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高中生海外留学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海外留学论文,因素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4-0042-13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国际化，全世界留学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国际留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留学生总数为23.8万人，1975年达71.4万人，1995年的总数为150万人，2004年则超过250万人[1](是1960年的10.5倍)。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人员的总体趋势也在不断增长中，但大幅度的增长是从2000年开始的，到2002年出现一个高峰，虽然2003年和2004年有所回落，但2005年又恢复增长，2006年出现新的高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关于出国留学研究，很多文献都聚焦于留学的“推拉因素”，即哪些因素影响学生的留学决策，而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则较少有研究涉及。然而留学专业不仅对学生个人有着重要的投资价值，而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有国际实证研究(N＝108)表明：留学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知识输入(knowledge import)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不同专业的留学生数量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其中自然科学、工程以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显著的，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农业这些专业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2]
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腾飞阶段，当前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高等教育无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那么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可能选择什么专业?他们的专业选择可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试图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中国高中生海外留学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以及他们选择专业的影响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丰富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个人留学投资问题研究，而且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1.理论框架
本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大陆高中生的留学专业选择行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增加了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人的收入，这是纵向投资教育的理论依据。而横向投资某一专业的教育，即选择某个专业，意味着增加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当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如果这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性较广，则被市场接纳和承认的可能性比较大，从而会增加获得教育投资之收益的可能性。因此专业选择对于教育投资者来说，不仅意味着预期收益的提高，而且意味着获取预期收益的可能性的增加，即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性或就业机会的增加。
Freeman & Hirsch认为，个人专业选择的决策是基于工作知识(job knowledge content)的市场重要性(market importance)和市场价值(valuation)。[3]市场重要性是指某一专业的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反映了该专业知识在市场中应用的广泛程度，进而反映了该专业在市场中的就业机会的大小。如果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上运用广泛，该专业的就业机会和可能性就较大，它的市场重要性就较大，反之则会比较小。而市场价值是指某一专业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收益(wage returns)。如果某一专业在市场中的工资收益较高，那么它的市场价值就较大。
在本研究中，留学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行为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对于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说，不同的留学专业意味着未来经济收益的差异。可以预期，学生倾向于选择那些专业收益较高的专业。不仅如此，留学专业的差异也意味着未来就业机会和前景不同。也可以预期，学生倾向于选择那些就业机会较大，且发展前景较好的专业。也就是说，留学专业选择行为可能会受到预期“经济收益”和“就业前景”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除了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留学专业选择行为，还试图研究留学专业选择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消费性。教育的消费性特征在学生的教育选择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而教育的投资性特征也已通过新古典主义消费者行为理论与教育的消费性特征相结合，且有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消费和投资相结合的解释方法。如Gullason提出的模型同时强调教育的消费性价值和投资性价值。[5]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教育投资性比其消费性对教育的选择更具有解释力[6]。
海外留学高等教育选择作为一种消费选择，留学消费者可能存在个人消费偏好，比如希望通过留学拓宽个人视野、接触多元文化、体验海外生活、结识当地朋友等。这些方面是留学高等教育消费者在选择是否出国留学时，相对于选择国内高等教育时可能存在的偏好。而对于留学海外高等教育消费者而言，他们选择具体留学专业时，是否会受到这些消费偏好的影响?换句话说，留学消费偏好是否对留学专业选择造成影响?本研究希望通过数据予以分析和回应。
2.学科专业分类
关于学科分类的标准，我们参考了国内外一些重要的分类标准(见表1)。
