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五
预期管理评价*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郭豫媚
摘 要： 本报告结合预期管理理论与国际实践，从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两个维度对中国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进行了全面评价。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方面，目标信息、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和操作信息的披露仍存在较多问题，因此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仍不高。而且，2018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前瞻性指标取消发布，央行也没有对定向降准政策和合理利率区间进行前瞻性指引，可见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也仍有待改进。就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而言，由于政府部门发布的预算文件不够全面，地方隐性债务口径和认定标准存在缺失，财政政策透明度相对偏低。不仅如此，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效率也较低，一方面，预期目标设定不合理和指标口径问题导致赤字率目标的前瞻性指引效果较差；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虽已推行多年，但宏观税负却有所上升，损害了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效果。
关键词： 预期管理 政策透明度 前瞻性指引
一、引言
预期管理是指通过信息沟通对公众预期予以引导，从而提高政策效率(郭豫媚和陈彦斌，2017)。基于Lucas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否定了“政策无效命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并不是完全弹性的，预期物价水平的上升并不会立即引起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同等程度的变化，因此，意料之中的政策也会影响经济周期。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一般无法形成理性预期，因此意料之中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发挥有效作用。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发达国家央行越来越重视通过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使用前瞻性指引来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率。在传统货币政策空间不足时，更是尤为重视预期管理。目前，理论中达成共识且研究相对成熟的主要是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预期管理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中国的预期管理不仅包括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还包括财政政策预期管理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管理。
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重视预期管理，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2016年我国宣布开始推行“营改增”和全面减税降费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这使得公众预期税费负担将会有所减轻，然而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却出现上升，这不仅扰乱了公众的预期，而且会削弱财政政策的可信度，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
评价宏观政策实施状况时，对预期管理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中国宏观调控已越来越重视预期管理，但实践中还存在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评价来发现问题并予以改进；另一方面，“大宏观”团队研究发现，预期管理能够显著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市场预期，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损失大幅降低(郭豫媚等，2016)。鉴于此，本报告将从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两个方面对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进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主要对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中国宏观政策中最主要的两个政策工具；原因之二是，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都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如何使用好有限的政策空间，如何通过加强对预期的引导来提高政策效率尤为重要。
二、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与评价依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理论和实践主要强调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来引导预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传统货币政策失效，发达国家愈发重视对预期的引导，并采用了前瞻性指引手段进一步加强预期管理。鉴于此，本报告选择从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两个维度对预期管理进行评价。
(一)政策透明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央行都非常神秘，货币政策透明度很低。然而，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一般无法形成理性预期。Brunner(1981)、Blinder(1998)和Woodford(2001)等学者就对央行货币政策不透明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一个更加透明的央行能够给市场提供更多的信息，并通过影响公众信息集来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此同时，财政透明度也逐渐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政府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价格型方面，2018年央行并没有对利率指标进行前瞻性指引。2017年，央行开始在报告中给出短期利率的合理目标区间，虽然形式上与前瞻性指引仍存在差距，但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前瞻性指引的作用。在数量型指标有效性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对价格型指标进行前瞻性指引越来越有必要。然而，2018年央行均没有再明确说明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的合理区间。
