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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 （2006）11—0005—08
一 回顾与思考：科学迷信和历史学中人的丧失
就像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在历史理论界被永远争论着，历史学是“叙述的”（narrative）还是“分析的”（analytical），也一直被关注着历史学深层问题的学者所思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坚持“分析史学”的流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叙事史学”则比任何一个世代都显得黯淡无光。
20世纪早期兴起的法国年鉴史学，无疑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对现代历史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俨然已成史学正统。经过几代年鉴派学者的努力，在历史学中，“结构”成功取代了“事件”，成为研究主流。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排斥事件，但事件只是进行“结构—分析”的佐料，其意义不值得高估。皮特·伯克（Peter Burke）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学者们对事件的轻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叙事精神”被稀释了。[1](p234) 绝大部分史家眼中的理想史学应该是“结构—分析”的，因为这会让历史学看起来更加科学。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法国学者为历史资料划分了一个“标准的等级”：高高在上的是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其次是社会结构的，处在最底层的则是思想的、宗教的、文化的、政治的……[2](p28) 这种对历史资料的等级划分，折射出20世纪主流学者对历史学的看法：越是能够量化的，越是显得“分析的”的史学，越能够在史学圣殿里享受荣耀；相反，叙事的、非“结构—分析”的史学，只能躲在殿堂的阴暗角落里。更具传统风格的叙事史学——它没有听似玄奥的理论，也没有看似科学的外表——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已经成了不足挂齿的大众史学（或者说“流行史学”），就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严肃音乐对流行音乐的鄙夷。
就西方而言，这种轻视导源于它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加雷（W·B·Gallie）说：这是“我们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偏见的结果——从柏拉图开始至今，它更喜欢那种承认普遍性和具有系统模样的知识”[2] (p40～41) 。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更指出：“从伽利略以降，自然科学的数量化的和反对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把人文学科置于一个令人不快的尴尬境地——它要么接受一个不那么科学性的标准以获得重要的成果，要么接受一个很科学的准则而得出无关紧要的结论。”[2](p295) 简言之，两位学者所说的正是弥漫历史学界的对科学的迷信。
历史学对科学化的追求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我们认同与否，走向科学都是历史学演进过程中必经的一段旅程。我个人认为，现代历史学正是在“年鉴—新史学”阶段完成了科学化；之后，从形式到内容，史学都可以被称之为一门科学。[3](p237～238) 但是它的结果却有些极端。在当代，人文科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前者大量借用后者的术语、模式、研究手段，努力使自己显得更具科学性。这已经成为一种让历史学者无可奈何的霸权性力量。葛兰西对霸权（hegemony）的精彩解读[4](p88) 可以用在这里。他认为，高级霸权实施统治， 运用的不仅仅是“力量”，还有“劝说”（persuasion）。被统治者正是在“劝说”的作用下，学会了用统治者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从而欣然接受现状。在高级文化中，科学正是这样一种统治性的霸权话语。它从未逼迫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却用一种无声的劝说——营造一个缺乏批判精神的盲信科学的氛围——让历史学一步步走向科学。
最极端的形式是计量史学。不可否认，计量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也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精确。正是对数量手段的应用让计量史学自我膨胀到认为只有自己是科学。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不无嘲讽地评论道：美国的计量史学家大声而清楚地表明只有他们使用的“特别的数量方法论”才配称为科学。[2](p28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划分史学流派时，通常根据的是研究主题和历史阐释的性质，而惟有计量史学是纯粹依据一种手段而定义的。