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哥伦比亚大学电子文件研究项目所体现的哲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比亚论文,方法论论文,试论论文,哲学论文,文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子文件研究是当前档案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难点，哥伦比亚大学所进行的“保证电子文件的完整性”的研究项目（以下简称UBC项目）是电子文件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国内外档案界的诸多人士对此项目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并且从多个角度比较了该项目与其它同类项目（注：主要对比对象是匹兹堡大学的“业务可接受性元数据模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研究项目“保证电子系统中文件的永久真实性国际研究项目(InterPARES)”。）。由于电子文件的管理受法律制度、文化传统、行政体制以及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有一个普遍话用或共同遵守的管理模式，多数学者着重介绍了UBC项目的方法论，以期发现研究中可以借鉴之处。但是以往的文章介绍的仅仅限于该项目的科学方法论，本文则首次分析该项目的哲学方法论。
引言
一般说来，方法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哲学方法论，它在认识的层次上，以知识总体为对象，从真理观、价值论的角度，把握认识的普遍性原则，以概念框架的形式，提供一套特定的思维模式。其次是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研究的是对各门科学均有普遍适用性的思维原理与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逻辑方法等等。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它以特定的学科范围为对象，研究使本学科得以精确科学化、得以推进理论发展的方法，如心理学中的个案研究、自然观察、心理测验。（注：陈嘉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1页。）
哲学方法论与其它层次的思维方法的根本区别点在于哲学方法是伴随着特定的概念框架引导思维的，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在UBC项目中，首先从理论上给出了电子文件的定义，然后通过词源考订给出了可靠性(reliability)和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定义，并对其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定义了8个模板，通过这8个模板来分别说明传统文件和电子文件的构成要素。这明显体现了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其具体运用的哲学方法是结构主义和解释学。
结构主义是一种把语言学的模式运用于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它从符号学的角度，为人们打开了一种“整体性”思维的视野，要求人们并不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要求深入把握事物的内部结构。解释学可以定义为对“文本”的阐释方法，它把整个社会文化形态与人的存在，都视为某种“文本”，因此阐明理解赖以成立的条件及其过程、意义，就构成了这一方法的基本目的。以下作者将就这两种哲学方法与UBC项目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UBC项目着重强调电子文件的构成要素，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科学只有两种活动方式，它或者采取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方法，或者采取结构主义的方法。还原主义的方法即把某一层次上的非常复杂的现象还原为另一层次上的更简单的现象，如生命中有大量东西能被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而当我们遇到一些过于复杂且不能被还原的现象时，就只能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即通过了解它们的关系，理解它们的原始组成结构而把握它们。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对事物“先进行分解，然后再在不同的层次上结合。”（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285页。）也就是把对象解析成一些基本的元素、部分与关系的活动，然后对被分解的各项进行组合，组合的结果是“重建一个‘客体’”。（注：巴特：《结构主义—一种活动》，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166页。）但这种重建起来的“客体”，并不是对原来客体的简单模仿，而是使它表现出规律性关系的、可以理解的结构。
UBC项目借用了上述结构主义的机理，在电子环境下，文件是一个很难让人从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的事物，有人可能会将它理解为存储在特定载体上的信息，有人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显示在屏幕上的信息，但这两种理解都带有片面性，因为这都是表面上的理解，没有考虑到电子文件的特性：易逝性、可操作性、不稳定性，正是由于很难用以往的那种原子式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文件，UBC项目才转换了研究视角，将文件解成诸多要素，然后再对要素进行组合，来体现文件的原有性质，实现文件的功能。UBC项目将文件分解成载体、形式、生成电子文件的人员和行为、文件生成的背景、档案联系以及内容七个构成部分。尽管传统环境中的文件也由这几个要素构成，但是这些要素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可以从整体上去理解文件。在电子环境下，这些要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必须分别去认识和管理。UBC项目不仅将文件分成七个构成要素，还对这些要素进行了进一步分解，例如将“形式”进一步分解成实体形式（它由决定文件外在形式的一些属性所构成）和信息形式（由反映文件形成活动及相关活动的诸要素的若干属性所构成），又将实体形式进一步分解，分解成原稿（包括字体、格式、插入、颜色等）、语言、特殊标记（如表明附件或批注的符号、题词、徽章等）、各种戳（数字签名、时间戳等）、操作系统的结构、电子文件的结构、软件等。通过对各个构成要素、子要素的管理来实现对文件整体的管理。上述分析表明，UBC项目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采用了结构分析的哲学方法。
