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分析
——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
葛 昕 刘文沛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要] 霸权与帝国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交织的视角下，霸权与帝国成为相对权势比较的阶段性描述。在无法全面垄断各个经济功能从而建立帝国优势的情况下，大国关系建构主要体现为相对权势之争的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博弈，其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好崛起国与守成国在国际金融权势上的可能对冲。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和深刻机理，以财富塑造权力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进程的基本动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面临着不对称话语权和追求对称货币权的困境。
[关键词] 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新型大国关系；霸权；帝国
本文系教育部2019年度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国际发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编号：19YJAGJW0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亨利·基辛格曾在其《论中国》一书的结尾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作了比较论述，并提出中美应该以“共同进化”理念超越历史悲剧而重塑国际秩序，这应算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殷切期许。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已经成为21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和重大特征，中美两国能否构建跳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能否避免像曾经的德国一样走上挑战既有霸权的老路？美国能否克制权力滥用的诱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核心挑战是什么？中美经贸摩擦该如何理解？中西方国际政治话语和政策信息的交换是否存在认知偏差？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重要问题。
随着相互依赖的全球政治经济联系的深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正日益变得独立且流行，脱离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框架和背景，任何对国际关系的探究都难以直击核心或透射本质，也只有透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才更有可能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开拓更为宽广的视野，并回答上述疑问。本文试图以大国，特别是霸权与帝国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以探究国际权势变革为根本问题，从而尝试找寻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或根本困境。
一、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及其相关学理假定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发端以来，争霸和反霸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历史的主题——从欧洲国际社会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全球政治时代。布热津斯基就认为，霸权甚至如人类一样古老，不管是在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内，还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4探究霸权及其理论，往往牵涉两个相关概念，那就是首先强调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自然属性被认为是“中心—边缘”式的，而其社会属性则是等级式的；[2]32-34其次就是承认国际政治的权力导向原则，也就是国际政治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经济、道德、文化等诸要素往往配合于这种权力斗争，因此也就使得审慎成为国际政治最大的道义。
霸权的领导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所拟定的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的形态，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霸权或领导权建立在别国对它的合法性普遍信赖的基础上，同时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霸主国是受到制约的。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主国的统治，是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享有威望和地位”[3]70。与此同时，吉尔平还总结出这种霸权合法性的来源，也就是成为体系主导国的必要条件，即：“第一，它取决于这个强国在最近的霸权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能力”，也就说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是首要门槛；“第二，由于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提供了诸如某种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或某种国际安全一类的‘公共商品’，故其统治常常为人们所接受”，即体系内的跟随者，或“搭便车”者能从这种参与中至少得到绝对获益，满足他们对安全与发展的起码诉求；“第三，这种大国所居的支配地位可望在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国家的支持”[4]40，因此，价值引领是与物质支持共同起作用的两根“魔棒”，因为前者所塑造的“软实力”不仅可以提升体系秩序的品质，而且能够减少维护体系秩序的成本。一个更为精炼的看法则认为，“构成霸权根源的，一则实力，二则意愿”[5]72。综上所述，霸权之所以是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主题——至少对于现实主义者绝非言过其实，乃是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中的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的集合作用与综合表现。