没有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计量史学使用了最先进、复杂和精致的数学模型；也正因为此，它的很多成果让历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根本摸不着头脑。[2](P283)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计量史学的存在理由及其合法性。我关注的是它自诩的科学性所带来的危险的扩张性。论及数量手段在当今史学界的运用，皮特·伯克说：一个更加有争议的课题是所谓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即一些研究者用数量手段来处理报纸、杂志、书籍等资料，通过分析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寻找思想中的特定话题。[4](P34) 然而，用数量手段研究诸如人类思想、态度、精神状态等的做法本身就难免让人心生疑虑。热衷此道的学者，比如那些试图通过计量分析在近代书报刊中寻找“民主”、“自由”空间的人，在打开电脑之前，应该听听一个老练的社会调查学家——巴巴拉·乌顿（Barbara Wootton）的感叹：在使用计量手段时，总要面对可量化的“硬数据”（‘hard’data）和不可能量化的“软数据”（‘soft’data）；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硬数据”易于得到，“软数据”更有价值。思想、态度、情感等等正是这种根本无法被量化的软数据。无论数学模型设计的有多完美，对它们的量化都必然是对真实的扭曲和错解。[4](P37) 计量史学的这种危险的扩张正是它对科学的迷信所致；也正是这种迷信赋予了计量史学不可避免的偏执和专制。斯通认为，绝大多数计量史学家都依赖团队工作，而这种工作正是在团队领袖的“独裁指挥”（autocratic direction）下进行的。[2](P283) 这种方式恰恰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学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特性。这恐怕是正在指挥着学生、助手试图通过数学模型从逝者脑中挖出民主自由宝藏的计量史家所始料未及的吧！
如果说计量史学的喧嚣造成历史学背离了其自由、批判的传统精神，结构—分析的史学则带来了历史学中人的缺失。与叙事史学相比，“结构—分析”的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关注外在于人的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而不是人自身。结构史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阵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讨论集中在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结构—功能学派把眼光投向“复合结构”（complex of institutions），诸如家庭、国家、法律制度等等；令所谓结构主义者着迷的是思想或文化的结构与系统。[4](p134)不管这些阵营相互间的区别有多大，在一点上是共同的：相对于自然的、社会的结构来说，人在历史中是渺小的，其作用几乎是微不足道，因而历史研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人。传统叙事史学凸现的人——他／她的思想、力量和对历史的影响——消失了。有学者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P236) 叙事史家会说：来自马德里的命令迟到了，因为国王菲利普二世犹豫不决；这就好比哲学家说：窗户碎了，因为布朗扔了块石头。而结构史家的表述将完全不同：来自马德里的命令迟到了，因为16世纪的船只要用好几周才能穿过地中海；这也好比哲学家说：窗户碎了，因为玻璃太脆了。在这里，人的因素——犹豫不决的国王、扔石头的布朗，连同外部环境——尚不先进的船只通过浩瀚的地中海、质地太过松脆的玻璃，造就了历史——国王的御令被耽搁、窗户被打烂。如果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关于谁更重要的等级性的划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平等的——叙述的和“结构—分析”的史学将各行其道。然而学术界不争的现实却是“结构—分析”的史学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已经把叙事史学逼进了死角。牺牲历史的灵动性而去关注凝止的结构，这种“非人的”做法把人剔除了历史；历史成为反历史的。[4](P136)
无论其他人怎么看，我坚信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只是关于人的——学术。我们阅读历史，就是想看到过去的、但和我们一样的人的爱与恨，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梦想与无奈。在这些逝者的生命旅程中，寻找自己的踪影，从而更深刻地感悟历史、人生和人性。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幸能为人们这种期许的实现做出一点菲薄的贡献。历史本就很简单，它不过是过去时间里人的情感、理想以及他们与现实的纠葛；历史学也很简单，它不过是借助叙述的力量，把过去的人及其行为复活在现实的人的眼前。然而今天的史学研究正在穷其力寻找外在于人的力量，醉心于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结构／系统提供详细的解读，而历史读者最关心的人却不见了踪影。我们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文章中看到的是让人目眩的理论、范式和主义，还有难以卒读的数据分析；但却无论如何也唤不起我们内心的感悟和共鸣。有学者认为，所谓“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学叙事功能的退化而带来的对史学根本精神的背离[5](p11～12)，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法国学者阿兰·图灵（Alain Touraine）“演员归来”（return of the actor）[4](p136) 的呼喊虽然是针对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霸权而发的，但它也可以反映出在“结构—分析”等所谓科学的史学一统天下的历史学界，史学研究的确已经成了一个完美却空荡荡的舞台。
