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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一、当代易学研究之回顾
历史发展至民国，由于社会制度变革的冲击，人们逐渐摆脱了陈旧的封建意识，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文化，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易学家们不囿于传统治学方法，或是以新思想去阐发易理，或是以新的思维方法为指导重新考察易学上的问题，或运用新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探讨易学，从而形成了易学新思潮。
自民国易学新潮产生至今日，大陆易学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古史辨派发动的关于《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讨论。以顾颉刚、李镜池、郭沫若、钱穆等为代表的学者，发扬今文学家疑古的精神，通过大量的考证，否定了某些传统的说法。是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一些易学家专门致力于《周易》卦爻辞考释《周易》、哲学、史学探索、《周易》科学的阐述，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取得许多新成果。考释方面有：于省吾《周易新证》、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义理方面有：朱谦之《周易哲学》、贾丰臻《易之哲学》、金景芳《易通》、苏渊雷《周易会通》、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科学易方面有：薛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丁超五《科学易》。当然还有一部分易学家仍然严格按照传统方法治易。如尚秉和于焦氏易学研究，徐昂于虞氏易学、京氏易学的研究，皆做出很大成绩。尚氏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徐氏的《周易虞氏学》、《京氏易传笺》是当时象数易学之力作。
第二高潮，是60年代。此次《周易》讨论分为两个时期。1960年—1962年为前期，主要讨论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基本倾向是用马克思、列宁哲学来研究《周易》，阐述《周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当然，也有否认《周易》的唯物主义性质，如冯友兰认为，《易传》体系是客观唯主义。同时，也讨论了《周易》作者、成书、性质等诸多问题。1963年为后期，主要讨论了《周易》的研究方法。国内权威刊物《哲学研究》、《文史哲》等专门辟有“《周易》方法论研究”，发表了东方明、方蠡、冯友兰、关锋、任继愈、王明、董治安等人的文章，就研究《周易》方法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主要针对李景春治易方法而展开的，讨论结果基本上达成共识，否定了李景春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这时期易学代表作是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和高亨的《周易杂论》。李镜池《周易探源》也成书于此时。
第三次高潮始于70年末、80年代初。当时《周易》作为“禁学”已解冻，但治易方法基本上沿续了前两次易学高潮的传统，或是运用古史辨派考据法，对易学系列问题加以考析；或者采用马列主义观点，去阐发《周易》中的哲学、经济、伦理、史学、宗教等思想。前者以高亨先生为代表，《周易大传今注》是在此期间出版的。该书除了对《易大传》作者、成书、性质，体例等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总结外，还依据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及其它现存的文献，对传文作了系统的考证和注释。此书代表了该时期易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以张立文先生、宋祚胤先生为代表，以哲学方法、史学方法探讨《周易》所蕴含的思想。张先生的《周易思想研究》，宋先生的《周易新论》是该时期《周易》思想研究的代表作。这时期，易学经文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没有多大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考古的巨大发现，给易学带来了新鲜空气。1978年，张政烺先生在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提出了陕西出土周原卜骨中奇异数字是易卦符号。1980年，他又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运用商周时期青铜器与甲骨文上许多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这引起了考古界、易学界极大的震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印证此观点，或运用这一发现探讨易学史的问题。如有人据此将易占形成推到商代武丁以前，甚至新石器时代，还有人以此否定文王重卦说，更有人提出先有别卦六十四，后有经卦八卦。数字卦的发现及有关问题的提出，对于学界进一步开展对《周易》筮法的研究、《周易》成书的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对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仍然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易学研究高潮的前夜，那么，80年代中后期则是易学研究的高潮。1984年大陆首次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周易学术讨论会，1987年又在济南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揭开了易学研究新的序幕。自次以后，大陆各地的易学会此起彼伏，而且会议规模越来越大，并趋向于专业化。如河南安阳自1992年起至今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周易》会，主题为：《周易》与自然科学、《周易》与现代化。1990年在上海召开周易讨论会，主题是周易逻辑方法，1993年在山东大学召开海峡两岸周易讨论会，主题为《周易》与传统文化。1995年1月广州召开国际周易讨论会，主题为：《周易》与现代思维。1995年3月在南京召开国际周易讨论会，主题为：周易与中医。易学会议在大陆频繁召开，是大陆易学研究高潮表现形式之一。其表现形式之二，是易学图书杂志出版数量增多。