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与粮食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劳动力论文,粮食生产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使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出现弱质化、兼业化现象。原本被称为“鱼米之乡”的粮食产区，如浙江、福建的粮食自给率已不到40%，广东更是降到30%以下(王云龙，2011)，成为目前最大的缺粮省。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相应的粮食制度演变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粮食实行统一计划生产和普遍计划配给制①，形成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口迁移制度。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几乎没有支配自身劳动生产要素的可能，农村劳动力被禁锢在土地上，造成了严重的生产效率损失，形成了“贫困陷阱”。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劳动力高效率投入与农业超高速增长。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了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下的生产队经营体制，使农业生产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粮食边际产出大大提高，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策也开始松动。第三阶段从1985年到2000年，粮食“双轨”管理与农村劳动力外流启动。粮食生产合同定购制代替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制②，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脱离粮食生产的可能，“民工潮”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得以实施。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实施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主销区取消了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其中浙江率先实行了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③，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直接限制大为减少，外流进程加快。
农村劳动力外流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家庭成员间新的契约安排。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劳动力选择离开农村从事非农作业，导致投入粮食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粮食生产者呈现老龄化、兼业化和低教育水平现象，人们戏称留守农村的是“386199”④部队。Brown(1994)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认为“中国‘农转非’过程中农田、淡水减少以及环境污染将使中国未来粮食大面积减产，引发世界难以承受的巨大粮食缺口”，并预测中国2030年粮食缺口将超过3亿吨，足以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影响。但事实是，这么多年以来，Brown所担忧的我国粮食缺口和依赖世界粮食市场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粮食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粮食总产量从2004年到2012年已经实现了“九连增”。因此也有观点认为“粮食安全是个伪问题⑤”。但是分区域看，主产区与全国粮食生产轨迹吻合；主销区无论是播种面积、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粮食所占全国的份额也由1998年的10.01%下降到2008年的6.5%。可见，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工和差异化影响已经显现。这种区域分工对粮食产出的影响程度如何？农村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和贡献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证粮食安全？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与描述；第四部分讨论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问题结合研究的专题文献不多，多为两个主题的平行研究。
(一)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
早期文献涉及劳动供给、劳动力剩余和转移，以及对农业影响等问题。Ricardo(1817)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生产应遵循自然禀赋优势，认为只要雇用工资水平超过生存需要，长期劳动供给就会无限。Lewis(1954)构建的农工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中，与Ricardo一样认为在生存工资水平下即使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不为零，也会有无限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直到出现“转折点”。与Ricardo不同的是Lewis认为，劳动无限供给弹性是由存在于农业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而非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规律导致的。之后，Rains和Fei(1963)在Lewis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认为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剩余、转移以及对农业影响都不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否则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剩余的减少。而Schultz(1964)、Todaro(1969)、Jorgenson(1967)等人认为农村部门不存在“零值劳动力”和“隐蔽失业”的现象，Schultz主张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Todaro主张用农业自身的发展来吸引农村人口在农村就业。Rozelle等(1999)研究发现，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为负向且显著。
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蔡昉等(2003)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及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周其仁(1997)从机会与能力角度论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姚先国(2006)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角度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和机制。Johnson(2000)指出，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学者们肯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与城乡收入差别(林毅夫，2004)。白南生(1996)、盛来运(2007)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李实(1999)认为，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会相应提高。Zhao(1999)研究了劳动力外流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劳动力外流与家庭贫困呈反向影响。王小鲁和樊纲(2004)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也有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外流表示担忧，认为会扩大转型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严浩坤、徐朝晖，2008)，使耕地资源利用不足、撂荒增多和经营粗放等(韩纪江、孔祥智，2001)。有些学者提出了应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吴敬琏，200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王德文等，2005)，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及其效率。