随着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以及对史学科学性的盲目追求，虽然史学著作愈发具有科学味道，各种新颖的理论和范式层出不穷，但历史给读者提供的可供想像的空间却在急剧缩小。由于人们无法从历史著作中获得足够的想像空间去感悟已经消逝的人物和事件，并从中获得愉悦感，大众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也在急剧衰落。或许史家可以用学术著作本来就面对小众这样的话语自慰，但从长远来看，大众阅读兴趣的衰落最终伤害的是历史学本身和及其研究者。麦考莱（T·B ·Macaulay）在19世纪就说过：现在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令人懊恼地忽视了叙述的艺术、召唤情感的艺术和向想像力呈现栩栩如生图画的艺术”[6](p211)。相同的问题存在于21世纪的历史学界。
这种局面由来已久，叙述的历史学几乎被送上了断头台。1972年，拉杜里（Le Roy Ladurie）信心满怀地说：数量的、统计的和结构的历史学已经宣判了叙事史学的死刑。计量的、结构的、分析的历史学统治着当今的历史学高端教育，志在获得高级学位的年轻学者不得不殚精竭虑来构建理论模型和撰写所谓规范的史学论文，而旨在追求自由批判精神和唤起人们内心情感的叙述史学却少有人问津。[2](p296) 这在英语世界大学和奉行西方学术准则的亚洲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显得尤为突出。一百多年前，卡莱尔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是工匠还是艺术家？[7](p86) 在今天的历史学教育环境下，被培养出来的职业历史学者恐怕只能是工匠。下面是笔者在海外留学时的一段真实经历，我把它放在这里进行简要地分析，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的状况。
二 文学的启示：宛西自治与《白鹿原》
宛西自治是指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河南西南部的由几个地方精英领导的联县自治，它是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课题。《白鹿原》则是作家陈忠实创作的一部得到高度评价的小说。两者本无任何关联，一件偶然的事情让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博士论文的初稿呈送给指导教授审阅后，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的理论在哪里——是遵从某一种主流的理论范式，还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在表述过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自己的看法和感性的描写？他特别指着文中的一段话——“当老人回忆起彭禹廷（宛西自治领袖）时，只是说着‘好人哪，大好人’，眼中闪动着泪光”——说：怎么能这样写？
我辩白道：这是我在宛西乡间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那位几十年来默默为彭禹廷守护着故居的老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我遵从历史学的叙事传统，竭尽所能把这段发生在七十多年前偏远山乡的不为众人所知却曲折动人的历史故事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至于理论，我想我不会预先铸造好一个模子，再把历史资料一股脑儿倒进去。因为这样只会让我们距离历史真实愈来愈远。教授随即反驳道：历史研究不是文学创作，不需要那么多的泪水和感情；如果没有一个明显的范式或者理论模型，你的论文就不是“分析的”而只是叙述的，这就相当危险。
随后我们的争论集中在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上。我说：文学始终关注着人，它的形式和技巧可以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感情，如果历史学可以借鉴这些做法，毫无疑问，会加深读者参与历史的程度，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和人性。讨论最终不欢而散。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借来了《白鹿原》。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涵盖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粗略地划分为几个时期：清末至辛亥革命，军阀时代，国民党的崛起，抗日战争，南京政权末期及其结束。小说的内容，就是白鹿原上白鹿村——一个典型的近代中国乡村—中白、鹿两家——两个典型的近代中国农民家庭—里及二者间的爱、恨、情、仇。