本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7]的基础上，参考了我国教育部的分类、香港大学资助局的分类以及Hung的研究课题分类方法，然后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把学生选择的留学专业分为七大类：科学、医学、工程、经济管理、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以及其他专业。这种分类的主要理由如下：
(1)这些学科专业创造和传递的知识性质不同。科学、医学和工程类学科专业主要关注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而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类学科专业主要关注人与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关系。(2)在科学、医学和工程类学科专业内部，科学类专业与工程类学科专业的学科性质也有所不同。科学更多的属于基础性知识(basic knowledge)，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非直接应用性；而工程则更多的属于应用性知识(applied knowledge)，其实用性更强。(3)在社科、人文艺术类学科专业内部，社会科学和人文与艺术类学科专业的知识性质也有区别。社会科学是关于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知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universal)、认知性(cognitive)和直接性(categorical)。而人文与艺术科学是关于社会文化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unique)、情感性(affective)和象征性(symbolic)。[8](4)实证观察和调查数据也呈现出一些特点。第一，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留学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①；第二，医学专业在国际上属于高收入的专业领域(professionals)；第三，Hung等学者[9]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高中生对社会科学专业的选择比例远远超过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比例而位居第一；第四，中国高中生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选择比例在整个社会科学类专业中最高(24.4％)，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因此本研究将经济管理从社会科学类专业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类别；第五，选择人文与艺术专业的学生比例也很高(18.1％)。
从各类学科专业的知识性质出发，根据实证研究以及我国高中生留学专业选择的实情，本研究按上述七大类对留学专业进行分类。
3.文献回顾
本研究认为，留学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而且留学专业选择也可以被看成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因为投资不同的留学专业可能给留学者带来不同的收益，也带来不同的就业前景。
国外有关留学和高等教育专业选择的文献大多认为：(1)“收益”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研究中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劳动力市场中“真实的专业收益”作为专业收益的代理变量，另一种用学生“预期的专业收益(率)”做代理变量。使用这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学生“预期的专业(相对)收益”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显著[10-13]，而劳动力市场中“真实专业收益”[14]则不显著。因此，笔者在研究海外留学专业选择影响因素中，借鉴这类实证研究的结果，考虑用学生“预期的专业收益”作代理变量。(2)除“收益”之外，学生预期的“就业前景”也影响专业选择。“就业前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就业机会[15-16]，另一个是职业发展[17]。具体来说，学生选择就读高等教育时，一方面希望选择未来就业机会较大的专业，另一方面也希望所选择的专业与自己期望的未来职业相关。(3)某些变量(如学习成绩和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表现出对学生专业选择的预测作用。此外，个人偏好作为一个变量还没有被纳入专业选择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有关文献还涉及留学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期望等外围因素对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包括：个人经历[18～19]、个人意识[20]、就业期望[21～22]、家庭所在地区、代理机构、家庭期望[23]、朋辈[24]、课程品质和文化因素[25]等。这些因素虽然大都不在本研究重点关注之列，但为了分析重要变量对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作用，须对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因素加以控制。
4.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探讨的是学生的留学专业选择问题，因变量是留学专业选择，其变量值为：(1)科学，(2)医学，(3)工程，(4)经济管理，(5)社会科学，(6)人文与艺术，(7)其他，属于两个以上类别的类别变量(nominal variable)，因此一般的逻辑回归不能满足研究的要求，需要使用多元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来处理。这类模型通常写作：
模型的左侧称之为Logit，是事件将要发生几率的自然对数值。这种模型的特点是因变量为多元分类变量(超过两个以上的类别，而类别之间并没有高低次序之分)。在每个回归模型分析中，都需要指定因变量的其中一个类别为参照类别，因变量的其他类别都与此参照类别进行比较分析。
5.操作变量
(1)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留学专业选择，包括科学、医学、工程、经济管理、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及其他类专业在内的七个类别。其中经济管理类专业作为参考类别，其他六个专业均与该专业进行比较分析。
(2)自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等个人与家庭特征因素，留学预期收益率、预期就业前景等经济因素，消费者偏好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②。其中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因素在本研究中是控制变量。
