体方法学也与之同一机杼。
从上述可以看到，傅玄虽然没有用文字的表述来明确说明他研究文体的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上是采用了“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基本要素。这一做法不仅在《连珠序》中存在，在他的另一篇《七谟序》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到：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奓而托风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扬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跞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从这一段不长的文字来看，傅玄论述了“七体”的源流，评骘了“七体”作者的优劣，通过品评数篇作品确定了“七体”所应具有的卓跞一致、缠绵精巧、奔逸壮丽、精密闲理等文体风格。虽说其中包含的方法不如《连珠序》那么完整，但基本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傅玄的文体学不是偶然之念，而是相对成熟的文体研究思路。应该看到，傅玄的这一做法，早于刘勰，也为其他文论家所未采用，因而具有开创之功。
不可否认的是，刘勰后出，所以他的文体方法论要更为明确而且成熟，是后出转精的东西。下面我们选择几篇为例，一方面说明刘勰的文体分析方法所自来，另一方面也为了见出刘勰对傅玄文体学的发展。
刘勰的“论文序笔”，诚如他本人所言，是由“释名而章义”开始的，这一原则贯穿了《文心》所论的大部分文体，如：
《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颂赞》：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也。……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
这种“释名以章义”的方法，源自于经生之注经。用以释文体之名，也起自汉人，如《诗纬·含神雾》之释诗云：“诗者，持也。”孔安国《尚书序》释《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郑玄《周礼·大师》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但经生之以训诂之法释文体大名，并非自觉的文体研究，且多牵强附会。自傅玄之释名，始为自觉的文体研究，而且往往能结合文体的特性去予以说明，如释连珠一体为“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就辞义昭然。刘勰的“释名以章义”如上所见，是以训诂为基础，以文体为依托，不少解说结合训诂，说明文体所自来，也能使辞义昭然。如《论说》：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
《诏策》：
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书记》：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此外象“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等都是如此，使人既明文体之谊，又知文体所自来，释名与章义相得益彰。
当然，刘勰的“释名以章义”，有时也有牵强的地方，如《论说》之“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有时也不一定都采用释名的方式，如《乐府》；有时一篇之内论述两种文体，则仅释其一，如《祝盟》、《铭箴》；但总体来说，刘勰的“释名以章义”，大多都能将训诂与准确的释义结合起来，使人既明文体之谊，又了解各种文体的起源。
其次我们再来看“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
在《文心》所论的三十多种文体中，大多都能溯源推流，从文体最初的萌芽，不厌其详地回溯到近世，使读者详观文体演变之鸟澜虎变。其中详情，有目共睹，无庸赘述。
至于“选文以定篇”，有学者认为是“选取各体的文章来确定论述的篇章”（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前面我们讲过，刘勰论述文体的四个要素是一个纲领性的完整的文体方法论，在这四个要素里面，每一个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讲述各类文体的特征和发展。在这个目的下，“选文以定篇”与其他三个原则一样，都是为了说明各类文体的根本特性，而不是为了“选取各体的文章来确定论述的篇章”。如果说刘勰的“选文以定篇”仅仅是选取一些来论述的文章的话，就失去了它用以论述各类文体根本特性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所谓“选文以定篇”，就是通过对所选诗文的评析，来确定某一文体所宜具有的特性。依此看法，刘勰在通过对历代作品源渊流变的评析之后，便确立了某一文体所应具有的文体规范。这种规范，也就是对各种文体析论后的结论，亦即“敷理以举统”的“理”。比如《明诗》，通过选析由“葛天氏乐辞”到“宋初文咏”等诸多作品，确立了诗体“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的诗学原则。这种方法，显然也是受到了傅玄的影响，傅玄通过对连珠体历史回顾指出：“班固喻美而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这种由对作家作品的点评分析，进而指出某类文体特性的做法，对刘勰的启发是显然的，只不过《文心》作为一部后出的专著，叙述得更为从容，更为精致而已。
最后说说“敷理以举统”。所谓“理”，不是形而上的空泛之理，而是在“选文以定篇”的基础上得出的文体的一般原理性和特性。刘勰通过敷理，以说明各类文体之理论系统。如：
《诔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睹；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哀吊》：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章表》：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弛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
