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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2-0010-08
台湾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海峡两岸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显学”。最近几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互信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讨论政治互信）越来越成为“显学中的显学”。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互信问题本质上涉及两岸各自的核心利益，因而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个问题涉及面极广，存在多重困境。笔者拟从利益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关系出发，分析建立两岸政治互信面临的若干困境，并仍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探讨破解这些困境的根本途径。
一、利益认知与两岸互信
顾名思义，“互信”就是“相互信任”或“彼此相信”。从现实层面来看，博弈的双方是否相互信任，需要区分不同的问题领域：在某些问题上对方或许值得信任，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可能不值得信任，或者给予不同程度的信任。即使在同一个问题上，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况下也会存在不同的信任度。但如果这样讨论互信的话，需要罗列所有可能的情况，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考虑到现实政治背后必然存在的利益逻辑，我们或许可以抽象出关于“互信”的一个共性：在相互博弈的双方当中，其中一方的言行是否有利于或有害于另一方的利益。如果在这方面双方是可以相互预期的，我们就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互信，否则便不存在。另外，如果能够预期到对方的言行将有利于（至少无害于）己方利益，我们可以把这种互信界定为“积极互信”；反之，如果能够预期到对方的言行将有害于己方利益，我们就把这种互信看做是“消极互信”。①当然，如何界定各自的利益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各有自我认定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利益。对于大陆来说，最核心的利益就是维护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现阶段，保持两岸间在经贸、文化、社会、人员等领域的交流，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大家庭的认知和认同，是服务于上述核心利益的重要途径。但对于台湾来说，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不同于大陆，存在着相互合法竞争、甚至相互对抗的多个政治集团，台湾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某些核心利益缺乏必要的共识。例如，在执政的国民党看来，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是他们认知的核心利益；在现阶段乃至可预见的将来，保持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台湾的这个核心利益，“不统、不独、不武”是保障这一核心利益的首选战略。为此，他们同大陆一样，也主张两岸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但在拥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看来，维护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最终争取到法理上的“台湾独立”，才是台湾的核心利益所在。在这种利益认知下，目前两岸间经贸、文化、社会、人员等领域交流的持续升温，都有可能导致台湾更加依赖大陆，使台湾未来的“法理独立”之路越来越难走，因而不符合台湾的核心利益。
按照前文中从利益角度对互信的界定，至少在目前，大陆和国民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积极互信的基础。马英九团队在岛内执政后，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双方都支持两岸之间的交流与交往，至今已达成十多项协议和共识，促进了两岸交流的制度化。这些都是大陆和国民党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陆学者刘国深对“两岸政治互信”曾有这样一个论述：“所谓‘两岸政治互信’，就是海峡两岸双方彼此以口头、书面或行为默契的方式，展现出共同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和政治现实之意志，建立起相互包容和信任的政治关系。”③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启示是：建立积极互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而增进积极互信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扩大双方核心利益的重叠面。
需要指出的是，在岛内政治生态高度复杂、利益认知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大陆与作为整体的台湾建立积极互信具有很大的难度。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不会放弃国家统一的根本目标，极端“台独”势力也不可能放弃他们“法理台独”的政治理想，大陆与这股势力之间应该已经相互“看透”，双方的核心利益水火不容，并清楚地预期到对方将会损害己方核心利益。在笔者看来，这种“相互预期”也是一种“互信”，但属于“消极互信”。
二、“台独”势力与两岸互信
长期以来，无论在岛内还是在大陆，许多人认为“台独”是个假议题，立论的依据就是“台独”不可能实现。的确，自李登辉开始，“台独”势力在岛内当政将近20年，并没有导致“台湾国”或“台湾共和国”的诞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就是陈水扁的那句“名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李登辉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不要自欺欺人”；而李登辉自己也说过“台独”是个假议题，也说他从未主张过“台湾独立”。④笔者的问题在于：陈水扁、李登辉之流的上述谈话到底有多大参考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太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已成为现实。在自然科学领域，从最初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到现在人们对宇宙的更深刻认知，就是一个生动案例。在社会科学领域，各种理念和理论层出不穷，许多都得到了应用或实践，如经济学领域的自由贸易理论、凯恩斯学说、自由制度主义，政治学领域的马列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台独”理念或许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支小小的“逆流”，但我们很难排除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造成某种程度干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岛内、两岸和国际等层面上诸多因素的复杂博弈与势力消长。