(3)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有：留学预期收益率和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的交互项、留学预期收益率和预期回国就业前景的交互项、留学预期收益率和家庭所在地区的交互项、个人能力和家庭收入的交互项。选取这四个交互作用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理论上的考虑。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其职业水平，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在同一教育水平上，不同知识类型的教育也会影响受教育者未来的职业类型，而不同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率和收益率也是不同的，进而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收入水平。因此，受教育者可能会估计未来职业、就业和收入情况来选择教育的类型(专业选择)。然而预期收益率和预期就业前景因素究竟有没有交互作用?或者说预期收益率对专业选择的影响会不会受到预期就业前景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试图通过留学预期收益率与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留学预期收益率与预期回国就业前景这两个交互作用项来验证理论分析。
第二，政策上的考虑。如果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资助，应该考虑地区和收入差异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地区差异是无法忽略的。而不同地区的学生对留学收益率的预期也应该存在差异，进而可能影响到留学专业选择。因此，本研究试图用留学预期收益率与家庭所在地区这个交互项，来分析留学预期收益率与专业选择的关系是否受到地区差异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学生家庭收入的差异也不可忽略，家庭收入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关于个人能力对留学专业选择的作用是否受到家庭收入差异的调节作用影响这个问题，本研究试图用下面两个交互作用项：留学预期收益率与家庭所在地区、个人能力与家庭收入来分析家庭所在地区和收入的差异对留学预期收益率和个人能力的调节作用。
①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
本研究中，预期教育收益率是根据Psacharopoulos[25-28]的简约法(short-cut method)来估算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海外留学高教预期直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测量来自问卷调查的数据。其中预期直接成本等于被试学生估计在海外留学高教本科期间的平均年学杂费与其他基本生活开支的总和，平均年学杂费等于学生估计学杂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算数平均数；海外留学高教预期收益来自学生期望在海外高教本科毕业后第一年的年收入。
海外留学的年非直接成本，即国内高中学历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根据2004年国家城市住户调查数据③计算所得。根据该数据计算得出2004年全国高中学历的城市劳动力年平均工资，再根据2004年人均年平均工资，乘以2005年和2006年工资指数④得出2006年的人均年平均工资，以此作为学生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第一年工资收入的操作变量。
②预期就业前景⑤和消费偏好。
本研究中的预期就业前景和消费偏好是通过海外留学吸引力所做的因素分析得出的。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海外留学吸引力因素的认同程度，共20道题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六个等级。通过对留学吸引力的题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四个标准化的因素：海外留学教与学、海外就业前景、消费者偏好和回国就业前景。这些因素累计可以解释方差的71.6％。这四个因素是连续变量，并作为海外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入模型。其中，海外留学教与学因素不在本研究分析框架之内，而且对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模型中不包含该因素。
预期就业前景包括两个变量：一个是预期海外就业前景，另一个是预期回国就业前景。其中，预期海外就业前景因素包括：有机会留下当地工作、当地工作机会更多、当地工作环境更好、当地工资收入更高、有机会在当地居留五个子问题；预期回国就业前景由学成回国对国家作贡献和学成回国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两个子问题组成。消费偏好因素是指消费者对海外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偏好，由拓宽个人视野、接触多元文化、体验海外生活、结识当地朋友四个子问题组成。
③预期海内外就读高教的收益率差。
如果假设学生在进行专业选择时，只考虑海外留学高教的收益率，而不考虑国内高教的收益率，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对学生来说，他可能既考虑留学高教收益率又考虑国内高教收益率。因此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海内外高教预期收益率之差。该变量等于海外留学高教预期收益率减去国内高教预期收益率。
(用学生预期国内高等教育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之和作为代理变量)，问卷调查了学生预期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
代表海外高教和国内高教的教育年限(一般是4年)。
国内高等教育的预期成本等于学生估计在国内就读高教期间的教育成本，包括预期学杂费⑥和预期生活费。国内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等于学生估计在国内就读高教毕业后第一年的年工资收入。
(4)信息因素。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完全的，决策个体拥有的信息对其决策有着影响作用。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了可能对学生专业选择行为造成影响的11个信息来源，但是根据模型的实际运行，发现只有学校升学介绍、广播/电视/报纸、留学中介公司和互联网四个信息来源对留学专业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为了模型的简洁和避免对其他变量的作用造成太大影响，本研究只在模型中放入了学校信息、媒体信息、中介机构信息和网络信息四个信息因素，以分析学生认为该信息来源的重要程度是如何影响其留学专业选择的。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①性别。本研究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②学术能力。本研究中的个人学术能力变量的代理变量是学生对自己学习成绩在本校同年级学生中的排名认识。问卷中的学生排名分为四类：优等、中上等、中等和中下等。为了便于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本文将排名分为高、中、低三个组别。高等排名对应于问卷中的优等(年级排名前10％)；中等排名对应于问卷中的中上等和中等(11％-50％)；低等排名对应于问卷中的中下等(50％以后)。
③家庭收入。在本研究中，家庭收入因素的代理变量是学生对自己家庭收入在当地层次的估计。问卷中家庭收入被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富有、中上、中等、中下和贫穷。同样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模型分为三组：高、中、低。家庭收入高等组对应于问卷中的富有和中上，中等组对应于问卷中的中等，低等组对应于问卷中的中下和贫穷。
