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未富先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超常的人口转变导致超常的老龄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3年略高于6‰，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图1 未来的中国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图3 非农产业劳动力供求预测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入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昉、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落。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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