在以上的论述中，刘勰对诔碑、哀吊、章表诸种文体的内在特性和风格要求进行了总结性的理论表述。比如诔文，要求将诔主写得“暖乎若可睹”，也就是如见其面；而为了适应诔文这种文体的独特要求，不光要写出人物的神采使读者如见其面，还要写出哀伤的情绪，使读之者“凄焉如可伤”。这就既抓住了诔文有史传文的特性，所谓“传体而颂文”；又有其哀吊亡者的目的，所以要“荣始而哀终”；这种方法，将诔文的文体特征述说得非常明确，这就是“敷理以举统”。
“敷理以举统”的作法应该说发端很早，只要研究者一接触某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就要对它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叙述，所以在东汉时期，人们对某些文体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体制特点的问题。比如蔡邕论述章、奏云：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云“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慰送谒者台也。（《蔡中郎集外集》卷四，四部备要本）
蔡邕上面的叙述其实也是“敷理以举统”，他对章、奏的格式，写法，用法都进行了说明，使学之者对章、奏这两种文体的要求有所了解。只不过蔡邕对章、奏的说明更多的局限在格式及用法上，对文体自身的特性和风格特征却没有涉及。
在曹丕和陆机的文体论中，也有“敷理以举统”的表征，如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两段为人熟知的话语，其方法实际上也是刘勰所说的“敷理以举统”，只不过显得简略些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曹陆二人对文体的“举统”更侧重在文体风格方面，这大概是文学观念演进的缘故。
与蔡邕论文体的侧重于格式用法、曹陆二人论文体的过于简略相比，傅玄的“敷理以举统”则显得较为成熟。傅玄说连珠体“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刘勰论诔文之“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睹；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在方法上与傅玄可说是同一机杼。
显然，刘勰的文体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傅玄的文体研究，尽管刘勰在《序志》篇中没有说明他的文体研究曾经受益于傅玄，但在实际上与傅玄在《七谟序》和《连珠序》中对文体研究的作法是一致的。我们说刘勰大概受了傅玄的影响，并非只是通过简单的类比得出的。事实上，刘勰对傅玄的著述是熟悉的，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曾在四处提到傅玄，原文如下：
《乐府》：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
《史传》：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才略》：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
《程器》：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
以上四条，前面三条对傅玄的作品多有肯定，后一条典出《晋书》本传：“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转司隶校尉，谒者以弘训官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庚纯奏玄不敬，坐免官。”由上段故实可见傅玄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按晋制，在殿外，司隶坐在卿上，在殿内，坐在卿下。掌礼官（谒者）以弘训官为殿内的理由，让傅玄坐在卿下，遭傅玄指责后就说是尚书安排的，玄性急，便又大骂尚书以下官员。这段故实虽说是刘勰指出的傅玄在做官为人上的瑕疵，但并未以此否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反，刘勰在《乐府》、《史传》、《才略》三篇中对傅的成就还多所肯定。
综合上面所论，说明两个问题：一、刘勰对傅玄在文学上的创制是熟悉而且肯定的；二、刘勰对傅玄的批评仅限于指出文人在性情上的瑕疵，并不影响他对其文学成就的价值判断。基于这样两点考虑，再加上刘勰的文体研究在方法上与傅玄的吻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吻合不是偶然的。刘勰论述文体的基本方法，包括“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于傅玄的文体研究。尽管傅玄的著述目前已不能窥其全貌，尽管傅玄本人对其文体研究的方法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有限的材料里面、从他分析文体的具体操作方面，还是可以看出它影响于刘勰文体研究方法的蛛丝马迹。
在本篇小文写就之际，偶阅王运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发现在《西晋文学批评》一章，曾简略地谈到了傅玄与刘勰文体论之间的关系，录其中一段结论性文字，一示前贤对此问题已有所论，不敢掠美；二来借此以作结论，说明傅玄确实是刘勰之前驱。王文云：
刘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者，可以说在傅玄《连珠序》中已经具体而微。因此，傅玄所论虽然还颇简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大辂椎轮，不应忽视的。
* 本文1997年9月9日收到，10月2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