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境论文,态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做一个总体评估，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水平，但是，我国边境安全环境极端复杂，威胁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但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特点。
一、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水平
（一）建国以后近40年时间，我国边境安全形势一直较为严峻。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边境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中国所继承的边界大致上包括三种形态：一种是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一种是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一种是中国与邻国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这些形态的边界线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双方共同认可的法律保障，都是未划定边界。
为维护新中国的边界和领土安全，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建国之初的50年代初，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很快派军介入，并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进逼，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边界和领土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在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经过长达三年与朝鲜人民和军队的并肩作战，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
中印边界本来是一段友好的边界。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尼赫鲁政府奉行的所谓“前进”政策，造成了中印边境局势的持续紧张。由于印军多次挑衅和变本加厉地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被迫对印实施自卫还击作战。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处于军事对峙的冷和平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中越边境形势的变化可以看作中越两国之间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变化也是由边界问题所引起和由边界问题所强化。越南统一后，政治上追随苏联，敌视中国，入侵柬埔寨，大肆驱赶华侨，占我领土。1979年2月下旬到3月初，我人民解放军被迫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几年，我军又发起过几场大的边境战役。此后，中越边境便处在军事对峙状态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
建国以后的中苏边境曾经是和平安宁的边境。到1950年代末，两国关系的交恶，也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中苏边界，军事对峙的状态一直持续30余年。在此期间，发生多起冲突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和边境安全形势。1962年四五月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外逃事件。1969年3月，苏联军事入侵我国珍宝岛。1970年代以后，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直到1989年，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此后，中苏边界逐步走向了缓和。
在祖国东南沿海，从国民党残余势力退踞台湾直到1970年代末，这里一直被作为前线看待。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就没有停止过反攻大陆的叫嚣和骚扰。从1950年代的金门炮战，到后来的“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及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在闽浙沿海的情报与反情报、心战与反心战、骚扰与反骚扰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直到1979年，历时21年的金门炮击才画上了句号。此后，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台湾海峡的局势出现了缓和。但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扶持主张所谓“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使“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台独”思潮蔓延，并导致民进党的上台。
在香港、澳门收回之前，虽然分别在英国和葡萄牙统治之下，但并没有改变它们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由于香港、澳门的特殊的地位和地理位置，使一些反华和反共势力把香港、澳门作为获取情报、进行渗透的基地。同时，由于内地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在粤港边界发生多次大规模外流闯关事件。规模最大的外流闯关发生于1962年。当时从4月底至7月初，就有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五万多名外流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①这种大规模的外流冲关现象甚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仍有发生。如1979年5月6-7日两天，深圳市2万多群众听信谣传，涌入边境前沿，强冲边防，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劝阻才平息下来。虽然这种大规模的外流事件不多，但小规模的偷渡事件却经常发生。仅仅在1978-1980年的3年中，就有20多万人偷渡进入香港。②粤港边界的偷渡问题在香港回归之前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
（二）近20年来我国边境安全形势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水平。
1.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人民政权就很重视通过签订条约来划定边界，以从根本上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1960年代，中缅、中尼、中朝、中蒙、中国和阿富汗王国都签订边界条约。这些边界条约的签订，使得我国在其他方向上边境形势比较紧张时，这些边界仍然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后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多个方向特别是中苏方向的边界谈判进程被中断。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大加快了与邻国特别是与苏联及与其后的独联体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1991年5月16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该协定。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6月2日，两国互换批准书，这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继承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虽然边界谈判由原来的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四，但西段边界的解决并未出现大的波折。1994年9月，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4月26日，《中哈国界协定》签署，1997年9月24日、1998年7月4日又签署了两个国界补充协定。1996年7月4日，《中吉国界协定》签署，1999年8月26日，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1999年8月13日，《中塔国界协定》签署，2002年5月17日，签署国界补充协定，标志着两国边界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标志着中国西北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93年8月才得以重开。双方经过16轮谈判，1999年12月30日，中越两国在河内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7月6日，中越双方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生效，说明中国与邻国边界除中印边界外基本得到解决，这使中国边境安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