伴随着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的展开，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与波动性发展，“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甚嚣尘上。此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创造，他借由西方古典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案例而提炼出这一命题，即崛起国(或曰修正国)与霸权国(或曰守成国)之间在发生实力位置转化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体系性动荡甚至是体系性战争。[6]Introduction, XV通过对16个历史案例的追踪，艾利森教授发现其中仅有4次“修昔底德陷阱”失灵的情况，因此，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还不算作历史规律的话，至少也是大概率事件。其实，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帮助后人们习得的殷鉴可以概括如下，即“一个中心主题乃权势的使用和滥用，连同它如何潜伏在人们声言的理想主义和据称的意识形态后面”[7]5。因此，为了成为体系的主导国，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都会滋生滥用自身权势的倾向：对于前者，它希望能够遏制挑战者而不惜制造体系紧张；对于后者，则可能有意无意地陷入过度扩张的迷思，甚至出于战略误判而铤而走险地挑战霸主。需要强调的是，当论及“修昔底德陷阱”时，首先它指涉的是世界头号强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和结构态势；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头号强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会在不同的功能领域里集中体现——即可能并不总是在安全领域里“决战”。
在国际关系悠久的历史经验和纷繁的学理思辨当中，关于霸权与国际体系的关联机理，有两个假定最为影响深远，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其二是“金德尔伯格陷阱”。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的治疗基础上，接受磷酸肌酸钠治疗：选择海口奇力生产的规格为0.5 g/支的唯嘉能给予患者进行治疗，单次治疗剂量为2支，以100 mL浓度为0.9%的氯化钠注射液进行混合，对患者行静脉滴注，单次滴注时间控制在30 min～45 min左右，每天静脉滴注1次，持续14 d[2] 。
近年来，高台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坚持把促进农产品“走出去”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着力在建基地、壮龙头、创名牌、拓市场、活流通上下工夫，初步形成了外向型农业产业体系和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模式。
现在来回答之前遗留的一个问题，即当下还需要对霸权和帝国作如此细致的区分吗？在国际政治观察和研究中，还需要借用这一组意思相近的概念吗？一个可能的答案存在于这样一个强烈而又惊奇的现象，即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了自己治下和平(Pax America)的霸权[24]359，却同时被认为“帝国的鼓吹者当中叫得最响的却是美国人。毫无疑问，一个解释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13]460。借助霸权与帝国的机理构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美国权势地位的兴衰，进而为判断体系的变革提供参照。
二、变动中的帝国及其历史经验
帝国的概念注定要与人类恢弘的历史发展轨迹相伴始终，甚至“国际关系史大体上是大帝国的更迭史”[4]117，并且，“历史的真实性之一，就是帝国的兴衰”[11]150。可以说，自从古典帝国出现在史家的笔下和臣民的心中，对它的赞誉与褒扬就无以复加。帝国不仅总是与列强、霸权等概念或形象交织在一起，而且也有过自己的荣耀、责任甚至(自以为是的)“进步”。如果我们尝试着对帝国作某种程度的归纳，大抵可以从横纵两个层面一窥它的究竟。
从历史切面来看，传统帝国存在于王国/专制时代，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政体的存在状态和统治形式——如爱德华·勒特韦克将共和时代的罗马及其附庸的关系描述为“一种霸权性而非领土性的帝国结构”[12]33；而且，在帝国的扩张征服之外，它们常常还被赋予了一种文化特质——一如爱德华·吉本所观察过的罗马帝国，最终实现了现代西方的认同根源；又如司马迁记录下的大汉帝国，最终成就了中华独特的民族风貌，它们往往象征着特定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而现代帝国——区别于晚至19世纪以前的帝国，其西方的拥护者在继承种族主义的同时，也将经济主义与安全至上纳入考量；[13]460-461与此同时，其主要的批判者——如约翰·霍布森和列宁，则从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和体系扩张视角，论证帝国主义的机械、罪恶、腐朽与好战，这样一来，特别是对于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并意识觉醒的广大非欧地区及其人民而言，反对帝国和帝国主义与求得解放和自由是紧张的对立关系。[14]155在这一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兴起，连同与之相生相伴的民族国家建构，帝国的“进化”愈益松开了对文明的普遍关照而优先刺激了对自私自利的执迷不悟；其二，这时的帝国有着明确的指向，即主要是欧陆列强(和美国)。
