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前苏联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
当今文学理论所引起的争论，已大大超出文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达国家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观点，对我们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定位，对社会文化的定性，文学终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学研究是否可以为文化研究替代，科技信息、媒体中介、资本市场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否出现了物的、身体享乐的快感美学，美学的精神提升一定会被替代等等。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国内学术界是存在分歧的。由于涉及的问题都很大，本文作者自知力有未逮，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讨论文学理论问题。
20世纪末，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移植日多。人们对文化研究、批评理论在国外特别在美国流行、实践的真实情况，也开始有所了解和介绍。在美国批评界与一些高校的英语系，自移植进了文化批评之后，就开始出现所谓逃避文学、取消文学课程的现象，文学理论自然更不值一提了，课堂上大谈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就算是讨论了文学理论，这显然把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泛化为各种文化现象的教学了。关于这点，本文作者、盛宁先生与余虹先生的文章都有介绍或论及（注：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世纪之交，在我国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学者就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问题、西方社会信息科技、图像艺术的兴起，以及美国学界出现的文学终结理论与美国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衰落情况，做了一些评述与讨论。根据这一情况，我国一些学者就上述问题对照文学、文学理论发展现状，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注：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童庆炳：《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与希利斯·米勒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但是有的学者几次提出，这类争论是由于中国学者错误地理解了外国学者的观点所致，所以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注：见《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其实，中国学者并未错误理解外国同行。米勒先生研究文学有几十年时间，但他的文章常有相反的暧昧的含义。他近期的演说与文章，的确传达出了图像时代文学研究难以为继的信息（注：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而且是文章的主调，接着又说文学研究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才有中国学者的不同意见。最近米勒先生又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注：见《文艺报》2004月6月24日。），音调又有些不同了，而且安全感又成了主调。由此看来，我们要对外国学者的话题随时跟着说，才有可能站到“同一层面上”进行对话，但这样做，确实让一些中国学者太忙活了！
这几年来，我国的文化批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门刊物《文化研究》，也有了网络版的《文化研究》，一些很有实力的中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纷纷转向了文化批评与研究。目前来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队伍太大了，这和学科的设置有关，实际上可以分出很大部分的学者进行文化研究，去开辟宽阔的文化领域。但是认为对文学理论发生影响，最终要以泛文化批评、“后现代真经”来改造文学理论研究，暴露出了文学理论自身潜在的深刻矛盾，酿成了对文学理论的新的冲击和危机，则是近一两年内的事。
这是从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开始的。文艺学的现代性反思，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本世纪初，有学者指出了当今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种种弊端，并就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本质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争（注：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同类文章还有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曾庆元：《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王志耕：《文学理论：走在路上》；田忠辉：《文学理论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曾庆元：《再论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依据——兼答王志耕的〈文学理论：走在路上〉》，《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2002年《文艺研究》发表了《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这两篇文章，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文化研究在美国学界发生的过程与命运，但它们的出发点、想要说明的问题、希望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接受一些什么、借鉴一些什么，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连刊八篇文章，都是讨论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关系，大都认为文艺学已不适应当前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必须迅速越界、扩容，原因在于：“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导致各种学科的边界正发生变化乃至消失。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把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甚至包括物质文化的设施，都扩入文艺学的研究，并且改变文学理论原有一些专门术语的内涵，提出在视像与消费生产的影响下，出现了美学、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宣告要以物的、身体的充分享乐、视像消费与生产引发的快感高潮的新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原则等等。紧接着《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栏目下，又刊出了一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重申了上述观点，有的提出改造文学理论的新方案，有的则对近20年的我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所以目前已是一派光昌流丽的景象。网络版的“文化研究”同时刊出了一些文章，继续发表这类讨论的文章。
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6月24日和7月1日，《社会科学报》和《文艺报》刊出了有关会议报道，说会上大多数学者主张文学理论应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这是真实的；但说中外学者多次指出“文学理论死了”，大多数学者同意文学理论应“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但不能对其作纯粹的审美和道德判断，而要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判，进行价值干预”等等。这里说的“大多数”，其实只是主张以泛文化批评替代文学理论的部分学者；而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则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以泛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内爆与分裂，文学理论在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就像美国有的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使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不久，《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刊出了鲁枢元的争鸣文章，同期的《河北学刊》发表了童庆炳等人的文章进行论辩；随后《江西社会科学》也刊出了一组文章，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商榷与探讨，《文艺报》也发表了这类争论文章。
