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苗翠翠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质上是一种关涉“实际生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具体而言，其对“实际生命”的关涉表现为深度关切人民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文明新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虽然同处于现代性文明体系的框架中，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强调个人利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以普世价值为规范，使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终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表征的文明则强调人民的需要，以生活逻辑为核心、以共同价值为规范，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新形态。这一运思逻辑内在地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不断满足全世界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根本价值旨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破解了“文明终结”的时代问题，致力于向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趣的新的社会形态前进。只有在哲学意蕴、运思逻辑、价值旨趣相统一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论；美好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契机。为解决人类发展和全球问题，中国逐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案。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对人类文明走向做出中国判断：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同呼吸、共命运，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中，习近平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理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并作为一种崭新实践不断被推动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含着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福祉统一、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深刻内涵，其实质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理念，“一般而言，当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新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出现领头羊发展方式转向的时候，文明重心转移便会自然地产生”［1］。新时代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塑造和引领了文明新形态。
和谐度H取值介于0和1之间，和谐度越大，代表系统越和谐，H=1则代表系统处于完全和谐的理想状态；0.8
针对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世界发展等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方案，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性和实效性，无疑会遮蔽其深层的真实内涵和内在的价值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可，甚至成为时代最强音，本质上是因为它是一种着眼于实际生命生存和发展、关切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只有在哲学理念的高度上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深刻地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何以能够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广泛影响并具有普遍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代独特的社会历史维度中提出的一种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下行文简称“新时代”）的背景框架。时代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对的质的区别的社会发展阶段”［2］，新时代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属于已经实现了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意味着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整体，国与国紧密相连，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彼此相依。由此，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议题。
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属于存在论（ontology）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所谓的存在论是与认识论相对立的，它并非认识论所指的那些不关涉实际生命的存在或单纯追问“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3］，而是关涉实际生命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指出的“哲学问题关涉那种在当下被称呼存在和被解释存在之方式中的实际生命存在”［4］，他关涉的实际生命是人这个独特的存在者即“此在”。其存在方式是“在世之在”和“与他人共在”，即人与世界、他人的同一与共在。“此在”意味着近代以来哲学主题的一种转向：从知识论转向“与人相关涉的存在论”。西美尔具体阐释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存在论的哲学关切，“在西美尔的意义上，哲学对实际生命关涉就是要揭示人类所经受的深重苦难”［5］，人类所经受的深重的苦难不仅是整个生活世界构成的核心内容，也是切中社会现实的关键问题。
气孔是植物调节自身和外界环境气体交换与水分蒸腾的一个重要通道。因此，气孔密度、大小及分布等指数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这是植物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的原因。从图3看出，地枫皮气孔器类型均为平列型，气孔突出，呈椭圆形或近圆形，由2个肾形的保卫细胞构成，副卫细胞与保卫细胞平行排列，绝大多数气孔呈张开状态，稀闭合。
马克思鲜活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所深受的苦难。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6］349，“吸血鬼”“毒蛇”的隐喻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而遭受的苦难。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种苦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6］，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呈现为一种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且表征了一种政治上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1，这构成了“人的最高本质”的绝对命令，也是对人类深受苦难的现实关切。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下中国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度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实际生命”的关涉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度关切人民的需要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当代对实际生命的真正关注、真实关切。
欧瑞康巴尔查斯是世界一流的涂层供应商，致力于开发各种涂层和涂层工艺、销售系统以及生产设备，所生产的涂层可明显提高工具和精密元件的性能。其涂层以BALINIT®品牌进行营销，特点是极薄、比钢硬，可大大降低摩擦和磨损。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专业的涂层解决方案及现场服务。
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懈追求人类解放的动态过程。罗素认为共产主义建立之后不会再发生什么革命，从而与黑格尔所叙述的“绝对观念的完美体现”的普鲁士国家并无二致，没有阶级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使人类“必然永远都处于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中”［15］。把共产主义理解、阐释为一种既定的、完满的社会状态的论断存在一种根本的误解。首先，马克思并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美的社会状态作出具体的细节描绘或乌托邦式的预言，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其次，罗素的论断把共产主义社会悬设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状态，并在认识论层面作出一种外在性的阐释，遮蔽了人类解放的价值旨趣。事实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具体细节的描绘着墨甚少，并且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并未停留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认识论层面，而是上升为更高阶的关切人类解放和人类幸福的存在论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言共产主义社会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而非少数人的解放、资产阶级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对全人类的解放提出强烈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资本论》中也提出人类要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懈努力。由此可知，共产主义的价值旨趣呈现为对人类解放、人类幸福、人类自由发展的追求与探索。
当代各国皆处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不能抽象掉资本的文明面，也不能陷入非历史的终结论，因此问题转向以何种方式利用这一文明面，发展出一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面对新时代的需要，针对新问题的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应运而生。吴晓明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一方面采取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其进程又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现代性的范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必定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只是从这种锻炼中产生的”［1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在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充分发展、历经利己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的洗礼和考验之后逐渐提出的。中国逐渐扭转以个人利益和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以人民需要和生活逻辑为轴心的发展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是一种以人的尺度为衡量标准的生活逻辑。所谓生活逻辑是相对于资本逻辑而言，并非以个人利益和资本增值为目的，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实现。生活逻辑主要通过驯服资本的方式，充分利用资本文明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造福全人类。所谓驯服资本就是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使资本变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类的自由发展服务。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11］。资本变成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的是所有制关系，即资本或财产属于哪个阶级所有之物。同时发生的根本改变是资本从为少数资本家服务到为全体社会成员造福。因此，中国方案不仅注重由资本增值带来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把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转化成人民的美好生活。