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上述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化妆品使用后产生依赖。未来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造成的微细血管损伤性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不叫痘痘，而是化妆品接触性皮炎、激素痘疹。虽然“激素脸”治疗起来非常棘手，顽固而易反复发作，但专家们还是有办法对付它。需要激素脸患者有一点心理准备，疗程肯定不短，其间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长期的皮肤治疗。使用排毒修复疗法治疗激素脸，最终战胜“激素脸”也不是没有可能。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机制化了的国际政治秩序，帝国总是在法律的背书下建立起来，其“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帝国的概念被发展成一部在单一指挥指导下的全球交响乐，这个单一指挥也就是一种维持社会太平、产生伦理真理的统一力量”[16]10-11。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帝国是一种政治整合的能力和效果。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在其《帝国》一书中也倾向于将帝国界定为一种来自政治实体间跨主权的政治控制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而帝国主义则正是建立或者持续这样一种帝国的过程。[17]19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则在其《帝国主义》一书中表示，“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根本概念，即是在霸权之下，用概括整个公认的世界的普遍名词，如罗马用所谓罗马的和平这一名词那样，把国家联合起来”[18]5，也就是说，霍布森对于帝国主义看法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认为“相互竞争的帝国这一观念，主要也是近代的事情”，因为在他那里，帝国主义是和国家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近代之前，帝国和霸权是对于跨政治实体“联合起来”后形成的统治秩序。于是，如果说哈特、奈格里和霍布森注重的是提取历来帝国的共同特质，那么多伊尔则着重强调的是民族主权国家体系诞生后的帝国秩序。
可见，如果说霸权概念及其机理更多关涉的是大国间关系的话，那么现代帝国的经验则在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上同样予以强调，换言之，一种往往基于强权的政治控制关系是言及帝国之时明示或暗示的优先假定，可即便如此，区别霸权与帝国真的必要吗？或者说，现在还需要利用这一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需对霸权与帝国的区别作严格审视。
三、霸权与帝国的区别比较与关系建构
虽然在提及帝国与霸权之时，两者经常会被交替使用，但深究起来，就其关系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是认为两者存在根本差别，哪怕要区分这种差别略为棘手。如多伊尔通过考察古希腊时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争斗，总结出霸权更倾向于维持牢固的结盟政治，而非迷恋于无孔不入的严密统治；[17]54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则认为，“与一种帝国的权力不一样，霸主在没有其他国家一定程度同意的基础上，是不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19]46，也就是说，霸权要比帝国更意识到某种程度或者形式的“自律”。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霸权只不过是帝国的婉转表述而已，它们之间的差别充其量是一种文字游戏而非学术论争，如以研究东亚问题著称的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就怀疑帝国与霸权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可信的差别，他认为，“有些作者将‘霸权’这一概念用作没有殖民地行径的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在二战结束后的‘超级大国’时代霸权变成了东西方‘阵营’这一概念的同义词”[20]4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霸权只不过是打了殖民地折扣的帝国而已。其实，帝国与霸权之间的区别在一些方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论及中美关系时，特别强调除了“修昔底德陷阱”之外，还有“金德尔伯格陷阱”需要两国加以正视。[8]“金德尔伯格陷阱”是“霸权稳定理论”(HST，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的反向叙述——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首先提出了霸权领导与国际体系稳定之间的正相关机制，这一假定随后被正式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当中，特别是被吉尔平等人推崇至极；“金德尔伯格陷阱”就是指，当国际体系的主导国不愿意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对国际秩序加以领导之时，国际体系就会陷入动荡乃至战争。[9]93霸权由此被视为保持体系稳定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器，这种稳定器的基础变量又由制度供给和拒绝“搭便车”两个要素构成，即体系领导国的责任在于创制并维护国际制度的有效运行和适当革新，这是国际制度作为“公共物品”所导出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霸权国对于国际制度享有相当的支配能力，国际制度作为其“私人物品”，它又往往拒绝无功受禄，特别是当这样的搭便车行径已经能够缩小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时，霸权稳定便开始动摇。由此可见，霸权国之所以不愿意承担稳定体系的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实力的萎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便是出于对相对获益的不满(如正与中国进行旷日持久且起伏不定的经贸摩擦的美国)。在这里，“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交汇之处就在于霸权国对自身权势地位的不自信和对崛起者发展势头的恐惧。大致可以这样考虑，那就是当上述两种陷阱若隐若现之时，霸权国家极有可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衰落，但需要加以强调的是，这种衰落的参照物既可能是霸权本身，也可能是非霸权国家。
