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袭击经典战例:晋察冀军区30团的两次战斗
□窦超
观察敌情的八路军战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主要作战样式是游击战,这是由当时我军力量非常弱小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游击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是袭击,即采取突然动作向日伪军进行攻击的方式。应该说,当时的日伪军对于遭受此类袭击感到非常头痛。而日伪军遭受打击后却无法及时找到我军主力部队进行报复,因而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但是,战争是双方有生力量能动性的对抗活动,日伪军也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改进战法。日伪军一方面加强对我军的侦察等情报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袭击手段对我军进行突然攻击,以摆脱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此一来,反袭击战斗也成为我军很重要的作战样式。
在反袭击战斗中,我军不断总结经验及教训,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不仅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且取得了各种战役、战斗胜利。其中,抗战末期的1945年6、7月间,晋察冀军区30团在雁北战役期间连续进行了两次反袭击战斗,是经典战例。从这两次战斗可以总结出抗战时期反袭击战斗的一些特征及有关经验——
战斗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我敌后战场抗日军民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作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时间。此时,抗日军民都在积极对当面日伪军进行攻势作战,以扩大抗日根据地并缩小敌占区,为最后的大反攻准备条件。
1945年初,我晋察冀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冀晋军区连续组织春夏季攻势作战,对当面日伪军进行了猛烈攻击。当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已经陷入被动局面,开始收缩兵力确保战略要地。晋察冀军区当面之敌已经由原来的“扩大治安区”方针,改变为“确保城市交通要道与资源地区”,也就是由整体的进攻状态转入防御状态。而冀晋军区当面之敌主要依托山阴、应县、灵丘及涞源一带进行防御,阻止我军向雁北(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地区)、察南(当时的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地区发展,但因其兵力有限,只能保证一线防御,纵深地区部署的兵力非常薄弱。
根据这一情况及党中央关于猛烈扩大根据地的指示,冀晋军区首先组织1945年春季攻势作战,攻势作战由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等首长指挥发动。这次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根据地边缘广大地区,攻击目标主要是日伪军占据的我军根据地内部及边缘地带的城镇。从2月初攻势开始到3月底,我军攻占很多日伪军据点,特别是将雁北地区敌重要据点灵丘城收复,打开了向雁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随后,我军于5月12日发起夏季攻势,也称为雁北战役,将发展目标指向雁北地区。冀晋军区投入4个主力团全部、2个主力团大部及6个支队、3个武工队的兵力,向雁北日伪军发起攻击。当面日伪军在我军猛烈进攻下,各孤立的小据点纷纷被攻破,开始还组织部队进行增援及反扑,但在5月17日从应县出动的200多日伪军被我30团及浑源支队歼灭后,即不再大规模出动增援,而是放弃部分小据点,将兵力集中到主要点线上进行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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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行动基本结束后,我军随即扩大战果在各地建立抗日政权,并开始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经过这次攻势作战,冀晋军区部队共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40多个,毙伤日伪军710人,俘虏256人,另有100余名伪军投诚,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及轻重机枪16挺,扩大根据地面积5700多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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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晋察冀军区30团在我军战斗序列中属于比较年轻的一支部队,其诞生在抗战初期我军部队大发展的过程中。