据有的学者统计，1978年至1985年前后，除了重印外，新著不到10种。但1986年就有4种，1987年有8种之多，以后逐年增多。1990年，大陆出版的易学著作30多种。还出版了许多易学刊物，如山东大学主办的《周易研究》是大陆创办最早、发行量最大的易学研究专刊。至今发行量已达2.5万多份，发行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河南安阳出版了《羑里易学》、陕西西安周易研究会出版了《大众周易与生活顾问》。其表现形式之三，是成立了许多易学组织，如国家有：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周易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周易研究中心等。民间有：中国周易研究会，各省、市的周易研究会。在某些地区还成立了周易学院，如广州成立了美芝灵国际易经研究院，河南成立了安阳周易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还专门招收了易学方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为本科生设了选修课。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大陆易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潮。此次高潮与前几次不同的是，易学界呈现了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易学特点。即研究者扬长避短，立足于各自专业，来阐发易学大义。
二、大陆近十年易学研究之述评
（一）关于马王堆帛书《周易》研究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帛书《周易》，这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最完整的《周易》的本子，它包括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和《易传》两部分。1984年《文物》第3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书《周易》的文章。帛书《周易》作为西汉初年的本子，向人们展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易学资料，其六十四卦以不同于今本的排列方式和异于今本爻辞的文字，为学界研究《周易》提出了新的课题。易学界立即围绕着卦序、帛本今本《周易》关系、帛书卦爻辞考辨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如张政烺先生提出，马王堆《周易》卦画是中国最早用阴阳卦爻写成的，其卦序是“按照当时通行八卦次序机械编造的”。于豪亮先生提出，帛书《周易》卦各与《归藏》有关，帛书《周易》上卦下卦排列源于《系辞》之语。帛书《周易》是较早本子。于先生还就帛本《周易》卦爻辞加以考析。高亨先生认为，帛书《周易》排列，出自占筮需要，“易于寻检《易经》本文”。刘大钧先生揭示了帛书《周易》卦序与京氏八宫排列的关系，黎子耀先生以帛书易经卦序证明了八卦包含五行、阴阳五行思想始于殷代的观点。冒怀辛先生论述了帛书《周易》与邵雍先天易学关系，还有周立升、王辉、周祖谟等先生撰文探讨帛书六十四卦有关问题。还有的学者对帛书《周易》卦爻辞作了系统地注释，邓球柏先生的《帛书周易校释》，张立文先生的《周易帛书今注今译》，是两本注释帛书《周易》比较详尽的本子。
帛书《易传》共六篇：它包括《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约1.6万余字，帛书《易传》公布比较晚。1992年8月湖南召开了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了配合会议召开，湖南出版社于1992年5月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首次公布了帛书《系辞》图片以释文。199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公布了帛书《易传》中的《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的释文及重新整理的《系辞》释文。帛书《易传》的公布，再次引起学界的轰动，学者纷纷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帛书《易传》的分篇。由于帛书《易传》各篇没有篇名，而且抄写在两张黄帛上，故在何处分篇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如于豪亮先生认为自“二三子问曰”至“夕沂若厉，无咎”为一篇，其后至“小人之贞”又为另一篇，廖名春认为这是一篇两节。对于《系辞》有的认为帛书《系辞》分上下篇，包括《易之义》，有的认为帛书《系辞》不分上下篇，不包括《易之义》。2.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的关系。因帛书中无《象》、《彖》、《文言》、《序卦》、《杂卦》、《说卦》（《说卦》前三章保留在《易之义》篇中），故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今本《系辞》与帛本《系辞》的关系上。两者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帛本无“大衍章”，而且今本《系辞》有些章节却出现在《易之义》、《要》之中，另外文字上也有很大差异。针对这些状况，以于豪亮、楼宇烈、王葆玹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帛书《系辞》是最早、最可靠的《系辞》传本，今本《系辞》不见于帛本者，乃是战国后学者改编的结果，或是汉代塞进今本《系辞》中的，故今本《系辞》写成要晚于帛本《系辞》。廖名春等认为，今本《系辞》成书于战国，帛本《系辞》是今本《系辞》的删节本，帛书《系辞》、《易之义》、《要》写作时，今本《系辞》内容已基本形成。帛书《易之义》、《要》与今本《系辞》相同部分属于援引。李学勤、韩仲民、朱伯昆等认为，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思想一致，无法说前后演变关系，更不能断定今本《系辞》比帛书《系辞》更晚，而否定今本《系辞》的价值。3.关于帛书《易传》作者。一种认为是儒家作品，或是荀子后学所为，或是孔子晚年传《易》弟子在楚地的学生所作。韩仲民、李学勤等皆同此论；一种认为是黄老道家作品，陈鼓应最为典型。4.关于帛书《易传》抄写时间。一般认为，它不会晚于马王堆下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据帛书《周易》字的避讳，当在刘邦称帝后，刘盈即位前，即公元前206—前194年之间。
关于帛书《周易》、《易传》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检讨易学史上所遗留下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学界对于这方面研究仍然还不够，尤其是对于帛书《易传》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至今还没有人对帛书《易传》作以系统地诠释，这应当引起易学界学者的高度重视。