结合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定义以及已有研究的评价方法，本报告将从目标信息、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和操作信息四个方面对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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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政策透明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是指将公共财政过去、当前以及未来情况的相关信息向公众进行全面、清晰、可靠并及时的公开，以及公众在其中的参与度。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预算项目合作组织(IBP)等国际组织均构建了各自的财政透明度评估体系。IMF构建的财政透明度评估体系包括财政报告透明度、财政预算与预测透明度和财政风险评估与管理三个方面。OECD和IBP对财政透明度的评估则更侧重于预算透明度。OECD从编制的报告及内容、特定信息披露以及报告质量和完整性对预算透明度进行评估。IBP构建的公开预算透明度评估了中央政府发布的预算前陈述、行政预算草案、立法通过的预算、公民预算、年中报告、年中审核、年终报告和审计报告八项主要预算文件，考察这些文件发布的及时性、内容的全面性和有用性。[注] 资料来源：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财政政策透明度与财政透明度略有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发点不同。财政透明度的出发点是财政，不仅包括财政政策，还包括财政机构设置和财政制度安排。财政政策透明度的出发点则是财政政策，更强调从宏观政策调控和预期管理的视角来评估政策的透明度。二是范围不同。财政所具有的含义较广，包括财政机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等内容。因此，财政透明度考察的范围比财政政策更广。
结合IMF、OECD和IBP的评估方法和相关理论，本报告将主要从预算透明度和财政风险透明度两个方面评价财政政策透明度。预算透明度方面，主要考察预算文件发布内容的全面性和有用性。财政风险透明度方面，主要考察政府债务等风险指标的披露和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
中国预算透明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向公众提供的预算文件较少。在IBP调查的8种预算文件中，我国未制作预算前陈述、公民预算和年中审核。预算提案虽然做了但仅针对内部使用，并未公开发布。二是公开预算文件提供的信息并不全面，有用程度有限。2017年，我国颁布的预算、年度报告、年终审核和审计报告的信息全面程度和有用程度得分均低于60分，所提供的信息的全面性和有用性均较为有限甚至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公开的预算文件仅公布了各指标的数值，而结合数据对财政政策实施情况、预算实施效果评估以及宏观经济设想进行解读等内容涉及较少。以年终审核(决算报告)为例，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仅公布了各类收入支出的预算数和决算数，而没有任何解释与说明。这使得预算文件的可读性较差，公众很难通过预算文件了解政策倾向和对经济的预期。相比之下，美国、巴西和韩国的预算文件中均对宏观经济政策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使预算文件能够更好地引导市场对未来经济和财政政策倾向的预期。
(二)前瞻性指引
假设供电区域内用户数为n且均匀分布,在馈线上安装k1个“二遥”终端设备,k2个“三遥”设备。当线路出现故障时,停电时间由3部分组成:t1为故障区域查找时间,t2为故障隔离时间,t3为故障修复时间。对于“二遥”终端设备,t1为0;对于“三遥”终端设备,t1和t2均为0。假定“二遥”终端均匀安置在“三遥”终端装置所分割的区域中,每个“三遥”分段内对α台分段开关进行“二遥”配置,即有
表1 前瞻性指引的不同形式及其特点
续表
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正处于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过程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的有效性都有所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和关注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来予以应对。因此，对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进行前瞻性指引都能起到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鉴于此，本报告将从M2等数量型指标和利率等价格型指标两个方面对中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进行评价。
2.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目前理论和实践中的前瞻性指引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尚没有对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详细论述。不过，根据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定义与内涵，并不难明确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范畴。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目标是利率或M2等指标，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核心就是在政策调控前对未来操作目标进行预告和事前沟通。相应地，就财政政策而言，财政政策的主要操作目标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方面。因此，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应当结合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关键指标进行指引。
参数化设计技术为参数化形状优化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关振群等[17]基于特征的参数化几何造型平台，采用面向对象二次开发环境ObjectARX和MCAD API，将参数化设计技术、有限元建模技术与有限元分析优化系统集成，实现三维参数化形状优化设计.戴磊等[18]在三维参数化特征造型中采用POSHAPE对CD6140A的车床导轨进行形状优化设计，在减少导轨质量的同时提高了结构的刚度和结构的自振频率.