白嘉轩是小说里的头号人物，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他身上都有所反映，历史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的生活里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怎么样定义这样一个人物呢？“结构—分析”的历史研究者几乎会不假思索地把他归类为处于一个小型结构（白鹿村）中的精英。在这个历史时期，乡村精英一般是指那些受过教育、特别是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定功名、又具有相当经济基础的势力之家。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后，特别是帝制结束后，乡村精英多指那些攫取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资源的有影响的人物。但这些职业历史学家的定义适合白嘉轩吗？
白嘉轩识字，论其水准参加不了科举考试，更谈不上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论其经济实力，借用小说中白鹿村里那个受人敬重的中医冷先生的话：“算不上大富大财东。”[8](p106) 清朝覆灭后，他没有在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而来的混乱中捞取政治和经济资本， 更没有在历史学家所谓的“地方军事化”的发展中为自己训练一兵一卒。冷先生的评论是最中肯的：他不过是个“正正经经的庄稼人”[8](p106)。白嘉轩在白鹿村中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得益于他是族长。但这个族长的身份是白鹿村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赋予的，而不是他争取的结果。他的影响力的真正根源在于他那种无论世事如何都不改变的生活态度。如果一定要像历史学家所喜好的那样说出个听起来玄妙一点的名词来，那我们就只好把白嘉轩的影响力称之为“文化的”。
分析的历史学会认为：这不正好可以纳入“文化网络”这个范式里吗？然而，这个理论要说的是国家和基层社会对“网络”的争夺，其中，“精英”成为国家必须依赖的“掮客”，并最终攫夺了国家权力。但是，白嘉轩是一个“掮客”吗？白嘉轩既没有被不断更迭的国家政权整合——他没有像鹿子霖那样成为新权力体系的基层官员，他不知道所谓的县参议员究竟为何物，他也不准自己的儿子孝武出任国民党的保长；他更没有能力抵抗国家政权的胁迫——小儿子孝义必须作为壮丁，被送上战场。他不是什么“精英”，更不是什么“掮客”；他就是一个努力活着的正正经经的庄稼汉。
白嘉轩似乎是一块坚硬的花岗岩，不管历史的动荡起伏有多么激烈，都无法将其风化、剥落。小说中的一段关于白嘉轩内心的描写值得人们仔细玩味：“形成家庭这种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基本稳定状态的原因，除了天灾匪祸瘟疫以及父母官的贪廉诸种因素之外，根本的原由在于文举人老爷爷创立的族规纲纪。他的立纲立身的纲纪似乎限制着家业的洪暴，也抑止预防了事业的破败。”[8](p282) 这是一个农民对中国近代史的嘲弄：历史中的“洪暴”——干掉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大小军阀的蜂起，蒋介石政权的胜利，畜生般日本人的入侵——不管有多么来势汹汹，都免不了“破败”——辛亥革命不了了之，军阀一个个跌落舞台，日本的大东亚之梦破灭，南京政权败走台湾……充其量，它们只是历史长河里几朵看似鲜亮的浪花，瞬间的招摇过后，一切又归于平寂。这其中，不变的是什么？对白嘉轩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被传统的“纲纪”塑造出来的生活态度。它的具体内容，白嘉轩用手中的蜡烛为我们照亮：“当晚，白嘉轩手执蜡烛，把两个儿子领到门楼下，秉烛照亮了镌刻在门楼上的四个大字‘耕读传家’，又引着他们回到院庭，再次重温刻在两根明柱上的对联：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8](p138) 对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来说，这正是再简单不过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信念：识字不愚，满足温饱，稳定生活，家庭和睦。这又何尝不是人性素朴的表达呢——有谁不渴望和平、稳定、和睦的生活？
白嘉轩坚信这种看似不变的传统才是永恒，相信只有这种永恒才能带来对绝大多数人有益的稳定。在小说中，他始终如一地用“不变”来对抗历史中的“变”。他代表了一种稳定的力量，并不张扬地对抗历史中的混乱和无序。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陷入混乱时，白嘉轩挑头修补村庄的围堡。[8](p78) “堡子的围墙豁豁牙牙”象征着被革命冲击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把豁口全部补齐”意味着乡村社会试图逃离眼前的动荡。表面上看，修堡子是为了防御“白狼”，但“白狼”实际上是历史中可怕的“变”的隐喻；修堡子则表明了白嘉轩的态度——退出变的历史，保持不变。
当国民党展开对共产党的报复，田福贤在戏楼演戏般地处死农协会员时，他在祠堂里安静地修复乡约。这让他的老对手鹿子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太了解白嘉轩了，只有这个人能够做到拒不到戏楼下去观赏田福贤导演的猴耍，而关起门来修复乡约。白嘉轩就是这样一种人。”[8](p223) 一个典型的农民在修复延续了千年的乡约，这是一种不变的人的力量；戏楼上演的充满了血腥的死刑闹剧，正是变的历史的狰狞面目。这种对比隐隐揭示了人性摆脱可怕的外在力量的自由。
