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宏观调控思想的历史渊源、基本内涵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思想的历史背景
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的源和流。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同样有自己的源和流，自己的历史背景，自己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条件。对此，可以分以下两个方面来回顾。
1.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计划经济中能否允许和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探讨与试验
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得出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力巨大浪费与破坏的根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驾驭自己创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那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将为全社会所占有。“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商品生产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②
对于为什么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马克思作过这样一些分析。他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③ 对此他还说：“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④ 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⑤ 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把这些论述概括起来，意思就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能通过自发的盲目的生产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用事后调节的办法做到按比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按照节约时间的原则，通过自觉地制定计划，用事先调节的办法做到按比例。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对于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将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论断，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而推导出来的。这个推导毫无疑问是科学的，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时也是没有来得及用实践检验并加以补充完善的。他们虽然估计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会有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后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生产力都要比他们所赖以分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在这些国家，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中还有着若干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另外，他们也没有预测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来随着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社会生产的范围内也逐渐地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计划手段。他们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给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通过计划经济手段战胜困难、迅速提高生产力以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在全面认识它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指出，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经济，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他认为，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的经济前提，通过计算和监督，即全面计划，把生产调整好，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大工厂。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军事反抗，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列宁提出并组织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说：“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⑦ 事实证明，正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在三年国内战争中的胜利。但紧接着，出现了粮食、燃料危机，以及农民反抗余粮征收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暴动。面对新的形势，列宁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指出，要退回到资本主义，把商品交换的形式固定下来；要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把国内企业出租给国外资本家经营，并使它们受国家调节，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但“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而且要大力“研究市场”⑧。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被经济周转的开始活跃所完全证实”，“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工作中仍然采取前一时期在内战激烈时代的特殊条件下所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方法，那就会犯极大的错误。”“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仍然认为，苏维埃国家“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⑩。他说过：列宁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但他也主张，一旦过渡时期结束，市场关系将不复存在。斯大林在取得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德国日益逼近的侵略危险，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主观上则是由于缺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对马克思关于有计划按比例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只要存在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会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生产资料虽然不再是商品，但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仍然是商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卡德尔、兰格、布鲁斯、锡克、科尔内等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属性等问题，提出过要在计划机制的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以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两种模式，不应把它们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的主张。这些都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起过或多或少的作用。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在不同时期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改革。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如列别尔曼、阿甘别吉扬和沙塔林等，有的抨击计划管理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把利润多少作为评价企业好坏的主要指标；有的主张把市场方法、经济竞争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有的主张实行私有化，以塑造市场主体，并实行价格的自由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但事实说明，前苏联的几次改革都不成功。例如，赫鲁晓夫时期旨在扩大地方权力的改革，造成地方向中央争权的局面，结果以收权而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旨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强化了企业谋取小集团利益的动力，结果也以收权而告终。而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休克疗法”，更造成经济大滑坡，人民生活大下降，社会大动荡，最终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同苏联一样，选择了计划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体制。其原因，虽然有对马克思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生产思想理解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因素，有苏联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示范作用，但主要原因是，我国当时面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威胁和经济封锁，急需通过优先发展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以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实力。那时，我们一方面需要使计划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等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掌握了原来由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工厂等企业，具有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筹集和统一配置资金、物资、人才等资源的现实可能性。此外，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更为实行以计划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上以计划经济为经济体制的苏联，答应在资源勘察、设备制造、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全面支援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抓住机遇，不以苏联为榜样，通过计划经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呢？在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事实说明，它毕竟保证我们完成了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为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的历史性任务。这个功绩是绝对不能抹杀的，否则，对我国劳动人民在那几十年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那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历史，都难以做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
在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我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进行过艰辛探索。例如，毛泽东对斯大林关于只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的观点表示赞成，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1) 但他又不同意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12)”他还针对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是商品生产主要前提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3)
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曾提出过“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14) 的思想。在党的八大上，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用鸟与笼子比喻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指出“‘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15) 他的这一思想是对他50年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就是要在计划指导下搞活。）
此外，经济学家顾准、孙冶方、卓炯等人，也分别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过批评，认为不能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局限于交换范围内，应当扩大到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只有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改革计划和统计指标，才能对经济活动做出客观评价和科学指导；建设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改变为有计划的市场，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对马克思关于有计划按比例思想在认识上的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学界更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在1979年3月《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见解，他指出：“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强调：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他还预言：“在今后经济的调整中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6) 对此，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评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指出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7)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8) 后来，他又多次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经过理论上的探讨，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渐清晰起来。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 对此，江泽民同志评价说：“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0)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决定。