抗战初期,以八路军115师部分主力部队为基干,我军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干部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晋察冀军区建立军政学校以培养急需的军政干部。军政学校成立后,军区又于1938年5月成立学兵营,下辖3个学兵连,主要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学兵营的学员主要是新入伍的进步学生,少数是地方党组织送来的骨干,共计300余人,配备苏式转盘机枪(苏式DP28轻机枪)10挺及步枪200余支。这个学兵营就是晋察冀军区30团的前身。
抗战时期担任冀晋军区司令员的赵尔陆,其与政治委员王平等首长共同指挥发动了对日伪军进攻的雁北战役
抗战时期担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王平
1939年,晋察冀军区分期分批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在这次整编过程中,学兵营扩编为军区教导团,全团员额扩大到1500余人,仍然主要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担负作战任务。
㉖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当地群众平日里早就恨透了这些经常抢掠的伪军,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前来攻打伪军据点,纷纷赶来协助部队进行喊话。守在据点里的1个班伪军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到来,估计那些出去的同伙怕是完蛋了,在我军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下大部分缴械投降,只有个别顽固分子跳入河中逃走。随后,1连在群众帮助下将据点炸毁,并烧毁了敌汽车和公路大桥。10时左右,战斗胜利结束,1连返回西浮头村与团部会合。
团首长得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准备战斗,以反袭击手段歼灭该敌。我军各连迅速转移到西浮头村南面山脚下占领阵地。以侦察连1个班配属重机枪1挺位于南山脚下,从正面实施火力阻击;侦察连1排、3排依托南山准备对进入村内的敌军实施反击;2排则准备向北侧迂回堵歼当面之敌。命令下达后,侦察连各分队动作迅速,展开兵力准备战斗。
抗战胜利后,该团改编为华北野战部队4纵10旅28团,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190师568团,至今该部队的余脉仍然保留在解放军陆军序列之中。
连续两次反袭击战斗获胜
再次,兵力部署要基于便于进行反袭击战斗的考虑,并部署强大预备队,构成有纵深的防御部署。纵深的防御部署和强大的预备队,也可以说是所有防御作战部署的重点要求。反袭击战斗事发突然,往往是在部队最疲劳而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有些时候甚至可能会遭到毫无征兆的敌军突然袭击而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纵深的一线式防御部署明显缺乏弹性而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这是因为一线式防御部署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很容易出现一点被突破全线崩溃的局面,而有纵深的防御部署则可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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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部队在老根据地内作战具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更有当地地方党组织及情报系统的支持,因此“耳聪目灵”,能够提前获取充分的敌军情报,从而获得主动权,更不用说老根据地群众所提供的物资方面的支援了。而到了新解放地区之初期,当地群众尚未经过充分发动,而且地方党政组织刚刚建立甚至还没有建立,因此不仅在物资方面更为困难,而且部队失去了最主要的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日伪军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了,发生反袭击战斗的几率增加。
