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重基[1]2001年在《现代企业区位选择研究中的五个问题》文中认为1现代企业发展的地域空间是区位的拓展和延伸,企业活动空间的扩大必然要求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研究企业区位选择问题。传统企业区位选择一般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或者是在一个区位内进行的。随着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和跨区域的经济活动日益的频繁,现代企业区位选
齐晓迪[2]2006年在《武汉市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与布局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零售企业区位环境和区位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企业的生产力布局已不再是简单地确定厂址;企业区位选择的主体,也不再是中央机关和各级地方政府,而是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的企业和各个独立的企业机构。可以说,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零售企业区位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武汉市大型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从其历史发展轨迹的开始,对不同业态零售企业的具体区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紧紧围绕零售企业区位选择与商圈的发展关系,归结出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根据武汉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促使区位选择合理化的一系列对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我国零售企业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 本文的结构框架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对武汉市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问题的提出、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做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介绍了武汉市大型零售企业的发展格局;在第叁部分,具体分析了不同业态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情况;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与商圈的关系问题;在第五部分详细分析了影响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的因子;并在第六部分提出了合理化区位选择的对策。本文结构安排妥当,环环相扣,论证充分,论据合理。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总结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研究结论。
郭利田[3]2013年在《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规模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日趋增加。1991～2011年台资企业对大陆的累计投资总额为1116.98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为61.71%。单就2010、2011年来说,投资金额分别为146.18、143.77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分别高达83.81%和79.55%。显然,大陆已然成为台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地区,并且有进一步向大陆地区集中的趋势,但是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域分布差异显着。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初期,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上离台湾较近,语言和文化习俗相似的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2000年以后台资企业对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的投资步伐已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投资重心已转向以上海为中心,浙北、苏南为两翼的长叁角地区；2008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成为继珠叁角、闽东南、长叁角之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又一个热点地区,并且台资企业在中西部省区的投资也呈规模化发展势头,形成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辐射的全方位发展格局。虽然与以前相比,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区域更趋分散化,但是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本文在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2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成果,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投资方、受资方和资金流出地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从样本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最后,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推导出有关政策建议,力图为大陆各省区的招商引资与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依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第二章：理论探讨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并在评述国内外学者有关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据此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叁章：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的基本状况。本章首先从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行业分布、地域分布角度全面分析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然后,本章全面回顾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行业构成、区域分布角度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动机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政策敏感性。第四章：影响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本章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从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台资企业在大陆各省区的分布状况。第五章：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本章在综合分析台湾当局两岸政策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状况。