三、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评价
(一)货币政策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货币政策透明度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1.目标方面，货币政策目标仍然过多且没有设定优先级。要保证较高的目标透明度，要么目标单一，要么在给定多目标的情况下明确设定优先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并不多，通常采用单一目标或双重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发达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失业和产出等目标变得不重要，而是经济学家发现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的唯一宏观经济变量。美联储采用的是双重目标，将物价稳定和就业最大化作为同等重要的两个目标。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的目标略多，包括物价稳定、高就业、经济增长等。但是，欧洲中央银行采用阶梯目标体系将政策目标分为优先目标和其他目标，物价稳定是唯一的优先目标，只有在实现优先目标的基础上才能追求其他目标。因此，从优先目标层面来看，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也是单一的。
然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属于多目标，而且并没有在多目标中指定优先目标，导致目标透明度较低。2018年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去杠杆”“防风险”五个方面。并且，在这些目标中并未明确设定优先目标。2018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多目标中把握好综合平衡”。这不仅导致货币政策目标透明度下降，而且多重目标之间的矛盾不利于预期的引导。与此同时，为响应党的十九大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8年货币政策目标中也加入了“去杠杆”目标。这使得市场判断在众多货币政策目标中“去杠杆”可能相对更为重要，并据此对2018年货币政策形成了在稳健中性基础上边际趋紧的判断。[注] 华泰宏观(李超、宫飞、程强、朱洵)：《1月经济数据预测——温和通胀可能是指导投资的主线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61557，2018年2月1日。 然而，2018年年中以来，受中美贸易问题以及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影响，“去杠杆”转为“稳杠杆”，央行也多次进行定向降准，表明货币政策实际又转为更加注重“稳增长”。[注] 《〈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报告〉2019年金融形势前瞻：稳增长重要性提升，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2月31日；《盘和林：稳健基调不见“中性”，货币政策呈现“边际宽松”趋势》，载于搜狐财经，2018年8月4日。 由此可见，在多目标且缺乏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市场很难准确判断和把握货币政策取向，不利于稳定预期。
定义学生的预期学习产出是OBE教育模式的关键环节。为了得到更合理、更适切的产出成果，我们把专业认证和行业能力需求两个方面作为主要参考而确定产出目标。[1]
2.经济信息方面，发布的信息仍不充分。经济信息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央行仍没有发布官方经济预测。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中只有描述性的分析，几乎没有提供给市场额外的有用信息。第二，中国央行仍未公布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这使得公众难以知晓央行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依据，也很难在实践中依据央行的理论模型修正自身的预期。相比之下，美联储官网详细地公布了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货币政策分析时所使用的FRB/US模型和EDO模型。
3.决策信息方面，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仍然不透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除了公布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参会人员外，所涉及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会议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看法；二是未来货币政策的调控思路。这两方面内容不仅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相关内容重合度较高，而且并没有涉及货币政策决策的具体过程，没有为公众提供有关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信息，导致决策透明度不足。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对货币政策不具有决策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从中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委员会只能讨论并建议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并不涉及货币政策决策。相比之下，美联储在官方网站不仅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组织架构、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进行了明确说明，[注] 具体可参见：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rules_authorizations.htm。 而且每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声明中均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委员的投票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为增加销售额、提高市场占有率，我国企业应收账款数量逐年上涨。以我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为例，如表1所示。
数量型方面，第一，政府工作报告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年度增速指引在2018年取消，而央行自身也没有对上述指标进行前瞻性指引。2017年以来，M2全年同比增长仅8.2%，低于年初12%的目标值，低增速引发广泛关注。但是，在没有给出替代性指标的情况下直接取消M2预期目标值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减弱预期管理的效果。第二，2018年央行进行了多次定向降准，但并没有像2017年一样对定向降准政策进行前瞻性指引。2017年9月29日，央行发布定向降准的通知，宣布将于2018年1月25日实施定向降准。对定向降准政策进行前瞻性指引，为市场提供了预期下一阶段数量型指标的重要信息。然而，对于2018年4月、6月和10月实施的定向降准并没有实现进行前瞻性指引。[注] 虽然每一次定向降准均在实施前7天左右公布，但这7天只是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供正常的调整时间，不属于前瞻性指引的范畴。
定向降准方面，2018年共进行了4次定向降准，除1月的定向降准在2017年已进行公告和解释外，其余3次均进行了及时的解释和说明，并较好地引导了市场预期。从沟通内容来看，涵盖了操作内容、操作方式、操作目的、对货币政策取向的影响和对外汇市场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从沟通效果来看，实现了引导预期的目的。例如，在2018年6月24日央行宣布通过定向降准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后，市场认为此次定向降准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稳妥推进去杠杆、改善市场情绪，此次定向降准不等于放水，[注] 《不要误会，定向降准≠放水》，载于搜狐财经，2018年6月26日。 推高房价的可能性较小。[注] 《央行定向降准0.5%放水七千亿，会引发楼市的新一轮上涨吗？》，载于搜狐财经，2018年6月25日。 市场的解读和看法与央行较为一致，没有出现较大的误解和分歧。[注] 《央行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7000亿，券商机构这么说》，载于第一财经，2018年6月24日。