1945年5月,晋察冀 军区30团进入雁北地区后,在浑源川一带取得多次胜利。6月23日,我军攻占下町据点,随后进入桑干河两岸地区进行分散活动。6月29日晨,该团团部首长率侦察连及1连、2连由下町出发,于午间时分进入东浮头村。也就是说,团部首长只带着约一半的所属部队,共3个连多一点的兵力进入东浮头村。
东浮头村位于桑干河南岸约5km处,位于桑干河两岸2个日伪军据点的南面。在村子北面约5km处为徐町据点,驻有伪军1个中队;东北方向上约7km处为许堡据点,是桑干河两岸地区较大的敌军据点,驻有日伪军300余人。由于当地属于新开辟地区,我军处于难以得到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援的不利境地,因此部队进驻东浮头村后即开展周密的反袭击战斗准备工作。团首长首先认真分析了当面敌情,认为当面敌军据点守军还没有受到过我军的打击,气焰比较嚣张,很可能在发现我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对我军进行袭击。而东浮头村又处于距离两个敌据点较近的位置,因此敌出动的可能性非常大。
随后,团首长率领各连连长勘察地形,发现该村地形比较适合进行反袭击战斗。村子北面地势很平坦,便于我军进行观察和射击,但也便于敌军迅速接近我军阵地,而村子南面靠近山地,可以作为反袭击战斗的依托。万一情况不利,也可以迅速转移进入山地。为此,团首长决心在遭到敌军袭击时,部队占领村南的高地进行抗击,然后视情况歼灭来袭之敌。具体部署如下:1连位于村东南约600m处的无名高地,侦察连位于村东南约400m处的无名高地,2连位于村东约800m处无名高地。团首长和直属重机枪排位于1连阵地内。明确任务后,各连即分头进行动员和防御作战准备,要求部队在休息之前做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各连均加强观察警戒,团里向徐町方向派出了远方警戒哨,严密监视敌军行动。
东浮头村反袭击战斗经过要图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将治愈判定为:治疗后患者癫痫症状完全消失,再未发作;显效:治疗后患者的发作频率较治疗前降低超过一半以上,发作时间有明显缩短、强度减少;有效:治疗后患者的发作频率较治疗前降低一半,症状强度以及发作时间均有明显好转;无效:治疗后患者症状仍存在,未见明显好转。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无效[5]。(2)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症状,参考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抑郁程度,总分<8分为正常,8~20分为可能有抑郁症,20~35分为肯定有抑郁症,总分>35分为严重抑郁症[6]。(3)统计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日伪军原本估计我军会在村子里进行抵抗,因此全力向村子发动攻击。但他们进入村子后,发现里面没有八路军部队,即分两路向村南和村东进行搜索,企图捕捉我军主力加以歼灭。当敌军接近我方阵地时,团首长下令重机枪排、2连、侦察连以密集火力对敌实施射击。敌军遭到我火力打击后,就地进行抵抗。
本文所说的晋察冀军区30团进行的两次反袭击战斗,均发生在我军在雁北地区分散进行群众工作过程中。
由于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日伪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时间不长,敌军就遭到严重伤亡,开始在混乱中后撤。看到敌军动摇,我军以重机枪火力对敌实施拦阻射击,阻止其逃跑,同时以2连、侦察连从两翼向敌实施反击。2连首先以迅猛动作从左翼开始出击,侦察连随即从右翼向敌实施迂回包围。
直到这时,日伪军才发现当面的八路军部队战斗力强大,而且早有准备,顿时陷入混乱并开始向徐町方向狼狈逃窜。团首长发现敌军开始溃退,即刻将位于后方的1连投入战斗,与侦察连、2连一起对敌实施追击。敌军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拼命逃跑,一路溃退到徐町据点。我军在追击过程中以火力歼敌一部,胜利结束战斗。
此次战斗,我军共歼敌100余人,并且将3名日军指导官全部俘虏。
东浮头村反袭击战斗之后,30团继续在桑干河两岸活动,继续打击敌军。7月中旬,该团团部率1连、侦察连轻装秘密进入西浮头村、盘道村一带隐蔽待机。此次战斗,我方参战兵力只有2个连多一点的兵力,比东浮头村反袭击战斗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西浮头村位于距桑干河约6km处,其西面为吉家庄,距离约为8km,东面约2km处则是盘道村。这一地区南面靠山,北面则多为冲沟(即流水冲刷的沟渠),大同到浑源的公路由吉家庄、西浮头村通过。为了保护这一交通线,在位于吉家庄的桑干河大桥上日伪军有一个据点,由1个伪军中队驻守。
我30团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后,通过群众了解到吉家庄据点的敌军经常到附近村子进行抢掠,并袭击我地方武装。根据这一情况,我军估计有可能遭到该敌的袭击,因此即进行了反袭击战斗部署。团首长将侦察连及团部人员部署在西浮头村北部的民房内隐蔽宿营,并且要求部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1连则部署在吉家庄东侧担任警戒任务,遇敌袭击即以伏击手段将其歼灭。部署完毕后,我军部队以战备状态转入休整状态。
