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张皮”到“二合一”——贵州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历程剖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孙吉娟[2](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指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曹书[3](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冯梦黎[4](2018)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文中指出由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持续的经济现象,它关乎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生产力不断提高是建立在科技和制度不断的创新之上的。由此可知,经济增长和发展离不开科技和制度这两个核心要素。其中,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科技创新是促进各个阶段经济显着增长何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带来较高速率的经济总量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源泉,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科技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进一步看,科技本身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要使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充要条件和现实源泉,使科技创新内在能量得到释放、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内生的高效增长,这还要求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并适应科技的发展。历史上,以电力和蒸汽的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要求采用大规模的以工厂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和现代科学技术,并以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为基础,这与自给自足的封闭观念和落后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组织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制度顺应各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创新,取代原有旧的、落后的制度和思想的过程,在这层意义上,也就对现代经济增长和良性发展能否实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一种长期、持续的经济现象,从它的整个动态发展过程来看,它又具备某种或快或慢的速率、不同的变化幅度、效益和质量等特点,与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依靠资源绝对数量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而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由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支撑的增长发展过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23元,直至2017年的59660元1。但褪去中国经济总量近40年迅猛增长的光环我们看到其经济增长方式同样存在着注重数量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与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愈发严峻的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相关的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现阶段,伴随着资源不断消耗,资源红利亮起了红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也存有潜在的危机,以往由资源、要素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增长。同时,随着人民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诉求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速度“快不快”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而现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品和服务的“缺不缺”不再是制约人们生活的核心问题时,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质量“高不高”就成了关键。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步入瓶颈,旧经济的模式已经出现“钝化”。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通过制度红利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向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由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阶段,把资源红利由初级资源红利转变为高级要素资源红利,也更加注重人口红利的质量而不是绝对值的数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传统经济占主导向新经济占主导的方向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促进高新科技信息产业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质量不不够高、结构不够优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以及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内在要求,是使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创新带动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可以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我国科技体制安排来看,在以前我国实行追赶型经济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和前沿科技进行模仿,在政府主导和安排下可以充分调动闲置或分散的各类的资源,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各国对科技的封锁,同时我国在某些领域也陆续或接近世界科技前沿,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模仿。在这个阶段,就要求政府角色急需发生转变,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机制发挥积极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带动科技创新活动和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市场化改革才能有序展开,其弊端才能及时得到消除。总而言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表现科技发展带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质量的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同时也关乎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促进经济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制约因素,正确认识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使经济增长转向一个进一步依靠制度创新所形成的“制度红利”,与制度创新作用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科技红利”叠加效应的经济发展路径,并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构成的一个高效运行的创新系统,带动社会经济活动向高效性、规范性、有序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为关键。那么,创新系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什么呢?创新系统的构成又由哪些要素组成呢?创新系统又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使得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式由数量向质量发展转变呢?这些都是文本试图解释的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科技劳动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理论和思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行研究。首先,对创新系统进行解构,把创新系统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三个要素,深入研究和揭示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其次,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性认识和客观要求出发,试图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事实描述,并据此就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结论,发现和提出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以开放的大视野聚焦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实践,以提炼和总结出对我国创新系统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重要启示,并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导论。依循问题导向、开宗明义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内外文献综述进行梳理,包括要素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新驱动的产生、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认识、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这为本文搭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同时,本文也客观求实总结现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的前提下,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是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创新与经济增长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对所运用的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科技劳动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阐述;在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与创新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路和分析框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创新系统的三要素分析:创新主体、创新方式与创新能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分析;我国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绩效研究。第三章是创新系统的三要素分析——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本章将创新系统具体解构为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并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首先,本文对所研究的创新主体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分别是科技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主体,科技创新主体从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分为微观科技创新主体、中观科技创新主体和宏观科技创新主体;也对制度创新主体,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科技行业协会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对创新方式进行了界定,类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来分析创新系统中两类创新方式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最后,对与前文相对应的两类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科技创新能力可以分为科技的创造能力、科技的流动能力和科技的产业化能力;而制度创新能力可以分为静态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力、以及动态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的灵活性。