中印边界虽然尚未划定，但两国都同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边界问题，而且，采取措施缓和边界局势，维护边界稳定。1980年代中印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就开始讨论边界问题。为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于1993年和1996年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06年7月6日，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重新开放。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中印边境可以在边界争议尚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保持正常的边境秩序。
2.奉行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
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此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但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宣示和国家交往的实践一再证明着中国所奉行的睦邻政策。近年来，我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③，从而正式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近年来又被进一步概括为安邻、睦邻、富邻政策。这些提法的调整表明睦邻友好政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且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但其精神内核是一贯的。
中国不仅倡导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也努力践行这一政策。中国以自己的努力帮助周边国家克服困难，得到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在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发生后，在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地震后，中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积极帮助。④中国还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区域性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等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为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建立了与邻国和区域组织进行合作的机制。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和平友好注入了新活力。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促成并主办三方（中国、朝鲜、美国）会谈和六方（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会谈，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也巩固了东北边境的安全稳定。
3.促进沿海地区开放，使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
从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起，到1990年，中央决定开放开发浦东，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特区连成一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分析显示，2006年，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四万零四百四十九亿元，占全国的19.3%。⑤成为拉动沿海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经济带。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规划和建设，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带有区域性的环北部湾经济圈也正在规划和建设中。今天，大多数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最先开放的地区正在率先实现现代化。
4.通过沿边开放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使陆地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明确提出要加快西部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这一战略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国家民委倡议发起了“兴边富民行动”。这项行动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宗旨，通过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加大帮扶力度，使沿边一线的各族群众靠边脱贫、靠边致富，在发展中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感情和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⑥“兴边富民行动”惠及范围广泛，涉及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个边境团场，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100多万人口，对加快边境地区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使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长期以来，意味着偏僻、落后的“边”，第一次成了一种资源，一种优势。边境旅游、边境贸易蓬勃开展，区位优势得到发挥，优势资源得到利用。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5.通过实施爱民固边战略，构建平安边境、和谐边境。