吉家庄据点守敌发现这一带有我军活动后,误将我30团部队当成了地方武装,因此决定对我军进行袭击。7月20日夜,日军指导官和伪军中队长命令留下1个班守卫桥头堡据点,亲自率领中队主力从吉家庄出发,沿着山脚的道路向西浮头村前进,企图袭击我军“捞一把”。伪军自认为行动秘密,而且在不经意间绕过了我军在吉家庄东侧设伏的1连阵地,却不想被我潜伏的警戒哨发现,同时也有群众向我军报告了这一情况。
从这一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30团虽然发展历史较短,但因其原来是教导部队且军政基础较好,这就为其逐步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打下了良好基础。
活性炭孔的大小从几Å到数千Å以上。按孔隙半径的大小,Dubinin于1960年提出把孔分为大孔(大于50 nm)、中孔(过渡孔,2~50 nm)及微孔(小于2 nm)三类,这个分类被“国际纯化学与应用化学学会”(IUPAC)所接受。Dubinin分类的依据在于活性炭的孔结构是三分散的,即孔径分布在这三个孔径范围内往往各自呈现出最大值[7]。
袭击之敌进入西浮头村后发现扑空,就转而在村内开始抢掠物资。团首长发现敌军并未向我村外阵地攻击,而是自乱阵脚地抢东西,即下令重机枪向敌军突然开火。
伪军们本以为这一次没有碰到“土八路”,正忙着“发洋财”,却突然遭到重机枪的意外打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这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我军缴获的日本造92式重机枪的声音,知道这一次碰上的不是“土八路”而是八路主力部队,一下子就吓得腿软了。这些伪军丢下抢来的大车和物资,沿着公路向东企图逃回据点。不等他们逃出村子,我侦察连1排、3排即从山上发起冲击,2排则迂回到村西北侧切断了敌军退路。侦察连密切协同,将敌军大部分歼灭在村子西北侧的冲沟内。而日军指导官园口骑着马,带着少数人逃出包围圈向吉家庄逃窜。
当侦察连这边的战斗打响后,在吉家庄东侧设伏的1连立即判断是敌军袭击我西浮头村的团部和侦察连。该连连长当即下令3排继续留原地监视桥头堡据点之敌,自己率1排、2排沿公路向西浮头村进行增援。前进途中,1连与逃窜之敌遭遇,即率先将2个排迅速展开,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向敌射击。日军指导官园口当即被我军击中毙命。我军趁敌混乱发起冲击,残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敌中队长也成了俘虏。
30团首长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吉家庄桥头堡据点内只剩下伪军1个班防守,即决心趁势扩大战果攻占敌据点。该团命令侦察连打扫战场,由1连攻击敌桥头堡据点。1连连长即带领1排和2排返回与3排会合,合力攻击敌据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军面临的作战环境日趋恶劣,根据地在日伪军频繁扫荡下大面积缩小。为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晋察冀军区于1943年2月开始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这次整编最大的特点是将原来编制较大的团改编为编制较小的团。当时,我军主力军的甲种团编有3个营12个连,其中包括9个步兵连,另有迫击炮连、特务连及侦察连各一,全团编制员额达2770人。而作为小团的乙种团只编4个步兵连,人数较多的编有5个步兵连,另有特务连和侦察连各一,全团编制员额只有1080人。军区教导团在这次整编中由大团改编为小团,下辖5个步兵连,并且将番号改为30团,由教导团变为正规的野战部队。
此次战斗,我30团共计毙俘伪军中队长以下100余人,击毙日军指导官1名,烧毁汽车1辆,缴获机枪1挺及步枪200余支(包括据点内的库存武器),切断了大同到浑源之间的敌军交通线,得到了晋察冀军区的通报表扬。
战后话得失
我晋察冀军区30团在比较陌生的地域连续进行两次反袭击战斗,均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个别教训值得汲取。
在现状水源调度的基础上,根据洪泽湖防洪、兴利、通航、生态等控制运行条件以及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规划,湖泊运行水位一般不高于正常蓄水位,不低于死水位。在汛期入梅后至后汛期之前湖水位控制一般不超过汛限水位(12.5 m);在不影响防洪和排涝的前提下,洪泽湖可在后汛期 (起始时间根据当年的雨情、水情确定)根据雨水情适时拦蓄尾水,逐步由汛限水位抬高至正常蓄水位,充分利用洪水资源;10月—次年入梅前,湖水位以正常蓄水位控制。
首先,在陌生地域且有敌情的情况下,需要选择地形有利的地区作为驻地。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中,我军经常要在日伪军碉堡和据点林立的地区作战,必然伴随着非常严重的敌情顾虑。特别是在陌生地域或者是新开辟地区内作战时,更是如此。这类地区往往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及健全的当地党政组织的支援,我军容易陷入遭到袭击的境地。为此,在选择驻地或宿营地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形因素,以便部队抗击、撤离。