第六章：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借助statall.2软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第七章：结论、建议、不足及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然后根据所得结论对大陆地区政府的招商引资提出相关建议,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展望将来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继承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经验和最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结合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域分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得出本文以下叁个方面的创新点：第一,本文首次详细地将资金流出地——台湾因素纳入到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角度紧紧围绕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主体,对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做全面分析。第二,本文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拓展。从两岸软硬环境出发,比较分析台湾当局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的政策形成背景,探讨不同政策期间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以了解台湾当局的政策因素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第叁,在实证研究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本文从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阐述了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探究TDI在大陆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
丁凤娟[4]2016年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重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不断深化,企业如何实现更好地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重庆作为国家的直辖市之一,是内陆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带动力。近来提倡的“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重庆推到了地区发展的前方,研究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时代的必要性。目前,从宏观上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象的文献很多,但对重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将一定程度上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的方法不同,本文采取美国战略家匹兹堡大学教授Saaty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来研究重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这种方法有效避开了直观详细数据的收集,因为有很多数据很难找到。即使有一些,也不全面。采取此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研究深入到具体企业的情况,针对性地选择影响其区位决策的因素来进行分析,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本文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章是文章的理论部分,就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选择理论进行梳理和论述;第叁章分析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别从重庆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总体规模、主体分布、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状况来阐释分析;第四章则是具体运用层次分析法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为了囊括重庆所有的企业,本章将重庆企业分成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来分别研究分析;第五章在结合前一章层次分析法的理论结果和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实际的基础上,就区位选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建议。
苏重基[5]2002年在《现代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内容提要：西方区位论诞生了一百多年，随着企业制度和区位环境的变化，区位理论研究者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我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企业成为区位选择的主体。因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不仅是政府关注的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而且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针，在分析回顾西方古典区位理论和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企业区位选择范围的扩展延伸、企业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安排、企业区位选择取向的动态变化、企业区位集聚的重要形态、企业区位选择的财务评价和我国企业区位选择的主体变化等区位问题作出理论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要把国有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调整作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重要内容，阐述了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区位选择、调整的方向和老工业基地调整、振兴的对策，提出了企业提升竞争力在空间扩张上的要求，分析了企业区位选择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张琦[6]2014年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监理企业是建设工程的基本质量责任主体之一,由其提供的工程监理、项目管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相关建筑技术服务对于保证工程质量、进度并提高投资效益作用重大。更为重要的是,建设监理企业本身具有的生产性服务业属性决定了它的空间活动并不仅仅处于服务区域建筑业可持续增长的从属地位,还可对产业结构转型中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发挥重要作用。鉴于当前支撑建设监理企业发展的区位研究薄弱,企业区位选择、空间扩张和演变规律与机制尚不清楚,论文将建设监理企业这一特殊的生产性服务业带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等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命题之中,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建设监理企业群体和个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布特征与活动规律,梳理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生产性服务活动的空间规律及其与城市和区域发展间的内在关系,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丰富和细化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开展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深度。