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在我国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在西方社会理论界，他是继帕森斯之后唯一致力于庞大的理论建构、对诸多领域作深入思考的理论家。近二十年来，社会学理论逐步从纷争走向综合，哈贝马斯、吉登斯、亚历山大等都是这种综合取向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分别于1981年、1984年出版，他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较关注他后期理论，其实，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一贯性，从60年代初，“交往行动理论”已开始萌芽了。下面，试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形成过程作以分析。
一、“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公共领域”研究
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代表作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他分析了“公共领域”的起源、演变和解体，并把它引进社会批判哲学，哈贝马斯从此崭露头角，只是由于种种学术和政治的原因，他的这一著作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直到80年代末，《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被人们“发掘”出来，1989年第一个英译本问世。于此同时，英语世界还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研讨会。在此次讨论会上，哈贝马斯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重视，指出该书乃是其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他认为该书是他进入学术公共天地，建立自己学术空间和理论立场的开山之作，更是其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注：曹卫东：《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读书》1998年第6期，第87～94页。）。该书的汉译者曹卫东也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在于哈贝马斯“不但建立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注：曹卫东：《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读书》1998年第6期，第87～94页。）。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出现于19世纪，其原因是市场的扩张和个人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那时，各种公共讨论场所，如俱乐部、咖啡馆、杂志与报纸等，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提出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务；在那里他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而不必求助于传统习惯、教条以及强制力；在那里人们可以通过理智的辩论来解决观点的分歧”（注：（美）J·H·特纳著，范伟达主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页。）。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依赖理性，又吹毛求疵”（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哈贝马斯也探讨了公共领域的机制：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只有通过这种社会交往，私人才能构成公众，这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其次，公众的讨论应当限制在一般的问题上。即它们一般是可以理解的，是世俗化的。私人把作品（包括哲学作品、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等）当作商品来理解，“人们必须独自沿着相互合理沟通的道路去寻找，探讨和表述作品的意义，这样于不言之中同样也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第三，使文化具有商品形式，进而使之彻底作为一种可供讨论的文化。通过这样一种相似的过程，公众就“根本不会处于封闭状态”（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哈贝马斯也认为，在公共领域内，有些人既是“公众的代言人”，也是“公众的教育者”（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因为真理的判断应当在讨论中得出，真理表现为一个启蒙过程，因为部分公众可能比其他人更进一步。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是通过人们的交往，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中人们认可了政治秩序的价值。
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出现如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公共领域”。虽然在近代出现过茶馆和戏园等公共场所，但它们与西方的沙龙相去甚远，因为在沙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贵族精神。西方社会是契约的社会，在沙龙等公共领域内，西方人谈论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切社会问题，他们探求真理，寻求解放。而中国社会则不然，中国社会是在宗法关系的土壤上生长出的私民社会，在其中，人们没有社会契约，只是遵循血缘关系，人们之间也不存在契约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承担问题。因此，在茶馆与戏园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自然属性，是一种享受乐趣、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喝茶看戏的人，在茶馆、戏园中是彼此冷漠、隔离的，即使偶尔发生“沟通”，也讲的只是一种道理语言，讲的是尊卑之道理，伦常之道理。例如，近代江南乡镇的茶馆，人们在其中的交往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教化性和庸俗性（注：朱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52～59页。）。各级茶客，分流入坐，不会混杂。茶客们所谈和所欣赏的说唱剧目，其主旨不外是僵硬的纲常伦理。他们的活动更多的是赌博等庸俗活动。因此，茶馆、戏园等名为公共场所，却不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群体的分化，中国的社会发育程度逐步提高，“公共领域”有了生长发育的基础，已经开始逐渐成长起来，但仍很脆弱，离成熟尚远。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在当代发生的重大转型作了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商业化原则的盛行，公共领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国家日益干预经济，使得经济系统不再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而存在。第二，公共领域受到商业化原则的侵蚀。商业化、功利主义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渗透中，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把追求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大众文化变得低级庸俗。第三，技术统治意识的扩张压制了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国家力图把各种政治问题限定为只能由专家来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反对交由公众去讨论和争论，公共领域日趋衰落。哈贝马斯在接受英国《新左冀评论》记者采访时认为，“五十年代后期以来，自由主义的形式——通过读书、思考、互通信息而形成的舆论形式——在公共领域的解体趋势不断加剧，电子化宣传工具所起的作用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形象日益代替了语言，广告、政治活动、娱乐、信息在日益混合。我们大都市中心所炫耀的外表，实际上以一种嘲讽的方式吸收了超现实主义的因素。整形术掩饰着文明的垃圾堆，生活的实质熔化成了自我陶醉，使所有有个性的东西丧失殆尽，都变成了老套子”（注：朱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52～59页。）。哈贝马斯也探讨了现代社会上述趋势的严重后果：第一，它使国家成为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的中心，国家所承受的来自民众的压力空前增大；第二，它使大众文化失去了阐明社会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作用，人们因此变得孤独、冷漠而出现了“动机危机”；第三，由于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政治子系统失去其合法性基础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注：阎克文译：《哈贝马斯谈哲学、社会历史及政治》，《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50～54页。）。哈贝马斯认为造成上述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因此，他把社会批判的匕首投向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技术。