第四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分析。本章着重探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契合度主要观察研究对象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因此,这一章具体考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一致性契合度,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互补性契合度。对一致性契合度的研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层面进行,而对互补性契合度的分析,主要是从供给——需求契合度、能力——要求契合度两个方面进行。在此基础上,本章还对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五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历史形成与发展演变。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事实描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创新系统的历史起点:科技和科技体制的起步阶段(1949年-1977年)、创新系统的奠基阶段:科技与科技体制的恢复与重建(1978年-1984年)、创新系统的草创阶段:科技体制的调整和改良阶段(1985年-1994年)、创新系统的初步建立: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阶段(1995年-2005年)、创新系统的发展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2006年-2012年)、创新系统的完善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2012年至今)。第六章是我国创新系统对高质量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研究。在前文理论分析和对基本现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章试图整合创新系统作用的基本元素,从最基础、反映功能较好、影响作用较为明显的、可量化的基础指标出发,构建综合指标;同时,由于选取的各类指标间存在内生性关系,因此,本文试图运用VAR模型就我国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整体效果进行验证,基于实证结论,提出和解释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七章是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实践与启示。由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良好效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需要我国思考和借鉴的。因此,本章主要分析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和成就,并总结了这些地区创新系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特点,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第八章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着力点是在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考虑创新主体和创新方式,对创新能力进行提升。针对前文的研究结论,从动态和静态制度创新能力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提出促进制度灵活性提升的政策建议,分别从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两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提出促进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制度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分别是促进科技创造能力提升、促进科技流动能力提升、促进科技产业化能力提升的角度,希冀对政府相关部门科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九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对本文进行简要的总结,提炼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重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论文可能有以下三点创新之处: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针对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相关研究颇多,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同时,全球各地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新探索、新理论也对进一步的创新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都为本文的创新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本文主要存在如下的三个可能的创新点:(1)在理论分析框架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我国要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形成一个要素俱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并且内部良性运转的创新系统是个基本前提。本文的立论是把创新系统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特征连接起来,而研究的重心是解释创新系统的形成以及优化途径。因此,依据本文的研究重心和立论,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有关成果,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分析框架。第一,对创新系统进行了定义,分析了创新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和创新能力,并对它们的内在组成进行解构分析;第二,分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层次研究;第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结论,并提出和解释了现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希冀该理论框架可以为研究一般经济系统的创新模式和规律,指导制定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2)在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之间相关性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行研究,需要揭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基于这个出发点,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进行了分析,反映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容性。文本考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间的契合度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致性契合度,另一方面是互补性契合度。对一致性契合度的研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层面进行,主观角度的一致性契合度,主要是指人们在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愿景,和创新系统作用于社会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和愿景是否相一致的考量和评价。客观角度的一致性契合度,主要是衡量研究对象间事实上存在的匹配程度,它们可能不会被任何一个对象所感受到,但却是现实存在,且不以人们意志所转移的。而对互补性契合度的分析,主要是从供给——需求契合度、能力——要求契合度两个方面进行。供给——需求契合度主要是指创新系统“供给”(数量、类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数量、类型)之间的契合问题,它主要是衡量创新系统所创造和提供的各类发展机会和机遇,形成的各类基础和环境,是否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能力——要求契合度主要是指创新系统所具备的“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创新系统的“要求”之间的契合度。(3)在界定创新方式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文类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创新方式进行了新的解读。由于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价值是由价值的本质和形式组成的,因此,本文把创新方式界定为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首先,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对创新方式的本质内容进行理论分析,创新方式的本质可以分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变革,而制度创新是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之处;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样,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其次,处于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科技创新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移植性科技创新、自主性科技创新、破坏式科技创新以及差异化科技创新;而制度创新的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移植性制度创新、自主性制度创新、破坏式制度创新以及差异化制度创新。
李庆[5](2018)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是运用制度思维和制度方式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生动运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本质与规律。本文试图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践探索、存在问题、实现路径等基本问题展开论述,具体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导论阐述了研究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以及创新点等。第一章论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基本理论。探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相关概念,界定制度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概念;阐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逻辑架构,梳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主体、客体、方式、目标,总结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功能和意义。第二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论证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治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宝藏;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发展过程中和世界各主要政党执政兴衰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第三章解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内容体系分类,阐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内容、制度治党的体系,健全制度体系的原则,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在制度治党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党章和宪法的关系、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关系。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系统性和实践性、阶级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第四章着重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现实追问。直面现实,剖析问题。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国情、世情、党情的变革;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的优势、机会和挑战;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制度治党存在问题的原因。第五章探索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规律和特点,探索出制度治党的实现路径。加强制度设计,编牢制度治党的笼子;提高制度执行力,强化制度治党生命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培育良好制度场;加强制度治党监督,提高制度的效能。