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易变性，在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在理论范畴的发展上具有较大的延展性，在其资源支持上又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具有不断变化、丰富的特性。当文化思想发生变革、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原本相互依存、互为支持而并不矛盾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从相对的稳定状态进入了不稳定状态，同时由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固有的包容式的替代性而引起的争论，就此展开，而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提出的问题很多，下面主要讨论当今文学理论性质和“后现代真经”问题。
当今文学理论还是“前苏联体系”吗？
批评文章说，现在“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几乎无人理睬了。原因是“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命题无疑都是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都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这些命题、术语在今天看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无新意，必须反思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等。文章进一步说，即使文艺学由老马转向西马，但西马文论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沉浸于其中的西方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半步，只换了一个角度，它偏离了文艺学的根基，也不过是偏离了前苏联的传统。现在另辟蹊径却接上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如此看来，文艺学也并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走火入魔”，而柏林墙的倒塌，竟也未能使我国的“文艺学”走入“历史的终结”的轨道，只是不得不重振旗鼓而已（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以下引文均出此文。）。文章也涉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因此这一评论不仅是针对大学课堂文学理论而言，而且也是针对一般文学理论而说的。那么，近20年来我国大学教学方面的文艺学即文学理论，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否还是“前苏联体系”？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于文学理论教学的责难，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的。80年代前，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并占有统治地位，那时的文学评论霸气十足，这学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少数人那里。它以不容争辩的绝对真理的预设性、不可动摇的话语的独断性、先验假设的绝对正确性来界定有关文学的基本观念，显示了极强的本质主义倾向，和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教本，受到当时两种编写于60年代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基本原理》的影响，是留有旧有痕迹的。而后来二十年间，凡有能力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大学老师，都出版了这类著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同一个学科、同一个论题，有几十乃至上百的人在编写、出书。编写者的知识结构、背景又大致相同，这就导致编写出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在理论上极少创意，出现了由于不同理论板块的排列组合而呈现出整体的大同小异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命题、几个核心观点，由于相互重复、缺乏原创精神而表现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确是存在的。而且文学理论作为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要让学生接受这些概念体系也多有难处，主要是学生刚从中学进人大学，阅读文学作品不多，文学感性知识积累甚少，审美体悟能力不强，而在课堂上却是一堆一堆概念，这自然会使他们兴趣索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今天实利主义盛行的年代，学生听讲课程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实惠，最好在他们一出校门，这些课程就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此即使听讲经济学这样的课程，据报道也是听微观经济学的为多。而人文学科很难直接转化为财富，理论课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作为局外人，也是可以想象这类课程教学的艰辛。当然这类课程成功的例子也是不少的，那多半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从学生感性体验的积累入手，老师倾心投入，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所致。
如果说，在文学理论中存在一个“前苏联体系”，我认为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比如2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作家不断介绍苏联的和日本的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其中由日本学者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尤其多。1930年出版的顾风城《新兴文学概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观，此书相当系统地论及了文学的阶级性、唯物史观、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等，但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一个很有朝气、潜力的派别，此外还有其他文学理论、批评派别。1937年，以群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做新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发挥。只是到了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我国邀请苏联文学理论学者来华讲课，出版了他们的几部讲稿和著作译本，我国学者也自行编写了一批文学理论教材之后，一个文学理论的“前苏联体系”才在我国流行（注：这时期出版的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文学科学基础》（1948年版）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谢皮洛娃：《文艺学引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柯尔尊：《文艺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至于在文学批评界，我国的文学思想较之前苏联体系，实际更“激进”、“革命”、体系化得多。