承担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职责的公安边防部队，在2005年开展“三访四见”活动⑦的基础上，从2006年开始，又在全国沿边沿海地区实施“爱民固边”战略，努力实现边境、口岸安全稳定等目标，构筑沿边沿海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平安和谐的边防环境。“爱民固边”就是要求公安边防官兵牢记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爱人民，服务群众，履行好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充分发挥边防保卫的职能作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爱民就是要访民、知民、亲民、助民、安民、富民；固边就是要把好国门、守好边界、护好海防，做到依靠党政、赢得支持，依靠社会、联动各方，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全力构筑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战略屏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平安和谐的边防环境。“爱民固边”战略的实施，密切了警民关系，巩固了边防群众基础，完善了军警民联防机制，在沿边沿海地区打造了一张牢不可破的立体防护网，有力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6.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境犯罪，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针对“三股势力”猖獗活动，公安、司法机关保持了高压势头，将“三股势力”对边境安全稳定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加大预防和打击力度的同时，加强舆论宣传，揭露“三股势力”的罪恶活动，2002年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对“东突”恐怖势力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同时，在国际上我国加强了与有关国家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
针对走私、贩毒、组织偷渡等跨境犯罪危害日甚的情况，我国完善了立法，公安、边防、海关等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并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良好合作。我国与缅甸、老挝等国家开展了毒品替代种植的合作，效果良好。我国公安边防部门与俄罗斯边防机关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与日本海上保安厅、韩国海洋警察厅就打击海上犯罪，与越南警察部门就打击跨境贩运人口方面建立了合作机制和联络渠道。我国广东公安部门与香港、澳门警务部门为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建立了警务联络官制度，使跨境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二、我国边境地缘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没有改变
我国面临的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边境地缘环境，表现在我国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在我国周边国家中，存在多处热点地区；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源头；我国边境及周边地区民族、宗教等人文环境极端复杂；我国存在世界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国内特殊边界问题。
（一）我国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千差万别
我国拥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3.2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岛屿岸线，与朝鲜、俄罗斯等14个国家接壤，⑧与韩国、日本等8个国家隔海相望。其中与朝鲜和越南既陆地接壤，也海上相邻。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俄罗斯拥有14个周边邻国，但俄罗斯的周边邻国中，大多属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独联体国家。
在与我国陆地领土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国家中，有世界上领土最多的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国家和民族最多的国家，有5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世界上5个军队在100万以上的国家，即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朝鲜几乎都在我国周边，或把军队部署到了我国周边。在我国周边国家中，有处于经济最发达之列的国家，也有处于经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有作为冷战终结的成果的“独联体”，也有冷战的最后堡垒——分割朝鲜和韩国的“三八线”；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世袭制国家；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有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有国内控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也有国家统治权所及难以到达边境的国家；有作为美国反恐前沿的国家，也有美国视为“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的国家。
在谈到我国周边环境时，还要谈及美国。一般并不认为美国是我国的邻国。但是随着海空交通的发展，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对海上交通依赖性的增强，我们已不能再仅仅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处于大洋彼岸，在地理上远离我国的唯一超级大国，而是我们的邻国。尽管这一邻国与我们远隔重洋，无海上边界争议，但它对我国边境乃至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海上和陆地邻国，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不仅可以凭借距台湾仅2500公里的关岛这一最大美军海外基地将第二岛链连接起来，还可以利用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战略关系，利用“台独”势力将第一岛链连接起来，使中国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内陆国家。美国在利用反恐战争使阿富汗更替了政权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也随之接近我国西北边陲。这就不仅使美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邻国”，而且成为一个对我国边境安全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稳定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邻国”。
（二）在我国周边国家中，存在多处热点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周边地区发生的战争、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军事对峙几乎从未间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到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都是空前惨烈，参与国家众多，其影响所及直到现在，乃至可预见的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现在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仍然是朝鲜战争的直接结果。这样一个格局仍然会持续下去。朝鲜半岛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结束后，其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地位没有改变。反复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焦点的是朝核危机。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各方表现出了灵活性，朝核危机的解决也出现了积极势头，但要彻底解决仍需时日。即便朝核危机的解决获得突破，朝鲜半岛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地位仍然会保持下去。