利率调整方面，2018年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水平共发生1次变化，且利率调整后进行了及时的解释和说明。2017年公开市场利率上行曾被认为是加息，2018年逆回购利率上行鲜有再视为加息的。市场基本认同央行的说法，认为此次逆回购利率上行是随行就市，货币政策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与往年的公告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对公开市场操作的解释更加丰富和翔实，较好地引导了市场预期。2018年央行关于公开市场操作的解释，延续了2017年的优点，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沟通更加常态化。一是沟通频率进一步提高，逐步成为央行沟通的常态化渠道。2017年全年沟通95次，2018年全年沟通达195次。二是央行对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解释也大幅增加。2018年，共有138次沟通发生在没有操作的交易日。三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解释内容较为详细，包括税期、现金回笼、金融机构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逆回购到期、银行体系流动性、财政支付力度等多个方面。四是沟通更加清晰。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主要目的是削峰填谷，维护市场流动性稳定。在央行的沟通中，有时会明确对市场流动性高低状况进行明确说明，这有助于市场理解市场运行状况和央行操作意图，我们将其定义为清晰的沟通。2017年共进行了62次清晰的沟通，2018年共进行了154次清晰的沟通。
(二)2018年货币政策对前瞻性指引的运用有所减少
4.操作信息方面，总体上做得较好，沟通效果有所提高。2018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操作。一是定向降准；二是上调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三是常态化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于上述货币政策操作，央行不仅在操作后进行了相应沟通和说明，而且沟通内容较以往更为全面与深入，沟通效果有明显提高。
1.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目前发达国家的前瞻性指引主要用于货币政策实践，前瞻性指引的核心在于通过发布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等前瞻性信息来引导公众预期(Svensson，2015；万志宏，201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名义利率逼近了零下限，导致以引导短期政策利率为主要手段的传统货币政策几乎没有调控空间。在此背景下，美联储于2008年12月率先实施了前瞻性指引政策，就未来货币政策利率路径进行沟通。此后，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也纷纷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前瞻性指引。随着实践的深入，前瞻性指引的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见表1)。早期的前瞻性指引主要是开放式指引，后来逐步演变到日历式指引和目标式指引。前瞻性指引的上述变化强化了其引导预期的功能。就日历式指引而言，通过在开放式指引的基础上引入具体的政策持续时间，降低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就目标式指引而言，通过在开放式指引的基础上引入政策目标，不仅能够避免日历式指引下货币政策灵活性受到约束的问题，而且明确的政策目标有助于进一步锚定市场的预期。尽管前瞻性指引是在危机时期推出的非常规手段，但其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已逐渐演变为常态化货币政策手段。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自2015年12月底以来已经进入加息通道，但美联储仍然在使用目标式指引，以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引导。美联储前主席Yellen在2016年8月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前瞻性指引应当成为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一员(Yellen，2016)。
1.货币政策透明度。货币政策相关信息的发布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来引导预期。根据已有研究的结论，[注] 具体可参见Eijffinger and Geraats(2006)、徐亚平(2006)、Dincer and Eichengreen(2014)等。 下述四个方面的信息会影响到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而影响预期。一是目标信息，主要指央行是否对货币政策目标进行正式声明以及声明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单一、是否量化等。二是经济信息，包括央行用于政策分析的宏观经济模型、反映货币政策力度和效果的基本经济数据以及央行对通货膨胀和GDP等经济变量的定量预测等。三是决策信息，主要指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形成过程所涉及的信息，如决策流程、决策委员会投票情况等。四是操作信息，主要指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定义和说明是否清晰，以及对货币政策操作是否进行解释说明。
结合中国财政政策的具体实践，本报告将选取赤字率指标和减税降费政策两个方面对中国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进行评估。赤字率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最为重要的财政政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全年财政政策的定位和支出力度。除此之外，减税降费是近年来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重点。而且减税降费政策从倡导到推行再到产生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政府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倡导具有前瞻性指引的特征，也有必要对其进行评价。
四、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评价
(一)财政政策透明度较低，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结合IMF、OECD和IBP的评估方法，本报告将主要从预算透明度和财政风险透明度两个方面评价财政政策透明度。
某医学院校医学生对非处方中成药类感冒药认知和使用情况的调查 ……………………………………… 谢 敏等（2）：258
预算透明度方面，我国预算透明度较低。根据多边组织制定的国际公认标准，IBP的公开预算调查使用了109项指标评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预算透明度。评估内容包括中央政府是否及时地向公众在线提供八项主要预算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是否以全面且有用的方式呈现了预算信息。由表2可见，我国预算透明度指数长期以来一直处于20分以下；2017年仅为13分，表明我国预算透明度较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预算透明度则显得尤为不足(见表2)。2017年，全球115个国家的平均预算透明度得分达到42分，我国在全球排名仅第91位。而且，2017年，美国、日本和英国的预算透明度指数分别为77、60和74，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也分别达到77、48、72和89。
表2 IBP预算透明度指数
注：IBP预算透明度指数介于0～100分。81～100分表明预算信息全面，61～80分表明预算信息较多，41～60分表明预算信息有限，21～40分表明预算信息较少，0～20分表明预算信息不足。