李树陈[6](2016)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决公共职业教育问题、满足公共教育利益为目的。从政治学视角来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是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和拓展,能够提高政策形成的科学性,提升政策执行的实效性,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局。职业教育在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和使命。在国家不断突出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费不足、技术技能人才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认同等。在国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如何克服存在的问题,调动政府、市场、企业、行业、学校、民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形成办好职业教育的合力和持久动力,实现职业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共政策涉及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调整与分配。职业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牵涉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分配,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职业教育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影响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转型、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它是助推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明晰界定。对治理、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体系等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为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各种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今后更好地处理好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共生互动有着非常好的参考和借鉴。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经济发展、产业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国家繁荣稳定等多方面。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普及职业教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倡的政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协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立足本国实际,紧密对接国际人才需求变化的动向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选择。纵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历程,它们在推进本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密切注意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非常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德国尽管在国情、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性,但职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对中国依然有用且相通,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作用,转变职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设好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进办学活力,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全社会破除既有的各种歧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营造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环境。这些都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即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开放的运行体系、进行跨界性研究、进行国际化合作等,这些都成为新时期立足我国实际制定正确职教政策的必要参照。目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教育发展也呈现出补齐职业教育薄弱环节、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多元化成才成长、顺应全民终身学习时代要求等特点。这种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更加突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考,进行法律制度构建、机制体制政策层面上的战略安排,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来满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巨大需求。与之同时,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也要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新四化”布局的重要支撑、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国际组织、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围绕着我国职业教育实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如进一步细化顶层理性设计,包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更加体现职业教育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坚持依法治教等方面,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提出建议;进一步改善政府宏观管理作用,包括明晰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职能分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其中对营造全社会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和氛围、弘扬和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包括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性、拓展行业组织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调动起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思考。综上所述,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以期能够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丁亮[7](2016)在《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和厘清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国际实践和中国特征,论述协调发展的机理,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的程度从时序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测评分析,进而对如何提高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促进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行了路径选择和对策探讨。论文提炼的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特征,具有创新性。在比较分析有关国家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特殊性和共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类型国家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在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信息化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特征。就协调关系的性质而言,中国与早期发达国家(以英、美、法为例)相比较具有质的不同;与后起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新兴发达国家(以韩国为例)相比较,协调关系的性质相同,都具有“交叉性”,但交叉的程度强弱不同;与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协调关系的性质相同,都具有“更强交叉性”特征。就协调发展的总体特征而言,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地位;具有市场机制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后发优势、多元主体、与城镇化国际化融合等机制特征和模式特征;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论文关于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测度及对策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论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构建了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测评分析模型,分别对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序协调水平和空间协调水平进行了测评和分析,指出了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原因和症结,提出了提高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刘春江[8](2014)在《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给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态势带来了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阻碍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促使中国积极转变原有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依赖资源和能源大量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务院制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发展7个产业领域: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协调机制,制订发展计划,设立专项资金,吸引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产业创新能力有所提高,社会投资逐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已取得一些积极成效,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必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部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受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经济技术水平等的制约,结合中部地区地缘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特色,中部地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取不同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产业选择和发展方式。