论文在界定建设监理相关概念并详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经济地理学学科视角提出了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研究的框架结构。其次,从区域尺度上透视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建设监理企业的空间分布、结构演进及其与区域环境的交互作用,提出了企业区域格局优化的对策；再次,将研究视角深入至城市内部街区尺度,系统分析了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向城市内部特定资质属性场所集聚的影响因子与动力机制,并据此识别出建设监理企业与城市规划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基于对个体建设监理企业空间活动特点及其规律的理论分析,详细探讨了个体建设监理企业的区位模式演化过程,深入发掘了区位地理邻近与提升建设监理企业内部知识传播效率之间的关联作用。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建筑业生产方式垂直分工和工程建设监管职责外部化等客观要求赋予了建设监理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职能属性。在此背景下,综合了经济地理、企业地理及相关学科领域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建构了覆盖宏观区域分布和微观城市区位、囊括企业群体空间活动规律及个体空间行为特征的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研究框架。(2)基于建设监理行业调查与arcgis技术,研判了中国建设监理企业在数量规模、营业收入与从业人员上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的服务特点,提出了4类9项影响建设监理企业空间分布的因子体系；分别以2006年和2010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企业数量与企业优势度(企业资质水平指数QI)为基础,结合省域层面的统计数据及自主调查资料,运用回归分析、偏相关分析等技术手段,剖析了各项影响因素对企业空间分布的作用性质、强度及变化特征；根据省区尺度上企业空间发展与地理环境关联要素的相互促进与抑制关系,提出了协调企业区域格局的对策和建议。对宏观层面企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表明：①建设监理企业的空间分布呈广泛而不均衡的态势,区域层面上企业多集中分布于中国东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城市层面上则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大城市为企业集中分布地；各省区建设监理企业优势度(QI)的分布亦按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变化,呈东强西弱的不均衡格局。②对企业数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反映出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工程技术人员与勘察设计企业数量均长期而显着地影响着建设监理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互联网与行业协会的影响作用则在新近一个时期变得较为显着。③偏相关系数的变化特征揭示出建设监理企业优势度与企业数量指标的地区差异成因有所不同,企业优势度主要取决于各地的技术市场活跃程度、专业化工程技术人员保有量以及建设监理行业协会组织的发达程度。(3)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提出了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因子体系,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一方面,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及Geoda软件,研判了2000年至2011年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另一方面,在大量详实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工程资料支撑下,应用空间分析技术及回归分析模型,在街区尺度上考量了各区位因子对于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性质及贡献程度。对微观层面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及实证检验结果均支持下述结论：①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占有人力资源并享受优惠政策等叁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而建筑技术服务企业间交互作用则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首要影响因子。③不同区位因子对建设监理企业选址的影响程度差异性为摸索企业布局的城市空间规划指引提供了线索。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需要所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和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从理论上对个体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的空间扩张和演变进行了系统探讨。从工程建设活动的内在要求出发,通过深挖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空间扩张过程中的进入性优势和根植性劣势,并将其与企业空间扩张的生存性目标相迭合,得到了该类企业区位分布的总体演化规律、模式及阶段性特征。与此同时,基于企业空间扩张的发展性目标,对区位地理邻近与提升企业内部知识传播效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方面解构和重构了建设监理企业知识传播的通道类型；另一方面则将建设监理企业蕴含隐性知识再分类为共享型和独占型,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空间传播特点。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知识传播通道类型的结构属性差异,考量了其间不同种类隐性知识空间传输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并据此得出对上述关联性问题的合理解释。(5)借助企业案例研究中获取的丰富数据和资料,通过对叁个关键命题的实证检验,较好地验证和诠释了个体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的空间演变规律。主要包括：①建设监理企业区位的总体分布格局随时间推移呈现显着的不均衡特征；②建设监理企业区位演变模式具有“先全面开花、后竞争性选择”的特殊规律；③建设监理企业内部知识传播效率提高与其区位地理邻近的正向关联仅在共享型隐性知识流动于交互矩阵式知识传播通道时才会发生。
王方方[7]2012年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焦点之一，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广泛关注。中国内外经济结构的平衡，与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升，都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研究所需考虑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西方企业异质性理论，通过观察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演变特征，对企业异质性FDI理论进行扩展，总结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叁元扩展边际，并建立OFDI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得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规律与差异，以期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进而从中国企业与政府两个方面来推动中国OFDI的科学、健康发展。