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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两篇)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4-0146-05 中国学界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史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范围比以往更为广泛，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视角，挖掘出了许多新史料，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众所周知，由于东北抗联的历史涉及中国、日本、苏联、朝鲜等多个国家，直到目前我们学界主要还是停留于对中国本土资料的利用和研究，对其他国家与东北抗联相关的历史资料以及研究论著重视不够，还需要加强，这样才能丰富东北抗联史的研究，立体、全面地展现历史原貌。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日本方面：东北抗联的历史是东北抗联与日寇浴血抗争的14年，作为敌对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围剿和消灭东北抗联进行了大量情报调查和研究，大多数资料至今还未公开出版，保存在各部门档案馆或图书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滿洲共産党運動概觀』(南満洲鉄道経済調査会，1935年)主要介绍东北共产主义运动概况、北方会议、“关外主义和北方落后论”等问题，较为关注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另外该会社编辑的『満洲に於ける赤化宣伝事情概要』(满铁庶务部调査课，1927年)、『満洲赤化宣伝運動概要』(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社长室人事课，1928年)记述了苏联共产党与东北共产党的组织联系，东北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活动以及日伪的反赤运动。吉林省档案馆编译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是根据该馆馆藏日伪档案『满洲共产反日運動概觀』翻译的。原档案资料由伪满时期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38-1942年逐年编辑成册，该资料利用日伪警宪特机关的情报，抗日队伍中被捕或变节分子的供词以及日伪缴获的文件对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组织和中国东北地方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満支に於ける共産匪軍の活動』(维新寮，1938年)介绍了中国东北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武器物资、军规军纪、宣传工作等情况。『最近に於ける滿洲國の治安』(关东军参谋部，1937年)一文详细分析和介绍了中国东北地区各抗日武装的具体情况，指出：“现在，在匪数激减的比率上日满军警的死伤者仍然不少……匪贼数虽然不满一万，但他们却固守在广大的地域，而又是人际不到的山寨中，因此，以猿猴般的敏捷，去探查出没匪贼而加以击灭的讨伐行动，其身心的劳苦程度，比我们的想象超出几倍。”关东军参谋部『最近に於ける滿洲國の治安』(1937年)记录了1932年到1936年抗日武装力量演变情况。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満洲共産主義運動概史』(1940年)其核心内容反映了1931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增减情况。 日伪其他机构与中国东北地区相关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联活动的情报资料，有司法省刑事局编辑的『思想情勢視察報告集』第4“満州に於ける共産主義運動”及第8“満州国に於ける最近の共産主義運動に就て”，反映了中国东北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状况，以及与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关系等动态；陆军省调查班编辑的『支那に於ける共産党の活動』(1932年)、『關東軍活動状況概要』(1932年)、『最近に於ける滿洲方面の掃匪に就て』(1932年)、『哈爾賓附近の戦闘に就て』(1932年)、『昭和七年八月以降に於ける滿洲の掃匪と治安の状態』(1933年)、『滿洲に於ける共産黨』(1933年)、『熱河討伐経過概要』(1933年)等；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编辑的『支那及満洲ニ於ケル共産運動概説』(1935年)、『支那及満洲ニ於ケル最近ノ共産運動資料』(1934年)等；另外，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匪賊動静並討伐状況関係”(“満州国政況関係雑纂”/治安情況関係，1942年)；等等。以上资料来自不同机构，反映角度不同，但都是为“讨伐”中国东北抗日力量服务，从敌方角度出发反映了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及其对中国东北的残暴统治。 中国学界已经对日伪“敌方”档案资料进行了编译与介绍。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中央档案馆等合编《东北大讨伐》，沈阳军区组织编纂《东北抗日联军》(大事记、回忆史料、参考资料)，编译了日伪当局对东北抗联的军事讨伐与治安肃正文电，战犯供诉以及日伪关于抗联活动的著述与回忆。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涉及“讨伐”东北抗联的档案共计4件，分布在《思想对策月报》《铁路沿线治安周报》《特周报》等档案中，记录了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赵尚志等抗日名将惨遭日军杀害的情况。实际上，东北各地档案馆都存有一定量的日伪与东北抗日相关的情况档案，尤其大连档案馆所存大量的日伪警、宪、特机关“纸灰”档案①，亟待整理研究。 这种日伪谍报资料很难说清其完全真实性，但在其他地方却没有看到类似材料，尤其是其中关于东北抗日力量动向的长期跟踪探查，以及对今后活动的综合性预判，其价值不低。 相比较而言，战后“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心的‘反满抗日’运动研究在日本学界近年可谓一蹶不振”[1]。田中恒次郎著「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の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东北抗日运动，资料较为丰富。田中隆一「『満洲国』軍の反乱—中国共産党の浸透工作を中心に」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抗联组织对伪满军士兵进行爱国思想教育，进行共同抗日的历史事实。齋藤達志「満洲国の対『共産匪』施策：野副討伐隊による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討伐から」揭示了日伪对东北抗联进行剿灭的“策略”。