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反而被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主要有：认识、形象、典型、意识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于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不同学派的文学概论大同小异，只是深浅不同而已。8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理论在各种论争中一直在批判、清算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自然也包括这种“前苏联体系”。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观念进行反思，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强调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具体性、多样性、开放性，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认识，虽然其认识作用不能否定。这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广纳百家，大量引进了西方各种哲学、文化、文学理论思潮，并在介绍西方众多学派的理论时，加深了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多方面地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吸纳了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而改造了文学理论。那些原来不适合于阐明文学普遍性的观点，一些文学概论早就不提了。对于一些可以接受、继续使用的观点，则进行了合理的界说与必要的肯定，而不是笼统的全部否定。因此在文学理论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与“前苏联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大体适应了当前文学发展的水平。
20世纪西方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现在我国相当流行，它将对事物的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混在一起，使文论界纷纷指责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事物的本质是其自身的规定性，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事物本质是了解事物的基本态度，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适应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僵死的、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规定。探讨问题本质，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本质问题需要置于事物相互关系之中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具体现象则要进行个别的、微观的深入。总体的把握可以了解事物的根本特征与理路，对于具体问题探幽发微，可以揭示现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比如关于文学的认识，都明白：“文学肯定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必须从共时和历时这两种角度加以确定……不是要放弃给文学下定义的任何努力，而是在给文学下定义之时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某些文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曾被看作为文学，而换了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就不被看作文学了”（注：佛克马等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页。）。就我国文学本质研究来说，现在出现了从主体论、心理学、语言论、象征论、生产论、活动论、现象学、甚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界说文学本质的著作。因此只要收敛一些偏见，了解我们现今文学理论中所阐释的文学观念，以及对多种文学观念的多种介绍与评价，对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价值成分的吸收消化与运用，然后拿出50年代出版的苏联文学理论译本，或是在苏联文学理论严重影响下编写的文学概论著作，做个简单的比较，那么，怎么能够说现今的文学理论还是什么“前苏联体系”呢？这种评价在80年代初是符合实际的，移到21世纪，就形成时空的错位了。因此，不能不加分辨，以为只要贴上“前苏联体系”，就可以一箭封喉，致对方于死地了！
文学理论课程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主要是传授关于文学的一定的知识，概述有关文学的总体发展，所以在对象的阐述上要求具有公认的普遍性，在知识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在接受上具有多种启发性。由于它的理论观念为大学教学体制所规定，所以一般总受到这一体制的影响。在理论的认识和审美判断的共识上，与体制的规定之间，有时可能一致，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要面对变幻多端的文学现实，需要面向世界，面向理论前沿，需要加强问题意识，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扩大它的边界。就说理论面对的文学创作吧。文学创作发生激变是一种常态，在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潮流，一种思潮替代了另一种思潮。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了，过去不受重视的体裁或文体，现在得到飞速的发展。如现在出现的摄影文学，作为具有文学、摄影双重审美特性、沟通时空的新的文学体裁，与过去单纯的文学体裁与摄影艺术，就不能同日而语。又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大众文学、图像艺术、甚至手机文学，有的过去不被重视，有的是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普遍化而产生的。对于这些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无疑应当积极加以研究，并把其中较为稳定的因素吸收进去，充实自己的内容，扩大自己的边界，更新原有的知识，进行观念的创新。
目前大学教学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不能及时地用来阐明当前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而落后于现实，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是由于在当今实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作自由度加大，相当部分写作变为欲望写作、私人化写作，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大地逸出了原有的规范；同时当今资本、批评与媒体共同制造文学时尚，进行集团式的高额有偿批评，进一步使原有的社会价值原则失范，评价体制紊乱与瓦解。文学时尚具有新颖的特征与面貌，并且还在进一步的演变之中，所以文学理论对于这些刚刚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难以及时地、确切地、恰如其分地形成一些比较普遍认同的理论原则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这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做出迅速反应的，最好是正派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可以追踪这些新出现的现象，利用多种不同的批评原则，来揭示它们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时讨论、阐述它们，甚至进行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在对待众多复杂而新鲜的文学现象上，较之文学批评，相对地要滞后得多。但是当今的文学批评，相当部分与媒体、有偿报酬联姻狂欢，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很难为文学理论提供理论素材。而文学理论对于从文学现象出发到观念的提炼与形成，又需要一个比较各种评论得失的过程，一个扬弃与积淀的过程。所以，难以指望从刚刚出现的文学现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适性原则，马上写进文学理论教材。
对于一些正走红的文学作品与热闹的文学现象，确实有个辨别过程，辨玉需待七日期。从文学整体发展来看，相当部分的作品和文学现象，很可能是一堆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它们有时为某个批评群体所津津乐道，以为新的东西就是文学的先锋现象。或是一些批评怀着反复无常的偏见与过量的热情，今天这样评述，明天那样论评，把一些合乎他们口味的作品与文学现象，塞进自己从西方某个大师那里搬来的某个哲学观念之中，然后在这个框架里像揉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挤弄出一堆自以为得意的时髦话语来，而不顾说得前后自相矛盾。对于不赞成的观念，他们则进行尖刻的抨击，还颇能赢得一些尚未进入文学大门的天真青少年听众的哄笑声。但事过境迁，这类批评却并未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它们同样成了泡沫，这种现象近20年来并不少见。像这类浮躁的、应景式的，好像是一个生手翻译的批评话语汇集，怎么能一下就进入文学理论课程呢！