④父母教育水平。在本研究中，父母教育水平因素的代理变量是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之平均值。问卷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的等级分类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国内大学)、大学本科及以上(海外大学)。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即赋予不同的教育程度以不同的受教育年限。具体赋值为：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及以上为16年。考虑到学生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双方教育程度的综合影响，且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差异不到1年(0.851)。本文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算术平均，即用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加上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再除以2，得到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⑤地区。本研究所用问卷中的被调查学生所在城市为七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武汉、西安和贵阳。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用学生所在地区来表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将这七个城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和深圳；中部地区是中等发达地区，只包括武汉；西部地区是较不发达地区，包括贵阳和西安。
(5)数据来源和抽样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悉尼大学孔繁盛博士主持并由香港研究资助局(RGC，Research Grant Committee)资助的研究项目《寻求升读海外高等教育：内地学生的选择和理由》。研究项目的样本抽取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抽取全国七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南京、贵阳、西安。然后分别从每个城市抽取15所学校，其中有6所公办重点普通高中，6所公办非重点高中(包括5所普通高中和1所职业高中或中专)，3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高中。最后，再从每个学校抽取3个高三毕业班(应届高考班)，每个班级约为40人，即每个学校平均抽取120人。
为了保证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研究对抽样学校和班级都做了具体要求。第一，对抽样学校的要求是，每个城市的15所学校必须位于该市中等或中上区(县)，而且必须包括6所公办重点普通高中、5所公办非重点普通高中、1所非重点职业高中或中专和3所民办普通高中(要求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每个年级至少要有3个班，每个班至少有40人)。第二，对抽样班级的要求是，在每所普通学校中至少有1个文科班和1个理科班。
该研究项目组成员于2006年12月在上海进行了预调查(pilot study)，请上海几所学校的部分学生填写了初步设计的问卷，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回到香港后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正式问卷调查的时间是2007年3月至4月，最后回收全国七个城市的有效问卷12961份。
三、研究发现
(一)中国大陆高中生留学专业选择的特点
1.专业选择。
在所有七个大类的留学专业中，我国学生最青睐的是经济管理类和社会科学类专业，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4.4％和23％。其次是工程类和人文与艺术类专业，分别占18.4％和18.1％。而选择医学类和科学类专业的最少，分别占8.8％和4.3％(见表2)。这说明当前中国高中生留学选择专业具有很明显的倾向，即留学选择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意愿强烈，而基础科学则受到“冷遇”。这意味着当代留学生的专业选择观念与过去的“老留学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有“弃理从文、弃文从商”的倾向[29]。
2.性别差异。
中国高中生留学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明显。男性偏向工程类和科学类(基础理科)专业，而女性则偏向社会科学类和人文与艺术类专业。这一特点比较符合学科的性别差异，即男生偏好理工科，而女生偏好文科。其中差异最大的专业是工程类，而差异最小的专业是经济管理(见表2)。因此性别差异呈现出“女文男理”的特点。
3.地区差异。
中国高中生留学专业选择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本研究中的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中部地区学生选择经济管理类、工程类和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的比例在三个地区中均是最高，分别为25.4％、20.3％和20.3％。东部地区的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和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比例相对于西部地区学生较高，分别高出1.6和1.1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的学生选择工程类和科学类专业的比例相对东部地区学生较高，分别高出1.8和1.2个百分点(见表2)。因此地区差异上呈现出“东文西理”的特点。
(二)中国大陆高中生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1.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
研究发现，性别、个人能力、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教育水平、地区等因素对学生选择留学专业的影响显著(见表3)。
①性别因素。
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选择工程类专业的概率与男性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概率之比，是女性选择工程类专业的概率与女性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概率之比的4.15倍。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以后简称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⑦较大(是女性选择这两类专业的几率的4.15倍，以后简称是女性的4.15倍)。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统一按照这一方式去表达，即相对于女性，男性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女性的4.15倍)。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女性的2.79倍)；男性选择社会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女性的51.7％)；男性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女性的47.7％)。