资料来源：Open Budget Survey 2008-2017，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
由于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异化范畴的运用直接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因此，在有关马克思异化理论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主要争论集中于异化理论是否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致思理路。异化理论中断结论的得出，更多来自于对文本的简单化诠释，缺少对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深度挖掘。因此，目前“贯穿说”和“扬弃说”成为了主导性的观点。
要实现信息化的会计教学就必须重视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会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除了理论教学之外，必须十分注重实践化教学，让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例如多让学生进行上机训练，多进行实习锻炼，这样才能将会计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但是在会计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实践教学，未能很好地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学校未能较好地与企业合作，形成一些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同时也未能较好地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实习活动往往都流于形式。这样的教学模式势必会造成学生与实际脱钩，无法满足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这对于培养合格的会计信息化人才来说存在较大的难度。所以学校一定要提高会计教学的实践意识。
财政风险透明度方面，地方隐性债务口径和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我国财政风险透明度较低。虽然我国财政部官方每年公布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但官方数据中并没有统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导致官方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财政风险。而由于隐性债务的测算缺乏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不同机构的测算结果差异很大，进一步表明我国财政风险透明度较低。如表3所示，根据IMF的估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规模达到46.4万亿元；根据BIS的估计，2016年和2017年我国政府债务规模达到33万亿元和38.8万亿元。可以看到，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结果均比我国官方预测结果高出20%～40%，这主要是因为IMF和BIS的测算中加入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同时，不难发现，BIS和IMF的测算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内金融机构海通证券研究所的测算结果则比BIS和IMF更高，这进一步表明我国财政风险透明度不高。
表3 我国官方和国际机构对我国政府债务的测算
(二)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效率较低
就赤字率指标而言，赤字率预期目标设定问题和指标口径问题导致前瞻性指引效果较差。赤字率是财政赤字与GDP的比值，反映了财政政策的态度与立场。2018年，有关赤字率的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目标设定未能较好地引导预期。2018年，政府赤字率预期目标值设定在2.6%，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下降。赤字率预期目标的下降，引发了市场对全年财政政策积极程度的疑虑。[注]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认为，从政策意义上看，降低赤字率，一是要控制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杠杆水平；二是可以预计主要由政府部门驱动的基建投资规模将低于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三是财政政策积极力度也将低于上年；四是随着赤字率的降低和机构改革，政府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将向服务型政府变化。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赤字率目标大幅降低 分析师怎么说？》，载于搜狐财经，http：//www.sohu.com/a/224855890_313745，2018年3月5日。 在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的背景下，赤字率预期目标的设定并未能够有效地引导市场对财政政策和未来经济形成合理预期。
二是指标口径缺陷导致赤字率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财政政策立场，这也导致赤字率指标在引导预期方面的效率不高。不同于货币政策具有价格型指标，财政政策的大部分指标均为数量指标，这就使得财政政策指标构建难度较大而且较为复杂。赤字率虽然是目前政策实践中最常使用和参考的指标，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赤字率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立场。
作为统一战线和协商建国的产物，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同心圆结构。这种领导结构依赖于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结构下，政治领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底线，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共识和政治认同。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有效发挥自身效能，需要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战略基础上的政党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要改变传统的单纯地将政党与阶级相等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也不能简单地将政党等同于某个特定的阶级。
我国官方赤字率指标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我国官方赤字率只考虑了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而财政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四本账。二是我国官方赤字率考虑了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和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项目，这部分资金的结转和调节使得当年实现的赤字率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同时也使得赤字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财政政策积极性。三是我国赤字率指标没有考虑周期性和一次性财政支出因素的影响。财政余额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导致赤字率具有顺周期性，而这部分变化并非财政自主调整的结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发达国家实践中提出了不同维度的赤字率指标，以尽可能通过不同口径的指标来全面把握财政政策取向。例如，OECD发布的欧元区财政余额变化(财政余额的变化即为当期财政赤字)数据中，同时考虑了财政余额变化、基本余额变化和潜在基本余额变化三个口径。而我国并没有公布不同口径的赤字率。