(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1974年、1983年和1996年分别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加以明确和修正，突出了粮食的“供给能力”和“购买能力”。Sen(1981)认为粮食问题主要是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不足，而不是粮食供给问题。Rains和Fei(1963)的三阶段模型指出，在第二阶段若在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点”。Jorgenson(1967)模型假定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认为农业劳动剩余只有在粮食生产超过最大人口所需要的口粮时才有可能产生。也有学者如Bigman(1993)、Senauer和Roe(1997)认为影响微观粮食安全的因素有家庭的收入与购买力以及粮食价格等。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2003)认为“低收入国家进行工业化必然会遇到粮食问题”。因此要重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以国内生产来替代国际粮食援助(Schultz，1980)。
关于中国粮食问题，Pekins(1984)、黄宗智(1986)认为我国粮食生产存在“内卷化”现象。针对Brown(1994)之问，国内学者们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能够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和宏观视角，多从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价格等方面展开分析。朱泽(1998)用粮食总量、自给率、储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指标来测度粮食安全。马九杰(2002)提出了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姚洋(2000)、张红宇(2002)、朱晶(2003)、陈飞等(2010)分别讨论了土地、技术等要素投入以及农业政策对农业与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王雅鹏(2005)指出农民的收入预期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及安全。
这些文献给我们的研究以很大启发，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问题相结合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有些研究涉及二者关系但其假定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如Lewis等假定农业部门存在“零值劳动力”。Rains和Fei模型的潜在假定是农业生产劳动力要素已和土地、资本要素充分结合。Jorgenson模型认为粮食消费欲望会在农业出现剩余后不再增加。而现实并非如此，如粮食需求收入弹性即便在高收入发达国家也未下降到零。另外，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宏观层面，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问题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将从“一个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生产结合)、“两个区域”(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出发，研究农村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和粮食生产
我国粮食管理体制改革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30年的农业改革使我国粮食供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粮食生产根据自然禀赋分为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⑥。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大，自给率低，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省份。粮食主产区在地理、土壤、气候等方面具有种粮优势，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13个省份。其他省份为平衡区。
图1 1978-2008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情况
图2 2000-2008年中国谷物进出口变化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增加，粮食生产总体却呈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的农村劳动力外流都呈上升趋势(见图1)⑦。1978年到2008年农村劳动力外流由0.77亿人增加到3.81亿人，其中主产区由0.47亿人增加到2.35亿人，外流劳动力占比由61.03%升为61.68%；主销区由0.15亿人增加到0.66亿人，外流劳动力占比由19.48%降为17.32%。目前，我国农户总兼业率已经超过70%，种粮已经被边缘化和副业化，维持承包田劳作的主力军是农村家庭中年龄、教育和性别等的弱势群体。但考察3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轨迹，总体上却呈上升趋势，并没有发生布朗所担忧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2000-2008年，我国的谷物出口虽有波动，但谷物进口波动比较平缓，净进口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后谷物进出口基本持平(见图2)。也没有发生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2003)所说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国际社会的粮食援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的现象。现阶段我国粮食产量上升主要来自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2003年后农业税费减免和惠农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得益于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
(二)农村劳动力外流缓解了粮食生产的“过密增长”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使得我国粮食生产奇迹般地从1978年的30477万吨上升到2008年的52871万吨(见图3)。这期间还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还未达到临界点，农村还存在部分剩余劳动力。二是我国粮食生产长期存在“内卷化”即“过密增长”现象，尤其是主产区的农村劳动力基数大，劳均粮食生产效率低，边际劳动生产率大有提升空间。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缓解了劳动力的过密投入即粮食生产的内卷化现象，提高了粮食产出效率，粮食供给曲线也会上移。
然而也要看到，在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就可能导致出现Rains和Fei(1963)提出的“粮食短缺点”。事实上，局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已导致粮食生产播种面积减少，甚至出现撂荒现象，主销区粮食复种指数出现引人注目的下降趋势。从图4中可以看到，主销区的复种指数曾长期高于主产区和平衡区，但在粮食购销市场化的2001年后明显下降，目前甚至已经低于粮食主产区。
