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测度的研究并非偶然，随着世纪变革的交替和人文主义影响的不断加深，对人的研究以及对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无论是西方40、50年代中的社会福利研究和60年代以来对生活质量的对策研究，还是70年代初至今全球性的社会指标研究，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社会与经济同步发展中所体现的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现已认识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既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尺度，又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目标所在；同时，只有具备较高文化、技术和精神素质的人的不断“再生”和倍受重视，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完善的唯一动力源泉。鉴于这一认同背景，在西方经济领域中，有关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探索便越来越得到重视。
一、从亚当·斯密的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式到贝克尔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确立
（一）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人力资本测度模式
1.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和李嘉图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扩大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因为劳动者人数的增多和高度密集不仅可以形成一定的新增生产能力，而且还可以引起专业分工，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者所受的基础和专业教育越多，则越可以提高文明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从而也就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一国国民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当这种能力成为个人能力的一部分时，也就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将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内核予以高度概括，可得出其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型：G＝q·L，其中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L为劳动力数量。在该理论模式中，虽然尚未直接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但这却是西方最早的、以供给为出发点的、有关劳动与产出的测度。它已经隐含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内涵。
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从直接生产的观点来考察，充分发展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类自身。”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充分发展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实际上就是指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而“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类自身”，则是指由人力投资所形成的凝固于人身上的资本即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有关人力资本的基本概念。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也可进一步概括出有关劳动与产出的测度模式：总财富（使用价值）量W＝总劳动时间（价值）V·劳动生产率q。 这里我们已抽象掉劳动生产的自然物质属性，并假定不同使用价值可以加总为总效用或者总财富量；且劳动生产率为单位时间内提供的财富（使用价值）。该模式表示：一国财富的产出决定于投入的劳动资源量与其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显然，劳动资源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是人力资本测度范畴的基本要素。
3.凯恩斯在西方30年代大萧条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有效需求和就业不足等经济背景，从宏观需求角度提出了劳动与产出的测度模式：L（就业总量）＝D（总需求）÷R （容纳一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平均需求额）。如果将总需求D视作可以实现的产出G，社会平均需求额R视作可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q，则模型可改为：L＝G÷q，即G ＝q·L。 凯恩斯的测度模型与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4.与凯恩斯同时期的马歇尔则认识到经济增长与劳动质量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可以开发人力资源的智力，教育投资的得失，不能看它的直接投资，而要看其给劳动者带来的能力和劳动力利用的机会。在这里，马歇尔虽然没有直接给出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但是他已对教育投资与劳动、产出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概括，为以后测度模式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5.索罗、丹尼森和乔根等人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劳动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分析模式。索罗的新古典模型为：
该模型强调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性——即同一产出率可由不同的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组合比例来完成，资本投入少，劳动投入就要大一些；反之，劳动投入少，则资本投入就要大一些。这实际上已经阐明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但是索罗只是将劳动与技术进步作为形成产出的投入要素来处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看清劳动投入与技术进步事实上都来源于人力资本——只有人力资本价值的不断累积，才能形成更有效的劳动投入和更新颖的技术进步。这显然与他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有关。丹尼森的劳动与经济增长模型，将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分得比较详细：
其中， 对劳动投入的细分和测量是丹尼森模式在前人方法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他把劳动力构成的各种因素，如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都考虑在内，并利用各种不同特征的劳动小时收益作为权数对劳动投入进行加权，得出劳动投入指数。丹尼森运用该模式不仅测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贡献，而且还进一步度量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无疑确立了经济增长关系中具有人力资本要素内涵的理论框架，也是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测度的首次尝试。而在乔根“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构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式中，对劳动投入的测定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劳动投入按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分组。同时，在乔根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还被分别分解为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当投入中效率高的组别投入比例份额提高时，投入表现为质量增长，从而在客观上首次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贡献划分为外延增长率和内涵增长率。
严格地讲，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测度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尽管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克思、马歇尔等人的理论阐述中可以找到有关人力资本测度的基本思想，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在这些经典的方法论体系中，理论模式与实际测度之间似乎存在着“断层”。首先，他们没有将完整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测度模型；即便是引入了，也是高度抽象和不同层次的分解（如索罗的劳动与技术投入要素）。甚至在与人力资本测度最贴近的、较完整的丹尼森模型中，也很难引伸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其次是对劳动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它只是人力资本测度的某个重要方面，而非全部；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投入产出比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测度。然而，这些不太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定量分析方法，却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形成和日益完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二）以人力资本的形成、投入与产出过程为基本线索的测度体系
本世纪6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两位头面人物舒尔茨和贝克尔相继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并由此揭开了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序幕。
1.舒尔茨首先对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进行了测试。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舒尔茨还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通常被忽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固有的思想倾向，总是把非人力资本的形成放在重要地位，而认为人力资源过剩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指出，采用和有效地利用优越的生产技术所要求的知识和技术，也就是我们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虽然在现有劳动者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是很有限的。〔1 〕舒尔茨在他的《教育与经济增长》一文中用三种方法测度了1929～1957年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9%、11%和18%。 舒尔茨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比丹尼森更进了一步：不仅测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估计了教育的投入产出比率。他所得出的这些经验估计参数，至今仍被人们作为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参考依据。
