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科院论文,札记论文,上海论文,太郎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4-0058-13
一、几句题外的话
说起来，笔者与宗方小太郎文书有一点特别的渊源。2008年，在博士研究生阶段，笔者曾赴东京大学访问，当时给自己设定的一个访学目标，就是努力搜寻晚清旅华日本人存世的相关书信、日记等资料。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关系紧密，研究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藏在日本的中文图册以及用日语文献形式留存的史料，绝不容忽视。上世纪80年代，汤志钧、杨天石两先生开拓性地在日本图书馆与学术机关展开“访史”工作，并且大有斩获，毕永年《诡谋直纪》等新发现对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实际推动之功。稍后，李吉奎、桑兵、廖梅、茅海建、郑匡民、夏晓虹等学者，在各自领域都特别注意日本所藏资料的追踪利用，在文献互补、重建史实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近年来，孔祥吉先生与村田雄二郎先生合作，推出多部中日关系史力作，更将对日语文献中近代史料的发掘推上新高度。不过，尽管如此，相对于日本所存中国近代史料的实际总量，目前的研究可能还只是挖掘了宝库的一个角落。笔者有意追随研究先进的脚步，继续这方面的探索。根据自己的问题和兴趣取向，当时计划研究的对象锁定为晚清曾活跃于中国，或在中日关系史上起过特别作用的一些人物，包括近卫笃麿、根津一、佐佐友房、宗方小太郎、井上雅二、井手三郎、白岩龙平、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宗方小太郎①即其中颇具分量的一人。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大学法学部等处，笔者查阅了“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及相关研究文献，在顺着这些线索爬梳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有关宗方资料的一大部分竟藏在中国国内，具体地点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历史所”)。而不久后，笔者从学校毕业，恰有幸进入这一单位，成为其研究人员的一分子，有了近距离接触宗方文书的便利条件。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对本所藏宗方文书摸底后，其文献数量之庞大、所涉内容之广泛，仍让笔者感到惊讶。两年多来，笔者曾利用宗方日记，对若干晚清政治史问题做过零星考证②，但总体研究进展非常缓慢，这当然与自己语言能力不足、研究精力不够集中有关系。本文尚谈不上对宗方的专题性研究，此处也不拟就一些个案具体展开，只能说以宗方文书为对象，作一粗浅的札记性质的报告，内容侧重于相关文献的梳理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可能的研究面向，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史料与研究：宗方相关文献述略
(一)宗方文书的流转与保存状况
自1884年首度赴华，至1923年在沪病逝，宗方小太郎在华活跃了将近四十年，其留下数量惊人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考察纪行等文书资料，后来被一般统称为“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有意思的是，这一大宗资料现被一分为二，分别存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而后者即上海历史所收藏部分，还占了其中的大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情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宗方小太郎去世后，相关资料被其夫人宗方由起子全部带回东京。1939年，宗方弟子、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东方通讯社社长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又从宗方遗属手中借用了大批资料，带到他当时活动的据点上海。原计划将写完的传记及日记等资料汇编成书，公开出版，但因外部变化，不得不中途告停。他后来回忆说：
昭和十三年(1938)左右，我与海军方面谈及撰写先生传记的想法，海军省为了先生的关系，极愿大力协助，为预备作传，提供全部纸张及其它物资，由上海印刷会社亦予以配合……正在着手之际，东京方面也送来了相关资料，遭遇战败，日本投降，一切无能为力了。已完成近千页的传记原稿，无法带走，此时海军也无法为力。如此海量的重要资料，包括先生的日记、汉诗等等，只能留在了中国，真是遗憾。③
1945年日本战败，波多博被引渡回国，这批文书及宗方传记草稿为上海当局没收。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日恢复邦交，宗方小太郎的女婿宗方丈夫还想方设法寻找这批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调查其下落，但也没有结果④。宗方后人一度失望地认为，这部分文书已永久散失，不复存于霄壤间。
留在中国的宗方文书，一开始并未得到妥善保存，而是流散到了社会上。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年子敏先生在苏州旧书肆发现了这批资料，并将它购回收藏⑤。当初购回时，文书已经全部打乱，只是混杂堆放在一起，后经整理、分类，装订为24册，包括：(1)日记10册；(2)报告3册；(3)事略资料2册；(4)诗稿1册；(5)著作及杂记1册；(6)书籍1册；(7)书信1册；(8)北支那漫游记1册；(9)照片3册；(10)条幅1册。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图书资料室所见的宗方文书的基本样貌(见表1)。