论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和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理论辨析,对国际和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通过理论辨析,进一步揭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特征。在经济理论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有分析定义的基础上,从产品与服务的角度、市场和用户的角度去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特征,尝试提出了基于产品、服务、市场、用户角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属性特征和概念定义,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和边界。从产品和服务、市场和用户的角度去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回避新兴产业具体形态的干扰,有利于对产业的内涵特征进行更准确的理解。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特征和概念定义,是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遴选机制的基础,是制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依据。论文对国际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供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借鉴的国际经验启示。论文对全球最具有代表性国家或区域,包括美国、日本、欧盟、英国、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家或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逐一进行了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启示。论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详细地概括了中部地区6省、东部地区6省(市)、西部地区4省(市区)、东北地区3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进展、发展规划、主要举措、发展经验和不足之处,逐一进行了发展评价。对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态势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对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劣势、挑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提出应大胆突破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范围。论文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情况,探索提出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原则和发展定位,并建议中部地区将4个新兴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现代综合交通物流产业、绿色安全现代化农业、现代文化产业、高技术服务业。建议在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增列这4个新兴产业,突破了国务院划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是动态的、阶段性的,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论文提出了改进和加快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路。以中部地区整体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策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国内各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通过对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的内涵、目标分析,提出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提出了改进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和工作思路。
苏雷[9](2014)在《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陕西高校众多,是高等教育大省,但并非高等教育强省,且“陕西现象”长久得不到改善。究其原因之一,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严重滞后,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其自身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式、路径,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能否健康、快速地发展。因此,对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首先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机理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因素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主导因素;其次,对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现有发展模式的特征进行阐述,对其存在的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对现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高等院校“千校一面”、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举步维艰、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落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指出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亟待创新;再次,从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体制、模式路径依赖和传统文化观念等角度分析影响发展模式创新的因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影响因素,在分.析发展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遵循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适度超前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四种路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以实现区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的大学城资源共享模式;以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为导向的独立学院办学模式;以促进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化发展模式。该研究力图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进行创新,以期实现陕西高等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区域社会发展。
郑志柱[10](2014)在《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简称专利等同原则,是专利司法审判过程中法院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的一整套司法原则。专利等同原则的规范要素包括方式-功能-效果三要素测试法、“全要件”说,以及专利审查过程禁止反悔、现有技术抗辩、公开披露贡献、反向等同等限制规则。本文将专利等同原则视为司法权对技术创新市场中专利的“二次确权”,等同范围的严宽影响模仿创新的程度和规模,影响技术进步的节奏和技术成果的质量,还影响技术创新市场结构。基于专利等同原则是技术创新轨道中产权规则的认识,本文在制度经济学的规则范畴中研究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在可调节的等同范围中,技术进步水平与专利等同范围正相关,两者互相适应、互相推动。理论上,通过技术进步水平与专利宽度的互动性、技术创新市场中技术进步水平与等同范围的互动性,以及一国总体技术水平与等同边界的互动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实证上,研究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的专利司法案例,验证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中国专利等同原则大量移植了美国法的规范要素。基于同属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主张中国借鉴日本在经济技术发展同质时期的做法来适用等同原则。现阶段知识产权政策应以促进模仿创新、繁荣科技市场为重点,不宜过宽界定专利等同范围;随着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和经济结构升级,专利等同范围应适时扩展,知识产权政策向以较高的保护水平保护自主创新这个重心转移。由于中国区域间的不均质性,区域竞争中出现的打破均衡的“亲专利”司法政策,只要尚处于制度与技术互动性的阈值内,有利于促进区域间资源和制度互补。
二、从“两张皮”到“二合一”——贵州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历程剖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两张皮”到“二合一”——贵州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历程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个案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一、新时代 |
二、高新区 |
三、管理体制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第三节 比照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三、研究启示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一、功能优化 |
二、职能转变 |
三、权力重构 |
四、机构改革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2)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1.3.3 研究所翻译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4.5.2 方法论意义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5.2.3 理论发展性 |
5.3 语法学视角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5.4 修辞学视角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5.5 逻辑学视角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6.1 创办过程 |
6.1.1 创刊背景 |
6.1.2 创刊特色 |
6.1.3 创刊艰辛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6.3 引领前沿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7.1.1 衷怀辞书 |
7.1.2 编纂历程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7.2.1 编纂译学观 |
7.2.2 编者主体性 |
7.2.3 读者意识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7.3.1 一体三环论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致谢 |
(3)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范畴与问题 |
一、资源型城市的内涵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类型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成因分析 |
