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认知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影响：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瞻性论文,认知论文,企业战略论文,企业家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智能手机，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尤其是在2008年后全球经济处于衰退中的特殊时期，仍能保持行业内较高的利润和不断增长的销售态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司当初对智能手机产业的前瞻性判断；而汽车产业中的先驱美国福特公司，20世纪20年代初期沉醉于曾经给自己带来成功的低成本战略，始终禁锢于原有方向，忽视消费者对于汽车需求的新变化，一度危及到公司的市场地位乃至生存。应该说，国内外类似的企业实践案例不在少数。世界上有苹果和乔布斯、IBM和郭士纳、通用电气和韦尔奇，也有许多盛极一时，如今却风光不再甚至不复存在的企业，如王安电脑、柯达、宝丽莱、Palm等公司。在动态复杂市场环境下，战略变革前瞻性日益成为一个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企业要获取持续发展机会和寻求持续竞争优势，应该“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1]并在“每一次战略布局都要体现出前瞻性”。[2]由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在日益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培育和实现战略变革前瞻性？换言之，在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形塑与实现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关键性因素的驱动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产生影响效应？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Strategic Prospectivity)的理论研究可追溯至Miles和Snow。[3]他们认为，现实中的企业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战略行动者：先知先觉者(Prospector)、先知后觉者(Analyzor)、后知后觉者(Defender)以及不知不觉者(Reactor)，其中战略变革前瞻性是“先知先觉型企业的特有属性，因为该种特性的企业所处环境比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更富有变化性，能使企业不断地调整其产品或者市场定位领域，利用发现的市场机遇，强调技术与行政系统的灵活性以促进企业目标的迅速实现”。目前，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它们主要从企业组织资本、[4]控制方式[5]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却没有在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及战略决策性质基础上，从深层次角度探析企业家认知和知识创造过程对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影响机理及关系模式。事实上，在探究复杂不确定性问题时，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家的认知因素，因为能力存在“天花板”效应，超越某一界限信息组织和加工惯例或偏好方式就会对企业战略行为活动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6]当前我国企业尚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期，大多面临非结构化的问题，难以通过简单模仿或者沿袭旧方法来解决，而需要决策者结合环境认知和个人判断予以决策。[7]企业家认知在组织能力的演变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会影响企业能力开发及管理者形成问题与寻找解决方案的行为。[8]无疑，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导者，企业家认知会对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形成机理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将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企业也会日趋呈现知识体的特性。从资源优势理论的角度，由于知识本身具有默会性和非流动性的特征，无法轻易转移和扩散。[9]为应对动态竞争环境，企业需要通过关注并利用知识创造过程(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持续将企业家认知转化为可行的战略活动，实现企业的目标并获取优质绩效。知识创造过程能够使企业放大嵌入内部的知识，将知识转化于运营活动，并提升效率和创造商业价值，[10,11]因而，知识创造过程在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制定和实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现有少数文献侧重从静态角度探讨组织知识结构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12]鉴于此，本文综合借鉴现有相关理论，考虑企业家认知、知识创造过程与战略变革前瞻性的整体关系框架，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企业家认知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直接影响作用，尤其从动态角度重点剖析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作用机理，并进一步采取样本统计和典型案例法，实证探析三者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式及其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理论分析 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有限理性理论(Theory of Bounded Rationality)、社会认知理论(Theory of Social Cognition)以及知识创造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 Creation)。