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泊尔论文,探析论文,西藏论文,危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29.355+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2)02-0135-13
由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同尼泊尔的关系是西藏地方重要的外部关系之一。清季两次廓尔喀战争(1788—1789、1790—1792)，尤其是后一次战争的胜利、《钦定善后二十九条章程》的制定和实施，使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交往得到规范化，保障了西藏的利益，长期维护了边境的和平。第三次尼泊尔与西藏地方的战争(1855—1856)发生在清帝国内忧外患交叠而来的时刻，战后签订的协定即“1856年藏尼条约”，从西藏方面看，是极不平等的，对其后的藏尼关系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①进入20世纪，由于藏尼间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贸易纠纷等问题不断累积，1930年初，双方关系几乎又一次到达战争边缘，这可以说是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严重危机，所幸得以和平解决。
这场危机牵涉中国(包括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②)、尼泊尔、英印政府等不同主体，可惜已公布的相关藏汉文原始档案不多。③英印档案④和尼泊尔档案⑤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为英、美、尼等国学者引用。
一
为了详细说明这场危机，需要上溯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及藏尼关系的概貌：19世纪中后期以来，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激烈的大角逐。到20世纪初，西藏地方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英国通过两次侵藏战争及“1904年拉萨条约”、“1914年英藏贸易条例”等条约的签订，逐步加强了自身对西藏地方的影响力。直接连接印度与西藏地方的帕里路线开通后，尼泊尔逐渐失去了原先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所处的垄断地位，而西藏地方政府也试图消除“1856年藏尼条约”中尼泊尔人所获得的贸易及政治特权，因此在20世纪前30年里双方摩擦不断，为1930年藏尼关系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1924年西藏发生“亲英军人集团阴谋夺权事件”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抑制英国在西藏的势力，削弱亲英军人集团，关闭江孜英文学校，由此西藏地方与英印政府处于疏远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出现了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和较为有力的中央政府。此时正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声誉日隆，派出代表前往南京祝贺，并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国民政府也希望借助班禅的声望增加对西藏的影响力，支持班禅方面在北京、青海等地设立办公处。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则由于试办近代工业、扩编藏军等改革措施的实行，尤其是藏军与川滇、甘青等内地军阀的连年混战等原因，面临着严重的财政与经济困难。这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放弃部分改革计划，也促使达赖喇嘛决定主动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西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向南京方面释出善意，换取蒋介石政府运用其对西南中国军阀的影响力，化解川藏边界长期以来的紧张状态”，减轻西藏方面的军事压力，也“亟盼藉由汉藏政治关系的改善，促成西藏的羊毛、皮货、药材等货品销售至中国内地广大的市场”⑥，以利于摆脱财政窘困状况。1928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
)到南京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介石遂于1929年1月托罗桑巴桑给达赖喇嘛带去了国民政府致西藏地方的第一份官方函件。1929年7月，刘曼卿以行政院文官处书记职衔，带着文官处处长古应芬的信函入藏，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蒙藏会议。她从南京出发，经康区前往西藏，于1930年3月1日抵达拉萨。⑦1929年8、9月，达赖喇嘛再次派遣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
)、楚臣丹增(
)等人前往太原、南京等地，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阎锡山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见面，声明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班禅离藏非达赖喇嘛所迫等事。1929年11月，贡觉仲尼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由北京起程，经由海路入藏，于1930年2月中旬抵达拉萨。正如英国学者兰姆(A.Lamb)所言“一个持续多年的，拉萨与南京(后来的重庆)之间的商谈已经建立起来，英国无法打断它”。⑧为了抑制南京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改变英国与西藏关系的低落状态，英国驻锡金政治官(The Political 0fficer in Sikkim)维尔(Col.Leslie Weir)于192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希望到拉萨访问，7月20日维尔收到达赖喇嘛来信，信中表示不希望维尔在此年内访问拉萨。⑨而次年1930年，藏尼间爆发了一场争执，双方几乎兵戎相见，英国派出莱登拉(Laden La)⑩前往拉萨斡旋，却为英印政府恢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从以上叙述中可见1930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西藏地方政府、尼泊尔政府与英印政府各方面的利益错综交互，每一方面的行动都影响到其他三方面。藏尼危机就是在这复杂的局势中出现的。
二
国内外研究者对藏尼危机曾有或简或繁的记述：
1、《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记到：藏历土蛇年(1929)，因达赖喇嘛下令尼泊尔商人缴纳税款，致肇藏尼双方之争端，请求英国出面居中斡旋。(11)《西藏史地大纲》对纠纷起因的记述与年谱相似：“尼泊尔人在西藏经营，藏中所用之米布洋货等物，大半由尼商运销，向来习惯，尼人在藏经商有不纳任何捐税之规定。民国十八年(1929)达赖因财政困难，令侨藏尼民，照通例纳税捐，遂起抗税风潮，达赖为震慑起见，曾拘捕一人，后该犯乘隙逃脱，避入格布丹公署(即尼国驻藏领事馆)，以图幸免；旋为达赖所知，当即派兵前往拘获，执行枪决，藏尼纠纷遂起。”(12)如此看来，西藏地方政府向尼泊尔商人征税引起的“抗税风潮”，是引发藏尼危机爆发的可能因素之一，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关此次抗税风潮的详细记载。“1856年藏尼条约”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不向尼泊尔商人征税。到1920年代，这个不平等条约已执行了近7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新政后，西藏地方的实力有所增强。面对改革引发的财政困难，西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向尼商征税增加收入，继而改变与尼泊尔交往中的不利地位等政策意图是可以想见的。
2、夏格巴·旺曲德典(
)的《藏区政治史》(
