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授业解惑师道观的内涵释义、实践偏离与重新定位
张晓淑
（东南大学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本文对韩愈“传道授业解惑”的内涵与逻辑，进行重新解读与诠释。在论述中国古代师道观的基础上，反观对“传道授业解惑”师道观的误读，以及时下与课堂教学实践的脱离，并分析背后成因。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但面临质疑与挑战，要求教师做传道的引领者、授业的组织者和解惑的指导者。这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职能的专业化和教师角色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传道 授业 解惑 内涵释义 现代价值
传道授业解惑被认为是知识传授型的教师观在信息化时代已经过时了，束缚教师的专业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枷锁。通读《师说》全篇内容，可以看到韩愈并没有对传道的“道”做出明确解释，但是明确指出“道”不是具体的知识，“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1］。说明了传道不是讲授一些书上的内容，告知学生理解与掌握书上内容的方法。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侧面印证“道”并非指具体的知识。因此认为韩愈倡导教师权威的师道观，仅注重知识传授，从而对其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观进行鞭挞，确有失偏颇。
一、韩愈传道授业解惑思想的内涵释义与生成逻辑
（一）传道：修身治世
韩愈在《原道》里对自己所言的“道”有明确的说明，“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广泛地爱人叫作仁，实行仁做得合于客观事理就叫作义，从仁义出发到达仁义的境界就叫作道，自己在仁义上有足够的修养不需要外来的帮助就叫作德［2］。从其核心内涵可以看出本质上韩愈是孔孟之道的圣人之徒，所践行之道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孟所授受服行之实也。韩愈认为传道首先要“本乎斯文”，具体来说，就是注重儒家传统思想的教化。他始终将“文”与“道”视为一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名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3］。
韩愈以“道”作为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为学的根本。涵养情性，着眼于自身的心性体认，是他提出的修身为己的本意。他在《答侯生问论语书》中提出：“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是也。苟有伪焉，则万物不备矣。践形之道无他，诚是也。足下谓贤者不能践形，非也。贤者非不能践形，能而不备耳。形，言其备也，所谓具体而微是也……唯反身而诚，则能践形之备者耳。”［4］他认为唯“诚”是也，是涵养气质材性的具体途径，形言皆备，具体而微。他在《答李翊书》中言：“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5］他主张通过行之乎仁义之途，最终达到“仁义之人”的境界［6］。 他认为“道”是可以学习的，“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学，而下者可制也”（《原性》）。所以他的为人、为学是为了改造自身心性，存养正性与化性起伪。
韩愈的“为己”之学是“以身率天下”，他将“为人”之学理解为“假他人之学以检其身”［7］。韩愈所谓学文、学道，不只是学文、学道，是为了“将以有为”，实现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在韩愈看来，学习的目的首先不只是个体自我的完善与实现。“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彤秀才书》）［8］。
（二）授业：学术传统、六艺
韩愈读三代两汉之书，存圣人之志，因此，他可以始终“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答李翊书》）［9］，“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但其实韩愈不仅读儒家学说，而且遍读百家之言，丰盈思想，自求自得。“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将试学焉……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屠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10］（《答侯继书》）。“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韩愈认为进德修业要讲求“学统”，也就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孟、荀为代表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韩愈在《进士策问第十二首》中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就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古文六艺，健全人格，达到“成就其德”。
传道对学校和教师来说意义重大。传道要求学校和教师强化思想引领。因此，教育领域内存在的弊端必须得到改革。比如小学的德育课程被主课占用，怎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使其他各门课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呢？在小升初的压力下，被语数英和课外兴趣班占满，又怎能超越主渠道，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呢？
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整体上在全国领先，但是仍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三）解惑：学问、成长
最后，教师填鸭式、照本宣科、面面俱到却只是泛泛而谈的授课方式容易使学生缺乏对课程和古代文学作品的热情。有的教师本身知识广度及深度有限，有的教师因为自己受到的就是上述教育方式而缺乏思想和个性，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习，自然不能解学生之惑。
“师道”是否“失传”，失传了什么“师”与“道”，为何会失传，而且失传久矣？
解惑相对于传道授业的教师职能，相对较为笼统，却是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师生关系的重要体现。“经”“艺”是韩愈择师的标准，无才难堪为师，因此，“学有师法”是成为老师的必要条件，又要有专业艺能，能为学生解惑，经艺素质具备，才能以充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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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误解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偏离
是的，我确实是个劳改逃跑犯，刚跑出来的。两位干部，你们放心，我一定老实交待。我是个老口子了，党的政策我是晓得的，这不，都写在这墙上哩，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哦对不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里面呆长了，那样说惯了，说惯了。我是说，用不着你们给我松皮松骨苏秦背剑，我就会老实交代，交代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真的，连蚊子心肝大点儿都不漏掉。
（一）中国古代的“师道观”
先秦儒家的师道观之核心在于尊师，把“师”同“天”“地”“君”“亲”并列［15］。 两汉时期的郑玄聚徒授课，闻名于“伊洛以东，淮汉以北”。魏晋以前师资文化引用魏积所说：“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宋代学者陆九渊指出，秦汉以来，“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虽然学者不求师，与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听，此固学者之罪”。反之，学者如知求师，又能退让顺从，师者不以道引导，这便是师者的罪过。明代学者何景明认为“道德师为上，次有经师，次有诗文师，次有举业师。师而至于举业，其卑而可羞者，未有过焉者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认为 “盖不特耻为弟子，相率而耻不为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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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道授业解惑师道观的误解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偏离