另一方面，当时未为宗方弟子借走而仍保留在其遗属手上的资料，于1976年转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保管，并设立“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卷宗，总计539件，包括往来书信403通、日记4册(1888-1895)及大量报告书(1895-1923)、调查资料、诗稿和照片⑥。
此外，原东京大学法学部近代立法过程研究会(现东大法学部附属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也收藏一部分宗方文书，主要为其遗墨、诗稿和往来书信(约200通)，有索引目录，内容与国会图书馆所藏有重复。
(二)宗方文书内容简介
现存于上海历史所的宗方文书，涉及文本种类繁多，包含信息量巨大。较早时候接触到这批资料的冯正宝先生，对它有一个基本评估：“其数量非常庞大，包括呈送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书(定期报告、临时号外报告)、笔记、地志、剪报、自绘地图、照片及汉诗、书信、日记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宗方亲笔日记，内容几乎囊括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思想、风俗全部领域，尤其在中国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期，日记中的记述非常详尽。”⑦本节就其主要类型，分别介绍。
1.日记、游记
宗方小太郎自1884年开始写作日记，此后极少间断。1923年2月3日，他在上海去世，而日记结束于1月15日。除在华最初三年，即1884-1886年日记尚未发现外⑧，其余日记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中国。也就是说，上海历史所藏宗方日记，几乎无所遗漏地反映了其在华40年的活动踪迹，史料价值极高。
这部分日记共10册，第1到第8册为稿本，末两册为抄本。日记稿本纸张的规格基本一致，均为小十六开纸大小，竖行，以毛笔书写，兼用行楷，总体而言字迹较为端正清晰。每年装订，封面标示以“○○日志”、“○○日乘”字样，每四至五年合为1册。各册中间有各地游历纪行，亦用日记形式，多为单独装订。抄本均用“宗方北平先生全传编纂所”稿纸，系波多博等为宗方作传所辑录的素材。第9册摘录1887-1899年日记，第10册抄录《江苏省游记》(1887)、《山东省游记》(1887)、《北支漫游记》(1888)、《欧米鸿爪记》(1910)等游记数种，其1887年部分因原稿今已不存，故尤为珍贵。
各册日记粘贴、夹带有笔记字条，用铅笔书写，用纸抬头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稿纸”，内容简略，多记载日记起止日期及相关人名、地名。笔者推测，此应为本所人员最初的整理手记。这方面，冯正宝、大里浩秋也做了不少补充整理。今据日记原本、笔记及先行研究，列出目录表如下。
2.报告书
宗方小太郎在华活动的另一隐蔽身份为日本海军省间谍。约自1893年始，受海军省军令部委托，在华从事情报工作，不定期向国内呈送报告书，前后持续将近三十年。据波多博说：“先生一直为海军省异常重视，先生的报告只有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长、次长等首脑人物才能看，对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海军制定对华政策发挥了重大影响。”⑩截至去世前，宗方向军令部总计呈送报告将近700篇，其中有编号的定期报告628篇，其第1号报告标注日期为明治28年(1895)12月24日，最后的第628号报告标注日期为大正12年(1923)1月12日。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报告书总计526篇，其中定期报告466篇，临时报告3篇，号外报告57篇。这部分资料经神谷正男整理，以《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续编相继刊行(11)。这是目前最为人所知，也是最方便利用的一种宗方相关史料。定期报告总计628篇，今缺162篇。上海历史所藏报告书总计96篇，包括定期报告65篇，临时报告31篇。其内容与《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续编收录者，亦有异同，可相互补充。冯正宝制作了《既刊宗方小太郎报告书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藏稿本之对照目录》，极便参考(12)。
书信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件，可能是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致宗方的一通长函，有言“弟所交游者以贵国人为多，则日本人之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必较他国人为更关切，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齿之交，将基于是。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母邦”云云。此函原件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全文收入《孙中山全集》及各选本，因话语意味特殊，在不同场合多被人引用(13)。
其实，宗方文书中的书信类总量庞大，可称述者远不止此。简单分类的话，它包括去信和收信。前一类所存数量不多，收信人主要为日本人，时间集中在日本大正时期。相对而言，后一类存量较大，时间跨度更宽。信主总共约在150人以上，总数超过200通。日本人姑暂不论，以中国人来说，有汪康年、王先谦、孙中山、文廷式、唐才常、郑孝胥、姚文藻、邹凌翰等。相关书信目前多数藏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上海历史所有少量收藏，几乎未经任何整理和利用。