)(13)，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在藏尼泊尔人依恃“1856年藏尼条约”获得的特权，不遵禁令，以黑市交易烟草而引发的矛盾。此外，他还明确提出了纠纷升级的导火索，即为了逮捕违反禁令的商人杰波(
)，西藏地方派出警察进入尼泊尔代表驻地，激化了双方矛盾。
3、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概要》(Tibetan Precis)记道：“1929年秋，一个叫杰波夏尔巴(Gyalpo Sherpa)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并躲进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避难，他自称是尼泊尔臣民。18个月前他被西藏政府逮捕并投进了监狱……他利用自称尼泊尔籍人和尼泊尔官员的庇护，从事烟草买卖和西藏当局反对的其他活动。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西藏当局得知他实际上是西藏人。当西藏政府知道他在尼泊尔代表处之后，要求将他交出，这显然遭到了拒绝；一群西藏士兵在龙夏(
)的指挥下闯进了尼泊尔代表处，强行逮捕了杰波。尼泊尔王(the Maharaja of Nepal)向西藏的司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道歉和交出杰波。西藏的司伦说他们有正当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杰波第二次被捕后受严厉的鞭打致死，事态随之恶化。这个意外事件被尼泊尔人视为严重的侮辱，藏尼间原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几乎破裂的边缘。”(14)戈尔斯坦(M.C.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15)和兰姆(A.Lamb)的《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年英帝国外交史》对事件的记述与黎吉生书基本相似，兰姆还利用英印档案补充了第二次逮捕杰波的日期等细节(16)。这样的记述反映了西方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强调藏尼危机爆发由双方矛盾引发，即西藏地方政府派军警强行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驻地进行逮捕，违背了“1856年藏尼条约”和国际法公约，所以“尼泊尔人以战争相威胁，而西藏也派出军队严阵以待”。(17)黎吉生在书中还提到，危机引发了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很大的焦虑，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他们决定派遣莱登拉前往拉萨，给达赖喇嘛带去外交秘书和政治官的私人信件，建议达赖喇嘛亲自处理这件事，以使事情有个好结果。黎吉生还认为此时“西藏政府方面已经有采取和解态度的些微迹象。这可能是因为西藏意识到尼泊尔是认真的，担心我们会支持尼泊尔，并试图避免我们的干预，也可能是认识到西藏内部存在着不安和不满的舆论”(18)。不难看出，在藏尼纠纷之初，英印政府就进行干预，向西藏方面施加压力。而黎吉生所言之西藏担心英印会支持尼泊尔并非空穴来风，英印方面确有以尼压藏的策略，有关内容详见后文。
4、尼泊尔学者乌普热提所著的《藏尼关系1850—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一书，依据尼泊尔政府档案等资料，补充了事件发生时间等细节(19)。
上文所引著作对事件的记述略有出入，总的看来，兰姆和乌普热提因使用了英印档案和尼泊尔档案，对事件的记述较为完整，可信度较高。结合已有的资料，藏尼纠纷爆发的起因大致是：杰波出生于西藏，后来他来到尼泊尔并娶了一位尼泊尔的夏尔巴人(
)为妻。夫妇俩在拉萨做生意，但他们不遵守西藏地方政府禁令，从事烟草买卖，并为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秘密提供情报。西藏地方政府以他出生于西藏，是西藏人，没有豁免权，于1928年1月将他逮捕。被关押了19个月后，杰波于1929年8月逃出了监狱，躲进了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驻地，声称自己是尼泊尔臣民，寻求庇护。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尼泊尔贸易代表交出杰波，但尼方代表坚称杰波的身份尚未确定，拒绝将其交出。8月25日，西藏地方政府在龙夏指挥下，派警察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驻地，强行拘捕了杰波。尼泊尔认为西藏地方当局的做法违反了“1856年藏尼条约”，要求西藏地方政府道歉，而西藏方面拒绝道歉，纠纷升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边界上的人：S.W.莱登拉(1876—1986)的生平及他在大吉岭和西藏的岁月》(以下简称《莱登拉传》)一书。此传记由莱登拉的孙女德吉拉德(Deki Rhodes)及其丈夫尼古拉斯(Nicholas)所著，其中涉及藏尼纠纷及1930年莱登拉奉英印政府派遣入藏调解的详细过程。传主生平大致如下：莱登拉(Sonam Wangfel Laden La，索南·旺菲·莱登拉，也译莱顿纳、莱登劳，旧译连颠、联典(20))，1876年出生于锡金一个菩提亚喇嘛(Bhotia lama)家庭，他家也是该地区的小领主。他是大吉岭地区第一个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同时，也广泛学习了锡金的藏文化。在顺利完成学业后，莱登拉成为了第一位由当地人担任的、大吉岭地区皇家警察局的警官。1903年12月至1904年12月，莱登拉加入了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西藏使团”，担任春丕谷副官沃什(E.H.C.Walsh)的助手。1905年11月至1906年1月，莱登拉受派作为翻译和联络官，陪同来印的九世班禅一行参观了印度许多佛教圣地，会见了印度总督敏托(The Viceroy Lord Minto)及英国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ales，later George V)。1910年达赖喇嘛到印度，莱登拉受派作为联络官全程陪同。1912年他曾受派前往西藏参与促使前清驻藏军队撤出拉萨的谈判，但止于途中；1913年他全程陪同西藏首次派遣的四位贵族子弟到英国学习。1920年11月至1921年10月，他陪同锡金政治官查贝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访问拉萨。1923年9月至1924年10月，他受派为拉萨当局组建警察部队。1930年2月至5月他受派前往拉萨解决藏尼纠纷。1930年8月他又陪同锡金政治官维尔访问拉萨。除了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外，莱登拉也是锡金菩提亚人(Bhutia)社区及整个山地人社区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大吉岭的社区事务。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把很多时间和财产都用来支持当地的佛教寺院和当地的社会事务。1936年12月逝于噶伦堡。(21)
关于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向西藏地方抗议，力言杰波夏尔巴是尼泊尔人，而西藏方面则认为他是西藏人，对此抗议置之不理的问题，《莱登拉传》补充了更多有关杰波身份的资料：“杰波夏尔巴出生在西藏的裴茹(Phe-ruk)(22)，幼年时他来到尼泊尔的夏康布(Shar-Kham-bu)(23)，10年后成为了一名尼泊尔臣民(24)。1912年他来到西藏，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很多抢劫得来的中国珍宝，并转卖给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珀西·布朗先生(Mr.Percy Brown)，以此发家致富。他成为了尼泊尔驻拉萨代表(the Nepali Representative of Lhasa)拉尔·巴哈杜尔上尉(Capt，Lal Bahadur)最好的朋友，后者宣布他为尼泊尔臣民。他在拉萨以商人的身份开了一个商店，主要经营珍珠、珊瑚、绿松石和丝绸等。1928年，杰波被指控在拉萨为尼泊尔人收集情报。他向尼泊尔使馆寻求避难，因此尼泊尔代表拒绝把他交给西藏政府。”(25)以上信息印证了兰姆所说“杰波夏尔巴的身份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一语。不得不承认，抓捕杰波夏尔巴是藏尼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但随着英印政府的介入，藏尼纠纷不断升级，甚至发展到几乎兵戎相见的地步，则与杰波的身份问题不再有必然联系，而是地缘政治中各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结果。诚如学者所言，杰波的“国籍问题逐渐置身于幕后，或最多处于次要位置”，随着他在西藏的监狱里死去，他的“国籍问题只不过是历史学家以及国际法研究者的问题而已”(26)。