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分治之后，陆续发生过三次战争，在克什米尔地区更是冲突不断。在1998年两国拥有核武器之后，核武器的保护伞并没有使冲突得到和缓。近年来，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有所减少，但两国的军事对峙没有解除。两国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源头在克什米尔。国际媒体称克什米尔是亚洲安全中“潜在的出事地点”，“武装冲突的策源地”，“严重的危机区”等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则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⑨这些说法足以说明，克什米尔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当之无愧。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包含着太多的复杂因素，诸如领土争端、民族矛盾、教派冲突、国内政党斗争、政局变化、外部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了一个死结。⑩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克什米尔问题的彻底解决前景黯淡。
在阿富汗，其内战持续了20年，一直到2001年由于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挥舞着反恐的大旗，出兵这个战乱频仍的国家，推翻了奥马尔塔利班政权，摧毁了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建立了亲美政权。但是，战争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稳定，阿富汗仍然是世界上恐怖事件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中亚，昔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4月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纷纷宣布独立，过去的中苏西段边界，变成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之间的边界。伴随着这些国家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似乎也开始了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的进程。2003年11月，格鲁吉业发生“天鹅绒革命”，2004年11-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2005年3月底，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发生所谓“郁金香”革命。这些颜色革命的火苗也烧到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2005年5月12日，位于中亚腹地的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罕见的武装骚乱，尽管这是一场武装骚乱，但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骚乱背后有“颜色革命”的影子。(11)“革命”虽然造成了政权更迭，但是动荡的政局不可能一下子稳定下来。
在东北亚，俄罗斯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归属未予确定，韩国与日本存在独岛的争议。
（三）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源头
1.我国周边存在的毒品产地，不仅使我国成为毒品过境国，而且也使我国面临着毒品的正面威胁。
“金三角”(12)一直是我国毒品危害的主要来源。2006年，缅北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32.3万亩，同比减少34%；鸦片产量315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加工生产规模继续减少。(13)但是，“金三角”作为我国毒品危害主要来源地的地位没有改变。2006年1至11月，共查破毒品犯罪案件9959起，缴获毒品9.6吨，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1976名。据公安部通报，2006年1至11月云南省缴获海洛因数量占全国缴获总数的80.1%%，缴获鸦片数量占全国缴获总数的91.1%%，缴获冰毒数量占全国缴获总数的75.8%%，云南毒品缴获量占全国比重明显上升。(14)
“金新月”(15)地区对我国的现实危害逐步加大。西北境外，阿富汗2003年鸦片产量超过3600吨。(16)2004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13.1万公顷，鸦片产量达到4200吨，约占全球鸦片产量的87%，对我潜在威胁加大。(17)2005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达154.5万亩，鸦片产量达41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87%。(18)我国新疆、北京、广东等地均破获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走私海洛因案件，虽然阿富汗毒品大量贩往欧洲，但随着“金三角”地区海洛因减少和我国国内毒品消费市场的刺激，阿富汗毒品直接或经周边国家向我国渗透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在我国东北地区也面临着跨境毒品犯罪的威胁。虽然仅从数量来看，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比起西南边境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2.我国周边存在的恐怖主义源地，不仅使我国在地缘上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也由此招致复合式的安全威胁。
我国虽然与阿富汗只有很短的共同边界，但作为恐怖主义大本营的阿富汗恐怖训练营地同样构成了对我国的直接威胁。“东突”恐怖势力就有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恐怖训练营地受到训练。虽然阿富汗政权更迭后，恐怖训练营地受到重创，但是恐怖活动并没偃旗息鼓。恐怖势力的渗透，也使巴基斯坦受到恐怖主义的正面威胁。不仅如此，美国以反恐为名驻军阿富汗，在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使我国面临着由恐怖主义带来的新的复合式的安全威胁。
3.猖獗的海盗活动，威胁我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在增强，猖獗的海盗活动，威胁我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长不过1000公里，宽不过600米的马六甲海峡，却承载着全球贸易中1/4货物的运输量和差不多一半的石油运输量，每年过往的商船超过6.3万艘。然而，就在这1000公里海峡之内，却成了海盗的乐园。根据“国际海事局海盗报告中心”的统计，单单2004年，有记录的海盗事件就有37起。如果算上马六甲海峡西部的印尼海域和南中国海，这一数字达到了169起，占了去年全球海盗案件数的将近60%。在这些海盗事件中，总共有30名船员被杀害，另有30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19)近年来，也有一些我国周边海域发生的海盗事件针对我国，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2006年4月27日，海南省琼海市一艘渔船在我国南沙群岛传统渔场（东经116度40分，北纬10度31分）作业时，遭到一艘外国武装船只枪击、抢劫，出事的船只为琼海03012号渔船。4名渔民被打死，3名渔民受伤，渔船上的导航通讯设备、生产工具等财物被洗劫一空。这是近几年来南沙群岛海域发生的最恶劣的一次我国渔船遇袭事件。
（四）我国边境及周边地区民族、宗教等人文环境极端复杂，各种文化相互交错
我国陆上边境地区大部分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在我国广阔的陆地边境地区，分布着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其中107个是民族自治地方，居住着朝鲜、蒙古、维吾尔等40多个少数民族，与邻国同一民族跨界而居。边境地区人口2200多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47%。(20)