4.诗稿、著作、书籍、事略资料、照片等
宗方自幼熟读汉籍，学有根底，在华又多与文人士大夫交游，吟咏涵养，俨然为“学问优裕之中国一流读书人”(14)。其汉文水平很高，尤擅长作汉诗。他在明治20年代至大正初年所作汉诗的手稿本，按年代顺序分11卷，合为1册，题为《北平诗稿》，又有部分诗稿的抄本，系其弟子为编写其传记而录，目前均藏于上海历史所。
著作、杂记和书籍类，包含内容较庞杂。其中有宗方本人著述和函件，如《宗方藏书目录》、《中国古言集》、《读书杂记》(1895年10月19日起)、《沪游闻见录》(1887年1月3日起)、《对支管见》(1893)、《对清迩言》(1895)、《清国大势の倾向》(1894)、《梁胡两氏应对始末》(1896)等。从文本性质看，有稿本(包括定稿和草稿)，也有抄本，某些抄件的原文或已散佚，因此显得特别珍贵。此外有宗方个人收藏的文档书籍，如《在华从事间谍活动之日人内死亡或去向不明者名单》、《中日甲午战争期上海、烟台之间联络暗号》、《乙未会通告书》(1895)、《巨人荒尾精》(井上雅二著)等。
“事略资料”两册，主要是宗方弟子为编撰其传记所搜集的素材，包括文章、往来书信的一些抄件，各类新闻剪报、照片，生前友好、各界人士所写回忆性文章等。另有少数杂件，如宗方致佐佐友房关于金玉均暗杀事件的手札，孙中山、黄兴等与宗方的合影及名录，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所出汉文布告(12通)、荒尾精致宗方题为“有关间谍活动之方法”的亲笔指示(1888)等。凡抄件用纸均用“宗方北平先生全传编纂所”稿纸。波多博等编写的宗方传稿已初具规模，拟名为《宗方北平先生全传》，惜未最终定稿。还有其妻宗方由起子、好友井手三郎的传记草稿，也保存在“事略资料”中，同样值得留意。
上海历史所藏宗方文书，还包括珍贵的影像类资料。编号B19、B20、B22的三大捆包裹中，有照片总计101张，其中包括宗方个人照、家庭合影、与日中友人合影及时事照片等，另有玻璃底片多张。
(三)宗方研究述评
宗方生前已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有名的“支那通”，在他去世后，日人主办的《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对其生平及葬礼累日均有报道，评价非常之高。有人认为他在华活动，落实于文、武两方面均为功绩卓著，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15)。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对支回顾录》和《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均录有其小传，尤以前者记其生平最详(16)。虽未知作者为何人，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两传都旨在表彰宗方作为“支那浪人”先驱一生贡献于大陆扩张事业。如大里浩秋指出：“它是在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攻势愈益加强的背景下，站在将宗方当做曾经为此打下基础的功臣而加以称赞的立场写成，文中到处引用宗方的日记和汉诗，更显示了这一立场。”(17)
国内方面，最早对宗方进行研究的是上海历史所前辈学者吴绳海先生(18)。早在1957年，他就对从苏州购回的宗方文书进行过整理，后因政治运动，这一工作被迫中断。据冯正宝介绍，他于1980年进入历史所，即作为吴先生助手，在其指导下对宗方文书进行整理翻译。两人合撰一系列论文，可谓国内宗方研究的奠基之作(19)。1986年，冯先生赴日留学，1996年从法政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即以宗方研究为题，并于1997年出版(20)。此书可以说是目前宗方研究著述中，用力最深、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此外，冯先生还在日本期刊上发表论文，对国内所藏宗方文书进行介绍，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21)。
国内早期宗方研究，强调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华的脉络中来为其人定位，关注面与前述日本方面的研究近似，但写作立场和评价口径却刚好相反。这一思路在冯正宝专书中仍有鲜明体现。许多著作、文章提及宗方的场合，都集中于甲午、辛亥时段，对所谓“日本特务”、“海军间谍”的身份津津乐道(22)。以近代日本浪人为对象的研究，也将他与赞助革命、对华友好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相区别，贴上“侵略分子”的标签(23)。因宗方与《汉报》、东方通讯社的关系，在近代新闻史研究中也有一席之地，刘望龄先生在新闻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最有成绩(24)，不过其研究论文偏重揭露宗方舆论宣传的“侵略实质”，取径似仍嫌狭窄(25)。
较近的研究持论相对平实，论域亦有所拓宽。中下正治讨论了宗方兴办《汉报》的来龙去脉，有意从他投身对华事业的全过程中把握其新闻事业的特质，同时非常强调其人际交往脉络的建立及影响(26)。翟新则指出，戊戌至庚子东亚同文会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派系活动，策略和实践层面均呈现驳杂成色，宗方是他特别关注的一人(27)。李吉奎专文讨论了孙中山与宗方小太郎的关系，并由此检讨了过往对在华日本浪人研究的一个取向——“除了像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个别被作正面人物而加以评价外，中国方面对这个群体绝对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宗方其人，涉及在华浪人活动的多样性和隐蔽性，“难于用一句话去做整体的结论”(28)。