此外，《莱登拉传》对西藏地方军警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抓捕杰波夏尔巴的过程也有详细记述：那一日，龙夏似乎向贡培拉(27)征询了意见并获得了达赖喇嘛的命令。在没有通知伦钦和噶伦的情况下，龙夏带着大约300名士兵和100名警察前往尼泊尔代表处，同行的还有3位名叫朵喀赛、拉定赛(28)和玉如贡的警官。警官和警察们包围了使馆，龙厦亲自爬到一个离代表处较近的房屋顶上，指挥各项行动。夏尔巴人杰波当即爬到了代表处的屋顶上并挪开了梯子(29)，当他正与警官们争辩时，一个警察小队长带着几个人用梯子爬上了屋顶抓住了他，而他则牢牢抓住旗杆。(30)“对如此冒犯外交豁免权，尼泊尔人非常愤怒，并要求道歉。于是，诺布顿珠(
)被(英印政府)派往拉萨平息此事，但他没能说服西藏政府作出令尼泊尔人满意的道歉。尼泊尔人的耐心非常有限，他们开始把军队调到边界附近，为进攻做准备。德里当局(英印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派遣莱登拉直接前往拉萨进行调解”(31)。
三
与国外学者不同，中国方面在最初的反应中更加强调藏尼纠纷升级的外部因素，即藏尼纠纷之所以发展到将以战争方式解决，主要由于英印政府的挑拨，使藏尼交恶，以坐收渔人之利。这样的观点可追溯到1930年3月纠纷升级时“全亚细亚联盟理事长”黄攻素给蒙藏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他断言：“此举纯属英人从中挑拨所致”，尼泊尔“对于印度革命党袒庇甚力”，“英人欲和缓印度革命，故挑拨尼泊尔向西藏侵略，使尼藏交恶，英人可收渔人之利。以华藏之兵与尼泊尔战，则尼泊尔必转向英国表示同情”，“英人对于藏尼援助印度革命之尤[忧]可无虞矣”。(32)1931年出版的《西藏交涉纪要》的编著者陆兴祺也提到：“英人唆使廓人分道侵藏，并允其假道哲境”。黄攻素、陆兴祺等人的言论发表于事件发生后不久，其后诸多史家都接受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藏尼纠纷加剧主要归因于英印政府挑拨，在此不一一列举。利用英印及尼泊尔档案进行的研究也表明，英印政府很可能利用了杰波事件所带有的“国际味”，推动了藏尼纠纷升级。乌普热提写道：“一份英文的‘副官记录’(Aide Memoire)清楚地暗示了这种新的发展，它宣称西藏人强行进入尼泊尔使馆是一项第一等的国际犯罪，违反了国际法。英印政府认为虽然双方都有对和错，但西藏负有更大的责任。英印政府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中，也要求西藏精神领袖承担整个事件的责任，承认他们对和平的神圣利益犯下的错误。”(33)这与前述黎吉生书所记内容相符，表明英印政府站在尼泊尔一边，并利用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侵犯治外法权和违背国际法”等理由，向西藏方面施压，推动危机升级。1930年2月，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随行人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件报告，记录了班禅喇嘛驻印度通讯处调查所得的尼泊尔在1929年末、1930年初备战详情：尼泊尔新成立之军队计24000人，所有士兵原系印度军队中尼籍现役军人，经该国与印度交涉索回者；军用骡马牛等，由英国供给2000头；军装方面，已由英领印度购到55万套；所有弹械，现已运到尼印交界之比尔西拉加地方。(34)值得注意的是，黎吉生在《西藏概要》中所记藏尼危机发生后，英印政府对藏尼双方武器方面的要求采取的不同态度：“双方都在继续做战争准备，英印政府左右为难，因为对竞争双方都曾承诺为其提供武器。西藏政府要求提供一批查尔斯·贝尔爵士使团在拉萨时所承诺的武器，由于他们未按时交付前一批武器的款项，另外，考虑到他们与尼泊尔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西藏政府的要求未被批准。但是英印政府认为，根据与尼泊尔的新条约，我们必须为其提供政府需要的武器等。英国政府回复，考虑到我们在世界裁军行动中的领导地位，我们经不起因此次危机为尼方提供武器而招惹外国的严厉批评”(35)。其实英印政府已经输送武器给尼方，黎吉生所云只是撇清而已。虽然黎氏试图掩盖英印政府为尼泊尔提供武器的事实，却不得不道出，在藏尼关系紧张时，英印政府在卖军火一事上，以履行条约为辞支持尼方，而以西藏未按期付款为由拒绝卖武器给西藏的史实。不久后，1930年康藏战争爆发，英印政府不再以欠款为由，连续3年向西藏提供大批武器(36)，帮助其扩大战事。不难看出，英印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利用藏尼纠纷，唆使尼泊尔进犯西藏；时而又积极协助西藏在康区进攻川边军队，目的都是为了加强自身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此外，班禅方面的情报人员从印度收集来的、有关英印政府帮助尼泊尔备战情形的报告，看来大体可信。(37)
除研究者的不同记述外，当时面临事态的重要政治人物也由于立场、目的不同，对藏尼危机的发生作出大不相同的反应。1930年2月，中央政府派出的赴藏慰问专员、西藏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从江孜发给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的电报说：“此事之发生，乃尼泊尔妒忌中国与西藏之和好。余暂留此所，祈向中央请示对付方针”。(38)这从侧面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加强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联系，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有所增强的事实。1940年2月，贡觉仲尼曾对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孔庆宗说：“当英人指使尼军犯藏时，达赖佛极为镇静，不谋于众，独自决策。他用我的名义写一电稿，令我亲送至江孜英政府所设置的电台，以明码拍至南京友人转报此事于政府。他采用这个方式，意在使英籍电员视作要电，密报英国当局，就会发生作用。我即日遵办，后来果收息事之效。”(39)贡觉仲尼在10年后宣称，当年通过谢国梁向中央报告藏尼危机，是按照达赖喇嘛旨意行事。由于目前刊印的资料在电文发出的时间与贡觉仲尼抵达拉萨时间等方面有不符之处，因而，尚无法判断是否属实。已刊印的档案中，对贡觉仲尼抵达拉萨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录，一是贡觉仲尼致函在北京的楚臣丹增，再由楚臣报告蒙藏委员会：“于一月十六日行抵西藏拉萨，当日达赖佛命西藏文武官员率领马步军队到坚赞鲁顶迎接……于一月十九日谒见达赖佛”(40)，另一记录是贡觉仲尼本人给阎锡山的函电中记道“仲尼于国历二月十六日安抵拉萨”(41)。公历2月16日换算为藏历是一月十八日。(42)同时，谢国梁2月17日呈阎锡山条陈明确记道“本月十六日接棍却仲尼由江孜等电”(43)，而《谢国梁入藏记》附录“赴藏慰问专员贡觉仲尼为藏尼发生战事告急电”末尾记有“于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发”(44)。综合考虑，可能“于八”应为“一十八”，该电发出日期为藏历一月十八日(2月16日)，即贡觉仲尼抵达拉萨当日。1920年代中期，拉萨到江孜已直通电报。可能达赖喇嘛拟写好电文后，当日交由贡觉仲尼发送。另一种解释是，这份电文可能就是贡觉仲尼本人在未抵达拉萨前发出的。当时他作为中央政府特派专员，希望了解中央政府对藏尼危机的态度，若得到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回复，在藏尼关系危急时刻回到拉萨的他，其作用及影响力将大大增加。考虑到他与孔庆宗谈话的时间是在事件发生10年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已圆寂多年，贡觉仲尼将电文发出归结为受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令并非全无可能。此外，早在1930年1月贡觉仲尼抵达印度噶伦堡时，就曾收到达赖喇嘛的电报“抵靖西一带时，随即电呈”(45)，要求贡觉仲尼进入藏境就立即发电报给拉萨，假如达赖喇嘛又一次命令贡觉仲尼在江孜发电给国民政府，则以上解读也可成立，但需要有更多档案资料加以证实。