（3）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推进水务科技跨越发展。全力打造楚禹公司专业技术、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团队。强化资质建设和产品研发，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寻求向其他相关行业延伸发展。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造，积极推动资产（本）向证券化方向发展，推进楚禹公司跨越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培育发展新的增长极。对国家鼓励支持发展且发展空间大、符合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未来发展方向的项目，从政策、体制、机制、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形成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鼓励支持个人创业和投资参股企业升级改造。
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相适应的是“共同价值”的思想。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正式提出了“共同价值”的思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3］。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曾经深刻体会了战争带来的创伤的中国人民发出的真诚愿望。公平和正义既是主张国泰民安、天下为公的中国精神的体现，也是倡导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共同价值的展现。民主和自由既体现了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态度，也体现了和谐万邦的国际理念。因此，共同价值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立足于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共存共荣、共建共享、和谐包容的基本理念。“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公平与正义的基本理念、民主与平等的兼容态度三者的有机统一。因此不论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国际新秩序构建理应以“共同价值”为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
二、生活逻辑和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思逻辑
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通过驯服资本逻辑开启生活逻辑，通过颠倒物的标准回归人的尺度。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资本逻辑从属于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的生活逻辑，这种对资本逻辑的颠倒使得社会发展从“物的标准”回归到“人的尺度”，从资本逻辑为支撑转变为以生活逻辑为轴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逻辑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过程的始终。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迎来了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义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向：从对物的依赖性的拜物教式的迷恋到对人的自由个性的追求和憧憬，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迫切需要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的文明作用取得的巨大胜利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居于统治和支配地位。换言之，现代世界的文明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轴心展开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蕴含着一种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这种“强权”的权力体系是以资本的全球逻辑和力量分布获得基础定向的。现代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资本的逻辑和物的标准为轴枢，使人类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冰冰的利己主义”“露骨的剥削”中自我异化。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经济上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在政治上强调维护个人权利，在价值理念上积极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精神，个人利益、民主权利、自由平等构成了其现代性的文明景观。西方资本主义认为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西方民主制度是至今为止最好的制度，人类不可能找到比西方民主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因此走向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文明的终结。然而，走向终结的文明并未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解放、自由、平等、博爱，却使人类在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陷入丧失自我的困境。实际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与价值观念上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都是由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资本逻辑衍生出来的。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对“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进行分析与批判，揭示出自由、财产权、平等、安全等“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7］。政治权利和普世价值都是维护和保障个人利益的手段。由此可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突出强调了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中国方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与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变化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一定话语权。正基于此，“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认中国争霸是经济迅猛发展的自然结果。甚至像大卫·哈维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中国是正在形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帝国主义”［8］。作出这种判断的前提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崛起，由此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争霸，中国强大必然主宰世界文明体系。然而，这种隐忧存在一种判断的错位，把两种文明、两个标准、两套体系相混淆。事实上，中国方案的衡量标准应在于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综上可知，中国方案不论在国内发展还是全球治理上必然要构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共同体，必然要塑造和引领一种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的新的文明形态。新时代的文明新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虽然都处于现代性文明体系的框架中，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异。新时代文明新形态蕴含着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逻辑标准和价值旨趣。
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任何前资本主义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文明”。因为“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9］。首先，资产阶级利用工业化的发展契机开拓了世界市场，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帷幕，打破了各国以往的封闭状态，建立起了广泛而普遍的联系。其次，资本的文明进一步表现在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榨取剩余劳动的剥削方式，“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因素的创造”［10］。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庞大的生产资料”“交换手段”“巨大的生产力”，也是《资本论》开篇处提出的“社会财富”“庞大的商品堆积”。显然这些都属于“资本的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县域电力通信网作为最末端的电力通信网，承载电网与用户的信息交互，是电网业务向服务化转型的最前沿。而现有的低压侧通信大都采用无线公网技术，尚不能承载如此庞杂的信息量，如何应对用户侧的信息交互是电力通信网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还需要考虑此类信息的储存问题。智能电网发展将为电力通信网带来新的挑战，也是电力通信网全面发展的契机。
以生活逻辑为轴心、以共同价值为准则的新的文明形态并非东方从属于西方抑或西方从属于东方的对立或冲突的文明，而是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讲的“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4］。新时代的文明理应形成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新的世界文化体系。
三、美好生活与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的“实际生命”是“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逻辑必然指向人民乃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处在不断生成、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是指向人类自由解放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更是在其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类遭受何种苦难取决于具体社会阶段中存在着的主要矛盾。二战时期人类不得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极端方式获得生命的拯救、独立与解放。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深受“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和“强权逻辑”的侵害及侵略战争的荼毒，不得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呈现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因此，首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站起来”。所谓“站起来”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人民脱离侵略战争和殖民奴役的苦海。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首要战略目标发生相应转变，从“站起来”转变为“富起来”，让人民过上富足小康的生活。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呈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机遇期。人民需要的是和谐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中国的发展变化为典范的“人民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民，同时表达了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分享鲜活的中国经验、贡献厚重的中国智慧、提出有效的中国方案的表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价值旨趣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理念：“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6］历史的原则和过程性思想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力量，也体现了未来社会美好理想的道义力量。”［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共产主义价值旨趣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的关涉，在理念本性上，呈现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对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人类解放、人类幸福的深度关切；在发展方式上，展现为一种免于奴役和实现自由的相互统一的过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环节、暂时状态、当代阶段。追求美好生活应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不仅要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还要面向人民的发展与幸福等多重维度。