有的批评使用先锋批评话语，可能对某些作品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仅仅是文学中的一小部分现象而已，对于大量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这种批评话语就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一是可能自以为站在当今西方某种批评的“高度”，对它所不喜欢的并非前卫作品不屑一顾；另一是可能无能为力，根本无法搬用某个西方的观念；对那些不熟悉的作品从概念演绎到理论演绎，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这类批评一开口，就只有少数同好懂得的那些话语：“存在、神话、当下、在场、向度”，等等，从观念到观念，并以此为时尚，因此被当今有的批评家讥刺为“硬化了”的、“塑料化了”（注：见《文学报》2004年8月26日。）的评论，也自在情理之中。
其实，不少使用非先锋批评话语来评论文学作品，而且很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在这类批评家中间，年青的、中年的、年长的都有。他们的文风要明快得多，理论概括力要深刻得多，即使面对话语多义的文本，审美价值判断也要明确得多。在当今多元对话的时代，不宜标举一种单个的声音而惟我独尊，要考虑到当今是杂语共鸣的时代。说到在媒体、新术语面前显得六神无主、无所适从的人，那确实还是不少的。这主要恐怕是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在文化批评的大力造势下，在把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搅浑、纷纷嚷嚷的氛围中，觉得晕头转向的人，是那些在媒体阵阵炒作中又见新风袭来、不免又恐赶不上趟的人。
对于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果把它说成是属于“前苏联体系”，我以为更是相当偏颇的。所谓“前苏联体系”，如前所说，大概就是指经济决定论，文艺本质论，文艺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等一套吧。就拿经济决定论来说，过去在解释这一观点时，不少人确实把它绝对化了。在文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少中介因素，它们是隐蔽地、曲折地相互反映的，文学问题直接从经济中去寻找动因，结果把问题庸俗化了，当然经济条件在文学发展中又是不可低估的因素。但是现在哪些学者在提倡这种理论呢！詹姆逊提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是文学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相应地是现代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是经济，还有信息技术起着决定作用。可是没有听说哪位先锋学者把这类观点当作经济决定论的，倒是他们经常引用这类观点，并作为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又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搞到文学从属于政治而被引入了极左的政治的死胡同。80年代由于文学理论中内在研究的兴起，使得文学与政治算是“离了婚”了。90年代到现在呢？如前所述，现今文化批评通过自己的各种话语，可以积极地介入政治，扩大了话语的自由度，可以使用西方学者的文化批评话语，操演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权力共享了政治话语的资源，虽然明显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等级关系，不同的政治观点也难免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便抛弃了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倒是铁定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了。
非课堂的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要宽阔得多、自由得多。近20年来，文学理论研究广泛地探讨了与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理论自身的建设问题，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有基础理论问题的拓展，有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有外国文论的大规模译介与运用，有多种文论综合性的探讨。再具体些，有一类是过去曾经讨论过、在新时期重新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文学与人道主义、人性、共同美、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有文学和政治关系、文学的典型性、真实性问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所谓“两结合”问题等，这在讨论的理论深度上，是过去难以比拟的，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的偏颇。此外，还有一类是面对新的文学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如文艺美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新方法研究、现代主义、“自我表现”、文学主体性、文学审美特征、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象征论、文学艺术生产论、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研究、文学语言研究、文学修辞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和各种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大众文学、文学雅俗问题、文学与人文精神、文学的新理性精神、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生态文艺学、网络文艺研究、后现代主义文论、文化诗学、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注：可参见童庆炳：《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问题，等等。这类问题的讨论深度不一，意见有异，但都属新的理论探索，并且是近20年来文学理论的主流，怎么可以算入“前苏联体系”的文学理论呢？
这类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综合了中外多种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它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并未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文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应有的宽广与多样性来。20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尝试中外古今的融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比如，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孙绍振的《美的结构》，朱立元的《理解与对话》，王元骧的《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陆贵山的《人论与文学》，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王岳川的《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王先霈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饶芃子的《比较诗学》，高楠的《艺术的生存意蕴》，杜书瀛的《文学创作论》，李衍柱的《路与灯》，王向峰的《美的艺术显形》，畅广元的《主体论文艺学》，陈传才的《审美实践文学论》，吴元迈的马列文论研究，曾繁仁的审美教育研究，刘炬的文艺创造心理学研究，许明的新意识形态论，夏之放的《审美意象论》，谭好哲《文学与意识形态》，林兴宅的《文艺象征论》，徐岱的《艺术的精神》，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语言学刍议》，周宪的《现代性的张力》，赵宪章的《文体与形式》，南帆的《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曹顺庆的《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蒋述卓的《宗教文艺审美创造论》，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姚文放的《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王杰的《审美幻象研究》，唐代兴的《当代语义美学论纲》，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吕进、吴思敬的诗论，还有一批中年学者如杨守森、张德兴、王振复、郑元者、傅修延、赖大仁、李咏吟、吴予敏等人的论著。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除了多卷本的批评史、理论史、文学思想史，还有黄霖、刘明今、汪涌豪等人的《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组成自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张少康的古代文论研究，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多种专著，还有其他不少专题性论著，如关于神韵、意境、意象的研究，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在外国文学理论方面，有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宁的《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这类著作在理论水平上可能参差不齐，但都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表达，恐怕是不能给它们随意贴上“前苏联体系”的标签的吧。