白嘉轩有一位精神导师——朱先生。每当他有所困惑的时候，他都会到朱先生那里，从这位有着非凡洞察力的人身上获得有益的启示。陈忠实的确把朱先生塑造成为一个“圣人”，小说中处处呈现着他的非凡魅力。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者；更重要的，他还超越了历史。朱先生长期住在白鹿书院，而白鹿书院又和村庄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赋予书院一种超凡脱俗的色彩：其中住着博学、正直、参透世事的朱先生，更让人们感觉它就是一片圣地。白鹿书院是远离历史的独立的精神家园，朱先生就是独立于历史的精神的完美化身。白嘉轩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正来源于朱先生所体现的那种精神。
朱先生代表了人心中静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在同焦躁不安的动的历史较量。他只身前往兵营，劝退二十万清军的神话般的故事，正是人心中静的力量的一次胜利。不过，这种静的力量更多地体现在对普通大众生活态度的塑造上。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它用传续了千百年的传统塑造着年轻人的思想；他写给白嘉轩的乡约更凝聚着传统的精髓，并希望它能够对村民的生活产生影响。白嘉轩在村中盖好了学堂，朱先生推荐一位先生前去任教。他借这位先生的口说出了这股静的力量的内涵：“徐先生抚着从肩头斜过胸膛在腋下系住的红绸，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8](p61～62) “仁”是爱心，“义”是责任心，二者作用到具体人身上，就是形成一种身处乱世而坚守爱与责任的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这里的爱心不是男女情爱，而是对其他人的关怀；责任心更多地指无论外界怎样都要坚持自己的做法，把关怀表达出来。
然而，静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败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学堂逐渐取代旧式教育，白鹿书院的学生渐渐流失；乡约也被黑娃领着农协会员给砸碎了。最后，书院在“文革”期间被付之一炬。书院的历史折射出这股静的力量的命运：它日渐式微，最终被赶出了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静的力量彻底消亡了；它本就是人心中的一股精神，只不过在当前表现得不那么彰显而已。对朱先生而言，当静的力量不足以对抗现实历史的时候，就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评论者，借此展现出一种超越。出于“仁”，他对动荡不安的历史充满了嘲讽，更对它发出了强烈的谴责。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坟墓的遭遇上。他预见到躁动的历史不会在1949年之后走向平静。那块陪伴着他的尸骨的砖头上刻的第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意指一些非人为的动荡和变化尚可以被原谅；第二句话——“人作孽不可活”则表达了对人为制造的不稳定的痛恨。当砖头被摔断，又露出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是对中国近代史最深刻的质问：历史，你何时才能平静下来？[8](p605～606)
这时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空前地加深了。这里，我们要面对一个关乎人类存在最根本的问题。历史似乎是永恒变动的，在无休止的躁动不安中产生出无数狂暴的、非人的力量，它们的目标就是剥夺人类的自由。人类的力量似乎总是渺小的，它根本无力对抗这些强大的外在力量，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祭台上的牺牲。但是，人心中那股静的力量——对和平、稳定、亲情的渴望——却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殒灭。虽然它不足以对抗那些外在力量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但它的存在至少让我们保持了一种尊严——作为人的尊严。我们应该庆幸有《白鹿原》这样杰出的小说，它让我们从几个平凡的乡村人物的命运中学会思考人性的终极问题。
当读完《白鹿原》，获得以上这些感受时，我重新思考了关于宛西自治历史的写作。如果采用“结构—分析”的做法，我们可以解读这场自治运动发生的外部条件、内部建构以及在更大图景下的意义。画出一个小型结构的全景图，再放入更大的结构中，去追求一种解释学上的完整。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预先设置一个理论前提，比如说国家一地方权力配置的范式，然后去争论这场自治的合法性问题。我在从事这项研究的第一年里，的确是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尝试不同的理论模型。这样做也许会带来纯粹理论上的完美，但历史事件中人的因素——自治领袖因为土匪的阻碍错过了与病危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引起的心灵震撼，由此下定决心拯救家乡的苦难，以及普通农民渴望一个富有道德和能力的地方领袖的朴素情感——将很难得到足够的探讨。从理论到历史——预先搭建好一个结构，再把具体的历史带入其中——的做法无法逃脱这样的指责：这是一种简化论和决定论式的历史解释；而这已经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1](p236) 所以，在处理诸如宛西自治这样的课题时，研究的重心不是外在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的结构，而应该是在历史事件中的人——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历史，还有他们面对历史时的内心世界。惟有这样，今天的读者才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不过，要想这样做绝非易事。