复种指数的变动折射出我国粮食生产的自然禀赋差异和区域分工态势。主销区经济发达、当地非农就业容易且增收快，“多熟制”粮食生产渐渐被放弃；相反，经济发展落后的主产区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少，因而普遍维持了原有粮食生产耕作方式。由于粮食生产对农户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惠农政策的激励效应也有明显差异。2003年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以及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提高了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其复种指数没有下降反而略微上升。但同样的政策对非农收入较高的主销区农民却缺乏吸引力，不足以遏制复种指数下降的趋势。
图3 1978-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变化
图4 1978～2008年我国粮食复种指数情况
(三)不同区域分工深化对粮食产出的贡献和代价
分区域考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主产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比较丰富，适合发展农业产业。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从1978年起一路上升，年涨幅达6.23%(见图5)，目前已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4以上，提供了全国近80%的商品粮。期间粮食产量有两次回落与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关。第一次在1994年前后，由于取消了商品粮，改变了户口划分标准⑧，农村劳动力外流约束的“冻土”松动，粮食产量回落，但幅度不大。第二次发生在2001年后，对农民进城就业不合理限制的取消，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2003年主产区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度下降达7.1%。随后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又使粮食生产出现回升，于是在2003-2005年前后粮食生产形成了一个明显的“V”形变化轨迹。
粮食主销区耕地面积很少，减产比例较高，情况如同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太国家和地区早期所经历的粮食自给率下降过程⑨。由于非农产业发达，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下降，主销区各省份粮食生产的规模优势、生产优势和效率优势指数均小于1，其综合优势缺乏(王跃梅，2011)。2001年粮食实行购销市场化后，主销区粮食产量持续下降(见图6)，即使有惠农政策的实施，至今也未出现如主产区一样的拉升拐点。目前，主销区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份额只有6%左右，广东、浙江等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已由过去的“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
我国粮食稳定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主产区，但是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有7个省份的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了“越种粮越穷”的现象；而主销区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除海南省外)排名居全国前七位。长期以来主销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主产区的1.6倍以上。2010年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主产区主要来自家庭经营纯收入，而主销区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虽然主产区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略高于主销区251元，但其工资性人均收入却不到主销区的一半，差别高达2759元(见表1)。
全国粮食稳定是以主产区农民收入低，主产区与主销区收入差别扩大为代价的。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补偿机制和协调机制，既保证粮食生产，又保证区域间和谐发展，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下面我们将从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和比较利益视角，重点考察劳动力及其他相关要素和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描述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制度变迁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关系和生产者行为，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供给。本文以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增长的贡献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对其他投入要素和改革措施的贡献进行分解。模型选择沿用Lin(1992)分析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问题时所采用的Griliches(1963)生产函数法。假设粮食生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其中，产出是粮食产量，常规的投入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除了基本投入要素，我们还加入了8个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复种指数(MCI)、非粮种植面积(NGA)、粮食相对价格(MP)、抗灾能力(ADA)、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政府采购(GP)以及农业税改革(TR)(各变量具体说明参见附录)。通过这些因素主要考察农业技术进步、价格波动、市场改革和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我们将其称为生产率因素。除此之外，还利用29省份虚拟变量捕捉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比如土壤质量、降雨量、灌溉、温度等)。因此，该生产函数的估计方程为：
其中，α是所估参数，ε是误差项，产出和常规投入要素为自然对数形式。由于各省份粮食生产规模差异较大，我们利用村委会数对粮食产出和常规投入要素进行了标准化处理⑩，从而减少方程的异方差问题。相比Lin(1992)的模型，增添了政府采购和农业税改革变量控制农业政策的新变化。同时，还加入了陈飞等(2010)农业生产模型中使用的具有重要作用的抗灾能力变量，但与他们考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更关注农村劳动力外流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1)中，影响粮食生产效率的因素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如粮食相对价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采购行为和农业税改革等，另一类是粮食生产行为的变化，如复种指数、非粮种植面积和抗灾能力，这些因素内生于农业政策和制度的改变。为了准确地评价其对粮食生产的总体影响，还要建立一个供给反应函数(Supply Response Function)。
其中，β是需要估计的参数，μ是误差项。时间趋势(Trend)不仅包含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也包含了要素投入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于公开的统计资料，主要有《新中国农业六十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某些政策变量如农业税改革和政府采购，参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农业生产相关政策文件。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全国层面分析劳动力等投入要素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首先用由Aigner等(1977)发展的随机边界法估计方程(1)。结果在表2第(1)列报告。发现劳动力(Labor)等投入要素以及复种指数(MCI)、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等生产率因素对粮食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回归符合预期，说明在劳动投入给定时，生产集约度等会影响粮食产出。同时，除了粮食相对价格(MP)、政府采购(GP)以及农业税改革(TR)外所有其他估计都非常显著。