骨科临床实习是学生对于理论知识向临床实践转变的重要过程，当前的医疗制度改革与社会医疗需求对临床实习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1]，探索一种新的提高教学质量的骨科临床实习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PBL是以学生为主体临床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积极作用[3-4]。近年来骨科学各种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更新，3D打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骨科临床与教学的质量[5]。因此，本研究以胫骨平台骨折为教学模型，对传统教学方法与新型教学方法（3D打印技术、PBL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差异进行比较评价，现报告如下。
就减税降费而言，减税降费政策实际效果不足导致前瞻性指引效果较差。2016年我国开始推行“营改增”和全面减税降费政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要求“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并且给出了定量的目标，要求“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自2016年提出全面减税降费以来，表面上税负有所降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实际达数万亿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2016年累计减税5736亿元，2017年全年减税9186亿元。2018年4月，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更是指出，过去5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总额达3万多亿元。
然而，2016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有所上升，全面减税降费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陈小亮，2018)。本报告计算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达到35.7%，比2017年大幅提高1.9个百分点，而且这也是最近六年来的新高(陈小亮、姚一旻，2019)；如果将社保征管体制改革的影响考虑在内，预计2019年宏观税负将会进一步加重。这不仅损害了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效果，而且在长期中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可信度。
官方减税数据与市场主体实际获得感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部与市场主体的参照系有所不同(刘尚希，2018)。官方公布的减税数据实际上是根据改革前后名义税率的变化进行测算得到的，因此，只要税率有所下降必然能够得到减税的结果。然而，市场主体则是从实际缴纳税负是否变化的角度来感受减税降费的力度。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微观主体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获得感不强。一是“营改增”后征收率上升。相比营业税，增值税的征收过程不仅受到税务局的监督，而且上下游企业之间也会相互监督，从而大幅提升了征收率。二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微观主体效益下滑，抵消了减税效果。上述分析表明，从预期管理的角度来看，减税降费政策要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必须更加关注微观主体实际税负感受，而不仅仅是名义税率的变化。
相比之下，美国实施的减税政策则产生了较好的效果。特朗普主导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于2018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根据长江证券研究所估算，美国企业税后利润规模在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加282亿美元和265亿美元，增幅达11%。与此同时，美国企业海外资金大幅回流，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回流资金分别高达2949亿美元和1695亿美元，超过过去三年总和。[注] 《特朗普减税效果，是否高估？》，载于长江宏观固收，2018年11月30日。
五、结语
本报告从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两个维度对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财政政策预期管理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就货币政策而言，第一，货币政策透明度仍不高。货币政策在目标信息、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和操作信息的披露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且大部分均为往年存在的问题。主要的改进表现在操作信息方面，央行对重要货币政策操作均进行了解释，而且解释内容更加充分，相比往年沟通效果有所提高。第二，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仍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不再在年初公布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前瞻性指标，不再对定向降准政策进行前瞻性指引，对于合理利率区间的指引予以取消。就财政政策而言，第一，财政政策透明度相对偏低。由于发布的预算文件较少且信息不全面，我国财政预算透明度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另外，因地方隐性债务口径和认定标准的缺失，财政风险透明度较低。第二，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效率较低。一方面，预期目标设定不合理和指标口径问题导致赤字率目标的前瞻性指引效果较差；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虽已倡导许久，但结果是我国宏观税负有所上升，损害了财政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效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信心就是黄金”，预期管理的核心就在于影响市场信心并进而引导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预期管理要通过误导公众来增强信心。目前，人们对预期管理的内涵和作用仍然存在很多误解，甚至有个别观点将预期管理错误地解读成误导公众，认为预期管理就是在通货膨胀上升时期告诉公众目前通货膨胀并不高，在汇率贬值趋势下告知公众汇率不会贬值。误导公众，事实上是在阻碍公众形成理性预期。然而，真正的预期管理不但不是否定理性预期，而且是要通过沟通帮助公众形成理性预期。
参考文献
[1]陈小亮：《中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评估与定位研判》，载于《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9期。
[2]陈小亮、姚一旻：《政策力度与传导效率评价》，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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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06-0021-10
*本报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31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与转型问题研究”(18JD79001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71850003)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预期管理论文; 政策透明度论文; 前瞻性指引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