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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欧洲的革命时代，20世纪则是我国的革命世纪。列宁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端，标志了二十世纪初揭开的全世界的一个新阶段。”〔1 〕“亚洲的觉醒”是指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开始反帝反封建革命。因此之故，西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中国的革命者则面临如何处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东西方的革命理念，也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种种撞击与交融。值本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把中国革命者对上述两种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革命理念的演化，略作回顾，或许能温故而知新！
一
在本世纪初第一个成立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即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革命并列在其纲领中。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泊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孙中山说，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这三大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多世纪。他说“欧洲当二百年前为种族主义革命时期，近一百年以来为政治革命时期，现今为社会革命时期”〔2〕。 孙中山想在中国一揽子完成这三大任务。
不过按我国当时的情势，民族主义（排满）和民权主义（建立民国）为当务之亟。社会革命是将来的事。在同盟会成立之初，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疑义，要求删去。“总理乃起而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之历史及其趋势。谓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与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3〕孙中山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
孙中山为什么要把民生主义列入同盟会的政纲，有下列诸种原因：第一、由于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孙中山把土地问题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入手之方。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与章太炎等人讨论土地与赋税时，认为由人力创造的产物，可归私人所有，由自然创造的产物，则不许私有。土地买卖，不过是偿还花费在土地上的劳力，土地本身是不能买卖的〔4〕。孙中山运用商品交换的原则否定封建土地所有权， 以期通过国家法令实现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但保留级差地租和工商业之间的贫富差别。“平均地权”的原则，是取法于享利·乔治的单税法，“单税法则为中国之现行制度（清康熙年间实施的一条鞭法，纳丁于地，与单税法的原则相符），诚能以共和立宪之精神而斟酌损益，则不徒成为尽善尽美之税法”。有人说“大抵列国之易行民生主义者，无如中国。而易行土地国有制者，亦无如中国。”〔5〕
其次，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欲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返回日本时，特地绕道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的执行部，见到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尔得威尔特，及书记胡斯曼，据谈话的记录云：“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指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过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6〕。 孙中山还对王尔得威尔特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下了”〔7〕。
第三，更主要的，还在于防止第二次革命的发生。孙中山在1905年就曾明确指出：“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驰张之。”孙中山还形象化地比喻说，如在大都市购衣，“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即是见漂亮的就买，不问其是否合身，款式只顾当前流行否，不考虑以后的发展。他认为是“所视不远”。他接着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现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各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8〕
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同时并举，是有名的“一次革命论”。设想由资产阶级来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孙中山革命方案的最大特色。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思想界，年轻人趋之若鹜。孙中山针对此情况说：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并说“国人今日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经迟了”〔9〕。继则提出“以俄为师”， 并接受苏联派来的顾问鲍罗廷，帮助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不过他的国共合作方式是“容共”，让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国民党，使国民党补充新鲜血液，与他当初设计预防第二次革命的方案的精神是一致的。
孙中山强调，他提倡的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固然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在方法上不主张“农工专制”。提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所谓马克思之法，即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五四以后，激进的民主主义代表陈独秀转向社会主义。1915年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将人权说、进化论与社会主义三事并列。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视为近世文明，特别指出欧洲在民主革命中把旧有制度破坏殆尽，唯残存财产的私有制，形成今日的社会不平等。还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民主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提倡近世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回答说，中国的产业未兴，所以中国“似可后于欧洲。”〔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陈独秀组织共产党，除为争取中国实现独立与统一，还为“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11〕。陈独秀此时已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异趣，在对待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也与孙中山不同。
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2〕。在第一段的革命争斗中，无产阶级只是“援助民主革命”，待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民主派胜利后，就立即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关系依然存在。”〔13〕鉴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 Re-volution）的时代是已经成熟了”〔14〕。
在革命的第一段里，陈独秀没有提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更没有提夺取政权的任务。1925年他在答复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所制造的谣言时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15〕。
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他这样做。苏俄自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派系斗争中逐渐站稳了脚跟，随着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国际共运则刻上了斯大林的印记。1926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出：“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软弱的，他们比之一九○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无比……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指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像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之类的东西……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16〕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与陈独秀针锋相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所作的《中国问题决议》，贯彻了斯大林的精神。决议说：“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它将成为过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17〕中国党是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开始不以为然，经人指出这“等于不了解这一决议”。