西浮头村反袭击战斗经过要图
两次反袭击战斗中,30团对驻地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东浮头村、西浮头村虽然都距离日伪军据点不远,但其地形都比较有利。东浮头村东南侧即是山地,既可以作为我军组织抗击行动的依托,也可以在必要时撤入山地避开敌主力部队。西浮头村也是如此,该村南侧同样为山地,也为我军提供了良好的依托及回旋余地。当然,并非是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我军都可以找到如此有利的地形。有些情况下,可能没有山地地形作为依托,但在选择驻地时也要注意利用附近的有利地形作为抗击敌袭击的阵地。一旦发生情况,部队可以利用这样的地形灵活选择反击或掩护部队后撤。因此,可以说具有有利地形条件的驻地或宿营地是遂行反袭击战斗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必须做好反袭击战斗准备并加强观察及警戒。我晋察冀军区30团的这两次作战兵力与敌兵力对比基本上都是一比一,然而我军干净利落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其中充分的反袭击战斗准备及出色的警戒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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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反袭击战斗的准备工作变得更为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了战斗的胜负和部队的存亡。我30团每到一个驻地,首先都是从当地敌情出发,正确估计敌军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进行作战准备。东浮头村战斗前,团首长即带领各连连长认真勘察地形,并且明确了各连的部署和任务,然后进行战斗动员,使得全体指战员都认识到做好战斗准备的重要性。因此,部队在转入休息之前即完成了全部作战部署和准备工作。
做好战斗准备的同时,该团不仅下令各连加强观察和警戒,而且由团里派出远方警戒,在靠近敌徐町据点的位置上提前发现敌情,这就为全团获得足够的反应时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西浮头村同样如此。30团将1连派到吉家庄东侧担任警戒任务,同样是起到了远方警戒的作用。虽然最后该连并未能及时发现敌军的袭击行动,但这种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敌军向西浮头村进行袭击的情况,是由我团部派出的潜伏警戒哨发现的,同时又有群众向我军报告,这就说明构成梯次纵深部署的观察警戒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如果没有团部派出的潜伏警戒哨,加上1连未能发现敌军的袭击行动,那么敌军就会一下子摸到我休息部队的眼皮子底下。如此一来,我军仓促应战即使能够打垮来袭的伪军,但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由此可见,完善的观察和警戒部署,亦是反袭击战斗取胜的关键性要素。
我军发起雁北战役后,猛烈扩大根据地面积,但随之而来也出现很多新情况,主要是部队进入新解放地区之后面临的不利条件。
30团在东浮头村的作战部署以侦察连和2连为一线部队,团部和1连、重机枪排则部署在二线,同时1连也担负预备队的任务。这种部署方式即使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也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反击能力。
6月29日晚,徐町据点守敌在得知我方部队进入东浮头村后,即准备向我军发动袭击。该敌与驻许堡之敌联络后,决定于30日拂晓前出动3个伪军中队向我军进行夜袭,部队统由3名负责监视伪军的日军指导官率领。敌军趁夜暗由徐町出发后,很快就被我军远方警戒哨发现。得到报告后,团首长立即下令各连按照作战预案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此时,敌军已经接近东浮头村,遭到我警戒分队的节节抗击,行动迟缓。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各连迅速占领各自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