劳伦·斯通说：“任何一个学派和风格的胜利都必将导致狭隘的宗派主义、纳卡索斯式自恋和自我陶醉。”[4](p282) 诚如其言，“结构—分析”的历史学仍旧处在强烈的自我陶醉中，相信只有自己能够解读全部历史：结构的、分析的法宝在哪里不能使用呢？但我们必须为历史中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历史学也必须回到对人的探讨上来。我们无法想见没有了人的历史学在未来还怎么能被称之为一门人文学科？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应该重新重视叙事的力量，应该承认叙述的历史学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同时，历史学应该学会欣赏伟大的文学作品，并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以增强自己探索人性的能力。
三 给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现代叙史”
如果用一句话来来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我会说：我期盼着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出现。如果真有这样的史学，在更合适的名字出现之前，我们暂且借用皮特·伯克的术语——“现代叙史”（modern narrative）[1](p237)——来称呼它。
一般来讲，我们把叙述的历史学分为“平淡叙事”（plain narrative）和“意义叙事”（significant narrative）[2](p280) 两种。前者指那些纯粹的编年资料，后者则是一种创作，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有所解释。本文所谈论的就是对历史有所“解释”的叙述的历史学。我们可以把历史学称之为解释的艺术，亦即。历史学就是使用艺术化的手法来为今天的人解读过去的人和事，最终帮助今天的人更好地认识自身，在一个更广泛和完整的层面上参悟人性。文学，特别是小说则是通过解读小说空间中的人及其行为来帮助现实的人更好地认识自我。两者在对人的关注上是完全相同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处理的是真实的历史中的人和物，文学处理的是想像的人。但是文学中的人，我们不可以称之为虚假。我们可以说他／她什么人都不是，因为他／她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他／她是所有人，因为他／她是一个被提炼出来的包含了所有同类型的真实存在的人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解释手段上，史学和文学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文学，以及我在这里所主张的那种叙述的历史学，都不否定外在于人的力量的存在，但是二者都认为只有经过人的表达，我们才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力量。就好比一个很好的或者很坏的制度，如果我们不借助处在其中的人的快乐和痛苦，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它们的好与坏。而那种剥离了人的“结构—分析”的历史研究，却把这些外在力量抽象化和神秘化了，只是增加了我们认识历史的难度，从而使我们距离真实越来越远。
如果历史和文学在本质和手段上有着这么多的类似，那么二者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学家动手以前，历史只是一些“元素”[2](p223) ——它们自身不能形成故事，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历史解释的任务。历史解释的开始和完成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情节化”[2](p223)（emplotment），即，历史学家如何去配置这些元素以形成情节。这样，经过史学家的情节配置，对历史的读者而言，死的历史材料就变成了活动的历史剧，历史的意义就会在舞台上显现出来：历史在这一刻复活。这个过程和小说家搜集素材，然后通过艺术加工形成一个情节曲折动人、包含深刻寓意的故事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历史和文学就没有了区别。不过在当代，大多数历史学者已经忘记了史学与文学的形神兼似，历史学变得愈发丑陋。其原因，正如怀特所说：“（历史学）失去了对自己源自文学想像的认识。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科学和客观，它压抑自己，甚至否定了本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更新的伟大源泉。”[2](p235～236)
如果上面关于历史与文学同质的简单论述可以站得住脚，那么历史学向文学“学习写作”就不会显得突然了。就像电影史家西格弗雷德·克拉考尔所说的：“乔伊斯、普鲁斯特、维琴尼亚·伍尔芙给了历史叙事者挑战和机遇。”[1](p237) 如果当今的历史学家可以真正地放下架子、摆正心态，他们就可以从这些现代小说巨匠及其作品中寻找到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从而带来历史写作质量的飞跃。