二、对学科知识及相关概念的回顾和借鉴，体现了结构主义另一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提出并加以运用的。所谓“考古学”乃是考察知识的本原、构成的规则条件。福柯的基本设想是：科学的总和是一个活动的系统。在它发展的特定时期，一些先天的原则或概念构成它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认识的领域，在‘认识’中，知识把关于它的合理价值或它的客观形式放在一边，建立知识的确实性，因此表现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不是知识越来越完全的历史，而是知识的可能性的诸条件的历史；这种尝试将发现上升到经验知识的各种形式的结构。”（注：福柯：《知识考古学》，转引自陈嘉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137页。）福柯的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知识的发展历史，从中找出一些共性或可以借鉴的地方。
UBC项目在研究中也采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UBC项目“旨在用纯理论的方式界定电子信息系统的副产品和保证这些具有证据价值的信息的完整性。”（注：Luciana Duranti & Terry eastwood," Protecting Electronic Evidence:A Third Progress Report on a Research Study and its Metholody."Archiv & Computer 5 no.3(1995).p.214.）这种纯理论的方式必然要体现理论的继承性，因而必须对相关理论进行追溯和借鉴。所以，UBC项目并没有仅仅利用档案学的基本知识来进行电子文件管理方案的设计，而是把眼光定位在档案学的前身——古文书学，将档案学的发展追溯到古文书学阶段，而且花费了大量力气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词源的考订。
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杜兰蒂女士认为古文书学基础可以将这一项目追溯到古罗马，而且她认为古文书学对现代文件制作和保存的主要贡献在于它通过对记录过程进行科学研究后得出了一些规则和属性，并以自己的语言给出了记录和文件的定义。（注：Luciana Duranti,"The Concept of Appraisal and Archival Theory",American Archivist57,(Spring 1994),pp.328-324.）同时，杜兰蒂女士说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从深层次分析所使用的概念的历史渊源及内在含义，并在研究过程进一步解释相关的新概念、原则、思想、方法的形成及表达方式。”（注：参见杜兰蒂女士的个人简介http://www.slais.ubc.ca/people/ faculty/faculty.htm）而这正是知识考古学方法运用的体现。从杜兰蒂女士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也能发现这些方法的运用，如《古文书学：老树开新花》(Diplomatics:New Uses for An Old Science)、《文件管理者的历程》(The Odyssey of Records Managers)。
该项目承认，他们“主要运用了从古文书学推演出的概念对传统环境和电子环境中文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古文书学的核心思想是所有的文件都可以用正式元素构成的体系来进行分析、解读和评价，而这些元素本身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是可以从上下文中分离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文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由正式的构成要素来识别的，而不是由文件本身所表达的信息来识别。”（注：Luciana Duranti and Heather Maineil,"The Protection of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An Overview of the UBC-MAS Research Project",Archiavia 42(1996):49.）因而可以说他们借助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档案学的发展渊源进行了考察，并从中得到灵感和启示，所以哲学方法论上的考古特征决定了科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体现了演绎的特点。
三、分析时间在电子文件系统功能转换中的作用，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另一派系——叙事分析法
无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式，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们都是一种“共时性”的思维方式，即很少考虑时间的因素，仅指明各要素在某一时刻的关系，体现了“横向”思维的特征。而普洛普的叙事分析法从发生学的角度入手，注重过程的“功能”序列。虽然叙事分析法仅仅是结构主义在文学上的一种运用，但UBC项目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中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这种运用。