另外，从宗方文书的整理刊布情况来看，尽管程度有限，但仍值得一提。据冯正宝介绍，他在上海历史所期间已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宗方资料，编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文书》(30万字)、《甲午战争时期的宗方小太郎文书》(30万字)，但后正式刊行的，只是与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相关的少量部分(29)。又，汤志钧先生在《乘桴新获》一书中，对东京大学藏宗方文书有所介绍，同书附录《关于中国的政党结社》，系据国会图书馆藏原件翻译(30)。总体而言，已译成中文、可供国内学界直接利用的宗方资料，仍然相当不足，相比于海量的现存宗方文书，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日本方面，冯正宝《宗方小太郎评传》一书，“附录”上海历史所藏部分日记，系节录，时段为1900-1917年(31)。须指出的，也是冯先生本人承认了的，在选录这部分日记时，手头并无原文，他是根据用中文抄录的笔记回译成日文，又条件所限，无法一一核校。如与原文对读，已刊日记不免有错漏，利用者须审慎对之。2002年，大里浩秋在沪调查了上海历史所收藏的宗方文书，事后写成介绍文章，并整理部分日记，连载刊出(32)。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里教授参加“辛亥革命与上海”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同样利用了上海历史所藏宗方文书(33)。
三、起点、据点与终点：宗方小太郎与上海
明治十七年(1884)中法战争之际，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渡海来华，是为与中国结缘之始。由于汉口乐善堂、《汉报》等关系，在华时期前半段的事业重心主要落在汉口，但上海对他来说仍有非一般的意义。这里是他往返中日之间的必经门户、历次航海北上考察的首发站，也是个人事业的重要据点。1890-1892年，他协助荒尾精在沪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通晓中国内情的情报人才。甲午战时，他向海军部提交报告《对华迩言》，提出战后对华策略：
战争结束后，我国应对中国施行之事业，兵略上、政略上均不遑枚举，迄今所梭巡踌躇不敢实行之事项，亦可乘战胜之威力，不误机会陆续断然实行……在中国则上海、汉口培养基础，在长江上下游通行轮船；一方面扩张占领地之民政事务，选俊杰为长官，宽猛兼济，恩威并施，大行仁政，怀庶民，来百工，隐然形成一国也。(34)
为事业奔忙，宗方时常往返于汉口、上海之间。1900年8月16日日记写道：“正午船抵上海，余于沪鄂之间，沿长江上下，业已二十四回矣。”
20世纪10年代以后，宗方在华活动重心渐转移至上海。1904年，在原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推荐下，出任院长代理，直至1907年辞去该职。
1914年，宗方在沪创办东方通讯社。据《宗方小太郎文书》收录“上海新闻调查”介绍：
东方通信社(日文、汉文、英文)，拥护日本政策，介绍日本情事及支那问题通信。社主宗方小太郎。主笔波多博。(35)
对宗方来说，新闻社不仅是搜集情报之据点，还包含通过报纸支配舆论、扩张日本国益国权的目的。据井手三郎回忆：
明治二十年(1887)，先生(佐佐友房)居住东京之际，余与宗方二人以先生为后援，共同拟议在支那发行报纸之计划，即以上海为中心，汉口一处，北京与天津一处，福建或广东一处，重庆一处，计划合计五处。(36)
如果说，初期的《汉报》、《闽报》为其新闻事业的起点，东方通信社则使之达到高峰。另值得一提的是，自1907年开始，《时报》以宗方小太郎的名义在上海领事馆登记注册。其日记1907年10月16日记：“访永泷久吉(上海领事)，呈告以予名义监督《时报》报道之事。”借用名义，是指不涉《时报》实际经营，但对报道负有监督责任。当然，宗方也定期从《时报》得到报酬(37)。同时，他通过《时报》关系网，得以结交各界人士，扩大活动范围。1911年4月15日记：
偕中岛乘电车至清和坊情别墅，出席《时报》举办之宴会。东主为狄平、狄南士二人及记者叶寿昌、杨景森、瞿绍伊等。
同年6月26日记：
至扆虹园，出席中国报纸记者之招待会。中国人有《时报》狄南士、《神州日报》经理张寅(号无尘，安徽人)、《民立报》朱葆康(号少屏)、《中外日报》总理兼总编辑章世保(号佩乙)、《中国商务日报》总理俞礼(号达夫)等。
关于在沪日侨生活，有成熟的研究著作可供参考(38)。不过，宗方日记翔实记录了家居、出行、宴饮、会友、吟咏、旅行等方方面面情形，堪谓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手史料。在他笔下，丰阳馆、东和洋行、四马路万年春、一品香、扆虹园、辛家花园……这些业已消逝的地名，如能重新串联，可以拼合复原当时人的生活版图。有意思的是，宗方长期浸淫于中国社会，为人处世的方式相当中国化，日记同时保留了对中国士大夫生活的观察和批评。如1900年5月19日一段日记就很值得玩味：
与井手、绪方同赴文廷式之约。至普庆里谢斐君家，说书者数人陪席，一人名梅花者，容色无双，徐琴仙之说书琵琶，号为江南第一，果如浔阳遗韵，闻之令人断肠。近年来中国士风日坏，每下愈况，每遇宴集，于寓所必有书场，绮罗纷杂，欢笑彻夜，豪奢已极，而谈论时势、讲究国是者，皆由此处而来，可慨哉！
1923年2月3日，宗方小太郎病逝于上海，终年六十岁。2月10日，葬礼在乍浦路本国寺举行，郑孝胥、岑春煊、殷汝耕、狄葆贤等出席(39)。海军省授其正五位勋三等爵，这对一介“支那浪人”而言非常稀见，可视作对其为日本海军所做“功绩”的表彰。他的墓地位于熊本市黑髮町下龙田字小峰，墓碑正面“宗方小太郎君之碑”由郑孝胥所书，台座四周刻有碑文撮述生平，出于井手三郎手笔，其文录下：
君通称小太郎，号北平，宇土之人也。君天资俊迈，夙有四方之志。弱冠就藩儒草野石瀬修学，最好读史。后见知于佐佐克堂，明治十七年清佛开战，乃随克堂航于上海。辫发修语，欲以有所为。二十年变装拟清人，历游北方九省，如夫东三省雨节，旅行最极艰难云。君与荒尾东方斋相善。二十三年东方斋在上海开创日清贸易研究所，君助之，致力者不尠。二十六年毕业于研究所者一百三十余名，研究所亦即时解散。于是君回东京，历问朝野名流，披沥对清策，西乡海相最倾听君之言。二十七年征清之役兴，君冒万死入威海卫，报告敌舰队之出动，有殊勋。旋经上海还广岛大本宫，明治天皇以功破格赐谒。君感激不措，语知友曰：小太郎毕生之愿足矣。二十九年君在汉口，经营汉字新闻汉报。三十一年近卫霞山与同志者创立东亚同文会，君与有力焉。三十三年拳匪之乱后，君有所感断发。三十七八年日露之役，君奔走南北视察形势有所贡献。四十三年君漫游欧米，归后在上海设立东方通信社。大正十二年一月君在上海罹病，二月三日终溘焉逝世，春秋六十。病革，报达天听，特旨叙从五位赐勋三等。配内田氏由纪子。君逝既数年，友人胥谋树一碑于墓畔，勒君略历，垂之不朽，以表追慕之忱。