首先，通过对国际FDI异质性化特征分析，以及在异质化条件下中国OFDI的叁元边际扩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中国OFDI的互动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构建了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在此框架下，用企业异质性的叁元边际扩展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逻辑演绎，得出企业异质性所产生的OFDI数量扩展、模式扩展以及空间效应对OFDI区位选择产生直接的关联性影响。框架分析对后面叁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都起到引领与概括的作用。其次，基于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对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进行理论演绎，得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以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国际化；通过对企业OFDI数量边际扩展的分析，得出企业OFDI的数量随东道国市场吸引程度的增强而增加，而东道国市场的准入门槛越低，则越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对其进行OFDI；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样本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发现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上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在OFDI的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目的地数量会更多；而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也越多。第叁，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通过将中国OFDI的结构进行分解，把贸易引致型OFDI纳入模型中，并利用中国企业数据对分解后的投资模式与区位分布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引致型OFDI对贸易与OFDI总量产生双重影响，基本表现为：随着贸易与投资成本的降低，企业会增加以贸易引致型OFDI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在总量上表现出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关系，而分解的OFDI模式与OFDI地理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再者，本文构建一个扩展的叁国模型来演绎OFDI企业如何选择不同区位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网络化效应，企业更倾向于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已拥有的水平型OFDI区位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企业产生的空间网络化效应也十分显着，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以贸易引致型方式进行OFDI时，更倾向于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那些市场潜力非常大的区位，进一步说明了企业在发挥OFDI模式扩展效应的时候，贸易引致型OFDI由于主要以扩大国际贸易为目的，因此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是其最为合理的选择。紧接着又通过华为公司国际化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说明了跨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中网络化效应的重要性。最后，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条件下OFDI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以OFDI扩展的叁元边际为角度，从企业与政府两个主体层面提出加快中国OFDI由“量”到“质”转变以及企业更科学地进行OFDI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OFDI的稳定、健康发展。
许树辉[8]2009年在《基于供应链嵌入视角的企业空间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市场机遇和竞争压力,使得基于供应链的竞争模式成为当前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力量源泉。因此,站在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层面上研究企业空间组织问题,对于越来越融入全球化网络之中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供应链竞争取代单个企业竞争为前提,以企业内部研发、采购、生产、组装、销售和企业外部一、二级供应商作为研究范围,沿着供应链区位嵌入----供应链本地化----供应链全球化的成长轨迹,展开企业空间组织研究。全文分为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两大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第二、第叁、第四和第五章,主要从供应链嵌入视角尝试构建企业空间组织的理论框架;实证部分包括第六和第七章,以汽车制造企业及其在广州布局的日本丰田企业作为案例,研究汽车制造企业的空间组织,验证理论假设,得出结论。第一章,根据国内外发展现实、以及已有相关研究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明确本文研究的思路框架。第二章,在回顾总结企业空间组织以及供应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归纳梳理供应链在不同时代的组织形态及其特征,进而提出企业空间组织理论研究的供应链嵌入视角架构。第叁章,在论述企业区位选择的传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供应链嵌入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其战略导向。第四章,根据原子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供应链区位嵌入及其供应链本地化的特征归纳,分析企业供应链由本地化走向集群的演变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及供应链本地化集群的基本类型。第五章,根据企业全球战略驱动下企业空间组织由封闭的本地化集群走向开放的全球化网络过程,研究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形成、分工、空间结构及其网络治理。第六章,作为实证研究之一,以欧、美、同汽车制造业集群为例,分析汽车制造业由供应链本地化集群走向全球化、并最终在全球形成“多核式供应链网络”的空间扩张轨迹,探讨全球汽车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分工与治理模式。第七章,作为实证研究之二,对跨国汽车公司供应链由局部嵌入到逐步深度嵌入中国市场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跨国汽车公司供应链嵌入中国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及其在华供应链空间组织的本地化集群趋势。进一步,以丰田公司作为个案,分析其布局、嵌入广州的动力因素、在广东省域内的供应链空间组织模式、对地方汽车产业的影响以及其供应链走向全球化的成长路径。第八章,作为全文的“结论”部分,总结本文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以及后续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的内容。通过理论部分的探索,从中发现:企业区位嵌入开始于供应链的节点嵌入,本地化组织是企业供应链集群的基础,企业由供应链本地化集群走向国际化、全球化,是供应链本地化集群在新兴市场上的复制与衍生过程。企业空间扩张的最高组织形态——全球供应链网络,是基于供应链节点、供应链本地化集群以及供应链本地化集群之间的供应链联结而成的网络。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演变为供应链竞争的当今时代,随着供应链关键要素(如领导企业)区位嵌入及其空间组织的进一步拓展,企业供应链组织在空间上的投影,具体表现为由点(供应链试嵌入)→线(供应链局部嵌入)→集群(供应链深度嵌入、供应链本地化)→网络(供应链区域化、供应链全球化)的递进过程。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汽车制造企业区位嵌入过程中,供应链集聚因素起到重要作用,领导企业跨区域投资的成功示范最终导致其原有供应链中的一、二级供应商和竞争性企业的跟随性嵌入,并催生了本地供应商的大量涌现,由此,一个供应链本地化集群会伴随领导企业(或其子公司)的区位嵌入而逐渐形成和成长。在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汽车制造企业采用的是一种依赖于母国已构建的供应链本地化集群,在海外市场衍生出若干新的供应链本地化集群的空间扩张模式。这一供应链本地化集群,在当地区域市场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与其母国集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供应链联系。因此,跨国汽车公司空间组织,就是以其母国供应链本地化集群及其在海外衍生出来的若干个集群作为基本框架,并由众多供应链节点作为构成要素的供应链联结网络。