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少数民族的跨境而居都是一个容易衍生问题的现象。对国家威胁最大的是民族分离主义。在我国边境地区和一些邻国，也有极端分子鼓吹和煽动民族分离倾向。这种现象已构成对我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大威胁。但是，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所衍生的问题还不限于此。由于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同文同种同族同教，往来密切，国界意识薄弱，既容易引发国界管理的问题，同时，也容易为贩毒、组织偷渡、贩运人口等跨境犯罪集团所利用。
在我国边境地区，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一点都不亚于民族问题。在我国广阔的沿边沿海地区，各种宗教种类齐全，相互交错。既有我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也有回教，基督教；既有国家承认的合法宗教，也有一些非法的宗教活动；既有丰富多彩的正常宗教活动，也有一些地下宗教活动；既有世俗宗教，也有鼓吹末世论等歪理邪说的邪教活动，境外的宗教渗透活动也很猖獗。这种情况与民族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成为影响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认真对待。
（五）我国存在世界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国内特殊边界问题
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各行政区划之间的边界应采取统一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由国内法规定，纳入国内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基于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各方面的原因，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边界，大陆与台湾岛之间的边界采取特殊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这三段特殊边界，特别是粤港、粤澳边界乃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屈辱见证，也是“一国两制”政策在管理分界线上的体现。对粤港、粤澳边界实施不同于其他行政区划边界的特殊管理制度符合我国政治现实和经济发展水平。香港、澳门都是经济高度发达、人口极为稠密的地区，按照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原来实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对内地群众还很有吸引力，但是两地均难以承受人口的大规模涌入；由于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法律制度不同，也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跨境犯罪在粤港、粤澳边境地区活动猖獗，一些港澳黑社会组织不断向内地渗透。这些问题说明，在粤港、粤澳边界采取某些特殊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而且，这种特殊的管理制度还将继续下去。
蒋介石台湾海峡构成了台湾岛与祖国大陆的天然分际。台湾与祖国大陆目前的分离状态完全是内战的结果。台湾地区的历代领导人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近年来，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变本加厉推动台独活动，引起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威胁地区安全。2003年11月27日，台湾“立法院”三度通过国民党、亲民党版本的“公投法”。“公投法”的通过给台海埋下了爆发危机的隐患。美国在台海形势中，一直扮演着明里不支持台独，反对改变台海现状，暗里纵容台独势力膨胀的角色。美国通过美台情报合作协定与台湾情报机构开展着合作。美国还积极推动售台先进武器。日本的反华势力和亲台势力也加紧了与台独势力的勾结。中国统一大业和东南沿海边境安全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威胁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
威胁我国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因素主要是边界争端、军事入侵和国家统一问题；威胁我国边境安全稳定的非传统因素主要是“三股势力”、跨境民族问题、宗教渗透问题、跨境贩毒、非法移民、走私、海盗等跨境犯罪问题、跨境生态和资源利用问题等；上述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有时还发生相互转化；在我国不同的边境方向上，威胁我国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和非传统因素表现的形式、特点有所不同。
（一）在陆地边境，随着大部分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非传统因素逐渐成为边境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
1.传统因素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影响下降。
我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中俄边界、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使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因边界争端发生战争的概率大大降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我国与周边国家纷纷将自己的战略重心定位在发展本国经济、科技以及提高本国综合国力上，因此我国与周边各国都希望维持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冷战结束后，周边国家以意识形态为由联合起来共同挑战我国边境安全的行为已经完全消失，而且对于解决边境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周边邻国都接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张。所以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
在全球局势缓和的大前提下，我国与周边各国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在发展内地经济的同时繁荣边境地区的经济，推动边境地区的合作，从而创造出繁荣、稳定、双赢的边境安全环境。总之，传统因素对我国边境安全环境的影响在逐渐降低。
2.非传统因素对我国边境安全环境的影响增大。
(1)跨境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影响增大。
从广义上说，民族问题和民族斗争在古代就已存在，只要世界上有民族，就会产生民族问题。(21)由于我国的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跨境而居。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彼此民族属性、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着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些跨境民族有些是在殖民者入侵我国及周边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现象又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22)中国周边的跨境民族问题，新疆最为突出，新疆是我国西北的门户，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400多公里，有9个跨境民族。(23)而中朝边境有大量的朝鲜族居民，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大量难民涌入，局势很难控制。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跨境民族问题，以哈萨克族为例，哈萨克族在我国新疆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但是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则是主体民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其加强了吸引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哈族人到哈定居的宣传组织工作，并提出口号：“世界哈萨克人是一家，哈萨克人皆兄弟”，(24)这种宣传对于我国新疆哈萨克族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有些哈萨克族人希望到哈萨克去，如果不能通过合法渠道进入哈萨克，则可能转而采取非法方式进入哈萨克，另一方面，这种宣传也会对新疆的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民族问题也很容易成为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敌对分子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和发展差距等问题，在我边境地区打开缺口，如支持达赖集团、热比亚集团加紧在我边境地区搞分裂活动。所以，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使得边境地区的安全环境受到了影响。