于是中共政治局“讨论与辩论”这个决议。终于检讨过去“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并视之为不可违反的“革命铁律”。今必须无条件扭转，填平鸿沟，承认形势已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必须“抓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两步并作一步行。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当推毛泽东。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论述不多，但他坚信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对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处理上，自有其独到之处。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8〕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说的，是针对以三民主义包括一切的“一次革命论”说的。他驳斥以三民主义包办一切是“左”倾空谈，“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他说：“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与陈独秀所说的第一段革命是不同的。陈独秀所说第一段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追随资产阶级，与自己的敌人作斗争。陈独秀设想在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有一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毛泽东说“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毛泽东阐释革命的两步是：“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期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但他又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者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可以囊括民主主义，指导民主革命？他说：“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并说拒绝共产主义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就会亡国”。因此“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共于三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一原则以后为宪法所规定。当时已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了，已有苏联老大哥的榜样。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横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后统称“过渡时期”。孙中山明确否定有任何过渡；列宁、陈独秀、斯大林、毛泽东等，多以自己的气质与才识来诠释、设想、实践这过渡时期。他们的方案与实绩，均已载入史册。列宁当年称孙中山有民粹主义色彩，他评述：“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也就在于，中国民主主义者诚恳地同情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将它改造成反动的理论，并且根据这种预防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实行纯粹资本主义的、最大限度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9〕从总体上看，农业国的社会主义者，似乎都涂有民粹色彩，是否都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则有待总结研究，有些问题是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以至再检验才能分晓的！
二
“革命”的世纪特征是什么？
这个问题仍要追溯我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1894年组织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该会成立之初，尚不具革命性质，迄翌年发动广州武装起义，才具革命的性质。但他们仍不敢用“革命”的名词。据冯自由说：“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1895年10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0〕1902年，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反应，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释革》〔21〕一文，他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制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是当Revolution之意也。……即以政治论，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lution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lution者。今以‘革命’译Revolution，遂使天下士君子构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意，则必与现王朝一人一姓为敌，因避之若将浼己。而彼凭权借势者，亦将曰是不利于我也，相与窒遏之，摧锄之，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顺之为害者也。”梁启超以为，把Revolution专用于王者易姓，徒增改革者与当权者之间的对立，甚至引起内战，“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他说“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这正是梁启超与“海内识者纵论‘革’义”的目的。但革命者不同意他的意见，不久彼此则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不过梁启超强调：“‘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之公例也”，“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这种变革，“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这样理解却是可取的。但他说，“又见乎1789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lution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斗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这样的革命不啻百数十姓；“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这不过是“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他说在西方的历史上， 王朝更替不下数万， 能称得上“革命”的只有1866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的独立，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几次“革命”都改变了该国的“群治情状”，不仅仅是易姓。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东方杂志》于11月即发表文章，称这次起义为“革命战争”，是国民要求政治改革所采用的非常手段——内战。并把内战分为“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与“转移统治权”的内战。前者为争夺王位，后者是把统治权转移给国民。中国以往专制相承，国民无立宪共和之观念，故革命发生，“无不以王位为其目的物……自欧美之政治思想输入以来，久苦于专制之国民，乃勃起而欢迎之……，而革命之意义亦大变其本来，几若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之标志”。《东方杂志》称武昌起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列为西方文明思想之所谓“以仁易暴”。时值“辛亥”，作者则引谶纬之说与《诗经》注疏加以印证：“后世谶纬之说，以革命为君臣尅贼之义，又称辛亥为革命年。《诗》疏则云亥为革命。本年革命之举，适为辛亥；而洪杨之难，亦作于辛亥，与《诗》疏及谶纬家言巧相符合”〔22〕。可见革命在20世纪是一种时尚或潮流。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输入的是一种社会革命论，对我20世纪的中国影响尤大。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马克思也指出欧洲曾有两次“革命”：“在1648年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在1879年，资产阶级是和人民结成同盟”。他说这两次革命（1775年的美国独立不计在内）不仅是英国与法国的、而是欧洲的。“它们宣告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24〕上述梁启超《释革》中所谈的意见，多半是综合西方时行的观点，其基本精神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相符。不过对欧洲的两次“革命”事件，却各有选择。1879年的法国革命是一致的，唯对英国历史上的“革命”事件，马克思所指为1648年克伦威尔率军再次逮捕英国国王，下议院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判国王叛国而斩首的一次为“革命”。梁启超则按资产阶级史家所公认的1688年的政变称“革命”。彼此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梁启超等人着眼于事件的改良特征，马克思则强调其人民性和彻底性。但两者均着眼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25〕，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归属则与之相适应。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对此曾有如下表述：“马克思则证明了……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事件中，中心问题始终是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阶级争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统治，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而新兴的阶级要获取统治”〔26〕。