寺広映雄「満洲における抗日統一戦線の形成について」和上田仲雄「満洲における抗日統一戦線の形成一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先駆的役割として一」介绍了中国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铎木昌之「満洲共産主義運動における国際的連崩」揭示了东北抗联、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加藤豊隆「満洲国警察小史」(第1編：満州国権力の実態について)大篇幅介绍了日伪警察对中国东北抗日力量的讨伐。 以上文献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应注意日方的立场与研究思维，理性而正确利用这些资料与研究进行再研究。 朝韩方面：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辉史，也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东北抗日联军实质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部队，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领导的抗日部队是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朝鲜半岛关于中国东北抗联的研究比较多。我们可以从《金日成选集》《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金日成著作集》等著作中了解昔日中国东北抗联历史情况。《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1930年)、《抗日游击队员们的回忆录》1-12(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57-1969年)是极其少见地从朝鲜革命战友的角度出发来反映东北抗联历史的原始资料和回忆录。 在韩国学界，经常把朝鲜独立运动和东北抗联联系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始史料汇编有《海外韓國獨立運動史料中國編》(國家報勳處，1992年)、独立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独立运动史资料集》10(1976年)、韩国独立运动有功者协会《中国东北地区韩国独立运动史》(集文堂，1997年)等等。金昌顺《满洲抗日联军研究》(《国史馆论丛》11辑，1990年)、李德一《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崇实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东北抗联的历史状况。恩姬的《金日成抗日运动》(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通过金日成抗日活动来介绍中国东北抗联状况。尹辉铎《日帝下‘满洲国’研究——抗日武装斗争与治安肃正工作》(一潮阁，1996年)将中国八路军和东北抗联的抗日活动以及特点进行了比较。朴宣泠专著《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友谊出版社，1988年)介绍东北义勇军生活环境，社会组织与成分，活动情况，人力物力补充来源以及与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等。大多数韩国论文都是从朝鲜半岛革命者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东北抗联，如金俊燁等《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1-5)、張世胤《解放前后时期满洲地区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军的动向》等。 苏俄方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于东北抗联的斗争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抗战后期抗联部队战局不利越境入苏，在苏联帮助下休整、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对中国人民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抗日斗争的整个历史过程有着非常全面而详细的描述。而在俄国的出版物中，只有在那些曾亲身参与过相关事件的人们——在30-40年代在中国的苏联志愿兵、军事顾问和专家们的回忆录中，以及在一些苏联和俄国汉学家—学者、外交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以及俄罗斯国防部战争史研究所的一些科研人员的著作中，在一些当年曾到过中国的苏联报刊杂志记者撰写的相关材料中，才提到过这些斗争。”[2]相对而言，关于东北前期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东北抗联后期行动，中国国内原始资料较少，但苏俄存在一定的记述，我们应充分收集、挖掘，弥补中国国内相关资料和研究的不足。尤其是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俄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等机构藏有一些东北抗战的历史档案资料。俄、德国共同编辑的多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里集录了东北抗联原始档案。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里面选编的“满洲游击队运动”档案，如“№07149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助的命令(1939年4月15日)”，№07270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关于日本侦察机关瓦解满洲游击运动的措施的备要报告(不晚于1940年9月)；可以看出1940年后苏联如何处理东北抗联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里面的一些资料是研究东北抗联后期活动重要历史资料。Н·费多罗夫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партизан.М，1937.(《满洲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莫斯科，1937 年)介绍早期东北抗日队伍的分布情况、规模以及所起的作用等。抗战时期，基于特殊的区位，苏俄政府与民众很关注日本侵略与统治中国东北的形势，有一些相关报道，并被中国国内译介，如《俄人眼中之东北农民抗日战》指出中国东北地区抗日初期存在普遍高涨的反日情绪与活动的原因：“在日军惨杀下，而义勇军运动更行扩大，更行活跃起来了；土地被抢夺了的农民，毫无立足之地，只有荷枪实弹以抗，伪国军队反日的情绪亦跟着高涨。”[3]ЛюЮн-ань.