当时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对藏尼爆发危机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说达赖喇嘛“强占后藏，对西藏各地横征暴敛，虐待商民，而尼泊尔在西藏之商人为数颇多，亦被蹂躏，尼政府遂不满于达赖。最近三四年达赖复变本加厉，迭次侵入尼泊尔境界，据其地为己有，以致酿成战端”(46)，并报告说尼泊尔派军67000人开赴藏边吉隆等6处，“达赖所领藏军不过两万，内外援绝，其势必败”，“拟请明令遣派敝佛返藏应援”，“拟请发给马步枪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发)”，“拟请特派大员一员随军前往襄理一切”(47)。兰姆也提到，同一时期九世班禅曾派人与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官维尔等联系，希望获得英印政府武器支援以反抗西藏地方政府。(48)这不免令人猜测“返藏应援”是九世班禅及随行人员试图利用藏尼纠纷这一契机实现返藏所做的一次徒劳的努力。
九世班禅方面的报告提到了藏尼间边界问题的存在，一连串无法解决的边界争端也是藏尼爆发危机的源头之一。正如尼泊尔学者乌普热提所言，自远古时代起，边界纠纷就是尼藏关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从中世纪开始的聂拉木、济咙之争，到19世纪末开始的图丹(Thutam)之争，边境争端一直是尼藏关系持续不断的烦恼来源。(49)
四
《莱登拉传》记述了1930年莱登拉受英印政府派遣入藏的经过，补充了以往著述较少涉及的藏尼危机的解决过程。
传记首先记述了莱登拉前往拉萨的经过：大约在1930年1月中旬，莱登拉接受了英印政府指派。1月12日的一份英印档案写道：“我们意识到这是让莱登拉承担一个重大的任务，然而西藏人肯定不会接受一个英国官员，我们只能尽力而为”(50)。1月21日，莱登拉秘密离开了大吉岭，先到噶伦堡面晤了锡金政治官维尔，与他商讨此行的任务，接着前往甘托克。1月24日，莱登拉一行从甘托克出发，前往西藏。2月2日，抵达江孜英国商务代表处(the Gyantse Trade Agency)。英印政府认为，在尼泊尔未收到来自西藏政府的最新信函之前，莱登拉先不到拉萨为好，所以建议他在江孜休整几天。2月8日，他继续前进，于2月13日渡过雅鲁藏布江(the Rivet Tsangbo)，抵达曲水(Chushul)。他又接到英印政府指令不要在2月16日之前到达拉萨(51)，所以在此休整一天。2月15日，莱登拉在途中遇到了前往边界阻止尼泊尔人入侵的约200名来自拉萨的西藏士兵，他们携带着大约1000支来复枪和25箱弹药。他还与这群士兵的指挥官如本吉苏(Rupon Kyi-sur?)(52)进行了交谈。莱登拉已感觉到局势非常危急，但他并没有为了平息纠纷而风雨兼程、快速行动，而是遵从英印政府的命令，停停走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印政府派莱登拉前往拉萨，不只为了平息藏尼纠纷，还有其他的任务。A.K.J.森格(A.K.J.Singh)在《喜马拉雅三角：1765—1950年英属印度与西藏、锡金、不丹间关系的历史概览》一书中提到，此时英印派遣莱登拉赴藏的目的之一，是设法使西藏方面推迟派代表前往南京。森格说，两位南京政府的使者贡觉仲尼和刘曼卿带来的信件据说都向西藏表达了友谊，即建议西藏地方加入国民政府，并邀请西藏方面派代表访问南京(53)，而且有传闻说达赖喇嘛已经接受了邀请，并为派出代表安排了资金。(54)莱登拉报告说，在一次与达赖喇嘛面谈时，他向其指出，一旦西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西藏就有失去自身独立性的危险。(55)刘曼卿也认为，莱登拉抵达拉萨后曾试图阻止西藏地方派代表前往南京，但未得逞。(56)由此可见，莱登拉前往拉萨并不只是为了平息藏尼纠纷，因他此行正值1929年以来国民政府积极联络西藏地方，双方联系有所增强；相比之下，1925年以来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陷入长期的低潮状态。因而，阻止西藏与南京方面接近，挽回英印的颓势就成了莱登拉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对莱登拉到拉萨后做了什么及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如何解除等问题，传记也有较详细的记录：2月16日莱登拉到达拉萨。(57)在礼仪允许的范围内，达赖喇嘛于2月19日首次接见了他。“显然达赖喇嘛非常希望尽快同他讨论相关事宜，绕过噶厦和龙夏，直接与他交涉。”(58)莱登拉努力说服达赖喇嘛，使其同意向尼泊尔政府郑重道歉，告之这是最好的选择。2月21日，他又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更正式的长谈，他在日记中记道：“……与达赖喇嘛谈了3小时5分”。贝尔也曾提到，莱登拉曾写信告诉他：“达赖喇嘛对我说，‘伦钦贝尔走后，我吃了不少苦头’。他视我为你的遗风的最后一名幸存者，对我谈话，十分坦率”(59)。无论莱登拉所言是否属实，这至少表明当时达赖喇嘛并不希望真正与尼泊尔刀枪相见，也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也是藏尼危机得以和平解决的前提之一。
按照西藏地方惯例，外来的官方使者到达拉萨，在得到达赖喇嘛接见后，才能拜访西藏地方的其他僧俗上层。2月22日，莱登拉首先拜访了他的老朋友噶伦擦绒(Tsarong Shape)。早在1923年莱登拉受英印政府指派到拉萨为西藏建立警察部队时，就与时任藏军总司令的擦绒结成了密切关系。1924年擦绒违反达赖喇嘛禁用酷刑的命令处罚士兵致死事件，激化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莱登拉等召集藏军军官在其家中集会，商讨联名呈递请愿书要求达赖喇嘛赋予擦绒管理军队等更多权力，由此引发“亲英军人集团企图夺取达赖喇嘛政权阴谋”等事件，迫使莱登拉离藏返印，而显赫一时的擦绒也失去了达赖喇嘛的信任，逐渐疏离于政治权力核心。对于多年后的重晤，莱登拉记道：“一次长谈。他看上去变了一个人——可能是病痛的原因”，反映出擦绒被新政权冷落闲置的情况。从那天起到2月26日，他先后拜访了伦钦(Lonchen)(60)和其他噶伦，向他们解释藏尼关系恶化情况的严重性及他与达赖喇嘛会商情形，游说他们接受向尼泊尔方面道歉。
2月27日，莱登拉再次与达赖喇嘛会谈，达赖喇嘛的近侍、亲信贡培拉也在场，主要议题是根据德里与加德满都之间的协商结果，研讨道歉声明的草稿。从3月2日至5日，在新年庆祝仪式的间隙(61)，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达赖喇嘛和所有的噶伦都出席了会议，讨论道歉信初稿的细节。经过多次修改后，莱登拉于3月6日把修订的道歉信初稿发送给德里和尼泊尔。通过电函提出的修改建议得到德里、尼泊尔各方的认可后，(62)西藏方面才将正式的书面道歉文件按时送达加德满都。乌普热提书引述了英印档案所存的西藏方面的道歉信：“遵从您的电报，此次致歉是因为西藏的警官和警员逮捕杰波和他的妻子，并将他们从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带走。他们行动愚蠢，这是令人厌恶的可耻行为。西藏人和尼泊尔人是长期的兄弟联盟，因此西藏政府表示真诚的歉意并递交这份道歉书”(63)。3月22日(64)，西藏方面最终收到了来自尼泊尔政府的回复电报，电报上说，他们现在很高兴，军队正从边界地区召回。莱登拉遂于5月5日离开拉萨，返回大吉岭。
上文引述1930年莱登拉入藏之行的基本经过，补充了藏尼危机解决过程的相关资料，也透露出英印政府通过莱登拉入藏之行，操纵干预藏尼纠纷的史实。此外，乌普热提认为，两个意外的因素有助于藏尼危机的和平解决：第一，1929年11月19日，用铁拳统治尼泊尔近30年的强人昌德拉·苏姆谢尔王去世；第二，杰波夏尔巴在西藏监狱的围墙里死去(65)。笔者认为，尼泊尔王昌德拉去世，使尼泊尔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国内而采取和谈撤军政策，是促使危机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根据前文所述，杰波夏尔巴大约死于1929年8月末、9月初，而藏尼危机升级为兵戎对峙则是在1929年末、1930年初，把杰波之死作为危机解决原因似过于牵强。
五
《莱登拉传》作者提出：“莱登拉访问拉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战争得以避免，为英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扫除了障碍”，但“这次访问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忽略或误读了”(66)。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评价，因为传记著者作为莱登拉的后裔，不免有溢美的言辞，但目前的民国西藏历史研究，确实未能对这一历史事件给予充分的关注。正如传记作者所言，关于莱登拉此次访问的私人文件得以存留，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所存档案里不能轻易获得的信息。从这点上说，《莱登拉传》还是有较高史料价值的。
