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历史小说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谈论“新时期”的文学历史话语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点是自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历史小说”。尽管8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也是构成文学话语的众目睽睽的焦点，但这时期的文学历史话语并未构成独立的话语意识。“新历史小说”却不同，它已经向已往文学历史话语的“真实”观提出严峻的挑战，颠覆与崩解了既成的意识形态结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
在接触“新历史小说”之前，我们先谈谈三位对文学历史话语转折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乔良、莫言和李晓。
乔良的《灵旗》也许是“新时期”第一部明显地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的作品。湘江之战的残酷杀戮和同样残酷的报复，使那段历史充满了血腥的意味。在这里，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第一次受到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乔良把人文主义引入历史叙事，在一无缝隙的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中撕开了一条裂缝，使我们看到作家站在终极的人文价值立场上进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文学历史文本。
如果说《灵旗》标志着知识分子人文意识对“正史”的反拨，那么莫言的《红高粱》则标示出人文精神的新向度：以原欲为基础的粗砺而蓬勃的民间文化精神。它所张扬的不是九翠所代表的那种精致的人文理想，而是“我爷爷”、“我奶奶”这种带有突出的民间文化理想的粗放的人文性。“民间”是个复杂的概念，它对压抑萎缩的文化情结的反抗含有新的强权与暴力话语成分，粗犷豪放的文化形态中有其粗俗和破坏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红高粱》为历史话语的解放洞开了“民间”这一更大的精神门户。
李晓的文学历史话语的言说似乎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的，没有象乔良，更没有象莫言那样引起广泛的注目，但《相会在K 市》和《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却将他置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位。对历史事件偶然性的关注和对事实真相的重新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被“书写”的特征和文学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巨大消解力量。可以说，李晓的小说创作在通过文学话语编码有效地消解意识形态这一点上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经验。
“新历史小说”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它直接的思潮源头有三个：“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
给方兴未艾而又聚讼纷纭的“新历史小说”下定义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陈思和把它界定为“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1〕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近期的历史题材创作中，以家族史、村史结撰故事的特别多。如《白鹿原》、《苍河白日梦》、《旧址》、《敌人》、《呼喊与细雨》、《活着》、《故乡天下黄花》以及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和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新的文学历史话语转折的标志，是出于文学重构历史的内在需要。“十七年”文学对“工农兵”的一再强调，“主旋律”，“写重大题材”的反复强化等都在提醒一个事实：题材的意识形态性。这当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尤其需要文学作为建设性的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但是在今天，当我们以远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反观“十七年”小说时，必须承认，它对历史的表现很难说是客观和真实的，它同样对历史进行了“当代性的抽取与改造”。首先，从言说主体看，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旋涡中心的工农兵得到夸张的表现，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人生被无情地疏离，甚至是隔绝。其次，从生活层面上看，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等被不适当地抽取出来得到强化，而民间性的生活内容，宗法的、习俗的、宗教的、心灵的内容被遗漏了。
但作为反拨和重构历史的需要，“新历史小说”的言说主体却选择了地主、资产者、商人、妓女、小妾、黑帮首领、土匪等非“工农兵”的边缘人，其身份一反传统话语中的政治色彩，而带有十足的民间性；而构成他们活动主体的则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母女相仇、家庭的兴衰、邻里的亲和背忤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是卑琐性的一面。
题材的转换显然带动了主题和意识形态的转换，因为主题的获得就是作家通过叙述手段对蕴藏于题材中的客观景象的显示和对潜在的价值意象的发现。随着家族史替代阶级斗争及其极端形式——战争史成为文学历史话语关注的焦点，“新历史小说”从原来的以政治性和道德伦理性为主导内涵的意识形态主题向着消解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和因果式的逻辑思维框架，淡化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的多元、边缘、弱势的意识形态转换、过渡。有些人指称的“非意识形态写作”正是“新历史小说”创作试图消解个人向集团意识无条件认同所造成的文学主题政治化、本质化、逻辑化、科学化而向多元混沌状态的生活主题还原的现象。事实上，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由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向多元意识形态并置转换、过渡，由宏观、显性的政治学向微观潜性的文化学转换、过渡。综观近几年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我觉得有三种意识形态取向构成了目前文学历史话语意识形态的主要趋势。