К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за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Китая в 1931-1945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4(刘永安《1931-1945 年中国东北游击运动史》(《历史问题》，1954年)明确指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详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游击运动的四个阶段情况，高度评价了其历史贡献，指出在东北抗战比其他地区更艰苦，因为“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日本在东北集中了最精锐的陆军——关东军。东北的游击队远离八路军的根据地而活动，不能接受在武装斗争中所必需的有计划地供应，并且是处在多倍优越于己的敌人包围之中，也没有正规军的支援(除却运动的最后阶段)”[4]。О.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М.，1975O.鲍里索夫：《苏联和满洲的革命根据地》(莫斯科，1975年)介绍中国东北抗日和苏联的关系。Ю.М.奥夫钦尼柯夫的论文Кистории созд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антияпонского фронта вМаньчжурии(1931-1937 гг.)和Разработка стратегии единогофронт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Японии на опыте борьбы вМаньчжурии都详细论证了中国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E.A.戈尔布诺夫Наши партизаны в МаньчжурииЕвгений Горбунов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6(《我们的游击队在满洲》).Cхватка с черным драконом.Тайнаявойна на Да 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2002.(《与黑龙博斗：在远东的秘密战争》)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面临日本战争危险的时期，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与中国结成对日军事联盟，打击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其中第四章为满洲的游击运动，运用了大量珍贵史料(当时问答记录等)记述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2012年，俄中友谊协会组织翻译出版苏联远东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教官B·伊万诺夫的回忆录Иванов В.И.В тылах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армии：Правда о 88-йкитайско-корейской бригаде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М.，2009.(中文版为《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介绍了成立88旅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其主要活动，详尽记载了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深刻分析了建立88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总结了苏军和中国东北抗联等抗日部队艰苦的斗争环境和战斗特点。Гайкин В.А.Антияпонс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1937-1941 гг.ПОБЕДА-ОДНАНА ВСЕХ，2014.В.А·盖金的《满洲东南部的抗日力量》(1937-1941年)主要反映东北抗联朝鲜队员的抗日活动，指出东北地区的东南部中朝边境是重要的抗日人力和物质资源来源基地。(苏)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也对中国东北抗联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欧美方面：抗战时期，一些欧美记者深入东北地区，多以“第三方”的眼光看待中日战争，对于东北抗联的报道有所涉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满洲北部及东北部，有武装全备之反抗满洲国的军队，他们在高丽及俄国边境，时常与日军有剧烈的冲突”[5]，使日军颇难解决。日本新闻协会编辑《米国新聞記者の見た日本と満洲》，(日本新聞協会，1935増補再版)里有美国记者关于东北抗联的原始报道。如“外国人满洲之旅的危险与战栗”，记者把中国东北匪贼分为四类，着重介绍了反满抗日具有爱国心的“匪贼”。“混沌的满洲”从另一侧面暴露了日本侵略东北是源于其对东北丰富物产的觊觎。李钟石(Chong-Sik Lee)和徐大肃(Suh Dae-Sook.)是欧美学界研究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学者，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对中国东北抗联的研究。如李钟石《满洲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利益》(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1922-1945，Berkeley：1983)一书介绍东北抗联、中共中央、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指出中苏关于东北抗联的分歧与矛盾。指出满洲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农民支持，在于他们的“模范行为”，就是这些部队与“中国其他武装人士的传统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满洲偏远地区的群众曾目睹了土匪、军阀部队，以及日本军队和满洲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这些人给农民带来的只是痛苦和侮辱。但有生以来第一回，农民碰到了不奸淫、劫掠的武装队伍。”[6]徐大肃《朝鲜共产主义文件：1919～1948年》(Document of Korean Communism 1918-1948.Prinston，1970)从朝鲜方面原始文件了解中国东北抗联状况。Anthony Coogan的文章《中国东北与抗日统一战线起源》(Northeast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Modern China，Vol.20，No.3，1994)阐述东北抗联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东北抗联内部的组织分散性以及同苏联之间的关系等。 其他国家：(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问题的重要资料，其中就有关于东北抗联的处置问题。 