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界论文,现阶段论文,院士论文,大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院士的由来和含义
院士，英语、俄语、日语分别为academician,aкaдемик，ァカテミ一會員。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某些国家科学院、工程院部分高级研究人员的称号。17世纪中叶出现了法兰西研究院、英国皇家学会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院研究院学会，有了最初的近代意义上的院士、会员(academicians，也可译为会员)。1863年美国全国科学院成立。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成立，1947年，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院士制度。1948年选出院士80余人，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这些学者便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院士。1949年全国解放，原中央研究院有少部分机构和人员迁台。1954年“中央研究院”重建。其院士的规模和学科分类至今仍如创建之时。1949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1955年设立学部委员制度(即院士制度)。分数理化部、生物地学部、技术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选出学部委员(院士)200余人。1957年增补了18人。“文革”期间及稍后，学部和学部委员被迫停止了活动。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另建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制度并增选学部委员，还把数理化部分为数理部和化学部，把生物地学部改为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恢复学部委员制度。1994年，为配合设立中国工程院和选举工程院士，也为了便于国际交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并设立了七个学部，机械与运载学部，信息与电子学部，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能源与矿业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医药卫生学部。2000年又增设工程管理学部。2006年5月，中国工程院增设农业学部，并把原“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调整为“环境与轻纺学部”。首批工程院士有100余人。现在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由于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覆盖了中国工程院的九个学部，所以特别优秀特别出类拔萃的技术科学家还是双料院士。双料院士现有几十人。
关于院士的含义，新华社电讯稿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工程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这是国家对院士的标准定义和正式评价。它令多少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羡慕不已、魂牵梦萦。于是，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社会科学家、半官半学的(文科)学者热衷于在各种场合倡议设立社会科学界的院士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准备在该院内部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对此，笔者感到困惑。因为设立社会科学的院士或学部委员，显然是指要为那些科研成果最多、最大、最新、最重要、水平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者冠以院士或学部委员的头衔，让其享有院士或学部委员的殊荣。遴选的主要标准当与科技界的院士一样，主要是科研成果。但社会科学界的情况，与科技界大不一样，既不好照搬，也不好移植，又不好新设立个什么(诸如全国社科联会员什么的)，还不好恢复或变相恢复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二、设立社科院士的弊病
笔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可简称文科)不宜实行院士制或变相的院士制即学部委员制，否则院士的遴选便必然不可能是公正的，必然受政治的影响很大，必然弊大于利许多。如果非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由于存在着以下不宜的因素，其结果便会违背重视社会科学、尊重人文学者的初衷，就不会调动而只会挫伤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就不会促进而只会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重视社会科学、尊重社会科学学者并不在于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或恢复学部委员。
1.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下简称社科成果)有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当今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奖励莫过于诺贝尔奖。现行诺贝尔奖设有一项社会科学奖，即经济学奖。另有两项与社会科学有关即文学奖与和平奖。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很适用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曾奖给过并无传世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丘吉尔。而中国至今无人在中国土地上获此奖，包括茅盾、巴金等一代文学巨匠。