当地区历史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通过近代生产方式折射到落后地区，尤其是被工业民族征服的农业民族地区，更是刺激了该地区的革命运动。
列宁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中，发现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偶然出现了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即在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权）之外，又有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则立即修改旧有的革命公式，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指出这个新型的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27〕。并比附为1871年巴黎公社同一类型。
列宁对革命的新诠释，与中国传统“革命”的内涵巧相吻合，并使之涂上社会革命的色彩，很快为中国革命者接受了。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28〕，即不主张流血革命的毛泽东，1920年经蔡和森由法国转来“俄国方式的革命”，于是放弃了固有的主义。
当时蔡留学法国，在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下，自称“极端马克思派”，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初，蔡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他认为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拟恃此综合观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蔡的思想颇具时代的代表性，值得转述。他说：“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但使得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毋宁为革命而战死”〔29〕。蔡和森在此所说的社会革命，已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修改了的革命运动。这种思想为当时激进青年所普遍接受。陈独秀对蔡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表态，只是对“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出：马克思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又主张类似自然进化的唯物史观，“不免自相矛盾”。如何解决此“矛盾”？他说：“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指出唯物史观不只“含着自然进化的意义”，其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因此，陈独秀强调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中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30〕。他说他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矛盾了。这是针对蔡的理解而发的。
陈独秀所主张的革命，和他所倡导的革命，是承认社会进化导致革命，不以政权为革命的根本问题。他说：“革命即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31〕他说：“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意，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32〕。又说：“倘若革命后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33〕。
陈独秀的这种革命观，终不见容于大革命时代，诚如蔡和森所言，属“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34〕。1928年蔡和森批判陈独秀主义为机会主义，说它“对于革命的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与资产阶级联盟……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什维克倾向”〔35〕。
此后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继续发挥列宁的论据：“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36〕毛泽东的特色是明确提出革命促进化，“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他提出的有名口号。他阐释道：“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不是先有充分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37〕
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8〕，1905年列宁则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39〕。20世纪的中国，几乎都沉浸在沸腾的“节日”里。6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使这“节日”的规模与深度达到登峰造极。物极必返，70年代后期中止了这一局面，但这种倾向的惯性，仍不能就此戛然而止。却也进入反思阶段。举国上下陷入沉思中，民族在思考：一个文明古国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规律中落伍后，该怎样冷静对待？如何处理外来的革命浪潮？社会革命应由社会转型而引发，抑或政权转移促使社会转型？
在反思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只要能冷静思考，求实总结，“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0〕则必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一位近代思想家这样说：“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
注释：
〔1〕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2〕孙中山：《军人革命教育》。
〔3〕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 《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2页。
〔4〕《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5〕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革命逸史》第4集，第126页。
〔6〕《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2—274页。
〔7〕《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2—274页。
〔8〕《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9〕孙中山：《三民主义精髓》。
〔10〕《答褚葆衡》，《新青年》7卷5号。
〔11〕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12〕《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15号。
〔1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5月。
〔14〕《造国论》，《向导》第2期。
〔15〕《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
〔16〕期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43—144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3页。
〔1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711 页。本篇所引原文不一一作注。
〔19〕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20〕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革命逸史》初集，第1 页。
〔21〕《新民丛报》22号，《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第9卷。
〔22〕杜亚泉：《革命战争》，《东方杂志》8卷9号，1911年11月。
〔2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4〕马克思：《资产阶级与反革命》。
〔2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6〕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27〕《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三），第19页。
〔28〕《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29〕《独秀文存》卷三（通信）。
〔30〕《独秀文存》卷三（通信）。
〔31〕《革命与反革命》，《向导》16期。
〔32〕《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
〔33〕《革命与制度》，《新青年》9卷3号。
〔34〕蔡和森致陈独秀的信，1921年2月11日。
〔35〕《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蔡和森文集》第790页。
〔36〕《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37〕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
〔38〕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1卷，第474页。
〔39〕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恩全集》第3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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