首先，从历史上存在过的帝国来看，并不是每一个帝国都倾向于无限扩张，而霸权则天性扩张。这种帝国要么因为自身的虚弱，要么因为自身的文化，而止于扩张。前者如印度历史上的诸帝国，它们甚至连自身的有效统一都难以为继；后者如中华帝国的一脉传承，自视充盈而不屑与“蛮夷”争胜。因此，才会有一种帝国的东、西之别，那就是“英国代表一种掠夺型和向外扩张型的海上帝国，贪婪吸取着世界其余地区的财富；中国却相反，她修筑长城，试图将蛮族——包括英国人——阻挡在所谓‘中央之国’以外”[21]34。但是，对于决心争霸的君主和国家来说，唯有扩张才能求得安全与收益，“霸权制造杀戮，却又称之为和平，这似乎是霸权确立和维持的一般性规律。对外扩张是建立霸权的唯一途径，而对外扩张往往是军事优先”[5]296，在这个时候，霸权与帝国能够但不一定彼此交汇。
其次，帝国与特定历史阶段紧密关联。欧洲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王朝战争，不仅开启了主权国家的绝对主义时代，而且将宗教的世俗统治化为乌有。特别是从“一战”到“二战”，帝国的余晖终于落尽，而争夺霸权的斗争却从未止步。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权力组织和运转形态的帝国统治架构，终究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被淘汰，而“就其经济根源和经济意义来讲，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是重商主义的最后阶段，本身也是千年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22]265。当这种传统的帝国覆灭之后，羽翼丰满的主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争斗却一度如火如荼地高潮迭起，霸权则是献给它们当中脱颖而出者的桂冠。
对于帝国的经济主义审视虽然流行，但并没有定于一尊，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犀利地指出这种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观察而建立起的帝国主义理论，“无论是高深的还是原始的，都不曾经受历史经验的证明”，摩根索从权力政治视角出发，认为“决定帝国主义的既不是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从功能横向的切面将帝国主义分作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并且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各国政府的全面国际活动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15]63。也就是说，帝国既可以是一种有形实在的政权组织架构，也可能只是一种特定功能领域内实力的极端展现。除此以外，对于帝国的分析和认知也有抛开其特定历史和社会形态下的有形“外壳”，而专注探究帝国的本质逻辑。
如果借助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的观点，以维持国家间相对优势或者权势的成本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即在一个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我们可以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划分为三种依次递进的互动进程：那就是从实力大致均衡的平等竞争，到相对权势确立的霸权，再到绝对优势巩固的帝国，即“均势——霸权——帝国”的博弈过程。而衡量国家究竟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光谱上处于何种境地，则大致可用国家维持自身相对权势的成本大小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如果维持自身权势的成本极小，那么就极易形成帝国秩序；而如果维持自身权势的代价过大，甚至会引发体系的震荡，那么就仍然属于争霸的或者称霸的阶段。约瑟夫·奈指出，“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25]1，因此，人们总是将美国与“霸权”和“帝国”联系在一起而习以为常。
“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共同讲述了霸权地位与体系动荡之间的历史关联和逻辑伸展，它们共同面对着霸权勃兴与跌落的国际政治循环，对于这种霸权周期的经验总结，一般认为源于“当一国加强对一种国际体系的控制时，从某一点开始，它既碰到进一步扩张所需成本的增加，又碰到由于进一步扩张所得成果的减少的情况”[10]113，国力增长的极限和维持权势成本的极限，使得霸权国的领导意志和支配能力都会陷入这种张力的旋涡，因此，霸权总是无一例外地周期性更替，而“旧型”大国关系往往以此为深刻机理。