首先，有限理性理论最初是由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两位教授所提出，他们分别在著作《决策是如何产生的》[13]和《管理行为：管理组织的决策过程研究》[14]阐述了有限理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个体都试图理性，即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不过决策者在面对真实世界时，受有限认知能力和不完全信息所束缚，其行动无法完全理性，最终往往选择一种令人满意而非最优的行动方案。其次，社会认知理论主要考察那些与企业战略变革相关联的杂乱现象，是否会受到一些潜在认知规则的内在影响？根据社会认知理论，[15]个体所处整体环境可由如下两组因素来描述：(1)认知与动机；(2)环境中的个体。当个体针对上述两组因素进行信息处理时，用来解释个体行为的模型就会接近所感知的整体现实。从信息加工角度而言，认知是指感觉输入的转换、加工、存贮、恢复以及使用的全过程，[16]由此企业家认知就成为企业家进行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以及企业家存储、检索、转换及使用信息的独特能力，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认知模式或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比如企业对环境的扫描和感知，以及企业对未来机会的发觉和把握。[17]最后，知识创造理论主要论及组织内部不同知识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由于人类知识可划分为两个简单类型：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10]有效知识创造的关键则取决于这两类知识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创造过程。[18]根据知识创造理论，[18,19]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存在四种不同的动态转换过程，即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及内隐化(Internalization)，由此形成组织知识螺旋式转化和创造过程的SECI模型。这种知识创造动态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并改善企业绩效，比如产品创新或者工艺改善。[20]因而本文采用SECI模型来具体考察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影响效应。 2.假设提出 (1)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每一位企业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工作经历、思维方式，以及对企业生存发展的理念，由此形成各自相对独特的认知风格。现有研究表明，[21]企业家认知存在配置认知(Arrangement Cognitions)、意愿认知(Willingness Cognitions)和能力认知(Ability Cognitions)三个结构维度。对于不同类型或性质的企业，配置认知、意愿认知及能力认知的内涵各有侧重，由此使得不同企业的战略变革行为倾向存在差异。本文接下来分别剖析不同维度的企业家认知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 ①配置认知 配置认知是关于企业家为实现企业创立与发展所需的接触、关系、资源及资产等的知识结构，涉及企业家如何使用特殊配置以支持他们自己在特定领域的技能和业绩。研究表明，[22-24]企业家至少存在四类配置认知：构思保护，包括拥有和使用特殊专利、版权、特许协议、契约及其他有助于阻止模仿的隔离机制；网络构建，包括拥有和使用独特且重要的社会契约；资源获取，包括拥有、获取和使用那些实现战略变革前瞻性所必需的特殊的金融、人力及其他资产或者资源；专属技能，与识别并形成那些能够为战略变革前瞻性提供持续有效基础的能力相关联。由上可知，配置认知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因素具有内在关联性，通常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基础越健全，配置认知愈加丰富和稳定。根据有限理性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个体信息加工与整体情境下的决策制定具有关联性。[22]在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决策及其形成过程中，需要企业家拥有并恰当使用不同类型的配置认知。对此，还可从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公司战略变革的影响得到诠释(后文涉及苹果公司的案例资料，来源同此)。[25]首先，从乔布斯的居住环境来看，乔布斯从出生至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硅谷附近，邻居大多是硅谷元老，即惠普公司工程师，附近还有美国著名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在这些特殊人物和环境的影响下，乔布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电子产品，对电子学十分着迷。比如，受一位惠普工程师邻居拉里·朗(Larry Lang)的推荐，乔布斯加入了惠普公司“探索者俱乐部”(Explorer's Club)。其次，乔布斯在不同阶段结识一些特殊的关键人物，形成了自身的配置认知基础。比如，乔布斯在家园高中(Homestead High School)读书时，聆听了日后成为“硅谷”传奇一部分的《电子学》课程，并在上课期间结识了时任家园高中电子俱乐部会长的斯蒂芬·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他们俩于1971年9月共同制造了一种破解电话系统的工具“蓝盒子”(Blue Box)。此次恶作剧与科技的终极结合确立了他们合作的模式：沃兹尼亚克擅长创造出很酷的发明，乔布斯则集中盒子、电源和数字键盘等元件，并将它们包装起来推向市场。此外，乔布斯居住区域附近的房子具有基本相似的风格，即落地的玻璃墙、开放式的平面设计、无遮蔽的梁柱构造、混凝土地面以及大量的滑动玻璃门等，这些特征激发了乔布斯为普通大众设计和制造精良产品的热情。上述这些基础性因素形塑了乔布斯的配置认知，进而影响其战略变革决策倾向和行为表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家配置认知将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效应。 ②意愿认知 意愿认知是关于企业家承诺进行企业创立与发展，并愿意接受有关企业相关观点的知识结构。