2.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标准难以掌握，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黎澍同志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系列重要论文(载《历史研究》《文汇报》《求是》)和批评黎澍同志观点的系列重要论文(载《历史研究》《求是》等。黎澍的系列论著发表出版在1984年前后，直至2000年还发表了一篇《“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0年第10期)；房仲甫先生阐述殷人航渡美洲的系列论文(载《人民日报》《世界历史》等)和笔者否定殷人航渡美洲的系列论文(载《拉丁美洲研究》《文史杂志》等)。试想，上述社科成果重不重要，但如果要选院士又该选哪一方哪一位？就说笔者这篇短文，如果发表也算是一篇小论文，一个很小很小的成果，但主张设立社科院士的学者会认为它是一派胡言、一通谬论。《真理的追求》刊发的论文时常批评批判别的刊报发表的论文，其中似有一对一错(《真理的追求》现已停刊)。但按常规和量化管理(量化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管理，笔者觉得是有利有弊的)，在有统一刊号的刊报发表论文就算社科成果。
3.社科成果的轻重、级别、平优难以把握。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自然是取得了一项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则是常事。有人建议，是否可把文科院士的候选人限制在博士生导师之列，以保公允。但问题是不少的地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国家级干部已是文科博士生导师了，如果要选文科院士怎么保证公允？
4.多数社科成果有时效性，而多数科技成果无时效性。应用技术方面的许多成果虽然也要过时、要被淘汰，如铅字印刷系统、蒸汽机、电子管、机械式手摇计算机等，但在研究、设计、制造这些东西时发现的定律、现象、效应、公式、方程等永远有价值，许多制造工艺、技术、设计原理、加工方法等还被后继的新技术产品吸收，如激光照排系统、内燃机、晶体管、电子计算器计算机等。社会科学则不一样。例如当初阐述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文专著，研究计划经济的论文专著，当是重要成果；而现在改提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市场经济，原来的成果便过时了。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方的许多这方面的重要文章论著当时当是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但8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那(指大论战)是一场误会，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
5.社会科学与政治和行政密不可分，不便确定院士的得主。许多理论、文化、出版等部门的领导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的工作都与社会科学密切有关。假如设立社科院士，用什么来规范他们正常当选，防止他们优先当选。
6.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在时间和操作上不方便。社科成果的表现形式一般为论文、专著、辞典。它们的载体是印有几千至几百万铅字的一堆纸，评审鉴定时难以卒读，评判专家也不一定好找。科技成果虽然也得有论文专著，但一般都不长不多，特别是那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不是其主要载体；而是一般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立等可验，较好评审。就拿笔者打这篇文章所用的中文之星《智能狂拼》软件来说，它比起本人以前用的“智能拼音”软件就要快一些、方便一些。这自然就是一项小小的科技成果。但它的研制者不一定非要把它写成论文在《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或“某某大学学报”等科技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才算成果；它的载体和形式就是一张小小的光盘；它的评判者也可以是广大用户。金山公司研制的智能集成办公软件——WPS 2000已荣获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它的研制者也没出什么论文专著。而仅仅是在它占领了市场，获得了广大用户好评，与美国微软的Word平分秋色后，才编写了一本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再如，世界先进的美式战斗机和苏俄式战斗机若一定要决出个雌雄，评判它们的，除了航空专家以外，一般技术人员、飞行员也能评判。评判工作除了在检测室里和航展时进行飞行表演的空中，更主要是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和科索沃战场。评判结果是50多年来各有千秋。因此，如果我们的科技专家能够研制出与美俄战斗机相抗衡的或者相差不远的战斗机，则其主要研制者便可以候选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7.有些社科成果不是在自由公平的竞争中取得的。如明定陵、秦始皇兵马俑坑、三星堆遗址，当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发掘，自然会取得一批考古研究成果。但它们是由主管部门交给社科院考古所和古墓葬遗址所在省、市的考古文博单位发掘的。倘若交给别的考古文博单位，也同样能安全、准确、快好省地发掘出来。光明日报社的一位记者1999年在《光明日报》连载十多篇总标题为《千年：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的系列文章(还在《寻根》上连载，又结集为单行本《变乱中的文明——公元1000-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而一般的社科工作者则很难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即便是有名望的专家权威也只是偶尔在上面发一篇约稿文章。
8.社会科学界的违规失范情况比科技界严重得多，而且为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无法根本好转更无法杜绝。现在已有网上交易论文、为人AI写作论文以帮他(她)混文凭、自己挣大钱的了。尽管这不合法，也为人不齿，但这些AI写作的论文也都是社会科学的论文。因为AI写作者与其为他人AI写作科技论文赚钱，不如把AI写作所花的时间精力用去搞发明、卖专利，这样一样赚钱，而且还可出名。还有，科技界评价科技工作者并不主要看论文专著，而主要看他(她)的发现发明创造，例如前面所举的智能狂拼和WPS2000的例子。许多科学院士工程院士也没有几本专著、几十篇论文，工程院士们更是如此。例如，国庆五十周年前夕被隆重表彰的、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便没有多少专著论文，但他们几乎都是院士(而且大多是科学院士，只有两位因早逝而没来得及当选为院士。一位叫姚相斌，航天材料和运载火箭专家，1968年去世，年仅46岁；一位叫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83年去世，享年66岁)。再如，即将竣工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这里面要凝聚多少中国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建筑师的多少科研成果和心血。但它不一定必须写多少论文出多少专著。而且笔者相信，必定有院士参与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技术攻关；也必定会从中产生个别新的院士(果不其然)。