最后，帝国不胜枚举，霸权屈指可数。至少从奴隶社会起，帝国的名义或者政体组织形态就诞生了，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地域上都曾建立过大大小小“近70个帝国”[11]引言，有些昙花一现，有些文明悠久，在这里，“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单元建立帝国，也就是将外邦人口置于自己统治下的外交—战略行为。罗马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是帝国的缔造者，我们或可称之为帝国主义者”[22]251。这些帝国的存在并非一定体现了政治实体间的权力对比，但霸权往往都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帝国可以单独存在，但霸权不能没有比较，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揭示的，“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同时，他也指出，在无休止的竞争和互动中，霸权的取得是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至于“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23]2-42。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特别是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影响最为深刻的霸权，通常认为以罗马、英国和美国三个霸权治下的和平为典型。
如此一来，霸权或者帝国就只是一个权势浮动的阶段性标志，其本身就不再是问题的关键了，而如何将这种维持优势的成本降到最低才是关键，在这个成本中，权力资源的构成自然又是基本内容，所以说，“理解美国促进国际稳定的真正关键在于其对于世界失序的衰败会对美国造成多大的军事和政治成本代价的认知”[26]73。由此可见，无论是霸权还是帝国，都已成为一个浮动的权势记号，其标志着大国间实力对比状况，并在更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客观的国际体系结构。
除了控制方向，迈凯伦720S的方向盘没有任何多余的功能。得益于精准而直接的转向设定，它对行驶路线的掌控如高速火车一般精准、可靠。行驶在高品质柏油铺装的路面上，720S的车头会有些许降低，四条轮胎同时紧紧抓住地面，犹如一匹在加速前低下头的骏马，正等待着一段奋力的冲刺。
四、体系主导国竞争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如果用现代霸权或新帝国来叙述英国与美国的全球权势经验，则会发现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即在略为古典的罗马霸权信条中，武力征服作为优先偏好的倾向在逐渐收缩，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冲动和经济决胜驰骋天下。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就指出，“国家的现实性和力量正是从既有的中心领域中发展而来，因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敌友阵营的斗争也取决于某个中心领域”，他在此基础上辨认出了自16世纪以来每个百年中大概依稀可见的主题，当述及20世纪的经验时，他提醒我们，“在经济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把握或操纵各种经济关系，面对政治问题和政治决断时就不得不宣布保持中立，从而放弃自己对统治权的要求”[27]128-129。特别是对于美国霸权而言，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科技帝国”，即认为其指向一种价值观、发展模式的输出。美国通过其内政外交，其在科技上的垄断及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发展方向。[28]287此外，倪世雄也发现，在冷战中发端、但进一步深化于冷战后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一国对另一国的控制不再是对领土和政府机构的控制，而可以用直接的经济手段达到目的”，他还预言：“今天，虽然没有政治上的军备竞赛，却有经济上的‘军备竞赛’——高科技产品的发明。没有战场但有市场，没有武装士兵却有高科技专家。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只要有战争就会有输赢。以前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在经过3—5年恢复期后，仍然可发展繁荣；今天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要重建繁荣就困难得多了。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场‘后冷战的战争’”[29]409。可见，大国对于权势地位的争夺或维护，其成本变量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领域撬动体系格局，不断优化由己掌控的资源分配效率和成本收益比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无论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梳理霸权与帝国的当代逻辑，都离不开作为时代主题和成本约束的全球经济，其实，这也正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明的道理。[24]439
图 1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地位 [30] 308
一旦我们用实力对比状况定义霸权与帝国及其连带的大国关系，那么再用经济(和技术)定义实力对比状况，则最后可能要闭合的一个思维循环就是用这样的经济成本来描述霸权与帝国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的意义或者功能。
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分析，当一个大国垄断所有经济的功能领域时，霸权就顺其自然地产生了。这一观点如图1所示，霸权处在一个静态与动态的交汇区间：动态的在于，一国的经济优势通常是一个渐进的累积和升级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由农业的自给自足起步，进而发展成熟的工业体系，最终在商业优势的帮助下建立起国际金融的主导地位；静态的在于，这个霸权仅在绝对优势的范围内才能奏效，即确立其在各个经济功能领域内绝无仅有的强势地位，而这个区间通常在时间维度上难以经久。沃勒斯坦将这种霸权定义为：“霸权不是一种存在状态，而毋宁是一种描述大国之间彼此竞争的流动持续性的端点”[30]306。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云：“盘古氏开天辟地，分混沌，辨清浊，后乃有三皇。”《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云：“盘古之君，龙首鳞身。”《山海经·海内古语》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