的确，陈水扁、李登辉也说过“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独’是个假议题”之类让我们听起来相当顺耳的话。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还曾说过更多让我们听起来相当刺耳的话。2008年3月14日，也就是岛内“大选”即将举行的前一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对陈水扁的专访，陈在专访中狂妄地宣称，两岸统一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遥远”。⑤陈水扁这句话并非毫无根据。统观岛内多家民调机构近20年来就国族认同和统“独”问题所做的民调数据，尽管存在起伏和误差，但总的发展趋势却很清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少，呈现一条向下的曲线；认同自己只是台湾人、支持台湾“独立”或永久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呈现一条向上的曲线。⑥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陈水扁在上述专访中才不无得意地夸口说，把蓝营绿化是他执政八年来“最大的成就”。⑦
陈水扁此言不虚。在今天的台湾，刻意与中国相区隔的“台湾主体意识”和“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意识实际上已成为岛内主流政治文化。从“郭冠英事件”⑧中我们看到，在岛内公开辱骂“中国猪”者可以登堂入室，而在互联网上隐名埋姓骂一句“台巴子”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泛蓝执政当局竟然也认为“大逆不道”，直接出手收拾“肇事者”。这充分揭示了岛内统“独”两派政治文化势力之悬殊，“反中爱台”俨然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亲中卖台”则成了麦卡锡式“台独”势力急欲斩草除根的对象。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客观现实。退一步说，如果“台独”真的只是一个假议题，那么我们这些年来的反“台独”斗争岂不也成了假议题？
因此，笔者不认为“台独”是个假议题；它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思潮和运动，更是一种已在岛内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文化。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对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问题有一个更清醒、更深刻的理解。一方面，没有人能够保证当前大陆与台当局之间已经初步建立的互信可长可久；另一方面，大陆与台当局之间的这种互信也不等于大陆与整个台湾社会之间的互信，因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一旦“台独”分裂势力再次在岛内掌权，两岸当局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积极互信就很容易转化成相互看透、相互敌视的消极互信。
三、威慑战略与两岸互信
前文提到的“消极互信”，就是指博弈的双方相互看透，也相互敌视，能够清楚地预期到对方将会损害己方利益。这涉及战略学中的“威慑理论”。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十分重视体现威慑观念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军事战略上的应用。根据上海学者王公龙的研究，“威慑”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汉朝和三国时期。⑨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威慑战略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通畅的信息传递。美国国际战略大师亨利·基辛格曾对威慑的要素构成进行过经典阐述：“威慑要求把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两者的估计结合为一体。此外，威慑是上述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等于零，威慑必然失败。”⑩
通俗地说，一项成功的威慑战略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为体要想阻止对手做出有损该行为体自身利益的举动，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这个行为体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实力，能对意欲损害自身利益的对手造成致命损失；其次，要有一旦对手做出加害举动就果断运用这种实力加以反击的主观意志；第三，要让对手知道自己的上述实力和意志。也就是说，实力虽然很重要，但光有实力还不够。如果缺乏在关键时刻运用这种实力的主观意志，实力便形同虚设。而且，要想在冲突发生之前、而非之后就阻止对手的侵犯意图，就必须让对手知道你的强大实力和你运用这种实力的坚决意志，让对手知道它的侵犯行为必将给自身带来致命损失。如果你的实力和意志让对手放弃了侵犯的念头，威慑战略便获得了成功。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维护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而岛内分裂势力的核心利益却是维护台湾目前“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最终取得法理上的“台湾独立”。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大陆与“台独”分裂势力必然是敌对的博弈关系。根据上述威慑理论，大陆要想阻止分裂势力挑起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事变，就需要打造强大的国家力量，也需要在必要条件下运用这种力量的国家意志，更需要把拥有的这种力量和运用这种力量的坚决意志让分裂势力知道。一旦这种预期建立起来，分裂势力就会对大陆的对台战略产生“消极信任”，他们也不至于轻举妄动了。