昭和二年丁卯秋，友人井手三郎撰并书(40)
四、几点思考：宗方小太郎与晚清政治
晚清时期，尤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既有研究中，治军事史、外交史的学者习惯将这段中日关系纳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长期脉络中来考察，对“大陆政策”、“东亚雄飞”、“军国主义”等概念特别敏感；从思想史、教育史角度出发的研究，又偏重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之间源源不绝的文化交流，多见其“同文”、“睦谊”的一面。有海外学者率先提出“被遗忘的黄金十年”的说法，仍然是一个争议性话题，迄未被国内学界所真正接受。对同一段历史产生不同判断，而貌似对立的观点皆不乏证据可供佐证。如先不急于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这一学术现象，恰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有着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要认识清楚，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至少可承认一点，在晚清多数国人认知当中，日本的面目如果不至于清纯，恐怕也不像后来理解的那么可憎。日本在华建立丰富政治人脉资源，中国官绅阶层对其普遍抱有好感，都显得不同寻常。这与甲午战后日本政府、民间双重势力在华长期经营密不可分，而相对于官方层面工作，民间团体触角更广，介入程度也更深。外国势力影响国内政治权重越来越大，“旅华外人”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旅华日本人的能量尤值得注意。
长期以来，晚清史研究一般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而后者注重的几条线索明显为革命史观所规定，现存研究多强调朝野的“对立”，研究重心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与此相关联，对旅华日人的注意，也多落在了与革命派关系密切的如宫崎寅藏、内田良平这样的“日本友人”身上；而同时在华的其他日人，本身活动的历史意义可能并不次于宫崎等人，但由于“革命性”不够那么强，就少受到关注。举个例子，东亚同文会所编《对支回顾录》是非常有用的史料集，其下卷人物列传部分，搜罗广泛，资料翔实，远为中文文献所不及，其上卷早经译出(41)，惟译者以下卷“全是各类侵华分子的传记”，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故弃之不译，殊为可惜。
总括来讲，目前国内学界对晚清时期旅华日人的实际影响，可能估计不足；而这些日本人本身留存了大量文献，对其史料价值的认知及实际利用程度也存在不足。近有日本学者指出：“在大陆浪人问题方面，不仅要求思想史式的研究，还应该用政治外交史式的方法解明其作为非正式接触者在外交上所起的作用。”(42)这一说法突破平面化、简单定性研究的局限，通过具体考察实践行为，予人物准确定位，确给人启发。如将大陆浪人及其他旅华日本人放至中国史语境中，因其在华亲历各种事件，且每每有在现场的取材活动，其记载可以充“证言”(当然须在史料批判基础上使用)，从而丰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就宗方个案而言，如粗略划分，甲午战争应是他涉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分界岭。此前，其活动主要是通过游历搜集情报，通过办学培养知华人才。总的来看，当时其交际圈子还主要是日本人。宗方晚年作《忆八友》诗，提及的荒荷直顺、山内嵓、高桥谦、井手三郎、石川伍一、中西正树、田锅安之助、中岛真雄都是当时同志，无一例外也都是晚清“进出”大陆的日本人中之佼佼者(43)。
约甲午战争末期，宗方已开始思考战后处置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清朝气运将尽，为实现“东亚复兴”，日本应抓住时机，联合中国国内反对力量，有一番大作为。其在《对华迩言》中说：“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旧家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若彼爱新觉罗氏之天下覆亡，豪杰所在蜂起之时，东方亚洲之形势果如何乎？此应于今日考虑之问题也。”(44)
作于1896年的报告书《梁胡二氏应对始末》，未收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其抄件现存上海历史所。当年10月间，宗方赴河南光州，造访梁启元、胡庆焕两位在野名士，揭出“中日提携共谋兴亚大业”宗旨，策动所谓草泽英雄蜂起，报告中有言“欲兴亚洲必先兴中国，欲兴中国者非广结英雄豪杰之士不可也”(45)。大里浩秋注意到，同大批立场各异但都希望改革国家的中国人保持接触，是宗方自汉口乐善堂时期以来的目标，但付诸实践则要到1896年与梁、胡会面之后，与中国士绅如此热烈地探讨有关对中国的看法及如何变革，可谓“前所未有的行动”(46)。
此后，以上海为中心，宗方与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文廷式、张通典、唐才常等人多有往来，商讨兴亚之策。其1897年2月28日记写道：
至广东路之新利洋行，与名士李盛铎、罗诚伯二人议兴亚大事。夜，《时务报》主笔梁启超、麦某会饮于四马路一品香，畅论东方时事……现在清朝在上位者全数腐败，居下者皆无识愚蠢，不足与言，能与共事者，惟中间之士子耳。他日动天下者，必此辈也。故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两国政府之方针如何，志士间互相提携，实乃当务之急。