其次，用地区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2第(2)和(3)列，比较可见，前者更接近于随机边界法估计。两列估计结果差异主要在于资本变量(Capital)和粮食相对价格在第(2)列显著而在第(3)列不显著。表2中第(2)和(3)列的最后一行报告了固定效应和差分效应的误差项的跨期关联度分别为0.69和-0.13，意味着两者的误差项均存在较大的跨期关联，因此，估计值尽管是无偏的但并不是一致的。
第三，假定误差项的跨期关联为一阶自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第(4)列是调整一阶自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与第(3)列一阶差分模型较为接近，且与Lin(1992)的实证结果一致。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模型(1)中的时间趋势变量改为虚拟变量再估计，就得到了包含地区和时间两大维度的双向固定效应，见第(5)列。我们发现单向固定效应与双向的结果相当一致。从第(3)、(4)和(5)列给出的结果得出，资本和非粮种植面积(NGA)不显著，劳动力、土地和化肥投入要素，复种指数、家庭联产承包制等生产率因素对粮食产出影响都是显著的。后续研究将以单向回归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我们也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做了类似的估计，Hausman检验结果使我们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部分生产率因素如复种指数、非粮种植面积和抗灾能力存在内生性问题，表现在不同模型设定中的估计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十分稳定。因而可能影响外生政策变量估计结果的无偏性。为此，我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2)，见表2第(6)列报告。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与第(4)列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农业税(TR)在5%水平下显著并且是负向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估计系数更大。从全国层面回归结果来看，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常规投入要素增加，制度等生产率因素也具有重要影响，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具有冲击效应。
(二)分区域比较劳动力等投入要素和生产率因素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参照全国回归分析结果，我们进一步用单向固定效应分别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情况，发现回归结果分区域与全国层面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影响我国整体粮食生产的显著性因素，分区域看却并不显著，或是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1.劳动力等投入要素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我们先考察和比较劳动力等4种常规投入要素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粮食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化肥和土地等投入要素对主产区与平衡区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见表3第(2)和(3)列。然而在粮食主销区，除了土地因素以外，劳动力和化肥不再对粮食产出有重要影响，见表3第(1)列。
同时，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刻画的农业资本对三大区域粮食生产均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投入程度低、长期依靠过密的劳动投入已是不争的现实。因此，今后此类农业资本要素、技术投入的增加将会对粮食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巨大的空间。
2.劳动力外流引起的生产率因素变化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影响粮食产出的生产率因素如复种指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抗灾能力等分区域情况也有不同表现。复种指数对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生产影响如全国层面估计一样显著，但在主产区的影响却不显著。原本“多熟制”的主销区，复种指数连续下降，尤其在2004年后粮食复种指数低于主产区(见图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主产区粮食生产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其对提高粮食生产有长期效应，与全国回归的结果类似，而对主销区影响已不显著。抗灾能力对主产区和平衡区的粮食生产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抗灾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粮食生产，另一方面表明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现象依然十分明显。主销区抗灾能力变量影响也并不显著，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抗灾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下降。农业税改革有助于降低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供给反应函数方程估计中也显著，但由于实施时间不长，在本文考察30年的较长跨期来看并不显著(11)。
3.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因素对粮食生产的贡献
在表4中我们把粮食产出增长的来源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劳动力等常规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第二类是生产率因素的变化，第三类是无法解释的一些残差项。与Lin(1992)研究不同，我们将分区域对改革开放30年来常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因素的贡献进行比较。基于表3第(4)列和表2(1)～(3)列回归结果，并结合各变量的变动情况，表4报告了粮食生产增长源泉的分解情况。
从全国层面来看，粮食生产从改革开放至今增长了57.3个百分点。常规投入要素中，劳动力外流导致粮食产出下降了4%，化肥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占37.6%，复种指数对粮食增长影响较小，这些结论与Lin(1992)的研究结果十分一致。生产率因素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度为19.2个百分点。相比Lin(1992)研究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贡献度(46.89%)下降一半以上(12)。