第二节 补偿机制的分析 |
一、补偿机制的语义分析 |
二、纵向补偿机制与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分 |
三、本文语境下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的涵义与特征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辩考 |
一、纵向补偿机制的实效与资源型城市的补偿预期不契合 |
二、仅靠市场亦或自愿协商无法驱动横向补偿 |
三、横向补偿法律机制:对市场与自愿协商“不健全”的法律回应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核心构成 |
第一节 由机制到法律机制的蜕变 |
一、机制与法律机制的法理界分 |
二、权利化: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生成的核心步骤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权的证成 |
一、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可行性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 |
一、横向补偿权的含义与特征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宪法逻辑 |
三、横向补偿权的权利结构与类型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 |
第一节 横向补偿的原则 |
一、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
二、发展成果共享原则 |
三、多元主体参与原则 |
四、比较优势互补原则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 |
一、横向补偿基金先行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筑巢引凤 |
三、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催动经济振兴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 |
一、确定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
二、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 |
三、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 |
第四章 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体系 |
第一节 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 |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 |
一、国内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理论与实践 |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 |
第三节 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 |
一、与横向补偿基金相关的立法规范及缺陷 |
二、横向补偿基金中原始资金的来源 |
三、横向补偿基金的用途 |
四、横向补偿基金的运营模式 |
第五章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 |
第一节 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 |
第二节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 |
一、横向补偿PPP的项目范围、合作类型及具体方案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
三、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采购方式 |
四、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估方式 |
第三节 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重构 |
一、我国PPP锁定期制度的现实缺陷 |
二、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修正 |
第六章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 |
第一节 对口合作的源流及其横向补偿效应 |
一、由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演进 |
二、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间的对口合作 |
三、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效应 |
第二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 |
一、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理论基础 |
二、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现实障碍与应对思路 |
三、基本思路的缺陷 |
第三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 |
一、省内经济法制的自足与对口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空白 |
二、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经验借鉴 |
三、国家层面立法的应有形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1.3.1 经济高质量发展 |
1.3.2 创新系统 |
1.4 创新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和述评 |
1.4.1 要素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
1.4.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1.4.3 创新驱动的产生 |
1.4.4 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认识 |
1.4.5 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1.4.6 小结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1.6.2 不足之处 |
2.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理论基础研究 |
2.1.1 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
2.1.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科技劳动思想 |
2.1.3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 |
2.1.4 新经济增长理论 |
2.1.5 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 |
2.1.6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 |
2.1.7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
2.2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基本理路和分析框架的构建 |
2.2.1 基本理路 |
2.2.2 分析框架 |
3.创新系统三要素分析:创新主体、创新方式与创新能力 |
3.1 创新主体的分类 |
3.1.1 科技创新主体 |
3.1.2 制度创新主体 |
3.2 创新方式的界定 |
3.2.1 创新方式的本质内容 |
3.2.2 创新方式的表现形式 |
3.3 创新能力的分析 |
3.3.1 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
3.3.2 制度创新能力分析 |
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契合度分析 |
4.1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一致性契合度 |
4.2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的互补性契合度 |
4.2.1 供给——需求契合度 |
4.2.2 能力——要求契合度 |
4.3 创新系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4.3.1 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与创新系统 |
4.3.2 绿色生态经济的发展与创新系统 |
4.3.3 收入分配效率的提升与创新系统 |
4.3.4 城乡协调发展与创新系统 |
4.3.5 国家开放体系的构建与创新系统 |
5.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历史形成与发展演变 |
5.1 创新系统的历史起点:科技和科技体制的起步阶段(1949年-1977年) |
5.2 创新系统的奠基阶段:科技与科技体制的恢复与重建(1978年-年) |
5.3 创新系统的草创阶段:科技体制的调整和改良阶段(1985年-1994年) |
5.4 创新系统的初步建立: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阶段(1995年-2005年) |
5.5 创新系统的发展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2006年-2012年) |
5.6 创新系统的完善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2012年至今) |
5.7 小结 |
6.我国创新系统对高质量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研究 |
6.1 数据来源和指标处理 |
6.1.1 数据选取来源 |
6.1.2 数据处理方法 |
6.1.3 科技创新指数、制度创新制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合成 |
6.2 指标的平稳性检验 |
6.3 指标的协整检验 |
6.4 VAR模型的构建 |
6.4.1 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
6.4.2 Granger(格兰杰)因果检验 |
6.4.3 VAR模型参数估计及结果 |
6.4.4 脉冲响应函数的建立 |
6.4.5 方差分解 |
6.5 实证结论 |
7.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与启示 |
7.1 美国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 |
7.1.1 美国创新系统与经济增长 |
7.1.2 美国创新系统的模式及特点 |
7.2 日本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 |
7.2.1 日本创新系统与经济发展 |
7.2.2 日本创新系统的模式及特点 |
7.3 韩国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 |
7.3.1 韩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
7.3.2 韩国创新系统的模式及特点 |
7.4 国外创新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启示 |
8.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 |
8.1 增强制度灵活性的政策建议 |
8.1.1 正确界定政府职责,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 |
8.1.2 优化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政府行为进行激励 |
8.2 提升制度质量的政策建议: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
8.2.1 促进科技创造能力的提升 |
8.2.2 促进科技流动能力的提升 |
8.2.3 促进科技产业化能力的提升 |
9.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内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现状述评 |
(二) 国外有关制度治党研究现状述评 |
(三) 国内外有关制度治党研究述评 |
三、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 |
(一) 论文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思考与不足 |
(一) 主要创新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基本理论阐述 |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概念 |
(一) 制度的内涵 |
(二)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概念 |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逻辑架构 |
(一)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主体 |
(二)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客体 |
(三)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方式 |
(四)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目标 |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功能和意义 |