（二）关于易学史的研究
台湾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早，许多学者潜心于易学史的研究，出了不少的专著，如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简博贤《魏晋四家易研究》等。相形之下，大陆在此方面起步晚，研究比较弱，前些年，虽发表了一些有关易学家的文章，但多论及一些与哲学史有关的易学家，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转变，学者开始注重从不同角度探讨易学史问题，并取得许多成果。如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是专论王夫之易学思想著作。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从宏观上钩划易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部比较简略的易学史。引人注目的是朱伯昆先生的《易学哲学史》，该书共分四册，其取史料之多，考证之详；其论义理之精，思辨性之强，是当代国内易学史研究之最，它代表了大陆易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但该书受其主题和体例的制约，对于一些非哲学易学家，或未涉及，或涉及而论之不深。另一部是由笔者撰写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现已出第一卷。拙作试图从史的角度，就非哲学易学家和易学文献加以探讨，阐发象数易学大义、评价其得失，以引起易学界对象数易学研究的关注。另外，徐志锐先生撰写的易学断代史《两宋易学史》已付梓，据闻刘玉建先生《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已脱稿。这说明大陆易学史的研究进展很快，成果也十分显著。存在的问题是，许多重要的易学文献有待进一步整理。虽然今人作了一些工作，如钱世明先生作《易林通说》（三册），王赣先生作《大衍新解》，皆就焦氏《易林》进行了说解，王新春先生作《周易集解新诠》对《周易集解》作注释。但这还很不够，还有诸如《京氏易传》、《易纬》等许多晦涩难懂而又颇有价值的易学著作还需去整理研究。
（三）关于《周易》经传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周易》经传的研究，多以以注代作，阐发自己的易学观点。现代易学中的经传研究，不拘泥于古人的传统，其形式多样化。就注释方面而言，亦不拘一格。前几十年，大陆易学注释著作以训诂为主，近十年既重训诂，又重象数，兼顾义理，更有以科学知识释《易》者。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重义理兼顾象数，是一部富有现代思辨性的易学专著，打破以考据为主的古史辨派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了易学研究的原貌，并赋有时代特色。黄寿祺、张善文先生撰写的《周易译注》，以丰富的易学资料，扎实的易学功底，对《周易》经传作了详尽的注释和考证，是公认的目前大陆最权威的易学注释的本子。刘大钧先生和笔者合作撰写的《周易传文白话解》，虽冠之“白话”，实则以象数、义理、考据三者为工具注释《易传》的著作，该书以传解传，大胆地运用了《易传》中固有的卦变、爻位、互体等思想。也是当前易学研究新成果。还有王赣等人撰写《古易新编》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注《易》，金景芳、吕绍刚先生撰写《周易全解》，不信象数，单取义理。潘雨廷先生作《周易表解》，将《周易》经传绘制一百张表，解表代注阐发易学大义。周振甫先生撰写的《周易译注》，宋祚胤撰写的《周易译注与考辨》亦各具特色，是近几年大陆易学研究难得之佳作。
纵观大陆近几年出版的易学注释方面的著作，除了个别的观点借助于新出土的文物资料或自然科学知识有所发明外，更多的是转引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孔子及后学为《周易》作传迄今。历经几千年，《周易》注释方面著作汗牛充栋。其对《周易》卦爻辞诠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观点之多，应有尽有。这就决定了当今注易者，总体上很难冲破古人的樊篱。
近十年对于《周易》经传其它方面的研究，如《周易》经传作者、性质、思想价值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刘大钧先生的《周易概论》，在该书中除了对一些易学常识介绍外，还就《易传》成篇先后、春秋筮例、易象、《周易》疑难卦爻辞等问题进行考辨，阐发了自己的易学观。如经过对《易传》考证，他提出了《说卦》早于《大象》，《大象》早于《彖》，《彖》早于《文言》，《文言》早于《系辞》的论断。黎子耀先生撰《周易秘义》、《周易导读》，坚定不移信从《周易》是一部史书，并认为，《序卦》是一部殷周奴隶起义史，是《易经》纲领；《杂卦》是奴隶起义赋，是对《易经》总结。李大用撰《周易新探》却认为，《周易》是一部记录兴周灭商的史书。在这一方面，黎氏、李氏作了大量考证，虽有些观点不妥，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宋祚胤先生撰《周易经传异同》，对《周易》经传加以比较，提出评价《周易》当以《周易》为标准，从这一点出发，提出《易传》失大于得的结论。吕绍刚先生则不同于宋祚胤先生观点，认为《周易》经传一体，《周易》哲学即是孔子的哲学。其研究成果是《周易阐微》。李学勤先生撰写的《周易经传溯源》，用近几年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进一步证明了《周易》与孔子的关系及孔子作《易传》的史实，清算了古史派的影响。周山撰《易经新论》提出易经是“一部关于推理的书”，作者通过深入分析，和与西方逻辑比较论证了这一观点。李廉撰《周易的思维与逻辑》，认为“《周易》体现着中国逻辑思维发展规律”。黄玉顺撰写《易经古歌考释》，通过对易辞考释，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皆引用了古歌。以上这成果的取得，说明了近几年关于经传研究有所深入。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甚至有些观点偏激一些，目前学界还不能接受，但是这有助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四）《周易》与自然科学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与古代的自然科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它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法来指导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而且它的许多理论直接被用于包括中医、数学、天文、历法等在内的古代自然科学当中。