研究表明，[26,27]意愿认知主要包括一些可付诸实施的维度：机会捕捉，包括寻找战略变革前瞻性的新情境和可能性，以及尝试新的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开放性、倾向性和动力；承诺限度，包括将自己的承诺付诸实践及对战略变革前瞻性决策承担风险和履行责任的可能性；机会权衡，包括继续完成任务及丧失机会比尝试和失败更为糟糕的信念。相对于非企业家而言，企业家具有与机会搜寻、承诺限度及机会权衡相关联的更加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够极大地提升他们自己的信息加工能力，从而更能理解战略变革前瞻性的特性及其潜在风险。[28]不过，企业家意愿认知能够使企业家面临相较非企业家更低的风险，因为这些认知可以降低不确定性预期。[29]如果企业家没有激励或者承诺实施该项活动，意愿认知的执行就会受到制约，进而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形成和实现也会遭遇不利影响。对此，进一步以苹果公司及其创始人乔布斯为例。对于乔布斯而言，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经历对其意愿认知的形成及其后续战略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特殊的出生经历。乔布斯大概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被遗弃、被领养、很特别”，这些概念后来成为了乔布斯的部分潜在思维活动，进而对自己的观念或者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乔布斯拥有完全控制自己制造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欲望，甚至想控制外界环境，而且会把产品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延伸。例如，乔布斯曾积极着手消灭兼容机，建立产品硬件、软件与内容的一体化战略。其二，特殊的生活环境。乔布斯家的房子位于迪亚布洛大道286号，许多工程技术研发类公司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包括洛克希德公司导弹与空间部门、西屋电气公司、惠普公司、英特尔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等，在这个地方即使是个一无所长的人也想成为工程师，乔布斯受到硅谷环境的浸染，渴望自己也能施展拳脚。其三，特殊的精神信仰。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禅宗以及探寻个人启蒙具有浓厚兴趣，投入了特有的激情，这些东西在其性格中根深蒂固，佛教对直觉的强调也对其产生了深深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乔布斯的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执著的个性上看出来。上述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一方面使得乔布斯具有高度好奇心，愿意投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态度去追求，并在此过程中保有强大的控制倾向；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促使乔布斯形成“至繁归于至简”和“完美主义”的理念，尤其是在新产品研发和设计方面，由此对公司战略延伸领域、产品研发设计方向等战略变革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企业家意愿认知将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效应。 ③能力认知 能力认知是关于企业家实现企业创立与发展所必需的技能、知识、价值观及态度等的知识结构。在现有文献中[30-32]存在三种与能力相关的企业家认知：诊断能力，包括评估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实现条件和可能性，以及理解战略变革前瞻性实现过程中系统性因素的影响能力；情境知识，包括从战略变革前瞻性实现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特定情境的能力；能力—机会匹配，包括如何通过人员、原材料或者产品的新组合，以发现战略变革前瞻性实现方式的能力。能力认知对于战略变革前瞻性的执行十分必要，因为其有助于发挥企业家的独特功能。[33]尤其在动态环境下，能力认知对企业战略行为具有关键性影响，[34]因为能力认知提示高管人员什么信息重要、应该关注什么信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进而对环境作出分析和解释，并促使高管人员做出前瞻性战略决策。以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及其公司战略变革为例。一方面，受到从事机械修理师职业的养父保罗·乔布斯(Paul Jobs)长期熏陶及居住环境的影响，乔布斯对于电子产品具有敏锐的把握能力和很强的实践能力，他更深切体会到，充满激情的工艺就是要确保即使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其工艺也必须尽心尽力。乔布斯会仔细检查印刷电路板，就是这种情形极端且具说服力的例子之一。另一方面，在后期公司创业和战略变革决策过程中，乔布斯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能力认知。比如，当施乐公司的帕洛奥图研究中心研发出用户图形界面，以取代电脑屏幕上那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命令行和DOS提示符时，乔布斯敏锐地捕捉到了未来电脑的设计方向，几天之内连续两次参观了施乐公司的技术成果，并创造性地应用于新一代产品麦金塔电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企业家能力认知将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效应。 (2)企业家认知与知识创造过程 企业家的态度和行为对于促进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利用现有或者新知识发现市场机会至关重要。[35]研究表明，[36]在知识创造过程中，领导者可能扮演诸如创新者(Innovator)、指导者(Mentor)或者诱导者(Facilitator)等角色，这些不同角色均与组织知识共享具有正相关性。Nooteboom[37]强调认知差异的重要性，并指出认识差异主要体现在技术知识与认识结构的不一致性，这些差异有利于新知识的创造与探索性创新学习。通常，在企业关键决策者确定之后，如果环境变化危及组织知识的核心特征，他们就会改变组织知识创造过程，并向企业中的其他人传递这些变化。不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特性，其中显性知识是由隐性知识通过类比、隐喻、假设、倾听和深度谈话等外显化阶段，及感知、理解和内化等组合化阶段，最终建立起来的重复利用知识体系。