对于这类研究和成果如果缺少感性知识，不了解文学理论的进展及其范围，仅凭着一些西方后现代文化观念，说中国文学理论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前苏联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进，而把它们定性为“前苏联体系”，对于人们近20年来的探索却视而不见，这样，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理论所做的努力便一笔勾销了。这类话语肯定会有轰动效应，但并不符合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是无助于问题的反思的！
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是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吗？
批评文章认为，当今文学理论中所谓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在于对当代文艺学偏离了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文学理论批评在西方无疑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现在，如果匆忙中就想建构‘中国学派’，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仅仅依靠前苏联的体系，加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再加入一点西方现代理论，那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拼盘，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
要在文学理论中建立“中国学派”，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未曾听说，但这一口号在八九十年代的比较文学界讲得较多。反对的人说，这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学术是不分国界的，至于外国人那自然另当别论。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人说，国际比较文学界有法国的影响学派、美国的平行学派，它们都无视东方文学经验，而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力量迅速成长，在原有的几个学派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跨文明研究、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新阶段，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而会有所超越的，我以为这一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希望建立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或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说法，倒是有的。这一说法流行于八九十年代，我也是赞成的。主要是七八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一直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来回冲突。主张西化的人，总是认为西方文论成熟而发达。50年代之后，西化中的欧美文论被冠以资产阶级帽子，受到批判与冷落；而西化中的前苏联文论，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人为地使之占有了绝对优势；同时某些政治人物，把某个个人的文艺观点，奉为“真经”，一时间要我们天天诵念。80年代初以后，这类庸俗化的文学理论包括前苏联文学理论受到清算，西方文论主要是后来的文化批评，一波接一波地压了过来，一些学者由文学理论转向文化批评，扩大了话语的领域。但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是，如果我们要把它们视为我们当代的文学理论形态与规范，就很麻烦了。
第一，近三四十年来，西方文化批评往往是西方某种哲学、文化思潮的衍生物，尽管其中确实存在许多积极的因素，给我们以深刻启发，但是它们的虚无主义成分十分浓重，因此从整体上恐怕难以成为我们文化、文学理论的规范。第二，西方的文化批评是建立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理论描述，它们可能局部地适应于当前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但在整体上难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文学经验。如其不然，那么我们翻译、搬用它们就可以了。像上世纪50年代，那时前苏联三四流的著作大批地译成了中文，“丰富”了我国的文化，为此原作者与译者双方都深感荣幸！但是翻译、搬用不能代替文化的创造。近十年来，在西方文化批评在我国的流行中，倒是少数对于文化批评有着分析、吸收而不是盲目颂扬、全盘照收的学者，成了探讨中有着真正独立学术品格的“他者”；而有的论者还只是在诘屈聱牙、让人难知其所云的西方观念翻译话语中腾来倒去，用中国的某些文学、文化现象注释着它们。看来好像不断地在更新话语，左右逢源，实则今天以这一学派的话语为准则，明天则奉另一学派的话语为圭臬进行演绎。自然，这里不是一概反对新术语的输入，不少新术语往往是反映了某种新思想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80年代初，当庸俗社会学受到批判，有的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尝试提出，是否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替代文学理论学科，这在那时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完全用古代文论来替代当代文论，难度也很大。主要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理论是在新的文学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一套迅速发展起来的话语，与古代文论术语很不相同，如果不对在古代文学经验上形成的古代文学理论话语进行适当地现代转化，不对那些极多歧义的文论观念与术语的涵义进行梳理与重新界定，古代文学思想就不易融入现代文学理论。当然，不少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甚至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政教型文学观，实际上被现代文论所接受，也可以说融入了现代文论的骨髓。比如，古代各种文献里所记载的“诗言志”，说法不一，但指向一致，诗是陈志、言志、明志的，表现感情思想，涉及人伦教化、政治抱负等。发愤抒情，政治教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尽相同。而当国运衰微，通过文学来表现上述思想，却是极为普通的现象。20世纪初，在文学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五四”前后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尔后输入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具有极强的政治倾向性，与古文论的教化型文学观极为相似，所以一拍即合，在这点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古代文论在整体上是被排斥的，50年代后尤其如此，形成了深刻的时空的隔阂，而出现了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传统既有继承、但又有脱节甚至断裂的奇特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古代文论观念及其一套话语，来全面阐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那是难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接轨的。这样很可能我们又割裂了一个靠我们最近的现代文学理论传统，难以进入操作，到后来又得来做弥补、联结的工作。