戊戌至庚子之间，宗方深刻介入中国国内各政治派系活动：随刘学询、庆宽使团访日，从事中日结盟的秘密联络；差不多同时，因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结识；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也将宗方视为己助。1898年10月31日记：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绝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
然而，以上只是宗方对于中国人的一面语。1898年4月5日，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信中说出下面一番话，今人读来仍感到震惊：
以小生鄙见，收揽清国志士之心，待时机到来，助此辈成立一新国，我国或明或暗助长其势力，如同属国置于保护国的地位。极为必要。以使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归我所有，助支那志士在与此二省相邻之江西起事，连同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五省，一举开立新国。(47)
信中露骨地表示日本政府为国家百年大计，不可错失良机，应速制大势之机先。他期待中国地方省份独立，或建立新国，依附于日本，对湖南瞩望最深。1899年底湖南一行，目的在于联络王先谦等地方巨绅，以期使入日本范围。《潇湘泛槎日记》12月23日记：
支那本部十八省之中，论其风俗人心之醇朴坚固，无出湖南之右者。总而言之，此地实为清国元气之根本，原动力之所在……故此，宜及早将我势力向此内地转移，努力结交其士绅大夫，收揽其上下人心，一旦他年时局有变，我即可引而用之。观目下情形，我若欲于湖南着手经营事业，不必拘泥党派之新旧，待以公平无私，实现日清提携。就东方大局而论，务须致力于调和新旧党，使其全省成为一体。要之，其第一着手即令王先谦一派入我范围，对我无所妨碍，进而为我事业之助力。旧党一旦为我囊中之物，新党及其他团体与我早有默契，善为操纵，非为难事。
次年义和团事变爆发，宗方感到这是实现夙愿的最佳时机。由上海急遽北上，抵达大沽，窥探时局。1900年7月26日记：
以我之见，列国应乘此机会，事实上颠覆满洲政府，驱逐皇太后，将满员中顽劣者一概驱除。我日本以此衰朽腐败之大老屋为近邻，危险莫甚于此。故为自家安稳计，应适时将此老屋打坏，搜集新材改造之，如此或可防患于未然……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依据日本的地位，我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为支那人之特色。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故维持不强不弱之支那存在，使其畏我、敬我，无力拒我，此为我帝国之至计。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
综上观之，宗方提倡“中日提携”不过是阻遏西力东渐、维持欧亚均势的手段，“兴亚”实质是指日本的兴起。他介入中国各政治派系，实无所谓新旧分野，更多权宜性的为我所用。随时局演变，中国国际地位低落，“兴亚思想”渐消失殆尽，所残存者仅为“我帝国立于列强争衡之间，扩张国权，拓展国利，折冲得宜，常制列国之机先，据有支那问题之主席位置……”、“我帝国不必徒然拘泥于保全扶植之名义，应争取与列强同等甚或超越之权利，为不落人后，不可不努力从事……”等国权主义理论(48)。《蔡元培日记》1901年7月17日记：
惺斋(蒋智由)示其子伯器函，言日本人于我国有三主义：一外交主义，面谀而阴掺之，如东亚同文会诸人是也。一□□主义，见我国人则狎侮之。一社会主义，实心保全，然人数不多。惺斋又言：同文会诸人在我国者，佯与会党联络，而探其阴谋，以告会长，会长乃以告我国大员，为备以索酬，其事已屡暴矣。伯器言，我国号为新党者，多为外交主义所蒙。噫，人不自立，欲有所倚傍，难矣哉！(49)
作为当时日本大多数亚细亚主义者的共同倾向，所谓“中日提携”始终被认为要以日本为主导，宗方以日本尺度来把握中国动向，殆无疑义。这种“外交主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性格，中国的“新党”不明就里，把东亚同文会诸人拉为同志，往往难免一厢情愿，蔡元培的反思可谓清醒。也难怪，此后宗方与“新党”貌合神离，渐行渐远。这一点在辛亥革命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此时宗方不仅没有和革命同志站在一起，反而成为清朝的拥护者。清亡后宗方与宗社党人往来密切，其日记中不时记载与溥伟、升允、姚文藻、郑孝胥等人的互动，张勋复辟时更与遗民商讨因应之策(50)。
本文无力也无意总结、品评宗方小太郎复杂的一生。此处只是想指出，由于有了宗方文书这样具有“个人档案”性质的巨量史料丛集的存在，对于这一人物的研究，可以避免寻词摘句式的点评或贴标签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尽量贴近史料的内在脉络，叙说一个有生活、有性格、有内涵的历史故事。市古宙三曾说，以前日本的“支那通”或“支那浪人”，给人的印象非常刻板，喜欢饮酒，好做大言壮语……而宗方小太郎与之不同，极少有大陆浪人那种外在的东西，其性格可概括为三个词：致密、细心、准确(51)。这是日本前辈学者对宗方的综合评价。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可能，重新解读宗方，并以此为有效途径，通向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历史认知(52)。
①宗方小太郎，字大亮，号北平，元治元年(1864)7月5日生于肥后宇土藩(今属熊本县)。幼好文史，熟悉汉文典籍，后就读于佐佐友房举办之济济黉学校。1884年10月赴华，以汉口乐善堂药铺为基地，历游北方九省，收集情报。1890年，协助荒尾精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任学生监督。同时受日本海军省委托，在华从事情报工作。甲午战争时充任日军翻译，以业绩卓著在广岛大本营获天皇召见殊遇。1896年接办《汉报》，任社长，后筹办《闽报》。1898年参与发起东亚同文会，任汉口支部长。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14年创设东方通讯社，任社长。1923年2月3日病死于上海。关于宗方生平大要，可参看東亜同文会編：《对支回顧錄》下卷，原書房，1968年，第360—403頁。