民族与宗教是紧密联系的，因此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东突”问题就既涉及到民族问题，也涉及宗教问题，而且两个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东突”的指导思想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前者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而这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目的是将新疆从我国分离出去。“藏独”势力也打着宗教的旗帜，达赖喇嘛培养信徒所假借的方式就是传播其所谓的宗教学说，或者通过资助当地的学生学习宗教经文来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灌输等分裂祖国的活动。而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干涉也与民族和宗教问题有关，印度国内一部分人认为，藏族先民来源于印度王族；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来自印度；西藏人疏远我国而亲近印度。(25)
(2)毒品、走私、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跨境犯罪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危害加大。
跨境毒品犯罪的危害强度和范围仍处在上升和蔓延状态中。近年来，我国跨境毒品犯罪出现了多头入境的趋势。从境外入境的毒品一部分在边境地区“消费”，诱发其他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危害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还有一部分毒品流向内地，危害所及，远远超出了边境地区的空间范围。跨境毒品问题的危害也不限于经济、社会风化和毒品滥用，而且还包括贩毒活动与恐怖主义合流的可能性。一方面，贩毒集团需要以武装保护贩毒路线和贩毒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组织也可能利用贩毒筹集资金，甚至利用贩毒集团所开辟的出入境路线潜入潜出。
我国边境地区的走私问题自1990年代就很猖獗，1998年缉私体制改革后，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减少，走私的形式以“蚂蚁搬家”式走私为主。走私对象包括固体废物、文物、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以及成品油、汽车、香烟等普通货物物品。边境走私大多内外勾结，利用边境地区的地理特点，在非设关地区将私货运出运入，逃避海关监管。边境地区的走私活动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打击民族工业，也严重影响边境安全。走私孳生腐败，腐蚀边境地区政权基础。走私还往往伴随着频繁的非法出入境，因而走私不仅构成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也构成对国家边境管理秩序的破坏。特别是走私分子因为要频繁出入境，绞尽脑汁逃避查缉，因而对边境一线的人文、地理情况非常熟悉，熟悉程度甚至超过经常轮换的边防士兵。这不能不说是对边境安全的巨大隐患。
“东突”分裂势力不但在思想上接受了恐怖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接受境外培训，建立营地，实施恐怖的爆炸、绑架等罪恶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对此给予了系统的揭露。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依附于塔利班政权的恐怖势力没有停止活动，并对我国西北边境的安全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此外，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成为影响我国边境安全环境的一大因素，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分离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以及非法贩运毒品、武器集团趁机而起，日益成为我国西部周边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26)中亚地区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影响中亚地区，而且影响我国边境地区安全，即如果中亚国家打击不力，那么这些威胁一方面就会向邻近地区蔓延、渗透；另一方面，在愈演愈烈的态势下，还会启发、刺激我国边境地区的各种不良因素，有时甚至对这些不良因素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陆地边境，组织偷渡的问题原本并不突出，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朝鲜公民偷渡问题渐趋突出，而且“蛇头”在组织朝鲜公民偷渡时，往往先非法进入中国，再转道偷渡蒙古、越南等我国邻国，然后再设法到达韩国或日本，这种偷渡活动对我国边境安全稳定构成了威胁。同时，随着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打击偷渡活动力度加大，一些“蛇头”组织偷渡者转道陆地边境后进入我国邻国，再转而偷渡第三国。在中越边境还存在着猖獗的贩运人口问题。由于中外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组织偷渡和贩运人口的现象将长期存在，但在表现形式上会有所变化，因而，防范组织偷渡和贩运人口犯罪活动对边境安全稳定的影响是长期的任务。
（二）在沿海边境，威胁边境安全稳定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非传统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上升
1.海上划界争端短期内难以全面解决，成为海上边境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
我国虽然与陆上邻国大多签订了边界条约，基本上解决了陆地边界纠纷，但海上边界争端情况依然很复杂。我国与8个海上邻国均有海洋争端，争议海域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域辖区的1/2。(27)而且，与绝大部分的陆地边界问题都是双边问题不同，中国面临的海洋边界问题大多超出双边问题的范畴，这就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黄海，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有25万平方公里，可是在海域划界问题上，中国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划界，韩国主张等距线为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国在黄海上对于中国主张中间线原则，而在东海与日本的争端中，却主张采用自然延伸原则。1991年5月至8月间，韩国在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连续在中方黄海水域进行石油钻探活动，我方提出强烈抗议。2004年7月，韩国还联合日本，在中国东海中方一侧的大陆架进行石油钻探，也遭到中国的抗议。