正是在这种西化难以通达、古代文论替代也难以如愿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即如何建设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这里就出现了传统、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传统、继承与创新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立，如果不弥合与传统之间的分离，就难以收到成效。任何文学理论的创新，既是反传统的，甚至很可能是亵渎传统的，又是传统的继续。传统是创新的未来，而创新则是过去传统的继承、改造与发展，否则传统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要继承传统，必须融入创新，不断地激活传统，否则传统就是死的传统，传统的继承也无从说起，而创新便成为无根的创新。创新实际上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吸取本民族文化甚至他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在激活中形成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想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必然会去寻找、继承他人的文化传统，纯粹引进外国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传统，这就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就像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他要么固守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那会与周围新的环境格格不入。要么保留自己原有的一些文化传统，吸收一些周围环境的文化与文化传统，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并对周围文化环境有所影响。要么抛弃原有文化传统的心理压力，完全融入新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进入新的文化及其传统之中，改变原有的身份。
近百年来，引进、西化与传统的关系始终在争论之中。每到社会转折关头，在西化与传统之间，总是要爆发形形色色的冲突。50年代后几十年打倒传统的结果，瓦解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的人性关系与准则，人们至今深感创痛犹存。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定位与实施，于是西化之风又劲吹起来，与传统之争又不可避免，在文学理论建设中也是如此。
1992年秋天，在开封的全国文学理论会议上，我对近十年的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研究所获得的成绩做了评述与展望，提出在当代文论的建设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的融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融合古代文论，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有几个方面困难需要克服。一是表现在最近几十年来，自引进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始终是与我国古代文论的阐释相分离的……二是由于几十年来对我国古典遗产一直持警惕、轻视、批判态度，所以在很长时期内古代文论研究几乎无甚进展，直到80年代才又复兴”（注：见拙文《文艺理论：回顾与展望》，收《文艺理论：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希望古今中外融会起来。1996年初，我在《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注：见拙文《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一文的最后部分，明确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认为文论建设有三种资源，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现代文论传统，需要融合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同年秋天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全国学术研讨会”，会后有文集出版，学者之间存有意见分歧，都属正常。后来这一专题，在《文学评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有一年半之久，意在推进古代文论对于当代文论的融入。1998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陈伯海、黄霖、曹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三人谈。三位学者高屋建瓴，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意见，提出了实现转换的关节之点——比较和分解，即既要“在古今与中外文论沟通的大视野里加以审视，这就形成了比较研究”，同时，“还有赖于对古代文论现代诠释，使古文论获得其现代意义……立足于古文论自身意义的解析和阐发，剥离和扬弃其外表的、比较暂时的意义层面，使其潜在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涵充分显露出来”（注：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2002年开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策略，受到几位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其中有的说到，“‘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注：郭英德：《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而前面提及的批评文章却说：想从古代文论中吸取精华来营建中国当代文论，正是由于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根本原因在于对文艺学偏离传统深怀焦虑！”明明是主张要将传统文论融入当代文论，应该说是重视传统文论吧，却被赐予了“无根心态”、“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两顶帽子！明明是在批评自50年代引入苏联文论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始终与我国古代文论的传统相分离的，现在却被说成是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就是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了！对于从两个方面来的、截然相反的批评，真让我不知说什么是好！这种对他人话语任意颠覆与颠倒之后痛加贬斥和嘲弄的挥斥方遒的激扬文字，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其实，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融合，前贤早就这么做了，而且成绩卓著。早一些有梁启超、王国维、陈钟凡、朱东润、罗根泽的著述，有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美学与意境》，有钱钟书的《谈艺录》，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现在则有蒋孔阳的《美学新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郁沅、倪进的《感应美学》，张少康、蔡钟翔、陈良运、郑敏、吴功正、袁济喜、顾祖钊、蒲震元等人的论著，有曹顺庆等人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梁道礼的《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进一步梳理了古代文论话语，力图为打通古今而撰写了一批很见功力的论著，其中有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杨玉华的《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等。如果老学者们的著作，未能赶上对“前苏联体系”眷恋的荣幸，那么年轻一些的学者的著作难道就是表现了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样的课题，就像重写文学史那样，20年来一直受到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围绕这一课题，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践的深入。现在的批评文章说：企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那不过是用“前苏联体系”即老马克思主义，加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化，再加点西方文学理论作料而成，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不伦不类的拼盘！这里似乎需要说一说现代文学理论传统问题，即百年来我们是否只有“前苏联体系”。