根据沃勒斯坦对霸权的描述，在其霸权模型中，体系主导国的成本代价极为优化，在本文的立场论述中，这种状态可称为大国竞争下的帝国结构，也就是全面垄断、全面支配。但即便是如此规模的强权，也不能长久地加以固化，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国际政治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共同使得帝国状态即便成立，也仅仅是在特殊的战后初期昙花一现，这是因为，经济上的全方位垄断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国际经济循环的破灭，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才解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的尴尬。出于对苏争霸的政治需要，帮助尽速实现欧洲连同后来日本的复兴，是美国必要的战略选择，但全球经济循环的极限——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又必然要求美国在相应的经济功能领域作出适当的份额减让。这种适当的份额减让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全面垄断地位难以持续，连带的则是对其霸权地位动摇的联想。因此，随着欧洲和日本逐渐振兴，美国国内弥漫起对霸权衰落的怀疑与焦虑，全面占优的霸权冲动与冷战对峙的务实策略之间产生了紧张对立。后来的研究者和国务家们终于适时地发现了维持美国权势地位的根基不在于对制造业的恋恋不舍，而在于对金融的把控，也就是说，在全球化不断提速的新时代，霸权与国际金融权势正相关，比如，乔尔·科特金和岸本和子就在他们合著的《第三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一书中讲述了这样的转变，即：“某些观察家，例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并不认为亚洲在工业方面的快速发展有任何不详的预兆。奈斯比特甚至敦促美国公司把这种‘没落的工业游戏’让给亚洲国家。根据他的观点，可以把这些世俗的任务留给亚洲人，而美国却可以通过操纵一些‘后工业化时期’的领域，如高科技、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等等，获得大量的利润。纽约股票交易所1984年的一个公告印证了这种思想，声称‘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制造部门不是繁荣经济所必不可少的’”[31]33。所以，本文认为，帝国秩序已经瓦解甚至成为反动，当今的大国竞争就是以经济金融(连带它所关涉的核心技术)为根本的体系主导国之争，而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回答如何用较为平等的经济博弈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并最好能实现和平的权势转移。
1.1.1 供试小麦品系 供试材料为早熟冬小麦品系冬育5号(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育成)。冬育5号经过多年生产试验，表现良好，是目前宁夏引黄灌区表现早熟、稳产的冬小麦新品系，是近年来宁夏引黄灌区“一年两熟”制的主栽冬小麦品系。
如前所述，大国关系的协调关键在于成本收益的优化，而经济金融又被认为是当代国际权势的根基，因此，大国关系的建构必须回答如何处理可能的、有意无意的对关乎霸权核心利益或根基的挑战。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在当今时代尤为凸显罢了。比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就认为，以金本位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权势地位是19世纪文明的最具关键性的变量，正是它的崩溃导致了“巨变”；[32]43此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将“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看作西方支配权力的头号要素。[33]75作为研究成熟的一般认识，“美国确立其‘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其经济力量，因而其主要手段也是经济手段”[34]80，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实力是美国霸权最核心、最稳定的根源”[5]73。从根本上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美国维系全球主导地位的有力手段”[35]200，并且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3]126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无论是边缘国家还是核心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们一旦进入国际经济领域的互动，就无法逃离美元的引力和循环，所以说，这个既存的国际相互依赖秩序又在很大很深的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安排。[36]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以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为核心的金融霸权往往是排他性的，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呼吁什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因为任何超级大国都不会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除非是为了解除对它霸权地位的威胁”[37]128。也就是说，像所有过往的霸权国一样，美国极有可能无法克制使用乃至滥用自己的权势地位去遏制新的崛起国，因此，这种维持霸权地位的成本优势极有可能成为阻碍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根本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是对崛起国战略意志的最大考验，究竟哪一方终将妥协也许将直接决定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成败与否。