(一) 制度治党的功能 |
(二) 制度治党的意义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治党思想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思想 |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治党思想 |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一) 毛泽东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二) 邓小平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三) 江泽民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四) 胡锦涛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五) 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及实践 |
三、世界主要政党制度治党的实践 |
(一) 苏联共产党执政实践 |
(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实践 |
(三) 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实践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内容体系 |
一、中国共产党治党制度内容及分类 |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体系 |
(一) 制度治党体系的内容 |
(二) 健全制度体系原则 |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需要妥善处理的几对关系 |
(一) 党章和宪法的关系 |
(二) 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
(三)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关系 |
四、中国共产党治党制度的特点 |
(一) 科学性与权威性 |
(二) 系统性与实践性 |
(三) 阶级性与发展性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现实追问 |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的环境变革 |
(一) 世情: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为制度治党提出高标准 |
(二) 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制度治党提出新期待 |
(三) 党情:“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为制度治党提出严要求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环境分析 |
(一)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的优势 |
(二)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的机会 |
(三)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面临的挑战 |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存在的问题 |
(一) 制度设计有待增强 |
(二) 制度执行力度和均衡度有待强化 |
(三) 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协同性有待强化 |
(四) 制度文化有待培育 |
(五) 制度治党监督机制有待健全 |
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 普通党员主体角度 |
(二) 党员领导干部主体角度 |
(三) 经济社会环境角度 |
(四) 管党治党任务角度 |
(五) 制度自身发展角度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实现路径 |
一、加强制度设计,编牢制度治党的笼子 |
(一) 明晰制度制定的主体 |
(二)严格制度设计的程序 |
(三) 恪守制度设计的原则 |
(四) 完善制度体系 |
(五) 健全制度评价指标体系 |
二、提高制度执行力,强化制度治党生命力 |
(一) 明晰制度执行的主体 |
(二) 严控制度执行的过程 |
(三) 科学评估制度执行效果 |
(四) 强化制度执行力 |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
(一) 固本培元,同步发力 |
(二) 目标一致,同向发力 |
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培育良好制度场 |
(一) 加强制度自觉,增强制度认同 |
(二) 增强制度自信,强化制度信仰 |
(三) 强化制度自强,践行制度治党 |
五、加强制度治党监督,提升制度治党效能 |
(一) 明晰监督的主体和客体 |
(二) 严格监督的程序和方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 |
致谢 |
(6)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背景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综述 |
二、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三、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
第二章 国家治理视阈下职业教育政策概念分析 |
第一节 现代治理体系相关理论分析 |
一、治理理论 |
二、公共政策分析理论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职业教育政策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二、教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重要内容 |
三、现代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及其特点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近代以来职业教育的开创与探索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发展 |
一、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职业教育政策 |
三、“文革”时期职业教育的浩劫和艰难前行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 |
一、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阶段政策 |
二、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期的政策 |
三、世纪之交职业教育政策调整与变革 |
四、新世纪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阶段的政策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评析 |
一、发展动力从经济需求转向综合需求 |
二、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
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 |
第四章 全球治理视野下职业教育政策比较分析 |
第一节 国际组织层面职业教育政策比较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培训政策研究 |
四、国际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对中国的启发 |
第二节 外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比较分析 |
一、美国职业教育政策进展分析 |
二、德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分析 |
第三节 国际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趋势及启示 |
第五章 现代职业教育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
第一节 发展职业教育与保障政治稳定 |
第二节 发展职业教育与改善民生 |
第三节 发展职业教育与“新四化”布局 |
第四节 发展职业教育与促进经济发展新常态 |
第五节 发展职业教育与构建学习型社会 |
第六章 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
第一节 进一步强化顶层理性设计 |
一、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 |
二、充分体现职业教育公益性 |
三、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化建设 |
第二节 改进政府宏观管理作用 |
一、明晰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职责分工 |
二、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 |
三、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经济社会地位 |
四、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
第三节 充分发挥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功能 |
一、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性 |
二、拓展行业组织多种功能 |
三、发挥企业办学重要作用 |
四、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 |
1.1.3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综合评价 |
1.3 主要内容和结构 |
1.3.1 研究系统与环境的界定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1.3.3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 |
2.1 信息化与农业信息化的概念界定及其相互关系 |
2.1.1 信息化概念的界定 |
2.1.2 农业信息化的概念及其二重性 |
2.1.3 信息化与农业信息化的相互关系 |
2.2 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界定及其相互关系 |
2.2.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2.2.2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及其二重性 |
2.2.3 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2.3 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 |
2.3.1 一般关系 |
2.3.2 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特殊性 |
2.3.3 本文对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设定 |
2.4 有关国家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比较分析与规律性 |
2.4.1 农业现代化的比较分析与规律性 |
2.4.2 农业信息化的比较分析与规律性 |
2.4.3 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与规律性 |
2.4.4 对我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
第三章 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历程与特征 |
3.1 协调发展的历程 |
3.1.1 农业现代化为主导、农业信息化启动和展开阶段(1980—1999 年) |
3.1.2 农业信息化逐渐与农业现代化并驾齐驱阶段(2000—2012 年) |
3.1.3 农业信息化加快发展并引领农业现代化阶段(2013年以来) |
3.2 协调发展的意义与现状 |
3.2.1 协调发展的意义 |
3.2.2 协调发展的现状 |
3.3 协调发展基础的特征分析 |
3.3.1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分析 |
3.3.2 中国农业信息化的特征分析 |
3.4 协调关系性质的特征分析 |
3.4.1 中国与早期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 |
3.4.2 中国与后起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 |
3.4.3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 |
3.5 协调发展的总体特征分析 |
3.5.1 环境特征 |
3.5.2 运行特征 |
3.5.3 时空特征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机理与模式 |
4.1 关于协调发展的概念及理论 |
4.1.1 对“协调”概念的分析与界定 |
4.1.2 对“发展”概念的分析与界定 |
4.1.3 协调发展的含义 |
4.1.4 关于协调发展的理论 |
4.2 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
4.2.1 系统——效率机理 |
4.2.2 层次——能级机理 |
4.2.3 系统——环境动态平衡机理 |
4.3 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 |
4.3.1 协调型发展模式 |
4.3.2 农业信息化滞后型发展模式 |
4.3.3 农业现代化滞后型发展模式 |
4.4 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测评分析框架 |