然而，台湾问题极其复杂，包含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国家战略、民族感情、人道主义、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因素，不同因素之间又相互纠结。表面来看，近十年来大陆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威慑战略似乎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威慑使得分裂势力即使在岛内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也没能使“法理台独”得逞。但从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当局屡次采取挑衅举动（如提出“两国论”、操弄“去中国化”、推动“正名制宪”、“入联公投”等）并在某种程度上得逞、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和统“独”取向发生不利于两岸统一的重大变迁等指标来看，大陆的威慑战略就难以称得上真正地成功了。不成功的威慑意味着即使是消极的互信也没有建立起来，这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
四、制度差异与两岸互信
不必讳言，海峡两岸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历来被认为是两岸交流交往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障碍。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台湾已走上欧美式选举民主的不归路。虽然其民主实践多有瑕疵，迄今仍不完善，但笔者更相信如下客观事实：支持台湾回到国民党威权时代的台湾民众不占多数。而在多数台湾民众眼里，大陆现在的政治制度与当年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差别不大。因此，台湾的多数精英乃至基层民众在这方面有一种相对于大陆的优越感。即使在大陆力量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两岸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轻视、鄙视、敌视大陆政治制度的台湾精英和民众不分蓝绿阵营都大有人在。(11)
然而，笔者更进一步认为，即使大陆采行了欧美式政治模式，也不见得就有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民主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产生的复杂结果却并非完全如推动者所愿。美国曾寄希望于中东地区的民主化，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但随着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选举中掌权，随着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在选举中得势，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是巩固了，而是受到了更大威胁。两岸关系中的制度差异问题亦是如此。众所周知，近年来在大陆民众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主张有很大市场，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同质性非常高。大陆最高决策层虽然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对这种公众情绪实际上采取了压制或舒缓的措施，但决策层自身也面临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如果中国采行了欧美式民主政治，这种民意压力就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决策，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一种可能的情形就是，民选领导人为了迎合或兑现对多数选民的承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做出不成熟的重大对台决策。而且，就像我们目前对岛内政局走向无法完全把握一样，未来台湾当局的决策者、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也无法有效预期大陆的对台政策走向。在这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建立和增进互信的难度必然增大。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值得研究台海问题的学者们关注。一方面，中国大陆确实需要政治上的更加公正、更加清明，以解决日益复杂和突出的各种内部矛盾，其基本路径就是继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在另一方面，笔者也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同当代任何其他民主政治形式一样，需要与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步推进，而这种提高后的公民素质应以理性、科学、包容等要素为基本特征。否则，民主有可能被少数人操弄，也可能异化为民粹，或者沦为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在笔者看来，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民粹主义始终挥之不去，“民主内战”为人诟病，就与台湾选民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如果两岸的民主政治都处于这种不成熟的状态，两岸之间将更加难以相互预期对方的行为，各自不仅在内部很难达成利益上的共识与交集，两岸之间的利益重叠面也可能更加飘忽不定。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暂时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互信，其持久性与可靠性也将大打折扣。
五、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互信
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在岛内执政以来，新的台湾当局在“国际空间”问题上采取了与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有所区别的策略，出现了一些积极务实的变化，主要是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台当局虽然仍要争取和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但增加了理性和弹性，以政治敏感性较低、与台湾民生密切相关、且其规定也较为弹性的专门机构（笔者称之为与民生相关的“生存空间”，以区别于明确要求成员主权国家地位的“政治空间”）为“务实争取”的目标，从而试图降低与大陆的对抗。此外，台当局2009年也放弃了李登辉、陈水扁时期通过台湾“友邦”提出“参与联合国”议案的莽撞做法。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台当局在“国际空间”问题上的工作重点仍然是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而这些专门机构中的个别机构并不强制要求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12)此外，台当局也会继续努力参与其他虽不从属于联合国、但仍需主权国家资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当局还会继续争取参与到东亚一体化、其他多边或双边安排中来，如自由贸易协定(FTA)。在泛蓝阵营好不容易才重新取得岛内执政权、两岸关系出现总体缓和的背景下，台当局的上述做法无疑将对大陆在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下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提出新的挑战。具体来说，这种挑战至少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如果台当局今后进一步提出参与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诸多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体系外的其他国际组织和一体化安排时，大陆应该如何应对？如果大陆继续强力阻止，不仅岛内绿营势力会故伎重演，借机煽动悲情意识，挑起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和对大陆的仇恨，蓝营群众也可能迁怒于大陆政府，甚至马团队也会对大陆产生不满，从而对两岸当局已经建立的互信构成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13)