藏尼危机爆发与和平解决及各相关政治主体作出不同反应，对西藏地方的局势，尤其是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英印政府及尼泊尔的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兰姆说“藏尼间持续升级的纠纷，甚至威胁要以某种类似战争的形式解决，这为活跃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机会”(67)。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据已公布的汉文档案，国民政府在接到贡觉仲尼1930年2月发给谢国梁的电报后，于3月下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及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问题”的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致电尼泊尔令其停止军事行动，委派巴文峻和谢国梁为特派员，分别带着国民政府“解决中尼问题条件四条”和“解决中藏问题条件十一条”前往尼泊尔与西藏地方，调解藏尼危机。(68)5月初莱登拉离开拉萨。5月底，两位特派员由南京出发，于7月19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此时距藏尼危机解决已过了近4个月。巴、谢两位特派员8月3日发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文明确写道：“藏尼纠纷现已解决，其详细情形，俟抵尼后再行呈报。”(69)早在1930年3月15日，贡觉仲尼从拉萨发给时任蒙藏委员会主席阎锡山的电报中已提到：“英国政府派莱登劳先生来拉萨调和藏尼事件期望复归于好，正在疏解中”(70)，而7月24日他又报告国民政府“刻下藏境敉平，派人相助一节，曾电政府恳请收回成命，谅能俯如所恳”(71)，显然国民政府至迟在7月下旬，巴文峻尚未到达加德满都时，已知道藏尼危机和平解决的情况(72)。巴文峻于1930年9月到达加德满都后，受到尼泊尔政府热情接待，对恢复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积极作用。谢国梁在即将抵达拉萨时病逝，西藏地方政府为其举行隆重葬礼。这不仅是因为谢国梁清末民初在藏期间及离藏后多年内，一直与西藏地方上层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向之心增强。这也成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改善的明证之一。陆兴祺更是乐观地指出，英人唆使尼泊尔侵藏，无非是借此以压迫日益内向的西藏，岂料“弄巧反拙”，“反促成达赖归向中国之心”(73)。
莱登拉入藏之行对英国与西藏地方间关系的影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莱登拉此次入藏对恢复英印政府与西藏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莱登拉传》的作者引述了英印政府外交部给驻锡金政治官维尔的电报以证明此种观点：“我受派通知您，这个影响到尼泊尔与西藏间关系的安排，解除了政府很多的担忧，对此印度政府非常满意。印度政府认为，长期斡旋获得如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您所建议的派遣莱登拉前往拉萨，以及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智与才能。因此，我代表印度政府对您和莱登拉在此事上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也请您将这些信息传达给莱登拉，为他艰巨的拉萨之行所获得的最后胜利。”(74)黎吉生的记述为此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注脚：“在莱登拉离开拉萨之前，他按照指令，向达赖喇嘛表达了印度政府不变的友谊和他们避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坚强决心……莱登拉的访问和印度政府所作的保持友谊的保证，以及尼泊尔与西藏间紧急关系的消除，似乎令达赖喇嘛感到满意，他邀请锡金政治官维尔上校访问拉萨。”(75)而相反的评价在国内外研究者的著作中也多次出现：麦克唐纳(D.MacDonald)认为，莱登拉“受到冷遇，未达成任何目的，不得不快速返回”(76)。麦凯也倾向于接受麦克唐纳的说法。(77)陆兴祺也评价说莱登拉“快快而返”(78)。
根据前文所述藏尼危机爆发起因及莱登拉入藏之行的记述，不难看出英国在此次危机中采用以尼压藏策略的深远用心，即当藏尼关系紧张时，表面持中立态度，暗中则给予尼泊尔武器及政治支持，推动危机升级；随后又以调解藏尼危机为由，派使者斡旋和平，以改变当时英国与西藏关系处于低潮的局面，阻碍南京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接近。英国的以尼压藏政策，可以追溯到1901—1903年间，即在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印政府派出所谓的“荣赫鹏使团”之前，英政府内部曾有过对西藏采取何种政策的讨论，其中一种观点就是“李·沃纳计划(Lee-Warner’s scheme)”，即利用尼泊尔进犯西藏，迫使西藏与英印政府建立联系(79)。只是后来随着寇松(Curzon)为代表的前进派的倡议得势，促使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派出“荣赫鹏使团”配备军队直接入藏，以建立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而“李·沃纳计划”遂未能实行。此次藏尼纠纷，英印既支持尼泊尔侵犯西藏，又向西藏派出使者斡旋和平，双手并用，就是为英印企图控制西藏的战略。1930年莱登拉受派前往拉萨斡旋，实际上为英印政府恢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维尔的拉萨之行铺平了道路，加之西藏地方内部亲英分离势力希望借维尔之行抵消国民政府在西藏日益增长的影响等原因，促使达赖喇嘛同意维尔访问拉萨的要求。1930年5月1日，达赖喇嘛“通过莱登拉转告维尔，非常欢迎维尔现在访问拉萨。此外，为了抵消刘曼卿女士的女性气质，西藏人非常乐于允许维尔的夫人陪同前来。”(80)麦凯高度评价了维尔1930年的拉萨之行，他认为这是“英藏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的转折点”。(81)不难看出，莱登拉入藏确实为维尔1930年访问拉萨提供了条件，客观上有利于英国恢复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
对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关系而言，如前所述，20世纪前30年里，尼藏间长期存在边界纠纷、贸易争端及在藏尼泊尔人与西藏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等问题，尤其是英印政府等外部力量及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两者间可谓摩擦不断，直至发展为1930年双方几乎兵戎相见。随着1929年11月“用铁拳统治了尼泊尔近30年的尼泊尔强人昌德拉·苏姆谢尔王公去世”和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双方都逐渐把注意力从外部事务转移到内部政治之上，加上南京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有所增强等内外因素变化，促使“1930年以后，尼泊尔与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被消除”，“动荡不定的尼藏关系逐渐让位于相对的和平与安宁”(82)。
结语