在东海，我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日本方面曾经数次擅自登上钓鱼岛，在上面建灯塔，插国旗，企图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强行占为己有。东海大陆架是我国的自然延伸，77万平方公里的海区中应归我管辖的为54万平方公里，但是日本却提出中日两国是共架国，要求按中间线划分海域。1974年1月30日，韩国与日本政府签订东海《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等。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上述协定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南海，自从1975年南海海域被发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后，这片海域就成为附近邻国争夺的目标。南海诸岛中四十多个岛屿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丰富的海洋资源被掠夺性开发，越南等国通过在南海开采石油，攫取了大量财富，我到南海进行生产作业的渔民屡屡受到生命威胁。虽然有关国家之间签订了《南海行动宣言》，我国也表明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但划界问题不解决，始终是一个安全隐患。
2.海上地缘因素构成对我国沿海边境安全稳定的潜在影响。
我国是一个具有广阔的内陆腹地的沿海国家。渤海、黄海、东海是东部地区的重要海上屏障，是保护我国东部沿海的第一道海上防线。南海是联系两洋三洲的要冲，同时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航路。围绕这些近海海域的是一系列的列岛所构成的第一岛链，这些岛屿就像一个篱笆将我国大陆国土圈绕起来，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第一岛链，我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国家。而且，第一岛链之外还分布着由一些更为稀疏的岛屿所构成的第二岛链。两个岛链隔断了我国直出大洋的通道。而且我国海上战略通道也为这些岛链所阻隔。这种地缘因素不可逆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着我国沿海边境的安全大势，也制约着我国在维护沿海边境安全方面采取任何对策的回旋余地。
3.前述问题的存在均与海洋资源的争夺和海上通道的控制相互交织。
我国的近海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东测的太平洋的海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水化学资源、海洋动力资源应有尽有，(28)丰富的海洋资源成了一些国家眼中的肥肉，都想撕下一块，据为己有。冷战结束后，南沙争端不断升温，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加紧对南沙资源进行开采，在主权争端上态度日显强硬。(29)这些国家一方面破坏我国对于南沙的主权，另一方面掠夺南沙的资源，仅1999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在南沙海域开采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中国当年全国石油产量的2.5倍、天然气产量的7倍。(30)这种资源的争夺及其所带来的极大利益，将使海上划界问题的解决变得旷日持久，也将使海权斗争更趋复杂化和激烈化。
四、努力保持边境安全稳定的基本态势
虽然我国陆地边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海上边界大多没有划定，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但是，我国边境安全形势与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一样，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只要我们正确地把握机遇，正确地应对挑战，就有可能使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长期保持，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边境环境。
（一）发生影响边境地区局部安全稳定的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在增强。
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来看，我国长期保持边境安全稳定的可能性受到来自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东北方向起，在中朝边境，由于美国、日本没有也不大可能会改变敌视朝鲜的政策，朝鲜也不会自动放弃政权，即使朝鲜核危机得到解决，朝鲜半岛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朝鲜和韩国的争夺直接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群众聚集地的安全稳定，中朝边境面临的朝鲜人非法入境、非法过境等非传统因素的压力还会持续存在。在中俄边境，非法出入境问题和毒品入境问题将会持久存在。在西北边境，边境安全的最大威胁是“三股势力”和毒品入境问题。西部方向，中印边界的解决将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也不会停止。印巴冲突虽然目标不是针对我国，但对我国边境安全有潜在影响，美军驻军阿富汗的永久化使我国西部边境面临威胁。在中缅边境，“金三角”的毒品威胁将长期存在，在中越边境，非法出入境问题特别是越南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问题还相当突出，缅方和越方在边境一线设立的赌场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在南海海域，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保护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东海海域，存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资源争夺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而且也受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威胁东海安全稳定的因素。
在台海方面，台湾民进党不会放弃“渐进式台独”的道路。只要民进党执政，它就会利用它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为台独创造条件。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失去信仰和立党之本的政党，重新执政成为这个党的最大信仰。为了执政，它可以放弃它过去拥有的一切，这就使国民党很容易被台独所绑架。即便是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也必将受到民进党强大的压力，国民党也需要在“内政”、“外交”方面创造“成绩”。而且，不管谁执政，美国和日本都会暗助“去中国化”的企图和活动。因此，不管是谁执政，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和斗争都将继续。如果民进党执政，矛盾和斗争将更尖锐，如果国民党执政，矛盾和斗争将更复杂。
在粤港、粤澳方面，作为“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磨合期还远没有结束。香港和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粤港、粤澳边境的安全稳定。随着香港、澳门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犯罪、非法出入境等问题对边境安全稳定的影响将始终存在。
（二）只要正视存在问题，采取恰当对策，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是可以实现的。
虽然发生影响边境地区局部安全稳定的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增强，但是，只要正视存在问题，采取恰当对策，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是可以实现的。
1.从国际大势来看，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是可以实现的。
当前国际大势，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长，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一极多强的国际政治现实还将持续。虽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仍然是美国的政策方向，虽然美国从来没有忘记通过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给我国制造事端，但他们已不大可能选择以严重消耗自己国力、牺牲本国青年为代价这种传统方式来威胁或侵犯我国边界，而且，美国或其他国家利用软实力和非传统因素对我国边境安全稳定的影响也因地缘因素、国家关系等使危害得到衰减，只要我们保持警惕，我们可以将其影响控制在一个低度水平。