其次，当前的台当局以基本人权和“生存空间”为诉求主轴，至少表面上不再强调“政治空间”，从而给大陆带来较大的国际道义压力。但当大陆在这种压力下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后，未来可能会发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台当局通过这种更广泛的国际参与，使其“独立国家人格”在客观上隐然成型，给国际社会造成更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边一国”的印象。
第三，当大陆在上述压力和其他可能的压力下，打算对台当局放行更多或更重要的“国际空间”时，还必须考虑到未来分裂势力再次在岛内执政、或者岛内政治全面绿化的可能情形。从近20年来岛内民众国族认同和统“独”取向结构演变的宏观趋势来看，这种担心绝非多余。而2007年11月民进党当局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抵制大陆法官张月姣一事，正是分裂势力利用国际“生存空间”、而非“政治空间”挑衅大陆利益的典型案例。(14)
毫无疑问，上述挑战将使两岸建立政治互信的努力复杂化。一方面，如果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目前就是大陆与国民党之间的互信）足够牢固，上述挑战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台湾方面在享受到一定“国际空间”的同时，又不至于对大陆所认知的核心利益构成损害，或者损害程度被降低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如果上述挑战处理不好，将直接损害两岸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互信，或者使未来的互信更加难以建立。
六、自信与互信
目前来看，两岸要建立起可长可久的积极互信极其困难。在实然层面上，双方甚至对“客观现实为何”都缺乏一个明确的共识，以至于台当局不断强调要“正视现实”；在应然层面上，双方的分歧更是相去甚远。这些分歧实际上反映出双方在各自核心利益认知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背后，也深藏着两岸各自对自身实力的不自信。
按照台湾学者张亚中的看法，虽然中国大陆国力的快速增长导致它在国际层面上的自信大幅提升，但在台湾问题上仍然缺乏直面“中华民国”的自信；大陆之所以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力，是因为对“和平统一”缺乏自信；台湾方面虽然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但却缺乏坚持“一个中国”、并引导中国走向更开放、更美好明天的自信。因此他认为，“没有自信就没有互信”、“两岸如果能够重拾自信，互信就可以水到渠成”，并提出以“一中三宪”构想作为两岸双方构建自信与互信的原则与基础。(15)
张亚中把大陆对台当局的定位问题归结为“大陆不够自信”或许失之偏颇，把自信作为两岸双方构建互信的充分条件也有过于简单之虞，但心态上的自信在政治博弈中确实十分重要。如果博弈中的双方都不自信，就容易陷入戒惧或猜疑的泥淖。但在另一方面，自信与自负有时候只有一线之隔。只要有一方跨越了从自信到自负的界限，就存在误判和误操作的风险。如果双方都跨越了这个界限，误判和误操作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当然，理性的自信也可能导致一方或双方都变得宽容、大度、务实，并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互信将更加容易建立起来。但这仍是一个或然性问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七、建立两岸互信的根本途径
尽管两岸互信问题极其复杂难解，但我们仍要排除万难，努力寻求建立两岸互信的途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建立两岸互信不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最终目的，却是我们达到最终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即使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这种统一也很可能代价高昂，甚至不可持续。
正如前文所述，利益认知上的差异与冲突是造成两岸互信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寻求共识、建立互信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追求利益重叠面、构建共同利益的过程。目前多数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两岸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更绵密、更制度化的交流，逐渐构建出两岸共同利益，进而培育出两岸互信。然而，两岸互信的核心要件应该是政治互信，它需要双方在核心利益、而非仅仅一般利益认知上的重叠。虽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对于建立两岸互信也很重要，甚至同样不可或缺，但这类较低层次的共同利益不足以成为支撑两岸互信的巨擘。2008年5月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以前，两岸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就已相当绵密，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十分明显，却很难说两岸当局之间存在互信。而在2008年5月以后，两岸当局之间之所以能在最短时间内初步建立互信，根本原因不在于两岸交流更加绵密、更加制度化了，而在于两岸在维护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方面出现了重叠面，也就是在核心利益的认知上出现了交集。
因此，建立两岸互信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两岸在核心利益认知上的重叠与交集。这要求双方中至少要有一方对自己的核心利益进行再认知，或者调整其表述方式，使之向对方的利益认知或表述方式靠拢，而不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岛内政局在2008年5月的变化，使得新的台当局有机会对台湾核心利益的认知与表述作出调整，并且这种调整的方向有利于而非有悖于大陆方面所认知的核心利益。(16)