众所周知，文件作为活动的记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乃至完结，文件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UBC项目从发生学的角度入手，充分考虑了时间因素，考虑文件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功能，以及这些功能的转化。因此，UBC项目将文件管理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控制具有可靠性的文件的生成，并保留真实的现行及半现行文件；二是保存真实可靠的非现行文件。（注：Luciana Duranti and Heather Maineil,"The Protection of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An Overview of the UBC-MAS Research Project",Archiavia 42(1996):59.）因为在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和要求是不同的，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文件的形成及真实性，并将形成的真实可靠的文件保存下来，而后一阶段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过程，主要是保存已有文件的真实性。具体实现手段也是有差异的，在前一阶段，主要“通过程序性和技术性手段来控制文件形成者及形成过程的可靠性，定义文件的形式；通过程序性和技术性手段来正确识别文件的背景（行政背景和记录背景），实现安全移交和维护，从而保障文件的完整性”（注：Luciana Duranti and Heather Maineil,"The Protection of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An Overview of the UBC-MAS Research Project",Archiavia 42(1996):49.）；在后一阶段，“文件的真实性则主要靠实体移交进馆来保障，移交之后，主要通过整理和著录等非技术手段来保证文件的真实性。”（注：Luciana Duranti and Heather Maineil,"The Protection of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An Overview of the UBC-MAS Research Project",Archiavia 42(1996):49.）UBC项目认识到了这种功能的转换，因而以文件生命周期为基础，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文件管理系统。
四、强调背景的重要性——体现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分析方法
施莱尔马赫在他所著的《解释学》一书里，提出了语法阐释所应遵循的44条规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对文本的理解须置于当时的语言情景下。（注：陈嘉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181页。）虽然他只是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了语法阐释，但是他强调了背景的重要性。在档案界也曾出现“档案解释学”的概念，加拿大的档案学者理查德·布朗曾在加拿大的著名档案期刊《档案》(Archiavia)中阐述了“档案解释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过程或背景相对于内容的至上性。（注：参见Angelika Menne-Haritz:Appraisal and Selection Can a Content Oriented Appraisal be Harmoniz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118.）
在电子文件管理中，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给电子文件的构成定义为三要素（注：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将电子文件的构成分解成内容、结构、背景三要素。），背景是其中之一：UBC项目对文件的构成要素的定义中，背景是七要素之一；这都说明背景是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UBC项目同样也突出强调了背景的意义，该项目认为背景是“行为发生的法律—行政环境”，而不是技术背景。同时认为背景是电子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定义的另外两个要素进行分解，惟独保留了背景要素。福柯也从背景角度对档案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档案(Archive)并不是由过去保留下来的历史文件和文本所组成，而是由一些决定那一时期的认识型式”(epistemes)、范畴或先天原则所组成。认识型式指的是“在某一给定时期联结起言说实践的所有关系集合，这些言说实践产生了认识的外形、各门科学以及可能形成的系统。……认识型式……是能被发现的一定时期科学间的关系全体，如果人们在言说规则层次上分析它们的话。”（注：福柯：《知识考古学》，转引自陈嘉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138页。）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福柯所说的“联结起言说实践的所有关系集合”就是一种背景信息。
结束语
综上所述，UBC项目通过对档案学的发展史进行了一番考订之后，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借助了解释学的一些思想开展了电子文件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该项目的有些方法与其他项目是有共同之处的，如从微观解析的角度定义电子文件，将电子文件分解成若干构成要素，在诸要素中强调背景的作用；但与其他的项目也有差别，如对电子文件系统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学科理论的继承与其他项目存在很大分歧，而且该项目理论性很强。究竟该项目的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解释学还是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即哲学方法乃至哲学思潮能否为档案学研究所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