韩愈认为学有师法，文有古风，声华行实，介然自守的学者才能光映儒林。他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锐意改革国子监学官的选拔标准及程序。“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令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11］。除此之外，贵贱、长少，官阶资历，在所不论［13］。选拔学官不考虑官阶级别高低、候补时间长短，而是考察专业艺能，清除那些论资排辈的旧官僚，“生徒多奔走听闻，皆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李翱《韩公行状》）［12］。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师道”不限于伦理学意义的“师德”，含义也不限于“为师之道”，还包括受教育者的“求师之道”与统治者治国家、社会的“尊师之道”。若不具体分析，单是崇尚古师之道，反讽当世之师风，难免颂古非今。
单纯授业不再具有适应时代，比如语文课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教师把文学作品生硬地分解为字词含义、文字运用、重难点等，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支离破碎，忽视其包含的整体文化意象、意境和审美特质。学生对学业产生相对陌生感，内心没有被文学作品包含的丰富意蕴真正唤醒［19］。学校在课程安排上存在现实矛盾、争议，一些学校为了升学率和所谓的主科课程，压缩其他课的授课时数。基于提高总分，又囿于课时数，一些教师授课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这种急功近利的风气很难使学生领会到知识的精神旨趣。
韩愈一生，好为人师，始终不变，可谓忠于职守。韩门师友之间相互诘难反驳、老师解学生之惑，“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皇甫湜《韩文公墓铭》），体现了韩门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14］。《新唐书·韩愈传》云：“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三、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观的现代价值与重新定位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背景下，教师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还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强大、操作方式便捷的教学媒体、方式的出现，使学生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和课程，随时随地自主学习。网络信息与技术对学校教育产生影响［20］，给办学理念、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带来冲击，也给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提高新要求。
现代化浪潮带来了建立于其上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教育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在探求一种更好的、更适宜于个体生存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理想。今天的“师道”应该更广泛、新颖，体现时代精神。“传道”不再只是传承儒家学派的精神旨趣，“授业”不只是古文六艺，不能局限于韩愈所说的儒家之道。对韩愈提出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观，笔者通过查阅文献，整理、分析其生成逻辑、历史渊源，力求准确把握其传道、师道、解惑的原意。笔者认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一些论者对韩愈的师道思想存在望文生义、以今释古的错误批判，有失偏颇，同时也应该看到学者试图从不同理论基础和学科视角，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研究教师角色的转变问题，践行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但是不能一味追求所谓的学术创新点，忽视对教育家思想的深入研究，过于依赖国外的教育理论和制度资源。
（一）传道的引领者
当代，传道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不只是传承孔孟学说与其伦理之道的旨趣、意志，而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化价值观和学术批评观承担“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以基于社会责任、文化良知的道德品质和价值方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7］。
按文献发表年度进行统计，形成移动阅读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2004—2009年是国内移动阅读的探索期。该时期移动阅读WAP网站兴起，如移动梦网，随后手机报诞生、免费WAP网站获得蓬勃发展；该时期针对移动阅读的研究初步兴起，文献量增长缓慢，影响力较小，但同时期的电子书市场不断膨胀，涌现出大量阅读客户端。2010—2018年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快速普及，移动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13年迎来研究的高峰。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师作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自己先受教育，才能育人，言传身教；不仅要潜心问道，而且要关注社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曾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传给学生修身之道、为人之道、行事之道，教师的学识修为、人格魅力通过身体力行、沟通交流去示范、去影响学生，致力于学生身心协调发展。
（二）授业的组织者
陶行知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也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教师首先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善于学习、精于授业，以求是、求真和求实的严谨作风组织学生学习。其次，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合理组织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及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精于授业要求教师善于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不断凝练科学问题、优化研究方法，了解必需的技术条件，组织学生开展合作研究，养成良好的合作规范和习惯。善于营造课堂环境中的“知识场域”，倾注充沛、真挚的感情，使师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得到共鸣，感染学生［18］。好的教师善于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态度贯穿到教学内容中，做到以情动人，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解惑的指导者
网络信息资源给我们学习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隐患。碎片化、不成体系的知识、教师去中心化思想的冲击、教师权威地位的丧失等问题层出不穷。教师如何施加积极影响，帮助学生形成研究性思维，教会学生分辨真伪，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是解学生学问之惑的重要课题。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学情分析，搞清楚教学的起点，与学生一起发现知识盲区、思维方式的不合理，较量利害，发挥学生所长，与学生一起分析、解决问题，共同成长。
四、结语
传道授业解惑、扬善进贤是教师这一职业从古至今的传承。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教育理念的革新，赋予教师更新更高的要求，以往的教师观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做好转型。教师这一职业的特定性质要求教师有率先垂范的师道，有敏锐的文化判断能力与解学生学问、成长之惑的基本能力，这是优秀教师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是韩愈对教师职能的总结、反思，对教师教学任务的厘定，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要求，对师资文化的批判与传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新的改变，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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