2.从周边环境来看，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有可能长期保持。
从周边环境来说，如前所述，除了两段边界外，我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威胁边境安全的最大隐患得到清除。在东北，只要朝鲜政局不发生大的动荡，中朝边境安全稳定可以得到维持。在北方，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运转良好，已成为有关各方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机制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平台。在西部，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是稳定的，全天候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在西南方，与印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正常进行，中印双方具有保持边境地区稳定的共识。在中缅边境，虽存在跨境毒品问题，但不至于严重威胁我国的边境安全。中越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和北部湾划界问题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正常发展和友好相处的新时期。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争端，但各方均不希望刀兵相见，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此，南海争端变成战略伙伴之间的争端。在东海、黄海海域，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存在争端，但有关国家之间在对待争端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做到了相互克制，不至于发生影响边境安全的重大事变。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的边境安全有可能得到长期保持。
（三）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应当成为我国长期的政策选择和努力方向。
影响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因素的存在将是长期的，但不会影响总体上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因此，在保持边境地区长期的安全稳定问题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正确认识，正确处理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既不能因为边境安全面临好的形势，就看不到危险，也不能因为边境安全面临威胁，就看不到保持边境安全的可能性。要将保持边境安全稳定，作为我们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创造条件，扩大、强化促进边境安全的因素，缩小、弱化威胁边境安全的因素。关注、重视发生影响边境地区局部安全的事件的可能性，包括可能的方向、可能的事件、可能的强度、可能的危害，区分不同情况，制定预案，早做准备，采取措施，努力化解。同时，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的形势，加强边境安全防控的软实力，政治安边，经济实边，科技控边，法制稳边，文化固边，和谐睦边，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边境环境和周边环境。
注释：
①《深圳解密档案：1962年的大规模逃港风波》，《羊城晚报》2005年12月28日。
②张保平、李贤坤主编，《海上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
③“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北京。
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
⑤《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量的近20%》，中国新闻网2007年3月22日。
⑥《国家民委财政部关于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意见》，中国新疆网2005-09-24。
⑦从2005年7月起，公安部边防局决定在边防辖区深入开展以“访贫问苦、访疾问难、访外（外来人口）问弱（弱势群体），人民群众对边防民警看见、敢见、愿见、想见”为主要内容的“三访四见”活动，要求推动群众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⑧2005年9月27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锡金是印度的一部分？发言人称：有关锡金问题，随着中印关系不断改善，这已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了。
⑨杨成绪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第18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⑩同上，第195页。
(11)《恐怖势力还是颜色革命乌兹别克动荡背后》，环球时报2005年5月20日。
(12)“金三角”地区：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及印度等一些邻近地区，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公里。
(13)国家禁毒委员会，《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
(14)《2006年云南禁毒人民战争硕果累累》，《人民公安报》2007年1月8日。
(15)“金新月”地区：主要由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交界地区组成，同时还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部分地区。
(16)国家禁毒委员会，《2003年中国禁毒报告》。
(17)国家禁毒委员会，《2005年中国禁毒报告》。
(18)国家禁毒委员会，《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
(19)《马六甲海峡海盗险情反弹中国主要海运线遇险》，中华网2005-07-28。
(20)全国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在新疆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6/09/15。
(21)金鑫主编：《世界问题报告—从世界的视角观照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22)马大正等：《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第33-34页，引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时事出版社，2002年，序，第6页。
(23)朱昕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4)朱昕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25)朱昕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26)李玉、陆庭恩主编：《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局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27)朱昕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28)沈伟烈、陆俊元主编：《中国国家安全地理》，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29)朱昕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30)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关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