9.社科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是论文、专著、书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钱便有专著、论文集和低级别刊物上的论文。译著也是一类社科研究成果。四川省社科成果评奖的成果分类便为：论文、专著、译著、词典工具书、资料汇编古籍整理、科普读物六类。但很久以来，有钱就可以请人代译，自己署名，再搞书号刊号出版发表，而且这些都已合法并日渐合理。君不见街上挂着对外翻译(类似五六七十年代的AI写作书信)牌子的有执照的合法店家吗？但有钱不一定有科技研究成果。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按人均收入最有钱，但却没有科学家队伍，也没有什么科技成果。台湾地区较有钱，所以社科成果较多(不一定很大很优)。不少大陆人文学者近年来也常因无钱在大陆出书，于是在台湾出不要自己掏钱的自己的社科专著。但台湾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科技成果。
10.一些极其重大的社科项目往往由高级领导干部挂帅、主持编纂工作。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社科类各分卷也大多由高级领导干部任编委会主任，如《当代中国》丛书由邓力群任编委员主编；正在编纂的《中华文化大典》由肖克挂帅，主持工作。如果要选院士，是选挂帅的领导同志或是具体负责的学术权威呢？还是其他主研人员？如果都选，岂不过滥。而重大的科技项目、成果一般并不需要高级领导干部挂帅、挂名。就拿前面提及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来说，其科技类各分卷的编委会主任均不是高干。重中之重的两弹一星工程，挂帅负责的中央领导同志如聂荣臻张爱萍也不是院士。
11.社科成果与新闻报道理论宣传文学创作分不开。在中央各大报、省级主要报纸等媒体工作的记者编辑，经常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文章，有些也有一些理论性研究性。这些算不算社科成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该不该候选当选社科院士？姚雪垠以写历史小说名闻遐迩，金庸以写武侠小说誉满中华。他们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和历史论文。金庸现在还兼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离院士只差一级了(笔者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可分四级，即副高、正高、博导、院士)。如果要设社科院士，他俩又该不该候选当选社科院文学部院士或学部委员？(社会人文科学门类虽多，但笔者认为可按十大类分科和管理，即文、史、哲、经、法、外国问题、教育、艺术、军事、管理。)其他与他俩成就不差上下甚至更大的作家又该不该候选当选文学部院士或学部委员？因为他们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创作经验谈的论著，有的还搞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
12.社科(或曰文科)不太专业，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研究，也可以搞点成果出来。例如，科技工作者到中年老年转过来搞文科并有成果者大有人在，反之则没有；理工科的大学生、研究生转过来考文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并取得学位者大有人在，反之则没有；考不取大学却直接考上硕士研究生、考不取硕士研究生却直接考上博士生的文科学者也大有人在，理工科则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少年艺术家音乐家体育明星作家诗人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少年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离退休的高干去写小说、研究历史、写其他社科论著并有所成就者大有人在，而去搞科技发现发明创造并有成就的则没有(除非他离退休前便是搞科技的)。倘若设文科院士，谁能不许那些大有余威很有影响德高望重又有点成就的离退休高干候选当选？各种研究生班、研修班多是文科类(除非他本来就是大学教师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读者多是企业家、领导干部、各界名人。并终究能拿到学位。如果设立社科院士，又怎能防止其中之人有一天又会遴选为院士。
13.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各课题可以由许多单位许多人反复做，只要出书便算成果。例如，《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六种译本，《哥伦布航海日记》已有四种译本。并且每位译者都认为自己的译本最好。而且还将出新的译本。文科大学生、研究生的各学科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的不知有多少版本，而文科教材与专著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各种各样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词(辞)典许多是大同小异的，有些甚至篇幅也是相近的。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学论著据统计已有上千篇论文上百本专著。研究《红楼梦》的“红学”论著民国以来迄今，已有几千篇论文几百本专著几十部工具书和资料汇编几种专业学术期刊。研讨西部大开发的专著论文集已有上百本，论文已有上千篇，而且方兴未艾、势头强劲，将继续稳产高产。这其中重复的和大同小异的不知有多少。谁能说那些新出版物不是社科研究成果？怎么防止它们在选举文科院士时发挥作用？而科技界方面，同样一个课题，至少是，如果国内已有单位有人搞了、研究出来了、把问题解决了，他人他单位再重复，便不再是科研成果了。除非有新的明显的进步和完善。例如智能拼音输入法取代全拼音输入法，智能狂拼输入法又排挤智能拼音输入法。基础数学、理论物理、天文、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许多纯理论研究领域还必须是世界第一才算研究成果。例如最近朱熹平二人对庞加勒猜想的破解。又例如有位数学爱好者自费在经济出版社出了一本《试证哥德巴赫猜想》(1995年，中英文双语版，共500多页)。但它是否是科技研究成果要由数学界的专家学者、院士们甚至外国同行评判(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说，他的书权当是小学生的数学作业，请专家们批评指正)，而非像文科那样出版发表便算成果。