2.以用“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而著称于世的贝克尔博士，全面论述了人们为何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怎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以及人力资本形成、投入与经济增长和人们消费的内在联系；并且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等关系出发，给出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率的测度模式，从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按照贝克尔的观点，投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影响现在福利的投资，另一种是主要影响未来福利的投资。同时，高等教育既可以影响消费又可以影响货币收入，在职培训主要影响货币收入。而用于增加人的价值含量即有用能力并影响未来消费和货币收入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贝克尔在其著名的《人力资本》一书中明确指出：“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和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值得指出的是，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时，着重剖析了在职培训的方式、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职工通过在生产中或工作中学习新技术，能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对职工的在职培训，则更能增加职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于职工和提供培训的企业都是有利的。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可由以下五个模式予以概括：
（1）人力投资成本k＝x+y+z+c。其中：k 为人力资本投资总成本；x为受教育所花费的成本（直接成本）， 包括正规教育（即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教育成本；y 为受教育放弃的工作收入（即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z为保持健康所花费的成本；c为迁移和收集信息的成本。为研究方便和避免资料采集上的困难， 实际测算时通常用k＝x+y这一公式。
（2）人力资本综合投入产出比较模式：
式中：Y[,i]为i年收益，X[,i]为i年人力资本成本，I 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该模式表示预期收益流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投资流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3）
该测度模式表示：“受过10年教育的人的预期收入流量之和”与“受过9 年教育的人的预期收入流量之和”的差额，不能低于“受10年教育的总成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与“受9年教育的总成本”的差额。也就是说， 受过10年教育的人的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9 年教育的人的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将只选择进行9年教育的投资而不选择接受10 年教育的投资。
（4）在职培训投资收益比较模式：
（5）人力资本与消费关系的测度模式
等号左边项表示第i期放弃的报酬的当前价值，也就是在第i期必须用更多时间生产人力资本的成本。等号右边各项表示收益的当前价值，其中第一项用来衡量增加的投资对消费的影响； 而第二项则表示由第i期增加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财富增长。
3.卢卡斯和洛莫分别从微观角度构建了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模式。在卢卡斯的测度体系中，既有通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称内在效应），又有通过在职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称外在效应），并强调专业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主导作用。洛莫的测度体系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将“内、外在效应”统一于一个模型：G[,i]＝F（ki，k，x[,i]）。这里，G[,i]为i企业的产出水平；K[,i]为i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知识，k 为一切企业可使用的一般知识；x[,i]为i企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追加生产要素的总和。此外，斯科特所建立的动态测度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中知识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质量和劳动效率的影响，从而用实证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知识和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和劳动效率→经济增长率”这一规范化逻辑体系。
从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式的产生，到“芝加哥学派”人力资本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定量分析体系的确立，演绎了西方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历史和逻辑轨迹，进一步证实了经济增长中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类自身完善与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贝克尔测度体系的问世，是西方社会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一大里程碑，它标志着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质的飞跃。目前，有关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研究已经扩展至人力资本核算体系的研究——即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将与之有关的时间、闲暇、家庭、消费、生产和交易等市场的与非市场的要素溶为一体，进行类似国民经济核算的探索研究。这也许是继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主线的联合国SSPS体系之后，又一次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核算的尝试。
二、人力资本测度方法及有关分析结论的借鉴意义
1.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远比物质资本的保值、增值重要。从长远看，更为如此。所谓“保值”，就是要使人力资本不致“流失”和“老化”，从而使人力资本的价值总量不致减少；所谓“增值”，是指通过不断的人力投入“再生出新的人力资本”，从而使人力资本的价值总量得到增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都无一例外地、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这除了经济收入水平和体制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尚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对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缺乏及时、有效的跟踪监测体系，从而使得有关人力资本的量化问题始终处在一个“黑箱”之内，得不到也缺乏有效的手段去获得有关的重要信息。21世纪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竞争。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
2.从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分析结论中可得出一些有规律性的内容。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实证表明，为保持社会经济的有序和高效发展，任何一种教育投入的流量之和不能高于预期的收入流量之和，否则，人们将不愿作任何教育投入。同时，不同文化程度的教育收益率至少应维持在同一水平，也就是低文化程度的教育收益率大致上不能高于较高文化程度的教育收益率。否则，人们将只选择较低文化层次的教育投入。这说明，在同一空间范畴内必须保持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平衡。其次，就世界平均水平和大多数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不同文化程度的教育收益率的排序依次为：初等教育收益率最高，高等教育收益率次之，中等教育收益率最低。同时，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与这种教育收益率的阶梯型差异程度呈反比，即经济收入水平越低，这种阶梯型差异越大；经济收入水平越高，这种阶梯型差异越小，直至几乎没有差异。这说明，不同空间范畴人力资本收益的差异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渐趋一致（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可得出的测度分析启示，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都是富有参考意义的。
3.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其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缘何仍处于较低的层次？看来，经济体制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体制加上国民素质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日本和前西德之所以能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内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的“科技大国”和“经济巨人”，这与两国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有着很大的关系。人力资本测度就是要从人的素质的形成、提高、运用和产生效用这一角度去把握经济增长中“科学人”和“经济人”的重要作用，从而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对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最终目的的理解。
注释：
〔1〕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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