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以后80年的时间算做现代，那么现代文学理论较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空间与时间上既宽且长。现代文论是由“五四”前后一个各种文学思想争相竞妍的阶段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阶段组成的，它们都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并共同组成了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面目奇特，甚至扭曲，发育不全，但无可否认，它自身已成了传统，并且成了现代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虽然现在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对此大都避而不谈。从这一传统使用的基本话语来说，现在我们大量使用的文学理论话语以及一些核心观念，除一小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极大部分来自现代文学理论传统。比如梁启超移植、创化的“新文体”、“新小说”、“写实派”、“理想派”、“象征派”、“浪漫派”、“文学的本质和作用”、“人生观”、“幻想”、“想象力”、 “趣味”、“境界”以及熏、浸、提、刺等，我们仍在使用。而王国维移植中外文论创化的“美学”、“美术”、“艺术”、“纯文学”、“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优美”、“古雅”、“宏壮’、“美雅”、“高尚”；“感情”、“想象”、“形式”、“抒情”、“悲剧”、“叙事”、“欲望”、“游戏”、“消遣”、“发泄”、“解脱”、“能动”、“受动”、“目的”、“手段”、“价值”、“他律”、“自律”、“天才”、“直观”、“顿悟”、“创造”、“世界”、“自然”、“现象”、“意志”、“实践理性”、“人生主观”、“人生客观”、“自然主义”、“境界”、“隔与不隔”等，以及徐念慈的“审美”、“体裁”、“形象性”、“理想化”、“美之快感”等，它们与五四运动时期增加的不少理论话语，与后来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部分话语，组成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如今，现代文学理论正在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之中，并且在此基础上广泛接受、融合外国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有用成分，甚至包括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话语，组成了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系统，这难道就一定会成为不伦不类的理论拼盘？其实，只知一些文化批评思想话语，或是相反，只知一些古代文论话语，或只知一些现代文论话语，要让他拼凑也是拼凑不起来的。新的理论形态的求索，不是拼凑，更不是移植，而是融合。批评文章的思路是，利用不同的理论资源，在它看来一定就是拼凑，而不见还有同一、融合与创新，主要是在于不认同本国有什么有用的文学思想，而只认同引入的文化研究思想。因此它看来是先锋、激进，在80年代初这类批评话语还是很有效力的，现在还在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与话语，就显得过时了！对于建立新的文学理论的诉求，现代文论传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恐怕不能用后现代文化批评惯用的“颠覆”手段，贴上“前苏联体系”的标签，就可使现代文学理论传统和近20年来文论建设的努力消弭于无形的。
至于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呼吁，与其说试图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吸取精华来重建当代文艺学，不如说仅仅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警惕”，“就是针对当代文艺学的西化倾向的一种抵制和修正”，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已与欧美接轨，科技产业、经济管理，甚至行政管理也努力吸取欧盟与美国的优秀经验，但思想意识显然还对‘西欧北美’持深刻的歧见”等等说法，就更使人不敢苟同了。为什么呢？主要是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极少数人，仍在著述中使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待西方文论外，绝大多数学者则早就摆脱了这类绝对化了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论中吸收了不少有用的东西。90年代，后现代文化研究思潮大举进入我国，不排除少数人把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但是这时评价西方文化思想的准则，大多数人已不再使用狭隘的阶级标准，而是看它们对于我们社会、生活、文化、文学现象的说明的程度，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认为当今只有“前苏联体系”，至于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传统不过是几个苍白的影子，那还留下什么呢，自然只有西化可走！既然只有西化，那干吗人们还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持有警惕态度，用什么中国特色来抵制西化的文化理论呢！
实际上中国学界并未抵制文化批评的输入，现今出版最为热门的著述，正是那些文化批评读物的译本。但是一些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持有警惕倒是有的，不过这并不在于它的知识传播方面，以及可供学习、借鉴的方面，而是警惕它还是一个不吃素的文化体系，在于它是一个利用普世主义，侵袭、破坏和并吞其他文明、文化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吉登斯对于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价值观的全球化观念说：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的后果之一，“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它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互相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2页。）。特别在欧美舆论对经济全球化、甚至文化一体化的大力鼓吹下，西化就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渗入我们文化的各个角落。所以有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批评持有警惕，不在于它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和知识体系，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学习的东西，而是警惕它与生俱来的、善于颠覆种种价值的文化虚无主义，使我们最终成为不再存在的“他人”，仅此而已！
遗憾的是，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于他们热衷的指导思想，就像我们社会里的很多官员，对我们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不说真情的。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似乎更为坦白一些。这可能就是那种藉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对于事物进行本质特征分析、研究的学术心理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真的存在“后现代真经”吗？
那么我国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呢？批评文章最后提出，就是“需要下大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的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我们并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改变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学习、研究，再学习再研究”。如果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不那么严重，那么“就可以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这在学科体制方面也可以有所变动，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使文学理论“历史化”与“批评化”。文化研究已经使欧美大学母语文学系变得异常活跃，而当今中国的文艺学则已“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既直接与西方当代理论批评接轨，使它轻易就越过了历史断裂或差距，同时又获得了崭新的形象……经历过文化研究的洗礼，当代文艺学又重新踌躇满志，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切进各种现象，既显出包罗万象的气魄，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自得”（注：引文均见《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如果唐代高僧历尽千辛万苦到西天取经，取回了一部佛经——真经，那么我们的现代学者（高僧），则从今天的西天抱回了一部新的真经——“后现代真经”！