美好生活是全方位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动态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7］。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当前最伟大、最根本、最艰巨的任务。“最伟大”是因为以人民需要为中心的美好生活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实现。“最根本”是因为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最艰巨”是因为人民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生活”是全方位的，如明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加强绿色发展的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都是围绕不同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重向度的需要而提出的。以美好生活为旨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一种抽象的完美的终极状态，而是一种不断追求美好生活、为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努力的动态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现实关切的哲学意蕴、以生活逻辑和共同价值为基本前提的运思逻辑、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为目标的价值旨趣，在世界各国产生广泛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质性变化不仅展现的是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形成，而且其发展经验和发展方向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新的选择。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指出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关于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称赞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开辟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俄罗斯科学院卢嘉宁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全球化进程的新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表示“一带一路”既带动各国经济增长也推动了国际合作。除此之外，还有G20 峰会应对经济危机，金砖领导人会晤共谋发展等。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同呼吸、共命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和谐共存、共生发展的理念。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既非通过“富起来”“强起来” 与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国争霸，亦非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施人道主义国际援助或彰显国力，而是基于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共同价值的精神，积极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加强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以关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由与解放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已然成为一种共识。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效共识，不仅仅源于中国方案所体现的主观愿望有多真诚，更重要的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了在资本逻辑支配和普世价值关照下的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文明走向终结的时代难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价值为准则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旨趣。如果说哲学表征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表征了在新时代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因此，中国方案不仅是处理国际关系和构建新型世界秩序的建设性方案，而且还是塑造并引领新的文明形态的崭新方案。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然驳岸边植物群落各项指标得分都高于硬质驳岸边植物群落,尤其在稳定性(B1)和典型性(B2)方面。原因可能是硬质驳岸隔断了植物群落与河道的沟通,水生、湿生植物较少,从而导致群落典型性较低[11]。另一方面硬质化驳岸边植被群落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导致乡土树种比例的下降和物种多样性的降低。
200 mM的DTT对不同抗原作用效果也不同。在表1归纳的高频抗原中，DTT可减弱或破坏的抗原有Lutheran系统抗原、Kell系统、Yta、Inb、JMH等；对DTT不敏感的抗原有A1、s、U、P1、PK、Rh系 统、Duffy系 统、Kidd系 统、Dib[11]、Sc1、Coa、CH/RG 系 统、H、Oka、GIL、Jra、Lan、Ii、Ata、Emm、Sda、PEL、ABTI、MAM等；DTT的作用不确定的有Vel、AnWj等。
参考文献
［1］袁祖社.当代文明形态变革之主体自觉与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逻辑［J］.学习与探索，2016（11）：7-14.
［2］孙正聿.马克思与我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0，248.
［3］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20.
［4］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M］.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90.
［5］王庆丰.《资本论》与哲学的未来［J］.学习与探索，2013（1）：29-36+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7.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42.
［8］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9（5）：46-59+20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9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928.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46.
［12］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怎样的国际视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26（B02）.
［1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002）.
［14］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N］.人民日报,2014-09-25（01）.
［15］罗素.论历史［M］.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67-168.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0.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hinese Scheme Lead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Miao Cuicu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SFM）is essentially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in the ontology sense of"real life."Specifically,the concern of CSFM for"real life"is concerned with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Although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led by the CSFM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Western capitalism are both in the framework of a modern civilized system,there are qualitative differences.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emphasizes personal interests,taking capital logic as the core and universal values as the norm,and bringing human civilization to the end of civilization.The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CSFM emphasizes the needs of the people,takes the logic of life as the core,and uses common values as the norm to shape and lea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This logic of thinking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CSFM's commitment to continuously satisfy the need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or a better life.The Chinese scheme has solved the era of"end of civiliz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toward a new social form about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and the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ankind.Only on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logic of thinking,and value of purpose,can we profound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Chinese scheme of building CSFM why can shape and lea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ontology；better life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4-0061-008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4.006
作者简介： 苗翠翠（1988—），女，汉族，山西盂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文丰安）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文; 存在论论文; 美好生活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