综上所述，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霸权与帝国之间的递进关系，有助于深刻透视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机理和关键。由于自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被赋予了明显的经济全球化特征，而且也就是在这一国际关系的功能领域内填补了由于国际政治和军事实力格局固化而导致的僵持，所以，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是达成各种国际互动主张或者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力。根据本文的论述，帝国性的国际秩序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缺乏根基，而围绕以相对权势地位为核心的霸权阶段竞争不仅激烈而且在所难免，这是一个所谓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必然结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回答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相互关系，[38]换言之，任何以效仿乃至超越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为参照的金融建制抱负——无论作为一种国际权势博弈或者崛起战略的工具或目的——都几乎无法与体系主导国顺利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于是，特别是对于崛起国而言，就像保罗·肯尼迪所提醒的那样：“目标与手段平衡与否，被视为一国盛衰的头等原因”[39]494，其如何选择自己的崛起目标与路径依赖，不仅将注定崛起的战略能否实现，而且将最终揭开大国间能否跳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终极难题。
五、余论
如果说，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历史经验和话语体系大都是建立在西方实践的基础上，那么，中西方在开展国际对话和互动时就难以避免会出现信息误解与认知偏差，也就是说用西方的概念和表述传达特定的意图和政策时，可能会出现理解上的不适应。通过本文的分析，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特别是当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影响国际经济金融的实力与日俱增之时，如何创造出有别于西方霸权逻辑的话语体系，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挑战。比如，是否有必要将霸权与维持霸权的方式作某种区隔，霸权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大国实力比较的排列结果，而霸权方式则既有金刚怒目的强权政治，也可能有慈眉善目的财货供给，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就将美国的霸权称作“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即所谓的自由主义利维坦)，并认为只有这种新型霸权才能经久地协调大国间关系。[40]292另外一个尝试就是阎学通教授的将强权国、王权国与霸权国作为性质不同的三种体系主导国形态而加以区隔的方式。[41]40参与体系主导国的竞争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这种相对优势来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们在观念上可能要破除的一个定式思维。
与此同时，与上述主张相关联的看法是，如果说人民币国际化乃是旨在取得与美元匹敌的国际货币地位——诚如已故经济学家成思危所言，“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美元及欧元并驾齐驱的地位”[42]6——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前所述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核心基础，那么，是否需要在话语体系运作上更为细致和精准，特别是在述及人民国际化的主题时是否应该考虑避免西方的疑虑，值得进一步反思。比方说，有学者就认为，既然中美是战略竞争的关系，所以这个定性就使得“中国的金融制度抱负并没有政治与安全上的顾忌和约束；相反，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中国采取更加有为的金融建制行动”[43]121。与以往的“旧式”变革不同，中国所主张的变革相对滞后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秩序，由于其特别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而独树一帜。习近平主席指出：“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44] 541，因此，在沟通相处的过程中表达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更应该注意技巧性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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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感官分析可知，配方A的得分为7.82，该配方A香精色泽和均匀度都很好，能达到食品香精的外观要求。且该香精的香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百香果的天然气味。但是，调配一个好的食品香精就是要让最终的香精主体突出，散发出来的香气整体协调、丰满，头香、体香、基香过渡自然且有层次感，同时要保证闻到的是一股混合的香气，让人能联想到自然的食品的味道，不能让人闻到单一组分的香气[9]。根据评香人员对配方A的感官评价得出：直接根据固相微萃取方式得到百香果香气能突出百香果果香的主体，但是闻到的香气比较分散，香气整体不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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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3-0058-09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3.009
(责任编辑：王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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