2.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对市场经济是否需要国家干预、应当干预到什么程度的不同观点及其实践
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宏观调控”的一种称呼。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争论大体上经过了四个阶段。
在十六七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兴起不久，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扩大出口，实现顺差，加速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适应这种利益诉求，经济理论中的重商主义占据上风。它提倡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由国家控制国民经济活动，保护和扶植本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严格的外汇管理，以便促进本国商品出口，国外廉价原料进口，制造贸易顺差，获取金银货币，进行资本积累。
17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站住脚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完成了原始积累，需要通过自由竞争来壮大自己，挤垮力量相对弱小的对方。于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反对国家过多干预，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进行市场调节的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并占据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进入垄断的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缺陷”不断暴露，加之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使“市场万能”的理论失效。于是，出现了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发挥“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作用的观点，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提出实行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国家干预的主张，发挥政府刺激需求的职能，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罗斯福新政”的实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西方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战后经济得以恢复，资本大量积累，科技快速发展，进入相对繁荣时期；另一方面，长期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庞大的军费与福利开支，使通货膨胀危险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主张把政府控制和市场调节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经济理论，以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还出现了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主张把国有化与私有化相结合，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干预为补充，用“起点公平”取代“结果公平”的“第三条道路”思潮。
通过回顾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史两个方面对待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点：（1）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进行配置，区别只在于有的通过事先调节自觉做到，有的通过事后调节被动做到，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过时；（2）人类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难以完全做到以计划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除某些特殊情况外，一般应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区别在于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性质、范围和程度不同；（3）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长期探索及探索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中合理和有益成分的借鉴。
二、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思想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很丰富，这里着重谈以下三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个突出的弊病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效率不高；而市场在对各种经济信号的反应上却恰恰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会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江泽民同志早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21)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缺乏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缺陷：（1）不能自动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2）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3）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中，调节达不到理想效果；（4）在资源配置上有一些力所不及的环节；（5）容易导致两极分化。
在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22) 这告诉我们，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整表述；离开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或者离开宏观调控，都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另外，在前面提到的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的那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还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主要特征，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23) 这说明，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全面的万能的，也不等于说计划经济就一无是处；相反，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和局限性。
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之后指出：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24) “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25) 这是讲两种市场经济的共同点。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26) 他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27)“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28) 这是讲两种市场经济的不同点。
有人说，既然市场调节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宏观调控也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不尽全面和缺乏根据的。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我国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手段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就连什么是市场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在理解上也是各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答案：
（1）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9) 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最终目的是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实施起来也能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予以保障。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30)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政治上讲，最基本的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是四项基本原则；从经济上讲，最基本的就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话说，正是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31)；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2)；“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33) 等任务，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同时，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绝不是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国家干预应当解决的市场不足问题，也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有效性所能望其项背的。
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而导致宏观调控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不同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还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34) “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要反对有人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又要反对有人想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35) 他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36) “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制度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优势。”(37)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邓小平在党的十四大之后也曾谈起过。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笔者注）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38)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9)“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40) 显而易见，这些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2）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有的，如耕地、淡水、矿物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在程度上甚至还有所加剧。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第110位。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也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更加重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41)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42)
（3）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范围、形式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43) 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在现阶段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规范和完善市场，为建立、培育起一个健全的竞争有序、遵守信用的市场体系提供保证。
3.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应注意总结和借鉴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搞国家干预的两方面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它虽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也不是与计划经济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惟独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之后能长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没有取得主张进行这种改革的人保证能得到的结果。”“如果看一看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宏观经济理论，再看看中国过去20年的情况，你就会发现，95％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中国的情况是不可能的结论。”因此，报告说：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实行政府干预政策，并通过与中国相类似的方式发展国民经济。