同时，易学发展也不断吸收自然科学因素，汉代象数易学是在吸收了当时天文、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陆近十年，学界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并有许多成果问世。如邬恩溥先生的《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江国梁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即是此类著作。另有唐明邦、卢央、李申等也撰文阐述《周易》与古代科学的关系。在古代科学中中医和《周易》有着特殊的关系，古代早有“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医易同源”之说。近几年在研究易医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果。有杨力先生的《周易与中医学》、邹学喜、邹成永的《中国医易学》、黄自元的《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麻福昌的《易经与传统医学》及近期由张其成主编的《易医文化与应用》等，这些成果取得，无论对于易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医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大陆有关此方面研究，普遍存有一个问题，往往研易者不懂医，为医者不懂易，故有些研究不可避免地流入皮傅之学。
《周易》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也是当今研究的一个焦点。早在30、40年代，薛学潜、丁超五等将近现代的物理、数学与《易经》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以科学解《易》，以《易》证科学。近几年，一些自然科学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探索，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成就，尤其表现在数学方面。如董光壁的《易图的数学结构》，以易图的对称性，易图数学解，易对称群，阴阳定律，易同余式，周易科学意义为章，全面地阐述了现代数学与易学的内在联系。欧阳维诚的《周易新解》、《周易的数学原理》则更进一步探讨了《周易》中的数学内容，《周易》与集合论、布尔代数、群论、整数论、组合论、概率论等问题。傅熙如，王俊龙等也发表文章，探讨此类问题。同时，对于《周易》与其它现代科学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如潘雨廷、李树菁、萧景霖、尹焕森、朱灿生、赵定理等撰文，分别就易学与现代生物工程、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问题发表高见，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了人体64个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对应，其氢键数九八七六，与易学蓍数对应。还发现了月亮的运行周期规律可以译成64卦。他们还应用八卦、九宫来编辑化学元素周期太极结构表，对元素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理解。……此类成果很多。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当代易学发展。可以说，易学只有与当代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才能够彻底地摆脱封建迷信，走上科学的轨道，才能够有新的生命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目前有关此方面研究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就是如何将《周易》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引科学成果入《周易》？还是引《周易》入科学？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周易》？还是以《周易》方法研究科学？说到底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研究成果必然导致牵强附会。从目前取得成果看，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这些问题的出现，值得这一方面的研究学者思考。
三、当代大陆易学研究之困境与展望
大陆近十年易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目前易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冲击，出现了新的困境，其一，资金不足，学术性很强的易学著作难于出版，挫伤了易学研究工作者积极性。其二，易学研究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干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民间术士们往往打着学术研究晃子，招摇过市，严重地败坏了易学研究者的形象，干扰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其三，大陆易学研究者分散在多地，就其研究而言，处于无组织状态。目前大陆还没有通过一种手段，将各地研究者组织起来，共同承担一些大的研究课题，使大陆易学有规律地发展。
以上是目前大陆易学界遇到的困境，随着经济发展，整体国力增强，许多因经济而引起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对于社会多种干扰，通过行政手段，或通过宣传，也会得到改善。近期大陆正式批准了成立中国周易研究会（原中国周易研究会是中国哲学史分会）。这个组织将为下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易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大陆涌现了一批有志于易学研究的优秀青年，并已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运用现代知识从不同角度去探索易学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是易学的未来，是易学希望。可以相信，在今后几十年中，大陆有中国周易研究会的组织指导，有这部分易学新生力量，易学研究必将会再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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