二、交往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批判
我们在谈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时，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简单地把它归咎于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用，而不是去深入分析科学技术理性本身，没有看到“工具理性”本身的二律背反。因为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同时，其数字化、程序化、抽象性和机械性又会渗透于社会结构的其他领域，不仅使实用、功利和效率等成为压倒其他社会要求（如伦理与美学要求）的标准；而且，这些工具主义特征也会塑造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的观念，成为人的异化的祸根。因此，研究分析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对我们克服这种意识形态式的简单论不无帮助。
哈贝马斯在《知识与兴趣》（1968年）和《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年）两书中，分析了知识的理论体系，以图为批判理论精心构造一个框架。他建立了这样一个理想类型，认为人有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与此相应，知识也有三类：经验分析型知识、历史解释型知识和批判型知识。由于对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过分崇拜，使得历史解释性知识和批判型知识“被经验分析型知识体系或者说是科学逐出了自己的地盘”（注：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67～81页。）。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的发达社会中，技术的兴趣所创造的成果——技术，已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了不幸和灾难；人们的实践兴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阻挠和破坏，人们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受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控制。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解放的兴趣所指导的批判的社会科学，才能使广大阶层和社会摆脱人际关系紧张等困境。这样，哈贝马斯就确立了自己社会批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是批判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类的控制，而他的讨论又是以批评“实证主义”为起点的。实证论有两个基本假设：首先，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认为事实陈述可以透过没有价值介入的纯感官的触觉而被客观验证。实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哈贝马斯批评这种“科学主义”，认为实证论放弃了认识论，只强调经验事实的证实，而放弃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是用“科学论”代替了“认识论”。同时，哈贝马斯也批评实证论的“科学政治观”，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现代政治里所特别强调的专家意见或专家统治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中，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作了不同于马尔库塞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已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过，统治的这种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因为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小’，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注：（美）J·H·特纳著，范伟达主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蕴藏着“反思力量产生的根源”，但技术统治的意识则“是不太可能受到反思攻击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所表达的不再是‘美好生活’的设想”。而且，“毫无疑问，无论是新的意识形态，还是旧的意识形态，都是用来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的”（注：哈贝马斯著，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性：一是操纵性。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它的控制。二是直接性。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较之其他意识形态要直接得多。三是辩护性。科学技术为现状和为不义行为作辩护的功能，远甚于其它意识形态，它对人的统治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作出反思。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排除实践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其途径是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或者说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抬高技术问题与排除实践问题意味着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这样，人们变得“明哲保身”，丧失政治意识。哈贝马斯认为，政府的宗旨是“排除功能失调和避免威胁制度的危险，换句话说，它的宗旨不是实现实践目标，而是解决技术问题”（注：哈贝马斯著，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
哈贝马斯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1970年）中，把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交往行为”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注：向德平著：《科学的社会价值》，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照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交往行动”越来越不合理。现代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今天，中国所奉行的科学技术政策也早已出现过分“合理化”的现象，社会在向着一个单面的方向发展。因为科学技术的滥用，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协调，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另外，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导致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和科学技术至上论。这样，人类文明就走向单一的科学技术理性化的死胡同。还有，不发达国家由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引进，结果造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更为不幸的是不发达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逐渐消失。这些方面在中国的表现都已很突出。就科学技术内部而言，当工具理性的实用性、应用性被强调到极端时，科学的怀疑精神、超功利的求真精神就会被纯功利的技术至上所淹没。中国早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表面上已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仅仅是将科学技术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增强国力、教化人心的手段与工具，看中的是科学技术的实际效益和社会作用。这种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经过意识形态化，已成为国家的意志，从而大大加强了科学功利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但是，科学技术在中国尽管被如此看重，真正作为科学的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却并未在中国生根。中国的传统学术观是“经世致用”。