②戴海斌：《“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③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原書房，1975年，第706頁。按波多博在二战期间曾任汪精卫政权顾问。
④宗方丈夫：《亡父宗方小大郎を偲びて》，《宗方小太郎文書》，第696页。
⑤⑦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亜紀書房，1997年，第2，1—2頁。
⑥《宗方小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月報》第186号，1976年9月。
⑧据大里浩秋推断：“虽然无法断定宗方日记的起始之日，但明治20年(1887)之前没有记录，这一年年初之后的记录散见各处。据此，可以认为至少是从这一年开始以日记或游记的形式进行持续写作。”参其《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资料》，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年，第468页。
⑨上述四件皆记录于小型笔记本中，这与上海历史所藏日记形式不同。也许是当时宗方匆忙，将一些内容记于小册中，日后一直没有时间将它誊写在大小统一的用纸上的缘故。参看大里浩秋：《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资料》，《近代中国》第18辑，第473页。
⑩波多博：《宗方先生を語ゐ》，《宗方小太郎文書》，第701頁。
(11)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続宗方小太郎文書》，原書房，1975、1977年。
(12)馮正宝：《中国残留の宗方小太郎文書につぃて--付，東京大学法学部おょび国会図書馆憲政資料室所蔵の宗方文書目錄》，《法学志林》第89卷，第3—4号，1992年3月。同文收入氏著《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亜紀書房，1997年，第1—32頁。
(1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3—525页。影印件见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卷首照片；王金昌编：《辛亥革命名人墨迹》，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14)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第693頁。
(15)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第695、706—716頁。
(16)東亜同文会編：《对支回顧錄》下卷，第360—403頁；黑竜会编：《東亜先觉志士記伝》下卷，原書房，1974年，第377—379頁。
(17)大里浩秋：《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资料》，《近代中国》第18辑，第466页。
(18)吴绳海(1905-1985)，云南保山人，1924年以云南公费生赴日留学，1934年京都帝国大学卒业，1958年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精熟日文，尤擅笔译”，译有日文史料多种，包括数十万字的宗方小太郎资料。参见《通变知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历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19)二人合撰论文有：《中日近代关系史中值得注意的人物——宗方小太郎》，《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见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从义和团运动时期宗方小太郎的活动看日本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史论丛》第5辑，1986年。
(20)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
(21)冯正宝发表的日文论文有：《日清戦争？辛亥革命期の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役割につぃての一研究》，《日本歷史》第494号，1989年7月；《羲和団運動期の宗方小太郎の活動》，《日本歷史》第505号，1990年6月；《中国残留の宗方小太郎文書につぃて--付，東京大学法学部および国会図書馆憲政資料室所蔵の宗方文書目錄》，《法学志林》第89卷第3·4号，1992年3月；《宗方小太郎と新聞事業》，《東瀛求索》第8号，1996年8月。
(22)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46页；游国立：《日本特务与侵华战争》，见关捷主编：《日本侵华政策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7—345页。