4.4.1 农业信息化发展测评 |
4.4.2 农业现代化发展测评 |
4.4.3 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测评 |
第五章 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纵向分析 |
5.1 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协调发展度的模型构建 |
5.1.1 指标体系的选择和编序 |
5.1.2 综合评价模型 |
5.1.3 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的模型构建 |
5.2 全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纵向分析 |
5.2.1 主观赋权法 |
5.2.2.客观赋权法 |
5.2.3 综合评价法 |
5.3 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纵向分析 |
5.3.1 主观赋权法 |
5.3.2 客观赋权法 |
5.3.3 综合评价法 |
5.4 纵向协调发展水平及其特征分析 |
5.4.1 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纵向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 |
5.4.2 纵向协调状况的特征分析 |
5.5 纵向协调水平的指数比较分析 |
5.5.1 农业信息化发展指数分析 |
5.5.2 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分析 |
5.5.3 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分析 |
6.1 各省市区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分析 |
6.1.1 主观赋权法 |
6.1.2 客观赋权法 |
6.1.3 综合评价法 |
6.2 各省市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
6.2.1 主观赋权法 |
6.2.2 客观赋权法 |
6.2.3 综合评价法 |
6.3 省际空间协调发展水平及其特征分析 |
6.3.1 省际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 |
6.3.2 省际协调发展程度的特征分析 |
6.4 四大地区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特征分析 |
6.4.1 区域概念与“四大地区”的划分 |
6.4.2“四大地区”空间协调状况的特征分析 |
6.5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数比较分析 |
6.5.1 农业信息化发展指数分析 |
6.5.2 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分析 |
6.5.3 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数排序分析 |
6.6 从测评结果看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
6.6.1 全国协调发展程度总体上有待提高 |
6.6.2 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的省份高于农业信息化滞后的省份 |
6.6.3 省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悬殊 |
6.6.4 四大地区协调发展状况差异很大 |
6.6.5 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各自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急需提高 |
第七章 促进中国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
7.1 认真做好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 |
7.1.1 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
7.1.2 顶层设计的主要考虑 |
7.2 正确选择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
7.2.1 补足农业现代化短板促进农业信息化 |
7.2.2 积极发展农业信息化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 |
7.2.3 抓住二者协调同步的关键环节 |
7.3 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促进协调发展的措施 |
7.3.1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让信息化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力 |
7.3.2 增强持续创新动力,让信息化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源动力 |
7.3.3 不断厚植发展优势,用信息化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 |
7.3.4 继续夯实发展基础,以信息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保障力 |
7.3.5 加大投入,完善机制,多措并举形成协调发展的合力 |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的国内外背景 |
二、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产业理论 |
二、西方经济学有关产业理论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 |
二、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进展 |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一、研究结论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二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 |
第一节 产业与产业分类 |
一、产业的概念 |
二、产业的分类 |
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
第二节 相关产业概念辨析 |
一、支柱产业 |
二、主导产业 |
三、先导产业 |
四、基础产业 |
五、战略性产业 |
六、相关产业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
第三节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与特征 |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 |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 |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别 |
第三章 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启示 |
第一节 美国与日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日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二节 欧盟主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欧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英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三、德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三节 金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俄罗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印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三、巴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四、南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四节 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启示 |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
二、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工具和经济杠杆 |
三、新能源和绿色经济为重点关键领域 |
四、切合国情的产业选择 |
五、三次产业均可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 |
六、合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
七、强化核心技术自主自有 |
八、注重可持续发展 |
九、重视发展科技教育 |
十、加强宣传推广 |
十一、积极参与和倡导国际合作 |
第四章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一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成效 |
一、产业规模效益稳步增长 |
二、产业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
三、企业竞争能力逐步增强 |
四、产业布局规划日趋合理 |
第二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发展情况 |
一、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情况 |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
三、生物产业发展情况 |
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 |
五、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
六、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 |
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 |
第三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一、政府保持强势主导地位 |
二、依靠社会菁英人群推动 |
三、产业发展速度快 |
四、核心技术依赖进口 |
五、市场潜力巨大 |
第四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创新能力不强与核心技术缺乏 |
二、高端人才培育和储备不足 |
三、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 |
四、产业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 |
五、政策与配套措施尚需进一步契合 |
六、应对国际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商业和法律手段缺乏 |
第五章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区域比较 |
第一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三、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四、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五、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六、山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二节 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三、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四、东部其他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三节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一、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二、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第四节 中部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
一、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
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
第五节 中部地区六省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
一、中部地区六省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同点 |
二、中部地区六省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差异 |
第六章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挑战 |
第一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优势 |
一、中部地区地理区位优势 |
二、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势 |
三、中部地区自然禀赋优势 |
四、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与科教文化优势 |
五、中部地区的产业与技术优势 |
六、中部地区市场潜力优势 |