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44)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它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45)。过了两年，他又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46) 这些话都说明，我们虽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并没有放弃计划经济中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有益经验，以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搞国家干预的经验，都应当也可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借鉴所继承。那种把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经验统统当成过时的东西，认为强调计划调节作用就是“复旧”，就是“要开历史倒车”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有过不少失误的教训，但既然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说明它必有成功的经验。无疑，这些经验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有的在今天已不那么适用了，但其中蕴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会有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当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或实行得不太好，但在今天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例如，关于要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积累与消费等等关系的观点；关于要提倡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关于要使经济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关于要严肃对待国家统一计划，反对闹独立性的规定等等。这些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经验，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虽然主要运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但也不可能离开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47) 他又指出：“在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误解。”(48) 他还说：“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一时还难以完全做到。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机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时机地解决矛盾和问题。”(49) 他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同时，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50)“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加强纪律性和法制观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法纪松弛的现象。”(51) 可见，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固然需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搞国家干预的某些有益经验，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某些经验和认识距离我们的国情更接近，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有总结和借鉴的必要。
另外，还应当看到，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这些政策，也是对宏观经济的事先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与计划手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思想对于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分析影响我国经济健康、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指导性方针和战略任务。其中，最为重要、统揽全局的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后，用将近30年时间，初步奠定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基础，又用将近30年时间初步奠定了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的基础的话，那么，可以说，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民经济长时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3年突破了1000美元；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变革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不少矛盾和问题的时期。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状况改善不明显，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简而言之，就是发展不够科学，社会不够和谐。
产生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从主观上讲，有我们忽视经济与社会协调、注意发展的科学性不够的一面，也有对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缺乏足够认识的一面。因此，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如何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加科学、更加协调，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的因素和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历史性任务和紧迫课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应当把学习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结合起来。
当前，把学习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我考虑主要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工夫。
（1）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宗旨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统一起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目的说到底是要抑制市场的不正当竞争，弥补市场缺陷，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是要保证市场经济始终沿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都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宗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这三者是完全一致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在分析中国政府着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通货膨胀再度抬头的原因时指出：问题出在“宏观调控遭遇到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导致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51)”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分析十分中肯，它从反面说明，要有效实行宏观调控，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三者的共同点，也是连接三者的一条红线。
（2）要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重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做好“三农”工作，推进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大扶贫力度；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教育公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密切干群关系等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不能依靠市场或者靠市场不能完全解决的，而是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加强和完善。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应当特别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限制市场调节的范围，不要让市场经济的原则进入政治和公共事业的领域；二是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的秩序，从制度和道德两方面培育健全的市场体制，不要让欺诈行为、假冒商品畅行无阻；三是主动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不要放任自流市场的消极方面。
（3）要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宏观调控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中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对于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明显的效力；同样，也完全可以用来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推进。例如，可以用财政政策扶持农村农业和落后地区；用货币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存贷款利率、提高银行准备金、收紧货款评估标准等，抑制物价和消费指数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用计划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防止经济过热；用行政手段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措施，确保耕地面积；用法律手段规定政府对国内同等水平产品的优先采购，支持企业创新；以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打击商业贿赂，等等。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者之间，无论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上，还是在实现形式上，都具有广泛的内在一致性。不久前，胡锦涛同志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我们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53) 可见，这三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今天学习和掌握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3页。
⑦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页。
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页。
⑩《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0页。
(13)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
(14)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1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16)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7页。
(17) 《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0)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2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22)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23)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4)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1页。
(25)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6)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27)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8)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29)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30)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3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32)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33)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34)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35)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39页。
(36)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3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41)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42)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43)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44)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45)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46)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47)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48)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49)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50)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51)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52) 《参考消息》2007年1月24日。
(53) 《人民日报》2007年3月24日。
标签：宏观调控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市场调节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宏观调控手段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