隐性知识显性化旨在实现知识的共享，通常只有那些具体的、操作性强或常规性的知识才可以进行传播。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实质上可理解成为一种制度化过程，该过程通常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而且一旦形成就不容易发生改变或者改变难度会加大。由此可知，不同维度的企业家认知会对知识创造过程产生差异性影响效应，其产生机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能够反映知识创造过程的“核心领域”，并通过沟通和网络等方式来影响企业范围内其他人的态度和信念；[38]二是企业家能够通过自身地位来表达他们对知识创造过程的观点，从而对环境事件的解释产生重要影响。[39] 仍以苹果公司为例加以论证与诠释。苹果公司自创立以来，先后经历了快速成长期(1976-1985年)、中道衰退期(1986-1996年)、平衡发展期(1997-2006年)以及二次创业期(2007年至今)等不同发展阶段，由此表现出了不同的知识创造过程，期间乔布斯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在公司创立及快速成长期，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先后推出了第一、二代产品Apple Ⅰ和Apple Ⅱ，使得公司股票获得成功发行上市。此时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基本上处于一种共生关系，即乔布斯敬畏沃兹尼亚克的技术设计能力，沃兹则佩服乔布斯的商业能力和超凡魅力，两者相得益彰；或者说乔布斯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按沃兹尼亚克的观点，正是乔布斯将自己的技术工程天赋转化成了蓬勃发展的生意，否则他可能至今仍然在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免费发放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原理图。由上可知，此时公司正式化程度较低，知识创造过程的起始点明显是以隐性知识为主，即乔布斯对公司控制程度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公司基本上依托乔布斯以个人隐性知识为主。其次，在公司衰退期。由于乔布斯与公司其他产品开发团队及部分高管甚至董事会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在乔布斯出局后的几年期间，公司由于暂时统领桌面排版系统，还可舒服地享受很高的利润率。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初公司在时任CEO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的领导之下市场份额和收入持续下降。面对主要竞争对手微软的频频出击(比如1990年推出Windows 3.0系统、1995年8月发布Windows 95以及利用对IBM兼容机的控制)，公司却没有制造出任何一款出色的产品，却只能坐以待毙，至1996年出现8.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此阶段的苹果公司，离开了创始人乔布斯对公司的强势操控，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组织结构正式化和规范化程度进一步增加，组织知识的显性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再次，在平衡发展期，1997年1月26日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砍掉了70％的产品型号和种类，把主要供应商从100家减少到24家，制定了新的产品研发战略。1997年8月6日，乔布斯宣布苹果与微软结成联盟，将微软IE浏览器集成到苹果操作系统中。随后公司推出iMac等一系列产品，引领苹果重新走上辉煌道路。经过多年的历练沉浮，乔布斯的内心变得柔和且平静，更懂得如何凝聚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杰出人才，也更懂得授权、沟通与团队协作。在此阶段，公司规模进行了缩减，组织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公司内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和不同层次的纵向授权机制运作更加稳健、顺畅。可以说，此阶段公司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组合化状态。最后，在二次创业期。2007年1月9日苹果电脑公司更名为苹果公司。之后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创造性产品，包括iPhone，iPad，Apple Store等，让苹果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同时也标志着苹果公司战略的成功转型，即由一家电脑制造商转变成消费电子产品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乔布斯在坚持完美主义要求的同时，开始对其他人提出的技术层面的意见给予了更多认真思考，正是这种之前缺乏的反思和妥协在几个关键性时刻帮助公司站在了世界的巅峰。此时乔布斯能够通过公司内部汇总组合产生的显性知识，重新进行内部吸收和消化，并升华成自己的隐性知识。由上可知，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不同维度的企业家认知产生了明显的推动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家认知对知识创造过程(含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及内部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企业家配置认知(2a)、意愿认知(2b)及能力认知(2c)会对知识创造过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3)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效应 从知识创造理论的角度，知识创造过程对于创新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Nonaka等[10]对此进行了特别阐述，认为基于SECI模型的知识创造过程是创新的关键所在，并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基于其创造隐性和显性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创造新产品、工艺或者组织的技能。Popadiuk等[40]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持久创新需要一个连续的知识创造过程，以促使企业识别新的机会和产生新的原创性观点。