罗红伟[9]2006年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指出区位选择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活动，其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对我国企业而言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缺乏成熟统一的区位选择理论作指导，在区位决策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分析框架，导致区位决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盲目的区位决策造成区位选择的集中化。区位结构不合理，引起了诸多现实和潜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为指导，以比较优势为分析范式，采用了规范分析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对西方国际直接投资及区位选择理论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了区位选择的一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综合、更完善的区位选择分析框架。本论文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层次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区位因素、企业因素和政府因素是决定区位选择的内生变量，叁者合力作用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区位-企业-政府”构成了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 在此分析框架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进行研究，从区位、企业和政府叁方面分析现存问题的成因。针对成因，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提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优化的原则、方法、思路和具体的对策措施。在研究中，本论文提出，区位选择优化是事后对区位结构的调整，在区位选择优化过程中应遵循动态分析和优势分析原则；以“价值链”为区位选择优化的分析方
苏兆国[10]2009年在《基于集聚效应的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文中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集聚的趋势。企业、资本和人口在特定区域内大量集聚,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产业集聚产生的强大竞争力,引导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壮大,实现我国经济从东部到西部逐步协调发展的伟大宏图,必须认清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当代产业集聚现象研究学者认为,企业层面集聚现象研究认为企业集聚是企业分散的偶然结果,忽略了企业通过协作追求集聚带来的行业外部性经济的区位行为；而组织层面上集聚现象的研究强调了行业外部性经济对集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选择区位的能动性。因此,在工业组织层面的集聚现象研究和企业层面的企业区位选择建立起联系的纽带是研究集聚现象必须补充的理论。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我国工业制造业19个子行业的统计数据,以马歇尔、韦伯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聚理论为基础选择了代表成本因子、需求因子和创新因子的8个指标,建立了统计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度与区位因子经济指标间的相关关系。统计结果表明,需求规模、生产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与集聚度相关度高；需求规模和集聚度正相关,生产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与集聚度负相关。以霍特林(Hotelling)线性城市模型拓展研究的价格——区位均衡模型为基础,分析追求产业集聚效应下的较大需求规模、生产成本节约和交通运输成本节约的同质企业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追求集聚效应下的较大的需求规模和生产成本的节约促使同质企业在特定的区域内集中,而产业集聚效应下企业和消费者间交通运输成本的节约对同质企业的集聚没有促进作用。由于同时消费互补产品消费所产生的效用明显大于它们单独消费时所产生效用之和,因此互补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区位邻近使得消费者同时消费互补产品成为可能。集聚效应作用下的生产成本节约、需求规模扩大和单位距离交通成本的节约促使生产互补产品的企业在空间上选择邻近的区位,形成产业集聚。数量——区位均衡模型是霍特林线性城市模型的另一个变种,本文以此模型为基础,分析发现集聚效应下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节约对下游企业区位的选择有吸引作用,集聚效应下下游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对上游企业区位有吸引作用,单位距离的交通成本节约对上下游关联企业区位的集中有吸引作用,所以集聚效应下的生产成本节约、需求规模扩大和单位距离交通成本节约促进了上下游企业区位的空间集聚,形成了产业集聚。通过以上的成果研究建立了企业层面和工业组织层面的集聚机理理论的联系纽带。
参考文献：
[1]. 现代企业区位选择研究中的五个问题[J]. 苏重基. 经济学家. 2001
[2]. 武汉市大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与布局研究[D]. 齐晓迪.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D]. 郭利田. 南开大学. 2013
[4].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重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D]. 丁凤娟.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5]. 现代企业区位选择研究[D]. 苏重基. 四川大学. 2002
[6]. 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张琦. 西北大学. 2014
[7]. 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D]. 王方方. 暨南大学. 2012
[8]. 基于供应链嵌入视角的企业空间组织研究[D]. 许树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9].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D]. 罗红伟. 四川大学. 2006
[10]. 基于集聚效应的企业区位选择研究[D]. 苏兆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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