二、国外与东北抗联相关的史料及研究的意义 彭真同志在谈到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时曾这样说：“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活动也凸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东北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东北抗联在这里的对日作战最早，条件最艰苦，斗争时间长，是“最漫长的抵抗”，长达14年的抗战牵制了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在东三省就开始了，“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7]。可见东北抗联为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面回顾东北抗联历史研究，思考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是在国家层面上的资政性。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译介与公布国外东北抗联的原始资料与相关研究，更有力地说明了东北抗联以及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尤其日伪对东北抗联进行残酷“讨伐”的敌方原始资料之译介与公布，无异于对其罪行的自白，更是当今控诉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可借以敦促日本当今政府深刻反省其历史暴行和历史错误。毛泽东同志曾全面高度概括了抗战前后东北抗日力量的斗争历程及其历史贡献：“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8]当今，我们应传承“抗联精神”，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同时将东北抗联的历史精神与现代建设相结合，充分实现“以史鉴今”的应用价值。 二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拓展性。由于各国研究者的政治立场不同，研究方向与关注焦点亦各有所异，对问题的解释显然有很大差别。通过对海外东北抗联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的收集、整理与译介，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有利于了解各国研究角度、方法、热点等，开辟东北抗联研究新领域，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深度，丰富东北抗联史和抗日斗争史的研究，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形成会通式研究。韩国学者朴宣泠针对各国对中国东北义勇军的研究曾指出：“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东北义勇军问题涉及国际及国内各方政治势力，因而曾引起各方人士的研究兴趣，并有颇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不过，由于大体而言，中国大陆多将东北义勇军视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台湾则视东北义勇军为抗日爱国精神的表征，着重其民族主义的表现。苏联方面则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史的角度来解释，视东北义勇军为东方地区被压迫之民族受难抗争史的一部分。日本方面的研究强调东北地区为其殖民地。韩国方面则因东北邻接其国境，为朝鲜的主要移民地区，且为日据时期独立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故研究重点在朝鲜独立运动与东北地区的关系。”[9]实际上，整个东北抗联研究也是大致如此，形成不同历史观。我们应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吸收科学而正确的观点、方法等，以拓宽和丰富我国国内东北抗战史的研究。 三是在史料挖掘上的突破性。史料匮乏是造成国内抗联史研究产生重复、薄弱、空白的主要原因，而对国外有关东北抗联的新资料的挖掘与研究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如「满洲党竝抗联匪团关系文献集」(伪治安部警务司，1942年)就有日军捡拾或缴获的周保中、李敏焕、张中孚、马克正等抗联将士战时日记，这是中国国内都不曾有的珍贵资料。针对当今研究状况，有学者指出“最大的空白应属如何从日本侵略军的角度开展对东北抗联史的研究”[10]。比如抗联讨伐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研究，日军军事讨伐东北抗日力量的部署，日军对东北抗联使用毒气的研究等等。这些通过日方关于东北抗联的谍报(如在滿大日本帝國大使館警務部編纂「滿洲ニ於ケル中國及蘇聯共産黨用語彙輯：附録各種章程」等)以及当代研究论著(如山田豪一「満州における反満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等文)就能清晰了解。“由于所处环境极端恶劣，大部分领导人和战斗骨干牺牲，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抗战历史研究中文献记载较为单薄的一个领域。而从日本发现的史料，正可以作为敌人的证词，重现当年抗联的战斗历程。”[11]在东北抗联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8年中，对双方未能建立联系的原因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述尚少。这些通过苏联相关档案以及当代研究论著就能解决(如B.伊万诺夫的回忆录《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等)。我们还可以通过朝韩方面相关资料了解中朝协作抗日中的关系与作用，如李春善《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党及其“二重使命”》(《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8辑，2006年)等论文。希望研究者藉多方收集各国资料，以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来研究中国东北抗联历史，一方面，补正其以往研究的阙失；另一方面，还原其本来的历史地位与全貌。 三、对国外相关东北抗联史料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研究内容的国际相关性 东北抗日联军作为特殊的抗日力量，涉及多重复杂的国内国际关系。以抗联研究为“点”，抗联军队、国民党义勇军、日伪军的关系；抗联、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抗联、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军的关系等多重“线”上研究，交汇构成“反法西斯战争”这一“面”的研究。如(韩)金周溶《1940年代抗日武装团体的实相——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军、东北抗日军活动中心》、白政潤《‘周保中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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