七、中部地区的重要机遇优势 |
第二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劣势 |
一、中部地区能源资源劣势 |
二、中部地区金融资源劣势 |
三、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劣势 |
四、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劣势 |
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劣势 |
六、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劣势 |
第三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
一、核心技术方面的挑战 |
二、产学研用方面的挑战 |
三、资金方面的挑战 |
四、人才方面的挑战 |
五、产业同质化方面的挑战 |
六、传统产业的挑战 |
第七章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 |
第一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 |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遴选原则 |
二、适宜中部地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产业 |
三、建议中部地区增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
第二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
一、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聚集发展 |
二、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 |
第三节 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
一、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
二、创新金融服务 |
三、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高等院校、国家科研队伍的作用 |
四、先行先试与创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陕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
1.1.2 区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需求趋于多样化 |
1.1.3 高等教育变革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综述 |
1.3.2 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综述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5.1 研究方法 |
1.5.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的机理分析 |
2.1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分析 |
2.1.1 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 |
2.1.2 天野郁夫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 |
2.1.3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
2.2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的机理分析 |
2.2.1 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 |
2.2.2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 |
2.2.3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 |
2.3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的规律和特征 |
2.3.1 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不同 |
2.3.2 经济因素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主导因素 |
2.3.3 高等教育的功能随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演进和扩大 |
2.3.4 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必然趋势 |
第三章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轨迹及现状分析 |
3.1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演进的轨迹探析 |
3.1.1 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导向的“苏联模式”(1949年-1958年) |
3.1.2 高等教育发展停滞阶段(1958年-1977年) |
3.1.3 “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后的稳步扩建模式(1978年-1999年) |
3.1.4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1999年-今) |
3.2 陕西高等教育现有发展模式及其优势分析 |
3.2.1 内涵和外延并重,以外延为主的发展模式 |
3.2.2 中央主管和地方主管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3.2.3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
3.3 陕西高等教育现有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3.3.1 现有发展模式未能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3.3.2 现有发展模式使得高校发展趋同现象严重 |
3.3.3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举步维艰 |
3.3.4 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为落后 |
第四章 影响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因素分析 |
4.1 高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 |
4.1.1 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不合理 |
4.1.2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不合理 |
4.1.3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不合理 |
4.2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滞后 |
4.2.1 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单一 |
4.2.2 高等教育管理欠缺协调 |
4.2.3 高等院校办学过程封闭 |
4.3 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 |
4.3.1 政府对高等教育存在高度“集权” |
4.3.2 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乏力 |
4.4 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创新 |
4.4.1 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
4.4.2 高校服务社会的意识淡薄 |
第五章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路径分析 |
5.1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5.1.1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5.1.2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可行性 |
5.2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原则 |
5.2.1 协调发展原则 |
5.2.2 可持续发展原则 |
5.2.3 适度超前发展原则 |
5.2.4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原则 |
5.3 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路径 |
5.3.1 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 |
5.3.2 以实现区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的大学城资源共享模式 |
5.3.3 以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为导向的独立学院办学模式 |
5.3.4 以促进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图表目录 |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技术路线与内容安排 |
第三节 本文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专利等同原则与技术经济研究背景文献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专利法律制度与专利等同原则研究的背景文献 |
第二节 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技术进步研究的背景文献 |
第二章 专利等同原则的规范要素 |
第一节 专利保护范围与侵权形态 |
第二节 美国专利法中的等同原则 |
第三节 德国、日本专利法中的等同原则 |
第四节 中国专利法中的等同原则 |
第五节 专利等同原则规范要素的比较法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技术进步轨道中产权规则认识的专利等同原则 |
第一节 法哲学和制度经济学中的专利等同原则 |
第二节 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观念建构的基础理论 |
第三节 专利等同原则在技术进步轨道中的产权效率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专利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 |
第零节 专利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研究假设 |
第一节 专利等同原则与专利高度的关联性分析 |
第二节 专利等同原则与产业技术进步的关联性分析 |
第三节 专利等同原则与一国总体技术进步水平的关联性分析 |
第四节 美国专利法中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实证研究 |
第五节 德国专利法中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实证研究 |
第六节 日本专利法中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实证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专利法中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考察与展望 |
第一节 追赶型现代化中的专利法律移植和等同原则发展 |
第二节 “经济奇迹”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
第三节 “经济奇迹”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
第四节 专利等同原则与技术进步互动性的考察和展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主要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后记:另一种风景 |
四、从“两张皮”到“二合一”——贵州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历程剖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3]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系统研究[D]. 冯梦黎. 西南财经大学, 2018
-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D]. 李庆. 苏州大学, 2018(01)
- [6]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D]. 李树陈.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丁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08)
- [8]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D]. 刘春江. 武汉大学, 2014(01)
- [9]陕西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研究[D]. 苏雷. 西北大学, 2014(09)
- [10]专利侵权的等同判定原则及其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研究[D]. 郑志柱. 暨南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