(23)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军译：《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24)《汉报》存世较少，不易见，刘望龄精心辑录了1896-1900年间《汉报》的主要社论与报道，给研究者带来便利。参氏编《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1866-1911)》，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25)刘望龄：《论〈汉报〉的舆论宣传及其侵略实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以〈汉报〉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6)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ゐ日中関係史：中国の日本人経営纸》，研文出版，2000年，第61—87页。
(27)翟新：《東亜同文会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おけゐ对外理念とその実践》，慶應羲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中译版见《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8)李吉奎：《孙中山与宗方小太郎》，载氏著《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186页。
(29)冯正宝译：《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华书局2007年单行本再版)；冯正宝译，吴绳海校：《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1895)》，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30)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8—339页。
(31)《宗方小太郎日記1900-1917》，载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第279—423頁。
(32)大里浩秋：《上海歴史研究所所蔵宗方小太郎資料につぃて》，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編：《人文学研究所报》第37辑，2004年。按截至2012年，明治23-35年(1888-1902)的宗方小太郎日记，已分载于《人文学研究所报》第37、40、41、44、46、47辑。
(33)大里浩秋：《辛亥革命与上海的日本人——以宗方小太郎为中心的研究》，《近代中国》第21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04—220页。
(34)《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1895)》，《中日战争》第6册，第142—143页。
(35)神谷正男編：《続宗方小太郎文書》，第160頁。
(36)佐々克堂先生遗稿刊行会编：《克堂佐々先生遗稿》，大空社，1988年，第586頁。
(37)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第154—155頁。按大正9年(1920)，因当时排日运动的发生，《时报》改为在法国领事馆注册登记。
(38)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39)《壮厳に行はれた宗方氏の葬儀》，《宗方小太郎文書》，第702頁。
(40)宗方碑文草稿(抄件)，B15《事略资料》第1册；宗方碑文照片，B24《事略资料》第2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41)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
(42)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47—48頁。
(43)東亜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錄》下卷，第403頁。
(44)《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1895)》，《中日战争》第6册，第141页。
(45)《梁胡两氏应对始末》(报告17号，1896年11月18日)，B17《著作及杂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46)大里浩秋：《辛亥革命与上海的日本人——以宗方小太郎为中心的研究》，《近代中国》第21辑，第213页。
(47)《号外·列国の中国侵略と日本の進路》，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宗方小太郎文書》，第35頁。
(48)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第30—31頁。
(49)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50)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56页。
(51)市古宙三：《解說》，《宗方小太郎文書》，第721—723頁。
(52)兹举一例：姚文藻是在以往近代史上很少被注意，乃至提及的人物，最多只是一些新闻报刊史著述一言半语地标明其上海报人的身份，而关于他的史料也非常少见，笔者目前只看到孙玉声《报海前尘录·赋秋生大一山人佚事》对其生平略有介绍。然而，在宗方日记中，姚文藻的名字却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之一，自1896年，彼此交谊维系了近三十年。据日记透露的信息，姚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又绝非简单“报人”可以概括，在1896年收买《汉报》，1899年刘学询、庆宽使团赴日，辛亥后复辟运动等重要事件中，他均居间联络，与宗方密切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发掘此类日语文献中保存的晚清政治实相，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