第一，一类小说表现出通过反顾，重构历史，重新衡估传统文化，再造历史与文化权威心象的价值趋势。这些作品潜在的价值立场既不是人文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带有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守成主义和历史本真论意味的意识形态取向。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取向不是向传统文化无保留、不加区分的回归、退居与认同，但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合理性，寻求暖意与庇护，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指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明了，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上形成的“现代性”话语中，家庭的潜在文化语义就是封建、保守的营垒，是腐朽、堕落、衍生罪恶的渊薮，是民主性与个性主义的否定力量。这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爱玲的《金锁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对以家族与乡土为内核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不同以往的逆向性思考。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上，他看到了家族乡土观念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品《小鲍庄》、《棋王》针对儒家文化的“仁义”和道家文化的精神放达的语义至少也是双关的：有保留的批判与肯定同时并存。最有代表性的还数《白鹿原》。作品中的关中大儒朱先生与主人公白嘉轩共同实践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信条，这恐怕就是作者重铸“白鹿精魂”的基本内涵。面对军阀混战、党派之争造成的相互倾轧相互残杀，朱先生和白嘉轩把白鹿原比作“鏊子”的慨叹和在各自舞台上进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与实践，可以看出超越阶级和政治集团利益的一种朴素的民本主义倾向和类似于宗教皈依般虔诚地对一种圣人文化人格的倚重和倾心。
第二，另一类重构历史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文化层面或一种精神人格的拆解和建树，而是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但它观察历史的视角明显不同于“正史”中以阶级斗争贯穿始终的常规思路，而是在表面的阶级斗争层面上渗透了家族/血缘这一新的认知角度。在这些作家看来， 轰轰烈烈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以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网络掣肘着历史运作。由于家族/血缘视角的嵌入， 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结论：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历史进步论受到了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观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于《古船》、《旧址》、《故乡天下黄花》等一批小说。在《古船》中，隋、赵、李三大家族在洼狸镇的权力争斗中，以阶级斗争形式展开的政治运动异化为家族对抗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宗族血缘的浮沉。在《故乡天下黄花》中以家族为核心展开的权力之争既充满血腥的悲剧意味，又象一场历史的嬉戏充满喜剧气氛。当严肃的历史变成了一场家族间争来抢去的权力游戏时，历史的严肃性、正义性和进步意义被消解，历史循环的意味被凸现出来。
第三，在先锋作家笔下，历史话语同样渗透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憬悟，是他们现实性话语的拓展与延伸。“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而也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来验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隔膜的，无法沟通的，生命是脆弱的等存在主义的绝望感和悲观意识。《在细雨中呼喊》通过对亲情、爱情、友情关系的描写，祛除了传统话语蒙在这些文学母题上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圣光，让我们看到亲情的虚伪，爱情的庸俗浅薄和友情的脆弱，存在主义的孤独与绝望如一片悲凉之雾四处迷漫。
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等作品中，阶级冲突与阶级矛盾也被赋予浓重的血缘色彩，使历史变革脱去了理性主义的进步意味，而带有血亲复仇的历史伦理化、生存化意向，使这些家庭故事充满了朽败的末世意义和沉重的宿命感。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在《罂粟之家》中被抽象为地主刘老侠与农民陈茂之间的“不是你是狗，就是我是狗”这种扭曲的伦理与生存关系，阶级关系最后归结为对人身的占有。刘老侠雄心勃勃、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但在性力与血缘上无可挽回的颓败了，必须求助于农民陈茂，他有着旺盛的性欲和盲目的破坏力，他对地主女儿刘素子的占有意味着把地主阶级赖以遮羞的唯一的精致的文化存在也击打得粉碎。
这些表达了存在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其文学编码的方法具有现象学的某些特征，把人外在的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氛围等悬置起来，而突出地强化赤裸的自然意味的人的存在状态与存在关系，使这些家族故事具有突出的象喻性。
“新历史小说”之“新”不仅在于开辟了“家族史”或“近代史”这样的题材领域，更重要的在于它要传达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二者注定了“新历史小说”会用自己的理由特别关注“人”的一些侧面而遮蔽人的另一些侧面，又为“新历史小说”的文本变化寻找到理由。文本的变化如此之大，从形象主体到语言风格，丰富的内容足以写成另一篇论文。
注释：
〔1〕《关于‘新历史小说’》，载《文汇报》1992年9月2日。
〔2〕许子东：《新时期的三种文学》，载《文学评论》1987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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