②个人能力因素。
相对于成绩低等的学生而言，成绩优等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成绩低等的学生的1.85倍)；成绩优等的学生选择社会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成绩低等的学生的76.3％)；成绩优等的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成绩低等的学生的57.2％)。相对于成绩低等的学生而言，成绩中等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成绩低等的学生的1.3倍，p＜0.10)；成绩中等的学生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成绩低等学生的87％，p＜0.10)；成绩中等的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成绩低等的学生的78.8％)。
③家庭收入因素。
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50.6％)；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医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62.6％)；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78％)；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社会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72.8％)。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74.6％)。
④父母教育水平因素。
随着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学生选择医学类专业的概率(相对于经济管理)将会减小(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医学的概率将减少3.9％)；学生选择工程类专业的概率(相对于经济管理)将减小(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工程的概率将减少5％)；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减小(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人文与艺术的概率将减少3％)。
⑤地区因素。
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学生，东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西部地区学生的73.2％)；东部地区的学生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西部地区学生的84.7％)。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学生，中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西部地区学生的74.1％，p＜0.10)；中部地区的学生选择医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小(是西部地区学生的55％)。
2.经济因素。
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等因素后，经济因素对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见表4)如下。
①留学预期收益率。
留学预期收益率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显著地发生在医学类专业与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和社会科学类专业与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随着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的增加，学生选择医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增加(预期收益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选择医学类专业的概率将增加33.7％，p＜0.10)。随着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的增加，学生选择社会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减少(预期收益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选择社会科学类的概率将减少22.5％，p＜0.10)。
②预期就业前景。
预期海外就业前景因素在学生于科学类专业与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做出选择时的作用显著，而在其他专业之间的选择不显著。
随着学生对海外就业前景看好程度的增加，他们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减少(对海外就业前景看好的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标准化后的单位)，他们选择科学类专业的概率将会降低17.1％)。
与预期海外就业前景因素不同的是，预期回国就业前景因素对各类专业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学生在考虑留学专业选择时可能并未考虑回国就业因素。
③信息因素。
研究发现，在问卷调查的十一类海外升学信息来源中，只有四类信息对学生留学专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这四类信息分别是学校信息、媒体信息、中介机构信息和网络信息⑧。随着学生认为学校信息来源重要性的增加，他们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增加(学校信息来源重要性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工程类专业的概率将增加9.3％)。随着学生认为媒体信息来源重要性的增加，他们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增加(媒体信息来源重要性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的概率将增加7.1％，p＜0.10)。随着学生认为中介机构信息来源重要性的增加，他们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减少(中介机构信息来源重要性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科学类专业的概率将减少10.8％)；他们选择医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增加(中介机构信息来源重要性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医学类专业的概率将增加7％)；他们选择工程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减少(中介机构信息来源重要性每增加1个单位，选择科学类专业的概率将减少6.6％)。
④消费偏好。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于海外文化生活的偏好，研究结果显示，消费偏好对所有被对比的留学专业均无显著影响。