20世纪初以来，西藏地方成为英俄中亚大角逐的主要战场之一，其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由于帕里路线开通等原因，尼泊尔在1856年第三次尼藏战争后获得的、对西藏地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及其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优势地位等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尼泊尔设法维护自身利益，而西藏地方政府则试图消解“1856年藏尼条约”尼泊尔人所获得的贸易特权及政治优势，因此，双方在20世纪前30年里边界和贸易争端不断，在藏尼泊尔人与西藏社会各阶层矛盾迭发，藏尼关系处于动荡状态。1929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军警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逮捕杰波夏尔巴事件是直接引发1930年藏尼危机的导火索。本文围绕莱登拉入藏之行，记述其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拉萨“调解”以及藏尼危机和平解决的基本过程，指出英印政府采用以尼压藏策略，干预藏尼纠纷，目的在于阻碍和消解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间日益增强的联系，使西藏更加依附于英印。莱登拉入藏，为维尔随后访问拉萨创造了条件，给一度低迷的英藏关系带来了短暂的“活力”。随后发生的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地区的军事冲突中，则随时显现出英印在军事、外交等方面支持“西藏独立”谋略的实施。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邓锐龄先生的启发与指导，喜饶尼玛、苏发祥、张云等教授亦惠予指正，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1856年藏尼条约”，国外学者称为1856 Thapathali条约。尼泊尔学者普热姆R.乌普热提所著《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该条约包含十款内容，主要包括西藏政府每年向尼泊尔支付10000卢比赔款，如果西藏遭外来势力入侵，尼泊尔同意尽可能援助西藏，西藏决定不再向尼泊尔商人征收关税，条款履行后，尼泊尔将从其占领的库提(kuti，即聂拉木)、科隆(kerong，即济咙)以及宗喀等地撤军，尼泊尔可在拉萨派驻一名特使(Bhardar，以代替以前派驻的代表representative)，尼泊尔可在拉萨建立交易市场买卖珠宝、粮食和衣物等，尼泊尔驻西藏的特使有权处理廓尔喀人与廓尔喀克什米尔人之间的纠纷，而尼泊尔人与西藏人之间的纠纷则由双方政府代表共同处理等。协议基本达成后，需要送交驻藏大臣正式批准。驻藏大臣对条款作了以下修改：“廓尔喀与西藏双方均为尊奉(文殊)室利大皇帝之人，西藏为上师的寺院和持戒修行的清净者住地，因此今后若有任何外国攻击西藏，廓尔喀王室尽力予以援助”，随后批准了该条约。直到195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后，该条约才废止。在1856年后的100年里，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关系，受到该区域各地缘政治主体间关系的影响，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Prem R Uprety，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Kathmandu： Kantipur Offset Press，1998，pp.71—75；普热姆R.乌普热提著，王维强、黄维忠、聂红萍译：《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M]，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28)，内部参考，第69—74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北京：中国西藏杂志社、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6—907页。
②此提法受林孝庭博士启发，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林在《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一文中提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虽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就获得国内外承认为当时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然而直到1930年代中期为止，其真正有效的统治范围，严格说来，仅包含长江中、下游等华中地区，这使得吾人在研究近代中国中央与边陲地区的关系时，必须更加注意到政治名分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他尝试突破既有的研究格局，把南京国民政府、西南各省军阀与西藏地方政府作为三个不同主体来看待，重新建构1930年代中国西南青、康、藏地区的政治、社会与军事面貌。见林孝庭：《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J]，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第108页。
③已刊布的汉文档案约有20多条，主要集中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9)。尚未看到相关藏文档案刊布。详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9)[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
④英印档案主要包括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已于1982年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和新德里印度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New Delhi)的档案。
⑤据乌普热提书，尼泊尔外交部档案曾在1978—1985年间一度向学者们开放，此后再次关闭。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9.《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8页。
⑥林孝庭：《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第111—112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10)，“刘曼卿等为赴藏所用经费造具清册请子报销并拨发不敷经费归还借款事致古应芬转蒋介石呈”，第3页。
⑧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78.
⑨A.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Richmond：Curzon Press，1997，p.120.
⑩莱登拉(S.M.Laden La，旧译连颠、联典等，1876—1936)：1876年出生于锡金，是大吉岭地区较早接受现代西式教育之人，参与经办了许多英印政府的涉藏事务，成为20世纪前30年英国与西藏地方间的重要联络人之一。生平详见后文。
(11)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A]，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合订本，第2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以藏文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为本编撰而成。该传记成书刊印于1940年，其中记事多源于藏文档案，史料价值较高。
(12)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M]，上海:正中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246—247页。
(13)Tsepon W.D.Shakabpa，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族史组印，内部资料，1978年。另有Tseponw.D.Shakabpa，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New York：Potala Publications，1984.1976年藏文修订版《
》，汉译名《藏区政治史》。两版基本内容相同，藏文修订版所记更为详细。
(14)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edited by Michael Aris，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pp.566—568.