在中国，“学”与“术”，“科学”与“技术”是不分家的。梁启超在《学与术》（1911年）一文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注：转引自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6页。）。学与术连用，术成了学的目的。同样，科学是“为求真理而认识”，技术则是“为求实果而认识”，只有在中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度里，才能将两个词混淆、连用，称之为“科技”，这样，科学依靠的求真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失落。其实，中国一直就未曾突破“实用理性”的科学观，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所理解和向往的西方科学中，科学的成分少，而技术的成分多。这种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观，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至上地位已使中国处于困惑状态：一方面，科学的启蒙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不培养独立思考和求真的科学精神，各种“伪科学”和用几个科学技术名词点缀的邪教就会乘虚而入，蒙蔽国人。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的科学技术统治已使国人溺陷于庸碌的生活世界：学习实用技术为捞票子、搞房子、买位子，大众话语系统里充斥的是金钱、房子诸如此类，人际交往套上功利的枷锁。人们大都变得“明哲保身”，丧失政治意志。即使在学者之间，也难以展开如西方那种沙龙式的对话，彼此冷漠、不理解，缺乏欣赏的眼光，沟通的土壤少至又少，“交往理性”失落无余，道德、信仰出现真空。
三、医治现代社会的处方——重建“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批判盲目的科学技术乐观主义，但他的批判却又不同于技术悲观主义，从卢梭、20世纪人文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最终都走向悲观主义，他们对未来的忧虑胜过对未来的希望，对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更多地带有乌托邦色彩，均有抛弃现代科学技术的倾向。他们对未来社会开处方时，孤独的个体仍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个体间的交往则被忽视。科学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理性的独断把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纯粹工具式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物为人所用，是为了改善人的物质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也呈现着一样的道理。哈贝马斯同意以上看法，但他也指出，现代社会批判者同韦伯一样，采取的是一种单向的理解模式去理解现代社会的症候。哈贝马斯认为，由这一角度或模式研究或检视西方理性化的过程，是看不到人类其实有另一条可能的出路，看不到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做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沟通作起点（注：转引自吴海江：《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3期，第71～75页。）。因此，现代社会虽然产生了科学技术理性的独断，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解放之可能性。
在《交往行动理论》（1981年）中，哈贝马斯认为，要化解科学技术统治而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就必须要重返“公共领域”，弘扬“交往理性”，实现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的基础。系统世界是指社会运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过程，它遵循的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人们在系统世界里受这一逻辑的支配。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个方面，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是交往行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促成了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现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源之一就是系统世界日益侵蚀生活世界，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了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其结果是社会的整合、人格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哈贝马斯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还主张使交往行为及其所遵循的原则扩展到系统世界的领域中去，使人们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注：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其主要内容是语言交往、语言理解，其意义在于带来意见的一致。哈贝马斯认为，19世纪以来，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开始了向语言学的转向，由此建立的命题语义学本质上是一种对命题形式的分析，它撇开了言语环境，也撇开了言语者的需求、愿望、态度。语义学的这种抽象实际上是牺牲了主体。哈贝马斯认为他所创建的“普遍语用学”不失为一条走出困境的途径。普遍语用学是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话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他们如何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学说，它不是去表现说话者完成语法句子的能力，而是表现说话者所具有的交往能力。哈贝马斯认为普遍语用学使语言学重新赢得了已失去的主体的个别性和创造性（注：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67～81页。）。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策略和化解社会危机的构想也许更适合中国的现实。中国还是落后国家，我们不能持科学悲观主义的论调，不能搞罗马俱乐部所谓的“零增长”，我们必须要发展科学技术，尤其要下功夫培育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持科学技术乐观主义的高调。因为正在追赶现代化的中国，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已走到了对立的两极，环境与发展、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矛盾，在我国已经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严峻。我们已被技术化社会的光环所笼罩，正在滑向失去生活指向的边缘。因此，在发扬工具理性，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同时，应认识到财富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只有“生活世界”才是人们最终的精神家园。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关注，应是我们加以高度重视的重要方面。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遭致批评，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在争夺各自利益的社会，哈贝马斯所构造的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对此，哈贝马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不但适用于个体，“同样也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注：参见艾四林：《哈贝马斯论后形而上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6～10页。）。尽管现实尚未完全支持交往行为理论，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一种理论观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它就会顽强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无论遇到的障碍有多大，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注：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4期，第106～111页。）也许，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对我们会更有启发：如果我们不追求那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就会连可能的东西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