⑤海内外高教的预期收益率之差。
海内外高教的预期收益率差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在医学和经济管理、人文与艺术和经济管理两对专业选择时表现显著，而对其他专业之间的选择则不显著。随着海内外高教预期收益率之差(预期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与预期国内高教收益率之差)的增加，学生选择医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增加(学生预期海内外高教收益率之差每增加1％，他们选择医学类专业的概率会增加55.3％)。随着海内外高教预期收益率之差的增加，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概率将增加(学生预期海内外高教收益率之差每增加1％，其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的概率会增加43.4％)。
3.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与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的交互作用，以及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与预期回国就业前景的交互作用均不对学生留学专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学生选择留学专业时只受单一经济因素影响，即如果受预期收益率影响，就不会同时受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的影响。
个人能力与家庭收入的交互作用对留学专业选择影响显著。受到这一交互作用影响的专业对是：科学vs.经济管理。相对于学习成绩较高但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学习成绩较高且家庭收入为高等和中等的学生选择科学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成绩较高但家庭收入低的学生的4.06倍，p＜0.10)(见表5)。这说明个人成绩对留学专业选择确实受到了家庭收入因素的调节作用的影响。在学生学习成绩一定的情况下，家庭收入高的学生更可能选择科学类专业，而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更可能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这可能说明家庭收入高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可能受经济因素的限制较少，而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可能受此限制较多。
海外留学预期收益率与学生家庭所在地区的交互作用，对学生在人文与艺术类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在预期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学生，东部地区的学生选择人文与艺术类专业(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几率较大(是西部地区学生的2倍)。这说明留学预期收益率对专业选择的影响受到了家庭所在地区的调节作用。
以上结论表明，影响留学专业选择的经济因素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或者说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而留学预期收益率与家庭所在地区、个人能力与家庭收入的交互作用对学生选择留学专业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因素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留学预期收益率和预期海外就业前景两个经济因素对留学专业选择有显著影响。预期回国就业前景和消费偏好因素对留学专业选择无显著影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中国大陆高中生在选择留学专业时更“热衷”于选择预期收益率高(如医学类)或预期海外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如经济管理类)。而那些基础科学(如科学类)则相对受到“冷遇”。
这一选择行为的结果可以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被理解和解释。一方面，作为一种投资，专业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来收益的高低，因此学生倾向选择预期收益率较高的留学专业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学生选择专业时也可能看重留学该专业在国外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可能性以实现留学预期收益率。
1.本研究增加了人力资本理论在人们投资教育行为方面的证据，如本研究中的海外高等教育投资选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留学高教专业选择行为是一种投资选择行为，本研究证实了学生在比较和选择一些留学专业时确实受到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如留学预期收益率和海外就业前景等。
2.本研究中使用了人力资本理论(收益率和就业前景等经济因素)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偏好因素)来分析中国大陆高中生的留学专业选择行为。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理论对该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消费者行为理论对此则没有显示出解释力。因此，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高中生的留学专业选择行为实际上应该看成一种投资行为，而不是一种消费行为。
以上基本结论反映出中国当代高中生对留学专业的经济预期比较明确，若非选择高收益专业，就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从中国留学史来看，这是留学价值观念的明显转变。自1847年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远渡重洋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开始，中国几代留学生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抱负，盼望“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30]。其中著名的人物不胜枚举，如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著名政治人物，但更多的是如詹天佑、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工程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留学海外，希望通过科学、工程、军事、医学等科学技术来拯救和振兴民族国家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取向”的留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取向应该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息息相扣。反过来，这几代留学生的留学选择对国家经济振兴和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影响和挑战着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多元价值的冲突下，国人已开始从关注国家和社会利益逐渐转向更关注个人利益，突出地体现了价值观的“个人取向”。他们在留学海外高等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是专业选择更多的考虑个人预期经济收益或海外就业前景⑨，而不是回国为国家、社会发展作贡献等⑩。这种“个人取向”的留学价值观与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取向”价值观形成鲜明对照。