(15)戈尔斯坦书记为：1926年11月，西藏政府制定了一个禁止进口和使用烟草的规定。因此，拉萨的尼泊尔事务官禁止了烟草贸易，西藏政府还买断了尼泊尔商人的所有存货(原文为：Consequently,the Nepalese commissioner in Lhasa forbade tobacco trade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bought up the inventories of Nepalese traders.汉文版《喇嘛王国的覆灭》译为：尼泊尔驻拉萨的商务委员因此而被禁止从事烟草贸易，西藏政府停止向尼泊尔商人提供货源。译文有误)。黑市交易随之出现，这激怒了西藏政府，但并未采取行动，直到1928年逮捕了在拉萨贩卖香烟的富商杰波夏尔巴(Gvebo Sherpa)。尼泊尔事务官抗议说杰波夏尔巴是尼泊尔人，所以应受治外法权保护，但西藏政府对这一抗议置之不理。1929年9月(应为8月)，杰波夏尔巴从监狱里逃出来，到尼泊尔代表处避难。时任藏军总司令的龙夏命令将其强行带走，施以严厉鞭打，随后又将其投入布达拉宫的监狱，两天后他因伤重死于狱中。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也有禁烟的相关记载：藏历火兔年(1927)，为禁止鼻烟、卷烟，达赖喇嘛向全体百姓发布禁令，严饬邮电总管不得通过邮路寄递烟草等物。雪尼及米本亦应彻底约束诸般人等，不得在拉萨市区及布达拉宫山前公开或暗中买卖、抽吸卷烟、烟草。于处理藏尼民事官禀报上加画标记，命噶厦派一代表，于众人之前将拉萨地区之烟叶收缴集中，挖坑倾入，再加水、粪搅拌混合，使之腐朽。两条记载虽在时间上略有出入，但所记史事已较为清楚，即西藏地方政府为实现禁烟的目标，采取了买断尼商烟草，进行集中收缴，随后统一销毁等方式。详见M.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Univer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4；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07页。
(16)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Diplomacy，pp.178—179.
(17)M.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pp.163—164；杜永彬泽：《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12页。另，在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几乎未提及1930年藏尼纠纷的情况，只提到“莱登拉此时正在拉萨；中国影响的上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详见Charles Alfred Bell，Portralt of The Dalai Lama，London：Collins，1946，p.417；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367页。
(18)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566—568.
(19)Prem R.Uprety，Nepatr-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 131—135.《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3—124页。
(20)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记为“连颠”，刘曼卿《康藏轺征》记为“联典”。
(21)莱登拉生平主要据《莱登拉传》之“简介”，详见Nicholas & Deki Rhodes,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 His Life & Times in Darjeeling and Tibet,Kolkata:Progressive Art House,2006,pp.3—4.
(22)乌普热提书记为Pher-rank,见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132.
(23)乌普热提书记为,5岁时杰波来到尼泊尔的Lava Shar-Kom-Pu,见 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132.
(24)乌普热提书记为，他与叔叔夏尔巴拉沛一起生活，期间与一位尼泊尔夏尔巴女孩阿姆瓦伦结了婚。大约在1900年左右，他来到大吉岭，先当了一段时间看门人(porter)，后来成了珠宝商。见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132.
(25)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 (1876—1936),p.51.
(26)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134—135.《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4—125页。
(27)贡培拉，即土登贡培(
)，1905年出生于尼木宗，后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西藏地方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不久，土登贡培失势，被流放到泽拉岗地区。1937年12月，他从流放地逃到印度，并于20世纪40年代参与组建“西藏革命党”，后逃往南京等地，1947年回到拉萨。1951年后，积极参与西藏和平解放事业。1963年底逝于拉萨。
(28)朵喀赛即朵喀·彭措饶杰(
)，拉定即拉定·索南才仁(
)。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60—61、第192—193页。《西藏政治史》，第160页。
(29)一种可移动的、传统的藏式梯子——原书注。
(30)1930年5月26日莱登拉给维尔的报告，转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r S.W Laden La(1876—1936)，p.51.
(31)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51.另，戈尔斯坦认为，正是因为龙夏带人进入尼泊尔使馆抓捕杰波夏尔巴，并建议达赖喇嘛拒绝道歉、派出军队与尼泊尔对峙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达赖喇嘛渐渐滋长了龙夏对自身权位构成威胁的看法，于不久后的1931年解除了龙夏藏军总司令职务，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11—112页。
(32)谢国梁等撰，辛轺、牛达校点：《谢国梁入藏记》[M]，附录“全亚细亚联盟理事长黄攻素揭露英帝国主义挑拨尼泊尔向西藏发动军事行动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33)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134.146—147.《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4页。
(34)《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选编》(6)：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罗桑坚赞关于尼泊尔准备侵藏情况致行政院呈”，第2513—2514页。
(35)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p.567.
(36)根据英印政府档案，1923—1933年间，英印分六批向西藏提供了包括10门山炮、20挺机枪、10000支步枪等在内大批武器，实际供给时间是1923、1924、1927、1931、1932和1933年。由此可见，在1930—1933年康藏战争期间，英印政府唆使、支持西藏地方扩大势力范围的史实。IOR，L/P/&S/12/2175，note on munitions to the Tibetan Government，1936；F.V.Wylie to W.Williamson，No.F.123/x./130，18 June，1931.转引自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 民国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37)1930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以贡觉仲尼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驻京代表与班禅方面的代表相互攻讦，争讼于南京中央政府。贡觉仲尼等曾质疑班禅方面驻印、康等地代表的合法性及情报的可靠性等问题。详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十五日“西藏驻京办事处为缕陈班禅及蒙藏委员会谬举五事请派员彻查致行政院呈”，第2635—2639页。
(38)《谢国梁入藏记》，附录“赴藏宣慰专员贡觉仲尼为尼藏发生战事告急电”，第27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十七日“阎锡山等为拟派员调解尼藏冲突事致蒋介石密呈”，第2514页。
(39)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40)《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选编》(6)：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十一日“楚臣丹增为报贡觉仲尼抵拉萨受到隆重接待等情致刘朴忱函”，第2495页；另见影印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9)，第160页。
(41)《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选编》(6)：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十五日“贡觉仲尼为报会见达赖喇嘛等晤谈情形事致阎锡山函”，第2496页。
(42)笔者请教了藏族天文历算专家银巴先生，据其推算，1930年2月16日为藏历一月十八日。若一月十六日为藏历，据《中华通史大历典》换算为公历是1930年2月13日，这比贡觉仲尼致阎锡山函所记早3日；而郭卿友等编著《民国藏事通鉴》直接把两种不同记录统一记为：“2月16日(藏历1月16日)抵达拉萨。”参见王可夫、李民合编：《中华通史大历典》[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958页；郭卿友等编著：《民国藏事通鉴》[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43)《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选编》(6)：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十七日“谢国梁条陈调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办法致阎锡山等呈”，第2515页。
(44)《谢国梁入藏记》，第27页。
(45)《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第2495页。
(46)《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第2514页。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Z]，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5—16页。
(48)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p.180.
(49)《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2、129页。
(50)P/P & S/10/1078，转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S.W.Laden La(1876—1936)，pp.51—52.