从现当代的一流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坚持创作叙述的历史的研究者可以借鉴一些有益的手法。比如说在处理诸如内战等冲突性的历史事件时，历史学家应该像小说家那样从多种观点讲述相同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以观点的冲突来解释冲突”[1](p239)。《白鹿原》堪称这方面的杰作。面对持续变动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反应：白嘉轩坚持以不变应万变；鹿子霖则应时而动；白、鹿两家的后人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作为贫农儿子的鹿黑娃则经历了长工、农协会员、土匪、国民党保安队长、革命政府副县长和最终被处死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冲突、对立、调适、再对立……贯穿了小说始终，从而无可争议地揭示了处在变动历史中的人的多面性，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历史写作如果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一手法，多维的历史将被简化成单纬，历史中多样性的人将只有一副面孔。
历史学已经习惯了告诉读者结论，但这种做法妨碍了读者更深入地参与历史。实际上，每一个读者也是作者：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他们努力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意识进行判断，并形成自己的看法，再去检讨作者的观点。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称之为创作，只不过不像历史研究者表现得那样集中和完整。越具有开放性的历史著作，越少定论性论述的作品，越会引发读者深入其中的兴趣。随着参与历史程度的加深，读者对历史的认识也会随之加深。历史研究的结论甚至可以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就鼓励读者形成自己的结论而言，可供选择的结局会让作品变得更‘开放’。”[1](p239～240) 这种现代小说经常使用的开放式结局的手法，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格兰特·哈代（Grant Hardy）在《史记》中发现了这一点。他从《史记》的各个篇章中找出司马迁对魏豹叛乱的论述，把它们划分为五个版本。[9](p26～29) 由于这五种版本的论述的存在，导致了至少七种对魏豹叛乱的原因的解释。[9](p29) 他认为，这种看似“不连续的多样化叙述”（inconsistent multiple narrations）[9](p26) 恰恰是司马迁的高超之处：“他用心良苦地邀请读者参加到解释的过程中来。”[9](p37) 如果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是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在消化吸收时有相当的困难，那么像司马迁这样的传统史家所开创的优秀的叙事传统，是不是应该被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者重新重视起来？
历史学对文学手法的借鉴和运用是一个非常漫长且多样化的过程，其最终的结局如何，尚无人能够预测。就目前而言，新的叙述的历史学呈现出一些特点。[2](p293) 第一，在历史中的伟人和强者之外，它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第二，它并不完全排斥分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有用的手段来处理资料；第三，受现代小说和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它探索人的内心及潜意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拘泥于史实；同时，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具体的人的行为来揭示象征意义。最后，新的叙述的历史学讲述一个人、一件事，但不是仅仅为了这个人、这件事而发，而是希望借此更好地理解过往社会和文化的内在机制。
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不可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它需要有人倾听、有人阅读、有人关注。然而今天的那些结构的、分析的、数量的历史学家却发现它们只是在和自己说话，读者根本没有兴趣把时间浪费在他们制造出来的天书般的“统计表格、干巴巴的分析和充满佶屈聱牙术语的句子”[2](p290) 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已经看到并不是大众真的对历史丧失了兴趣，而是需要一种令他们有兴趣去欣赏、去感悟的历史。面对着越来越智慧的大众，年轻的历史学研究者也希望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发现。在这个时刻，历史学重归“叙事本位”[5](p11～12)，并从文学和其他学术中汲取营养，从而创造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美感和深度的叙述的历史学，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是鼓吹史学和文学完全融合。无论怎样，文学都不能取代历史；再优秀的历史小说也终究不是历史。我想表达的是：在结构的、分析的、数量的历史学大行其道且使历史读者急剧减少的今天，有勇气的历史学者应该从文学的自由、性灵和美丽中汲取灵感，通过对叙述的历史学的坚持和实践，还原历史学的生动、活泼和多彩斑斓。新的叙述的历史学将重新把“故事”作为史学创作的中心，而不像结构的、分析的、数量的历史学那样对它鄙夷有加。我们应该记住加雷的话：“如果此话为真——自然科学中总有理论，那么这句话就一定不假：在历史研究中，总有故事。”[2](p50) 更重要的，我们要像斯通说的那样：“丢掉计算器，来讲故事吧！”[2](p282)
收稿日期：2006—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