比如，在社会化过程中，内部与外部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有助于吸收战略知识，尤其是在市场中开发形成的新技术、新的原材料、新的生产工艺、新的产品；外显化过程促进了新思想的表达，代表探索性创新的关键推动者。过去的研究表明，[19,41]凡是能够更好地利用知识创造过程的组织，往往能够以新的、独特的方式来连接知识，并开发市场产品向顾客提供价值。这种知识创造过程能够促使企业将新兴知识整合于其战略发展之中，并比竞争对手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创造新知识、开发新产品，[42]进而有助于企业提升效率和维持竞争优势。进一步地，Zhang等[43]发现在中国情境下知识创造的四个模式有助于促进创新。显然，企业家认知能够经由知识创造过程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同样可以透过苹果公司战略变革过程得到诠释。如前文所述，迄今为止苹果公司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受乔布斯个人认知特质的强势影响，公司组织知识基本上以隐性知识为主。在其后相继进行的一系列产品研发活动，包括Apple Ⅱ、Apple Ⅲ、Apple Lisa、Apple Macintosh等均深受乔布斯个人隐性知识的强大主导，进而影响到公司战略变革方向。在第二阶段，公司组织知识基本上呈现社会化过程，即由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演化。这主要是由于乔布斯在与其他高管团队成员以及董事会经过激烈争斗而被迫离开，公司开始进入比较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时代，期间先后有三位职业经理人出任公司CEO(1983-1993年：约翰·斯库利；1993-1996年：迈克尔·德勒；1996-1997年：吉尔·阿梅里奥)。这段时期公司产品种类和型号开始日益多样化，公司战略选择和变革行为进一步呈现分散化趋势。在第三阶段，公司组织知识基本上处于一种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动态平衡的组合化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之后，开始调整和重塑自身思维理念，注重采取一种相对平衡的行为模式，比如在公司内部实施大刀阔斧地整顿和改革，制定新的产品战略，同时在公司外部先后与微软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英特尔公司达成联盟协议等。在第四阶段的二次创业期，公司组织知识基本上呈现由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演变的内部化状态。这方面的表现主要包括公司正式更名为“苹果公司”，并相继推出iPhone、iPad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非电脑产品，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战略转型。由上可知，苹果公司主要受到乔布斯个人认知特性的强大影响，使得组织知识相继经历了包含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及内部化等不同阶段的知识创造过程，进而对公司战略变革前瞻性行为及其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无疑，尽管在上述变量关系中企业家认知对战略变革前瞻性提供了基础性要素，但知识创造过程能将企业家认知转化为组织成员所共享的知识资产，进而影响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实现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创造过程(含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及内部化)将对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关系产生显著中介效应。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相关数据资料。澳大利亚学者Chen等[44]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调查者答题的心理倾向和现实表现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中国、日本等奉行儒家文化国家的个体崇尚中庸之道。如果对这些国家的被调查者采用Likert奇数量表，则他们倾向于选择中间数值，因而本文的问卷设计采用Likert量表6点分类法(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在数据搜集和分析方面，本文首先通过一次性问卷发放方式获取初始数据，然后对回收问卷的各测量题项进行项目分析，将鉴别力差的题项予以删除。在此基础上进行因素分析，将因素载荷分散和意义不明显的题项予以删除，最后根据保留题项的信息提炼形成正式问卷数据用于统计分析。在选择样本时，具体做出如下限定：(1)样本必须在竞争性行业，排除电力公司、投资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等若干国有垄断性行业的企业；(2)样本必须是能够独立进行战略决策的法人实体，排除分公司、分支机构等；(3)样本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实体，而不是仅仅执行一部分职能。问卷调查对象面向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企业最高层管理者，样本企业的所属地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江西、湖南等省市。问卷发放方式有三种：其一，根据工商管理部门印制的企业黄页上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先以电话沟通方式征得被调查企业同意，再当面发放或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被调查对象；其二，在EMBA课堂上直接发放给学员；其三，通过朋友介绍，以面对面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发放给被调查对象。问卷填写对象的来源多元性能够有效减少数据收集时的系统误差，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问卷总共发放500份，回收253份，剔除不合格的27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6份，有效回收率为45.2％，符合国际上对有效问卷回收率的基本要求。表1列示了样本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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