就目前阶段来看，要巩固并扩大两岸之间已经初步建立的政治互信，大陆方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考虑台当局在两岸政治定位、特别是“中华民国”地位问题上的合理诉求，而台当局也需要以某种方式承诺它对岛内现有“宪政体制”的坚持和对“台独”的反对。两岸之间一旦在这个方面建立起互信，就不仅仅是大陆同台当局之间的政治互信，更是大陆同岛内广大泛蓝群众之间的政治互信。前者可能会由于岛内政治进程的发展而受挫，后者却不易受到这种进程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可以说，两岸人民之间的互信是最可靠、最具生命力的互信，也是我们维护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
从长远和根本来看，大陆需要真正做大、做强、做实自己。一方面，大陆需要进一步增强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这是保持并强化对顽固分裂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战略威慑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大陆更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战略博弈的首选工具。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把“攻心”视为上策，也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政治智慧，实际上都是在强调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大陆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软实力建设上，切实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发扬理性主义，培养理性、科学、包容的公民精神，尤其要克服民粹主义。只有在上述基础上，两岸之间在经贸、文化、社会、人员等领域的交流才可能发挥融合效应，才可能进一步扩大两岸人民之间的互信，进而建立并增进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只有在上述基础上，大陆才可能建立起对顽固分裂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的有效威慑，在面对极端“台独”势力、两岸制度差异、台湾“国际空间”等重大问题时保持一种健康、理性的自信。这种自信对于我们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来说，将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本文中的“两岸互信”一词，若无特别说明，均指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和积极互信。
②国台办主任王毅2010年3月30日接受台湾《旺报》专访时指出：2008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台执政后，两岸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达成重要共识，这就使两岸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也为双方逐步培育和形成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③刘国深：《加强两岸政治互信ABC》，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第12期。
④李逸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台独”问题》，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005。
⑤⑦"Island on the 'Road of No Return' to Separate Identity",The Financial Times,March 14,2008,By Kathrin Hille on Board Taiwan's Air Force One.
⑥岛内和大陆学术界均有不少人认为“民意如流水”，笔者认为这句话只适用于部分议题。至少在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意识上，民意并不如流水，而是具有很明显、很稳定的单边趋向性。
⑧郭冠英是台当局“新闻局”驻加拿大多伦多的“新闻组长”，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对岛内分裂势力深恶痛绝，对马英九当局的某些政策颇为不满。由于他使用“范兰钦”、“郭才子”等笔名在网络上发表反对分裂、支持统一的言论，被发现后于2009年3月遭台当局开除公职，其本人也遭到分裂分子的暴力迫害。
⑨王公龙：《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与国际安全》，《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
⑩Henry A.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Garden City,Doubleday,New York,1962,p.12.转引自王公龙：《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与国际安全》，《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其中，“实力”一词在原文中为“权力”，即power。
(11)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岛内出版的许多学术文献中看出来，也可以从每天出版的大众读物、媒体节目内容中窥见一斑。
(12)例如，世界气象组织就不强制要求其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是其正式成员。
(13)马英九2006年3月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时曾公开表示：“现在台湾最迫切需要的是国际空间，台湾的主体性必须受到尊重，才能化解台湾的闷气……假如中共再持续打压下去，不只‘台独’分子，连我们这些人都要站出来反抗了！”见《马英九吁大陆：不要逼反台湾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27日。
(14)参见央视网“台湾阻WTO法官任命始末”，网址：http://news.cctv.com/taiwan/20071129/101717.shtml。
(15)张亚中：《论海峡两岸建立互信》，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11月号。关于他的“一中三宪”构想，可参见张亚中：《一中三宪》，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很显然，张亚中把两岸双方的自信视为两岸之间构建互信的充分条件。
(16)例如，从先前民进党当局“法理台独”的叫嚣和“去中国化”的操弄，到国民党当局一再宣称的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维护，以及在某些领域对“去中国化”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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