从区域层面考察，1978-2008年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了72.4%，其中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主产区粮食产出水平下降了5.9%，化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6.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贡献了22.4%，复种指数对主产区粮食产出的增长无明显贡献。但同时，主销区粮食产出下降了25.6%，其中因复种指数下降这一项就解释了88.9%。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投入要素对主销区粮食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而复种指数的下降恰恰是劳动力外流这一变动因素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主销区粮食产出的下降无明显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研究的时间跨度(1978-2008)比Lin(1992)的研究期(1978-1987)要长，加上本文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的影响，产业结构和一些没能解释的因素也归结为时间趋势(Trend)，因此结果报告中时间维度的贡献较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评估和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工正在深化，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第二，主销区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多且收益高，种粮比较利益更显低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生产能力有限，粮食生产逐渐萎缩。而主产区粮食生产内卷化严重，劳动力外流对此起到了疏解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冲抵了劳动力外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主产区粮食产出持续上升，弥补了主销区粮食产出的下降，从而保证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水平不降反升。第三，农村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农户耕作习惯和生产决策行为，曾经是“多熟制”主销区的复种指数已经明显下降，精耕细作的传统正在被放弃，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日趋严重。粮食生产弱质化、兼业化、粗放化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目前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但从发展趋势看却潜伏着风险。一方面，工业化加速促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外流，务农劳动力会随之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新型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使更多农民工举家迁移，劳动力与人口同步流动将成为现实，这对农民工无疑是好事，但却将进一步影响务农劳动力队伍的稳定。中国是世界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始终非常重要。但在新形势下，保证粮食安全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也不能仅靠土地保护，而必须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出发，以城乡一体化为抓手，以富裕农民为基准，推进粮食生产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构建粮食生产的内生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弱质化、兼业化和粗放化问题，确保粮食安全。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深化区域分工，实现区域互补
基于自然禀赋优势，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着力加大对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扶持，加大科技与资金投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使粮食生产成为主产区的优势产业，使主产区承担起粮食生产稳定的重任，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本屏障。应充分挖掘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潜力，通过土地托管、流转等改革措施，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构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形成区域分工合作的统一粮食市场。
(二)促进要素对流，培育新型农民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大势所趋，中西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用工荒，新生代农民更是缺乏种粮意愿和能力。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已成为共识，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的同时，应深化职业分工，保留和培育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高素质农业生产者，应加强物质资本、科技人才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流入”，实现“要素替代”。尤其要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变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弱质化现象。培养专业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有机构成和产出效率，稳定粮食生产。
(三)优化内在激励，强化内生动力
让种粮成为农民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觉选择，粮食安全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为此需要把现有惠农政策加以整合，在土地流转、粮食价格风险补偿等方面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政府应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农村产业组织创新的同时，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保等方面的投入，让农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粮食边际生产率的同时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福利水平。以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富裕确保粮食生产积极性，以利益激励机制实现粮食安全。
本文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举办的全球化和经济政策中国会议(GEP-China)上报告过。感谢Daniel Bernhofen、Zhihong Yu、Brian Hilton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附录说明了正文中的资料来源，并描述了各种计算与调整，以使收集的资料更适用于计量分析。
1.数据说明。文中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农村生产价格指数由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构成，其中1978-2000年为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1-2008年数据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来自2002-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应数据来源也同上。农业支出比重是由农业支出除以一般预算支出而得，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抵御自然灾害能力1978-2008年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农村统计资料汇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数据1978-1987年来自Lin(1992)的文章，1988-2009年后数据全部设定为1。农业税税率数据1978-2008年根据农业税费改革相应的政府文件计算而得。