(51)曲水已离拉萨很近，而英印政府要求莱登拉停留此处，可能是因为已事先知道贡觉仲尼即将抵达拉萨，因而要求莱登拉勿在贡觉仲尼抵达前进入拉萨。可见英印政府委派莱登拉入藏不仅只为调解藏尼危机。麦凯书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莱登拉抵达曲水附近的铁桥渡口(Chaksam Ferry)时，拉萨当局以他来访不能提供有用的建议为由，阻止其前进。他求助于擦绒后，才得以继续前往拉萨。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120.
(52)原文如此。如本(
)，原西藏地方政府职官名，一般管理250名左右的士兵。此记述与夏格巴书所记如本基苏瓦(
)基本相符。
(53)刘曼卿所带的“古应芬为全国统一请派代表参加蒙藏会议事致达赖喇嘛函”及贡觉仲尼所带的“古应芬致达赖喇嘛函”等文件，确实都包含了请达赖喇嘛派员参加即将召开的蒙藏会议的内容，详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选编》(6)，第106、117页。
(54)A.K.J.Singh,Himalayan Triangle: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Sikkim,Bhutan 1765—1950,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88,p.95.
(55)1930年5月26日莱登拉报告，Ibid，P3943，转引自Himalayan Triangle 1765—1950，p.95.
(56)马大正主编：《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原名〈康藏轺征〉》[M]，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57)如贡觉仲尼也是公历2月16日抵达拉萨，则他们于同一日抵达并于同一日接受达赖喇嘛接见，不知这样的安排是否有意为之?《莱登拉传》或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记载。另据刘曼卿所记，4月12日在擦绒家中与莱登拉见面，同一日贡觉仲尼也在座。《莱登拉传》附录照片可证。《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第92—94页。
(58) 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52.
(59)C.Bell，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p.417；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367页。
(60)190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噶厦权力结构作了调整，新设立了“伦钦”(
)职位，后改称“司伦”(
)，可直接与达赖喇嘛联系，协助管理西藏地方政务。此时担任司伦的是朗顿·贡嘎旺秋(
)。
(61)刘曼卿《康藏轺征》记“三月五日为藏历正月初六日”，而乌普热提所引的档案记为“3月6日或藏历铁马年一月初六”。
(62)道歉信草稿还要印度、尼泊尔审查，英印政府试图以尼压藏的政策由此表露无遗。
(63)1930年3月6日(藏历铁马年正月初六)“西藏政府致尼泊尔王的道歉信”，Foreign Political，File No.228-X，1929，p.55，NAI.转引自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135.《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4—125页。
(64)乌普热提书记为：1930年3月21日，尼泊尔王比姆·苏姆谢尔分别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噶箕(Kazis，即噶伦)致电，“对两国间如此不幸争端的终结和兄弟关系的恢复表达了喜悦之情”。而兰姆书中的注释也记作3月21日尼方致电西藏方面，兰姆还参考了英印政府档案中维尔5月5日报告和印度总督5月7日报告。相差一日，可能与电文递送、翻译等因素有关。Nepal-Tibet Relations：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1850—1930,p.135.《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6页。
(65)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134—135.《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5页。
(66)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p.53—54.
(67)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p.178.有关藏尼间爆发危机及解决过程中的苏俄因素，目前只看到部分英印档案和安德耶夫利用苏俄档案所写的《苏俄与西藏：秘密外交的失败》等论著中提及1927—1928年苏俄方面派出的“蒙古佛教代表团”抵达拉萨，可能留下了一名叫布龙舍夫(Bulonsehyo)的蒙古人以及在1930年前后他一直在拉萨活动等零星史料。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馆有关西藏档案题解及选译》[Z]，《西藏通史》资料丛刊(2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第102—103页；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1918—1930s， Leiden：Brill，2003，pp.239—292.
(68)相关档案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改善关系”和“中央政府调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第2471—2540页；另见刘丽楣：《国民政府化解尼藏战争危机的历史意义》[J]，《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第18—23页。
(69)《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民国十九年(1930)八月三日“巴文峻谢国梁为密陈藏中内情及入藏行程事致蒙藏委员会呈”，第2527—2528页。
(70)《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十五日“贡觉仲尼为报会见达赖喇嘛等晤谈情形事致阎锡山函”，第2496页。
(71)《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四日“文官处为抄转贡觉仲尼备述达赖喇嘛及僧众尊崇中央情形密函致行政院公函”附二，第2499页。另，当时内地曾有派兵入藏以援藏抗尼的舆论，因而此处有“派人相助一节，请收回成命”的说法。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发给陆兴祺的信函内容反映了相关情形。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二十日“噶厦公所即西藏政务管理处来函(由藏文译成)”，内记“近月中国南北盛传廓尔喀兴兵犯藏，各省将领异常愤激，以为蕞尔廓夷，竟敢欺凌西藏，目无中国。纷纷致电中央，请速派兵援藏。四川将领特召集大会，作进兵西藏准备”，西藏地方政府的回应是：“藏廓虽有交涉，幸我中央一电之威，闻风破胆，彼此仇视藉以解除……取消派兵一层，务希我公婉告政府。”详见陆兴祺编撰：《西藏交涉纪要》(下编)，第228—229页，见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Z](第15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57—358页。
(72)由于所见档案资料有限，加上近代藏史研究多选择以中央政府在英国侵略西藏形势下，努力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视角等原因，以往的汉文研究著作中，多采用以下表述：“蒙藏委员会应允派出官员前往尼泊尔王国，使这次纠纷事件得到妥善解决。”(《藏族简史》[M],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是月(1930年9月)24日尼泊尔国务卿致函我国驻印总领事盛春芳(国民政府当时任命的驻印领事为卢春芳，副领事为梁长培。此处系笔误)，愿与我国‘保持友谊’，‘与邻邦(西藏)和睦相处’，旋即撤兵。”(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108页)，这些记述与1930年3月藏尼危机在英国“调解”下和平解决的史事有不符之处。
(73)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编)，第100页。
(74)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54.
(75)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567—568.
(76)印度事务部档案，MSS Eur F80 5a 93，麦克唐纳1930年9月9日写给儿子的信。转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55.
(77)A.McKay，Tibet and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120.
(78)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编)，第101页。
(79)据兰姆《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一书的研究，威廉姆·李·沃纳爵士(Sir William Lee-Warner)首先在1901年7月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说服尼泊尔入侵西藏，强迫达赖喇嘛与英签订条约，以免英国军队卷入”的建议，1902年9月，李·沃纳制定并提交了利用尼泊尔的完整计划，到1903年1月6日，印度事务部采用了李·沃纳的计划，作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后来寇松等前进派的建议占据了上风，而李·沃纳计划被搁置不用。详见A.Lamb，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p.212，224—228.
(80)L/P & S/10/1088，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7 May 1930，转引自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p.183.
(81)A.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p.120—122.
(82)《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