必须将情况考虑得更为困难一些。如果出现了部队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侦察连和2连因为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而被打垮,那么位于二线的1连和重机枪排则可以获得一定的反应时间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团部可以组织1连和重机枪排进行顽强抗击,掩护位于一线的2连和侦察连撤退下来进行重组并进行反击。万一还不行,那么二线部队也可以为主力部队组织撤退赢得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有后面的二线部队,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部队被敌军击溃也就无法避免了。
在东浮头村战斗中,因为我军提前获取了敌军袭击的情报,所以部队能够提前做好战斗准备,此时二线部队起到了支援一线部队作战和及时增强一线战斗力的作用。当时,我军一线部队将敌军攻势挡住,并将其完全击溃,而处于二线位置作为预备队的1连及时加入战斗,使得敌军更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只能一路溃逃回据点内。因此,强大的预备队在反袭击战斗中可以起到及时向形势危急地段增援和加强一线战斗力的关键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浮头村战斗中我军利用该村独特的地形,构成了一个向右倾斜约为45°的“L”形阵地。侦察连和2连沿着由西南朝东北走向的东浮头村构成“L”形的长边,而团部和1连在侦察连后侧构成“L”形的短边。一旦敌军进入东浮头村,就将受到位于“L”形长边的2个连的同时打击,而位于短边的部队也可以随时前出支援,更容易对敌军形成多方向同时攻击的有利态势。
八路军部队的92式重机枪阵地,这种武器是抗战时期我军的火力骨干之一
在西浮头村战斗中,30团将1连派到吉家庄东侧设伏,加上团部和侦察连也构成了有纵深的防御部署。团部和侦察连,以及1个班加1挺重机枪担负一线防御任务,而以1排和3排实施正面攻击,2排进行迂回堵歼,同样是有纵深的兵力部署方式。
第四,充分发扬火力,抓住敌遭到打击出现混乱的时机进行反击。在30团的两次反袭击战斗中,我军的92式重机枪都发挥了火力骨干的作用,这也是与当时我军的装备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当时,我军团级单位的火力骨干就是重机枪,而迫击炮因为较为笨重且炮弹补充不易而较少使用,特别是在大团改编为小团后,迫击炮在团级单位使用更少。
在东浮头村战斗中,出村搜索的敌军就是遭到我军重机枪排和2个连队的同时火力打击而被迫回窜的。当敌军开始向后撤退时,我军重机枪又担任拦阻射击的任务,使得逃敌更为混乱,为我方发动追击起到了很关键的支援作用。在西浮头村战斗中,92式重机枪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威慑作用,使得袭击西浮头村的伪军刚一听到其枪声就不战自溃。
城乡空间之间进行联系是通过小城镇来完成的,小城镇对于促进乡村城市化非常重要。许多乡村小城镇出现了分散发展和小型化的特点,严重影响了小城镇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因此,对重点小城镇发展空间的整合,有利于城乡空间的整合与发展。
在我军的火力打击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及时发动反击将敌军彻底击溃就成为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击。这一时机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能过早发起反击,因为那样可能遭到尚没有最后动摇的敌军较为顽强的抵抗从而增大伤亡,也不能过晚发动而丧失追上逃敌的机会。正确的时机应该是敌军遭到我火力打击出现混乱,开始由进攻状态转向逃窜之时。这时,我军如果发动反击,将会给本已动摇的敌军一个最后导致其彻底崩溃的压力,而且不会因为敌军逃出过远而失掉追歼的机会。应该说,30团在两次反袭击战斗中对于反击时机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这一结果当然也来自于长期战场经验的积累。
第五,我军部队具有不等待命令即主动协同的求战精神,可适时扩大作战目标以增大战果。
在两次反袭击战斗中,30团都在反击之后对当面之敌进行了追击,取得了进一步的战果。最值得称道的是在西浮头村歼灭来袭之敌后,部队又主动向据守在吉家庄桥头堡据点内的残敌发动攻击。一般说来,反袭击战斗的作战意图是比较消极的,即保存己方部队力量和击退来袭之敌就结束了。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我军部队作战区域内遍布驻有日伪军的据点,能够打退来袭之敌并全身而退就非常不错了,遑论寻找机会扩大战果了。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军也是具有扩大战果的可能的。例如,在除了与我军作战的当面之敌外,附近没有可以在短时间内来援敌军的情况下,我军是具有继续扩大战果的可能的。
在西浮头村战斗中,我军将吉家庄桥头堡据点内的守敌主力全部歼灭后,此时据点内只剩下1个班的守军,力量非常薄弱。而附近也没有能够及时来援的日伪军部队,因此我军即将扩大战果的目标指向桥头堡据点。该处守敌兵力薄弱,而且在主力被我军歼灭之后处于惊弓之鸟状态,很快就因为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而缴械投降。
随后,我军将该据点炸毁,从而切断了敌军从大同到浑源之间的交通线,将一次以保存自身力量的反袭击战斗战果进一步扩大,获得了更好的作战效果。