如今文学理论在这部真经的指导下，不过几天锋芒小试，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幅文学理论欣欣向荣的美妙的图景，而且具有了包罗万象的气魄，游刃有余的自得，这恐怕说得太乐观了。对于这部真经，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研究、研究再研究，学深、吃透，那需要多长时间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与思想的民族本位性的绝对界线已经难以确认，学术的国际化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以西学为主导”。看来，对于这部“后现代真经”，我们自然只有学好、吃透的份儿了。这里要求学深、吃透的如此热诚且富有激情的语言，我们在30年前学习“红宝书”时就听到过了。那时人们足有十多年时间学习革命“真经”，结果把人们弄得傻头傻脑，不会思想了。在那30年间，“真经”可是剥夺我们一切表述的话语权的东西，是使我们扎米亚金的“我们”化的东西，所以现在再度听到欢呼“真经”，就不由得使人们满身要起鸡皮疙瘩的。现在要求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学习、研究一部“后现代真经”，并且又是“以西学为主导”，又是“学术的国际化趋势”使然，一旦学成了，我们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化为一滩再也站不起来的水了！到那时，大概可以彻底地和欧美文化真正接轨，历史传统、历史断裂、差距等等，不仅可以轻易地越过，而且可以泯灭不见了。但是对于任何思想、理论，是绝对不能把它们视为“真经”的，一旦它们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真经”，它们就会变为盲目的教条，使我们异化为它的奴隶。我们只能把对方的思想视为与我的思想的平等的对等物，可能我与他人的这些思想在价值上有高低上下，但必须是相互平等、互为独立的双方，否则，就会被别人的思想吞没了。
从文化思想的关系来说，以学深、吃透的“后现代真经”来跨越历史断裂、差距和传统，使人觉得这又是一种新的历史断裂，这恰恰是后现代文化批评、它的后现代性的非历史主义一面，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要求标准化的美国式的思维。
詹姆逊在一篇采访录里说到：“美国人看问题无须任何历史角度，也许连阶级观点也不需要。这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形式中亦有表现。他们不在自身特定的环境中看待自己。”（注：詹姆逊（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页。）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引用这段话，以为他是在批评美国的思维方式，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很短，因此没法“历史感”起来。他们谈论问题，不跟你谈什么历史、传统。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历史与传统，既是重负也是财富，是无法摆脱的。美国人只是给他国立法，强要他国遵守、执行由他们制订的准则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普世主义规范，不管他国具体情况与历史条件如何，如果你不同意，那就诉诸枪炮、导弹！但是当我读到詹姆逊的另一篇访谈录时，发现他原来就是一位具有标准的美国思维的学者。“现代性的口号在我看来是个错误的口号。我认为它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境遇，其中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现代化、工业发展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看法，最终一无所获，而且社会主义的观念也从中消失”。他进一步说：“我真的不认为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独特的现代性的条件……我想强调的是世界各国正在变得相似或标准化的方式，而不是赞颂这些文化差异的方式。人们还可以证明，文化差异不论有多么深刻的社会基础，现在也正在变成平面化的、正在转变成一些形象或幻象，而那些深厚的传统不论是否曾经存在，今天也不再以那种形式存在，而是成了一种现时的发明。人们因此而谴责传媒，但它看来确实是后现代性的一种逻辑，是它内部深层历史的消解。”（注：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詹姆逊曾经谈到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变成后现代过程，尤其在后现代性意味着历史或历史感或历史性消失的那种意义上”。这种美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使社会人文科学美国式的一体化、标准化的方式。有人用美国“麦当劳化”（注：这里借用了苏国勋：《抵制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一文的术语，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的思维方式，来形容美国式的一体化与标准化，是个十分形象的说法。在社会人文科学里，这种美国式的标准化、一体化思想，消解着历史的深层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术批评研究。詹姆逊说，英国过去曾是美国的传送带，“而如今的美国又好像成了中国的传送带”，说得十分实在。好像作为呼应，我们的批评文章告诉我们不能再强调“民族国家身份”，否则“无非是想走终南捷径，无法与别人共同起跑，平等对话。而幻想以民族特色来在国际学界争一席之地，以其‘特殊的身份’获得承认，那本身就是打了折扣，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不是‘中国的’又何妨”？在去“中国的”之后，自然就和西方接轨了，和西方的差距弥合了，一滩水和乳汁交融了。但这恐怕就不止是“终南捷径”，而是“麦当劳捷径”了！我国的文化批评的某些方面，实际上就用这种使历史再度断裂的思维来弥合原有的断裂，但最终是否会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化为一溜历史青烟呢！
那么真的存在什么“后现代真经”吗？其实，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派别众多，理论上十分芜杂，自有它的长处和局限。对于这点批评文章也是承认的：“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后殖民学说、媒体研究等等，分门别类又相互交叉重复，混乱不堪又泾渭分明，左派的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漏洞百出”。那么，既然认为这类是“混乱不堪”、“漏洞百出”的东西，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真经”了呢！这里恐怕就难说是学术因素在起作用了！后现代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为己任，而现在要把后现代提到“真经”的吓人地步，这就大大有违后现代主义反中心、去中心的多元化的初衷了。也许，给人不少启迪，主张思想解放，力图拆去凝固不变的教条框框，反对逻各斯中心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与解构以往的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的“真经”地位，到处消解别人，而惟独不肯消解自己，可能这本来就是它的双重本质特征的表现吧。西方的文化批评本身自然并非“真经”、教条，可是像橘生于淮而成枳，在它移植到中国后，是不是我们使它成了新的“真经”、教条了呢！
利查德·罗蒂作为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位代表人物，是反本质主义、反一元论、主张多元文化的哲学家。最近他访华时说：美国的新左派，“关切身处边缘的弱势群体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往往置国家理念、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于不顾，就非常危险了”。又说，“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来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有问题的”（注：见《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27日。）。引语录自一篇报道，估计与罗蒂的原意出入不大。罗蒂批评了美国新左派的那些思想，相当曲折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一些中国学者（自然并非新左派）的理念。可贵的是，他还讲出了后现代在美国并不占主流地位的真实情况，而在我们这里却炒得如此之热。这位后现代哲学家的话语，对于我，对于在文学理论建设中需要增强历史感的人们，是多少会有一些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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