当今中国高中生在留学专业选择上的“个人取向”反映出学生个人留学选择的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社会取向”。这种选择是基于个人在相对自由的高等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多元化选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的力量，个人专业选择的背后有其个人经济利益之“手”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国家要从宏观上适当干预个人选择可能性较小但符合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需要的学科专业，至于具体选择哪些学科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认为政府需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对学生留学专业选择行为通过间接经济手段来因势利导，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由于当前学生留学专业选择受到留学预期收益率和预期海外就业前景的影响，他们倾向于选择收益率高的专业(或海外就业前景好的专业)，然而那些个人预期收益率较低但对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有基础性作用的专业则受到“冷遇”，如自然科学等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长远持续贡献的专业学科。因此国家可以适当增加这一专业领域的支持力度，以此提高学生对专业收益率的预期，增加他们选择该类专业的可能性。
第二，目前国家留学资助学科的重点主要在工程技术领域等应用学科上，而基础学科的建设还是比较不受重视(参见留学基金委文件：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和国家留学基金优先资助学科及专业领域)。因此需要加强向这些基础学科资助的力度。对于基础学科中的科学类专业而言，选择攻读这些专业的学生一般是那些个人能力较高而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而对于那些个人能力较高但家庭收入较低者而言，这类专业是否有资助对他们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如果对这些学科给予一定的支持，那么就可以吸引一些个人能力较高但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学生来选择攻读这类专业。
第三，学生专业选择不受预期回国就业前景的影响，说明他们在选择留学专业时，并未根据将来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考虑将来回国发展的专业。因此国家如果希望吸引一些经济建设中亟需的留学人才回国就业，那么就要在学生选择留学专业时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支持，并加大吸引学生留学回国工作的宣传力度。
(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和悉尼大学孔繁盛博士允许本研究使用此项目的部分数据。)
注释：
①Kim于1998年发表的国际实证研究(N=108)表明：留学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知识输入(knowledge import)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不同专业的留学生数量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其中科技导向类的专业，如自然科学、工程以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显著的，而非科技导向类专业，如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农业这些专业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②Jaccard & Turrisi(2003)认为交互作用或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的概念比较复杂，不同的学派给予的解释也不同。然而将交互作用概念化为一种调节关系(moderated relationship)的学派的观点比较普遍。在这种观点看来，存在一个含有3个变量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中第一个变量是因变量，第二个变量是自变量，第三个变量则是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交互作用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受到第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或者说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有赖于第三个变量的影响)。而在这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需要依据理论确定一个核心变量(focal variable)作为自变量，而另一个就是调节变量。本研究也依据这个理论学派来定义交互作用，并用调节关系来解释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
③数据来源参照http://www.gse.pku.edu.cn/BeidaEER/pdf/060302.pdf。
④工资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
⑤在本研究中，预期就业前景因素与预期留学收益率因素作为两个独立的因素放入模型，主要原因在于：在实际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收益率的计算需要考虑就业率因素，而在本研究中，预期留学收益率的计算并未考虑预期就业因素，因此在模型中放入预期就业前景，与预期收益率因素分别考虑和分析。
⑥在问卷中，学生预期年学杂费有最高值和最低值之分，本研究使用两者的算术平均值。
⑦几率是指事件可能A和B两种情况的概率比(事件只有两种情况)。当一个事件发生两种以上情况时(比如留学可供选择的7类专业)，任意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在本文中也称为事件发生两种情况的几率。比如学生选择A专业概率与选择B专业的概率的比值被称为学生选择这两类专业的几率。
⑧这四类信息在问卷中具体题目分别是：学校升学介绍、广播/电视/报纸、留学中介公司和互联网。
⑨根据前面的研究发现，学生选择专业一定会考虑某个经济因素。若非考虑留学预期收益率(或差)，就会考虑预期海外就业前景。
⑩本研究发现在就业因素中，预期回国就业前景对学生留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在所有专业之间都不显著。而预期回国就业前景这一因素包含两道题目：学成回国对国家作贡献，学成回国有更好的就业前景。这表明回国就业和对国家作贡献等“社会取向”要素并未在留学专业选择过程中被重视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