2.变量说明。模型(1)中，Lin(1992)对投入变量和产出进行标准化时采用1980年为基期生产队数字，目前我国农村现行组织结构形式是村委会而非生产队，因此，本文采用1978-2008年村委会数据进行标准化，剔除行政规模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1)投入变量。我们把农村外流劳动力界定为：“外流就业达6个月以上；或在本乡虽未地域性转移，但非粮食产业就业达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变量(Labor)为从事粮食生产的就业人数，其计算公式是“农业就业人员×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村委会个数”。
资本分为两类：一类为固定资本，主要为农用机械设备(Power)，我们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考察其对粮食产出的影响程；另一类为可变资本，我们用化肥施用量(Ferti)来表示。
土地变量(Land)沿用Lin(1992)用耕地面积来表示，其中1992-2008年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1988-1991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1978-1987年数据来自Lin(1992)的文章。
(2)生产率变量。复种指数(MCI)用于衡量粮食种植的密集程度，可以考察土地利用情况，即单位土地上每年种粮的次数。在此，用播种面积除以耕地面积的值表示复种指数，即复种指数(MCI)=(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非粮种植面积(NGA)越大意味着用于种粮的耕地面积减少，从而降低粮食产出。土地出产物价值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将在播种粮食还是经济作物中进行选择。我们首先将农作物播种与粮食播种面积之差作为非粮种植面积，再将其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得到非粮种植面积的比例。即非粮作物比例=(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粮食相对价格(MP)对于粮食生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粮食价格相对工业品价格下降时，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将受到冲击并导致产出下降。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面板数据不可得。由于CPI与GDP紧缩指数基本一致，我们用农业产值紧缩指数代替粮食价格指数，农业产值紧缩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名义农业产值指数/实际农业产值指数(1978=100)。我们用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替代工业品价格指数，将紧缩指数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除，得到相对价格指数(MP)。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ADA)大小对粮食产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进行四则运算得到抗灾能力的代理变量，其公式为(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受灾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产出效应同样不容忽视，我们借用Lin(1992，2001)的数据进行考察。
政府采购行为(GP)是一个变化行为，政府在2002年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我们用虚拟变量来加以描述，将2002年以前设为1，2002年以后设为0。
农村税费改革(TR)也如此，我国在2003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而全面取消农业税。
①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配售，即“统购统销”制度。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行为无选择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粮食的销售实行计划供应，居民凭购粮证购买。
②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取消粮食的统购统销，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派制度，定购的粮食由国家“倒三七”比例计价；政府的强制性低价收购、低价定量供应与一般的市场交换并存。
③2001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2004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④“386199”即目前留守农村的主力是妇女(三八妇女节)、儿童(六一儿童节)和老人(九九重阳节)的现象。
⑤张曙光(2011)：“有观点认为，从理论上看，粮食安全是个伪问题。”茅于轼、赵农等(2011)认为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中国不存在所谓粮食安全问题，茅于轼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赵农则认为“把粮食安全和18亿亩捆绑在一起纯粹是伪命题”。
⑥我国粮食生产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及考虑粮食生产的传统等因素，我国划分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功能区。这些区域近年来也在动态的调整，尤其是原本鱼米之乡的主产区有些已经成为是主销区。也有学者认为应把主销区称为非主产区更妥。
⑦图1～图6数据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新中国六十年农业统计年鉴》的计算整理。本文把劳动力外流的口径界定为：“到乡外就业达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或者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的非粮食产业就业已达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由于统计年鉴等数据中没有直接的农村劳动力外流数据，因此用反向指标“种粮劳动力”来计算。具体见附录说明。
⑧1994年，取消了按商品粮划分为户口的标准，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区域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3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
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只有67%；韩国粮食自给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也只有69%；而我国的台湾粮食自给率由自给有余的127%下降到85%，下降了42个百分点。
⑩Lin(1992)采用生产队数进行标准化，并以1980年为基期。我们以村委会数据替代生产队，因为目前我国农村现行组织结构形式是村委会。另外，文章分别用1978-2008年数据进行标准化，此间，城镇化浪潮使得我国的村委会数从690388个减少到了603589个，一些郊区农村的村委会转变成了城市居委会。
(11)195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基本适应了我国当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状况，于2005年起我国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其他惠农政策如农业税(TR)对3种粮食作物均有显著的影响(陈飞等，2010)。
(12)Lin(1992)评价了1978-1984年及1984-1987年间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和化肥投入的显著增加是1978-1984年间农业增长主要原因，“化肥使用增加最重要，单此一项就贡献了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约1/3(32.2%)”。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HRS的转变显然是最重要的，仅制度改革一项就使产出增长了约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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