14.难以搁平、保持平稳。如果一定要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我们假设社科院士是这样定名)，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的军事理论家、艺术理论家、教育理论家们(不是军事家、艺术家、教育家)也许也要求设立他们那个学科的院士。因为社会科学院没有他们那些学科门类。他们科研项目的申报不由全国哲社规划办受理，而由全国教育规划办、全国艺术规划办、全军哲社规划办受理。据《学位条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12个学科门类授予。著名的艺术家、运动员、教练员便也会要求设立他们那个领域的科学院研究院或其他什么院，选举他们那个领域的院士，诸如中国画院院士、中国体育科学院院士(后一个还未建立)之类……那样岂不乱了套，岂不院士大贬值？
15.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某些编辑互相交换论稿发表的现象较普遍。文科学术期刊的编辑，也是社科工作者，也要搞科研。卓有成就者自然也是社会科学家。文科学术期刊的编辑们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编辑相互之间搞利益交换，你的论文拿到我这个刊物发表，我的论文拿到你那个刊物发表，遂使自己成为论著等身的大学者。个别的还对某些来稿要求挂名，否则退稿。虽说现在逐步推行三审制、盲审制，但那只能遏制一般的关系人情稿，并不能完全阻止利益交换稿。级别越低的刊物这种现象越甚，反之亦反。又不能硬性规定低级别刊物的论文折合量化为高级别刊物的论文的几分之一。因为前者有时也发表几篇很有水平质量新意影响的论文，后者有时也发几篇平平的论文(因前面说过很多社科成果评审鉴定的标准是见仁见智的)。再说刊物分几级怎么分也很不好操作。如果设立社科院士，又有什么理由反对那些有几百篇部论著的社科期刊的编辑当选(因为其中也有个别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刻苦高产稳产的)。理工科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则不一样。因为前面已讲过，首先，科技界评价一个科技工作者主要不是看他有多少论文专著，它们不是科技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其次，科技类的大部分学术期刊都要对所发的稿件收费，收费金额一般又大大高于稿费金额。所以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编辑一般不会把自己没有什么水平质量价值新意的论文交换发表。因为那样只能得点小名得不到利还会折(或蚀)点利。而社科期刊的某些编辑们若交换发表论文既能得大名又能得大利(因为大多数社科期刊不收发表费版面费还要给稿费)。
三、重视社会科学的方式
综合以上分析论述可知，不宜像选举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为科学院士工程院士那样，选举最优秀的社科工作者为社科院士。这是因为社科成果的重要性难以用科技成果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就不宜像科技界那样设立院士。这不是说社会科学不重要。我们且不说马恩列斯毛邓的主义思想理论比优秀的科技成果重要多少，就是1978～1979年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也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哲学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其他如《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修订各版促进了语言的规范和统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辞海》(“文革”后新修订的各版)普及了各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新英汉词典》给亿万群众学习英语带来了方便，有力地配合了对外开放。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好几百年，等等。
笔者认为，重视社会科学、尊重社科工作者、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的举措不在于设立院士什么的，而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重：
第一，在决定大政方针时，应注意征求社科工作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成果、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等。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但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第二，适当增加社科研究经费，资助办得好的社科学术刊物正常运作，资助优秀的社科著作、论文出版、发表。适当增加社科课题的立项数量。目前每年的社科课题立项太少，且相当大一部分被少数权威把持。此外，还要适当提高稿酬。现在有些学术刊物不给稿酬，个别的还要作者倒给发表费、版面费、审稿费等。这些刊物这样做也有其难处，所以需要国家适当增加拨款来解决。
第三，改善社科科研条件。资助各大公共图书馆、各重点大学图书馆购买国内外的图书、报刊。资助社科研究院所、各大学购买文科很需要的复印机、微型计算机、扫描仪等设备器材，资助上网联网。这些设备目前仅配置到系、所一级，应争取普及到教研室、研究室一级。
第四，可适当提高社科成果奖励的档次级别。目前最高级别的奖励是两年一次的省级奖、中国社科院奖以及三年一次的教育部奖，1999年全国哲社规划办评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可增设国务院级评奖。
第五，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现在也请一些很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讲点课，这是一个好开端，望能坚持和加强。各省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应向中央领导同志学习，请当地的社会科学家讲点课。
第六，文科学者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名额很少，诸如出国开国际学术会议、作访问学者、调查考察、合作科研、讲学、攻读博士、作博士后，等等。应多给名额多给机会。
第七，许多社科学术期刊只有内部准印证号，尚无全国统一刊号。对其中办得较好的应批给统一刊号。
总之，由于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各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不必处处要与科技工作者攀比(诸如重奖、学部委员—院士、年度十大新闻、年度十大成果、争论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是第几生产力等)。我们应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于科研、教学和其他工作，争取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民主和法制建设、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努力。