在此次战斗中,我军各部队本着积极求战精神,主动进行协同,表现出非常可贵的主动精神。本来1连的任务是以伏击手段歼灭可能由吉家庄桥头堡据点向我进行袭击的敌军,但是该敌却沿着山脚道路前进,避开了在公路上设伏的1连。战斗打响后,1连听到枪声即判断有敌军袭击团部和侦察连。在这种情况下,1连是等待命令增援团部还是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放弃原来的任务,一旦桥头堡据点里的敌军出动增援(当时,该连并不能确定正与团部和侦察连交战的敌军是哪一部分),我方就会受到前后夹击;如果团部和侦察连遭敌偷袭而失利,自己也将陷入孤立无援和被敌前后夹击的被动境地。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日新月异,企业的更新换代更加快速,在此背景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也变得多样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出了要达到自身的财务管理目标外,还要时刻关注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其他方面的应用,要能够合理的整合资源,协助企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另外,还要打造外部资源,要和供应商、客户、政府部门以及相关行业的同伴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让企业财务多元化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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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该连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连长留下1个排继续执行原来的伏击任务,即使不能以伏击手段歼灭吉家庄出来的敌军,也可以将其阻挡住一定的时间,为主力结束当面战斗后来援提供条件。而连长则率2个排前往增援团部战斗。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既主动又不失稳妥的办法,为取得战斗全胜增加了筹码。
与一般企业相比,跨国经营企业中的员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其形成的价值观使他们的需求、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学习方式、期望和愿景也会不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不仅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很难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哪怕是初步建立了新的企业文化,企业员工仍然会保留着各自文化所代表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理念的痕迹.
当然,两次战斗也有一些教训需要汲取,即两次战斗中都存在未能及时切断敌军退路,致使部分残敌逃走,以及未能切实控制敌方来袭道路的缺陷。
中央分隔带为防撞墩,宽度0.5 m。喷洒装置如图11所示。由于装置下边缘距路面高度为40cm,一旦车辆与防撞墩碰撞,根据防撞墩“凸字形”的设计原理,车辆碰撞凸型部位后会被弹回,一般不会直接与喷洒装置产生碰撞,因此,安装方案是可行的。
在山区作战的八路军部队
东浮头村战斗中,我军虽然将当面来袭之敌击溃,却未能将其全部歼灭,最主要的缺点是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未能及时切断敌军退路。要想取得全歼敌军的最好办法是对其实施包围攻击,而要想达到包围的意图就必须处理好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实施攻击时应协调好反击部队和迂回部队的动作,当迂回部队切实切断敌军退路之后再实施强大攻击,这样可以将当面之敌包围,至少可将其大部歼灭。
然而,在东浮头村战斗中,我军正面攻击部队动作太猛,还没有等到迂回的2连控制住敌军的退路,就将该敌压迫退走,导致未能将该敌全部歼灭。当时,我正面攻击部队应该采取积极动作,甚至采取故意示弱的动作,如部队稍微后退或降低火力强度等,吸引敌军滞留在我军阵地前面,等2连迂回到敌军背后时,再实施两面夹击将其一举全歼。
由于我方部队协调不够紧密,形成的空隙被敌军利用成为其逃走的通路。在西浮头村战斗中,我军主要的缺点是对从吉家庄通往西浮头村的道路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只重视公路方面的警戒,却没有想到伪军利用山脚道路,避开了我方预伏部队。幸得我方潜伏警戒哨及时发现敌情,以及群众及时报告敌军出动的消息,否则我团部和侦察连很可能就会被打个措手不及,从而增大我方损失。
编辑/曾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